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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

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糅合儒家经义以代替繁琐的两汉经学的一种哲学思潮。其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即宇宙最终存在的根据问题,亦即本体论的问题。

产生及主要内容  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动摇,今文经学和谶纬内容空虚荒诞,丝毫无助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带有“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魏文帝时,刘劭著《人物志》,以名家、法家立言而杂糅道家思想,并把品鉴人物的一般原则提高到哲学高度进行探讨。作为儒学根本的《周易》之学,此时由于拘执于象数十筮,义理隐晦,产生了对易学重新探讨的需要。在这种社会政治、学术思想发展的背景下,出现了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玄学的名称最早见于《晋书·陆云传》,谓“云(陆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魏晋之际,玄学一词并未广泛流行,其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即所谓“玄风”。一部分玄学家主张毁弃礼法,但多数依然维护着封建的伦理观念。

在哲学上,主要以有无问题为中心,形成玄学上的贵无与崇有两派。贵无派主张“以无为本”,认为万有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本体“道”或“无”,世界万物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有这个本体,形形色色的宇宙万物,都是这个本体的表现,即所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崇有派主张“自生而必体有”,反对贵无派“以无为本”的说法,认为“有”之所以发生,并非另外有一个东西使之成为“有”,而是万物“自生”、“自有”,把宇宙的全体看成是由万物自身所构成的,即所谓“始生者,自生也”,“总混群本,终极之道也”。

发展阶段  玄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按照东晋史家袁宏的划分,夏侯玄、何晏、王弼为正始名士;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为竹林名士;裴頠、王衍、庾、王承、阮修、卫玠、谢鲲为中朝(即西晋,往往特指元康年间)名士,将玄学划分为三个阶段。当代学者基本上承认这一划法,但认为西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应是裴頠和郭象,并提出东晋也自成一个阶段。

正始玄学(约240~249年)以王弼、何晏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由汉末才性问题的讨论演进到玄学本体论的范围。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用道家思想解释《周易》。时人注重《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为“三玄”,是魏晋玄学家最喜谈论的著作。他们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是世界的本体,“有”为各种具体的存在物,是本体“无”的表现。王弼还从哲学上探讨自然与名教(一般指以正名分、定尊卑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的关系,宣称名教出于自然,尊卑名分是自然的必然结果,应当反映自然。何晏作《道德论》、《论语集解》,王弼注《周易》、《老子》,著《论语释疑》,皆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企图齐一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的矛盾。王、何等玄学家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哲学问题问难析理,反复辩论,称为“清谈”,这是玄学发展的独特方式。玄学家的著作也多采用问答辩论的文体。王、何等人出自儒家,身居显位,而又寄托心神于老庄,显示超脱世俗的姿态,既能辨护世家大族放达生活的合理性,又能博得“高逸”的赞誉,所以玄学在短时间内蔚然成风。

竹林玄学(约255~262年)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在哲学上嵇、阮与向秀利用了王弼体系的内在矛盾分别发展了王弼“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的思想,使正始时期的玄学向两个方面发展。嵇、阮崇尚自然,认为“自然”乃是宇宙本来的状态,是一个有规律的和谐的统一整体,其中没有任何矛盾冲突。而人类社会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本应是一个无利害冲突的和谐整体。他们认为名教破坏了这种和谐状态,因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对司马氏集团以名教掩饰政治上的腐败极为不满,否认自然与名教一致。向秀与嵇、阮相反,认为自然与名教不相矛盾,用“称情”、“得性”解释“自然”,提出“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的主张,认为人的欲望与自然“不得相外”。在有无关系上承认有一个“不生不死”的生物之本作为万有生生化化的根据,但引进了“自生”、“自化”的概念,成为玄学发展中从王弼的贵无向裴頠、郭象的崇有过渡的中间环节。

西晋玄学(约263~316年)以裴頠、郭象为代表,构成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玄学仍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嵇、阮“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由贵无派发展到极端,使当时一些名士如阮瞻、王澄、谢鲲等人,继承嵇、阮思想中颓废的一面,嗜酒极欲,追求表面形迹上的放达。这种放浪形骸的拙劣模仿完全窒息了玄学贵无派在思想上的创造力,使它走向没落。二是沿着向秀的思想发展为裴頠和郭象的崇有论哲学。裴頠(267~300),裴秀之子,作《崇有论》,指斥时弊,批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气,重新肯定名教的作用。哲学上提出“至无者无以能生,始生者自生也”的观点,反对在万有之外去寻找事物的本体,认为万物是“自生而必体有”,没有别的东西作为其存在的根据,从而完成了从贵无向崇有的过渡。郭象(252~312)进一步发展了裴頠的崇有论思想,提出“无不能生有”、“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等新的命题,并在万物“自生”说的基础上提出“独化”的概念,把崇有论推向极端。

东晋玄学(约317~420年)以张湛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时司马氏政权南迁,社会矛盾尖锐复杂,进一步导致思想上的空虚。因此超生死、得解脱的问题便成为玄学的中心内容。张湛注《列子》,综合崇有、贵无学说,提出“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的思想,把世界和人生视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虚伪无常,主张采取“肆情任性”的纵欲主义人生观,把玄学引入了绝境。这在政治上反映了门阀士族的没落。东晋以后,玄佛合流,般若学各宗大都以玄学语言解释佛经。因此,讨论非有非无的佛学取代了讨论本末有无的玄学,中国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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