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法庆：一个环保农民的激情与梦想
38岁的杭州农民陈法庆，自身残疾，却以一种积极甚至极端的方式，急切建立健康的社会。
他拿出大半家产，39万元，在《人民日报》等媒体做环保公益广告，想提高中国人的环保意识。
他不断举报非法行为，差点被人打瞎右眼。房子两次被烧，一张恐吓信贴在大街上：“陈法庆……我帮已经决定，只要看见3323车（陈法庆的车号），就拿（你）一手一脚。”
他建立了自己的环保网站，提出了立法建议。他得到了国家环保总局解振华局长批示：“这是一件好事，望认真研究，将此事变成促进严格执法，环保局与群众共同执法的动力。”
9月初，本报记者在杭州余杭区仁和镇奉口村专访陈法庆：是什么使一个中国农民，不断做出这些令人注目的行为？
举报
陈法庆虽说自己见了太多的坏事，心情不好，但总是带着憨厚的笑容。因为听力有障碍，他将头伸向说话者，并一再不好意思地要求别人讲话大声点。从1992年到现在，这个陈法庆管了“闲事”数百起：环境污染之外，还有违法行政、虚假评估、工程质量低劣等。1998年被人报复，他的右眼被打成轻伤，做过两次手术。2003年5月和2004年6月，在他不断举报当地石矿污染后，住宅两次被人纵火。
记者：为什么举报他们呢？
陈法庆：我们仁和镇有石矿11家，附近18000多人生活在粉尘和噪声中。如果你骑着自行车走500米，头上脸上全是白粉。在石矿上，隔着3米就看不到人，有100多工人得了硒肺。一开始我不想得罪人，谁也不想举报。但是，生活在漫天的粉尘中，实在无法忍受。我就隔三岔五给镇、区政府和环保部门打电话投诉，一共投诉了十几次。
记者：你不怕那些企业报复你吗？
陈法庆：举报别人，一开始我是怕的。1992年，我搞了3条船做运输，发现有人卖假发票，我觉得不对，就想向政府反映。第一次很害怕，偷偷摸摸写封举报信，连名字都不敢署。那时觉得，虽然人家不知道是我，但卖假发票的跟我没什么关系，又不害我，我这样做，好像很不光彩，所以提心吊胆的。后来写得多了，也就习惯了，但还是不敢署名。
记者：后来胆子怎么大起来的？
陈法庆：1998年，我因为举报非法行为被人打伤眼睛后，上访了半年多，有正义感的媒体报道很多，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而在当地执法部门的公正判决下，打人者坐了半年牢。这件事，使我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一个农民，没有什么靠山，打人者终于受到法律制裁。从那时起，再写举报信，我开始署上“陈法庆”，再也不偷偷摸摸了。我感受到一种支持，就是政府对我的保护。
打官司得到高层首肯
2002年6月，因为石矿粉尘噪声，陈法庆将余杭区环保局告上法庭。
记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陈法庆：我当初是想告企业的，但这个镇上有11家企业，如果只告1家，另外10家呢？如果告11家，那也太麻烦了，干脆告环保局吧，环保法第16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
记者：你的官司赢了吗？
陈法庆：虽然输了，但这个官司，新华社和省、市新闻媒体报道了，国家环保总局解振华局长批示：“这是一件好事，望认真研究，将此事变成促进严格执法，环保局与群众共同执法的动力。”同样令人高兴的是，余杭区环保局和仁和镇政府也联合成立了粉尘整治领导小组，加强污染防治，减少了80％的粉尘和噪声，近2万人呼吸到清洁的空气。这样的官司，我多输几个也无妨。
提立法建议
2004年5月18日，陈法庆撰写对公益诉讼立法的建议，发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等部门。一个农民的立法建议，得到专家的重视。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提交了一份《尽快建立健全环保公益诉讼制度》的提案，这份提案，得到了陈法庆的启发。
记者：你怎么会想到写立法建议？
陈法庆：打了几个官司，我就觉得我们法律上有问题。审理同类的环境污染案件，可能有不同的判决和裁定。在我国，由于相关法规的欠缺，对公民个人提起的公益性诉讼，法院可不予受理，依据的是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我觉得，公民个人提起的公益诉讼，法院也应立案审理，只有这样，职能部门的行政行为才能受到监督，公众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保障。
自费做环保广告
2004年5月10日，陈法庆掏出1万元，在杭州电视台做了一个环保公益广告，5月28日，在《人民日报》刊登“善待环境就是善待自己———农民陈法庆”的广告，花了4万元。从此一发不可收，他先后掏出39万元做广告，渐渐地，他的家底快掏空了。
记者：做环保公益广告的点子是怎么来的？
陈法庆：这些年来，我为了治理环境污染，先是口头提意见，没用。后来打官司，输掉。最后写立法建议，也没消息。我整天在大坝上走，心里烦闷。我虽然是聋子，可我不是瞎子，水污染得这么严重，我们还在喝这样的水，我该怎么办？
2004年4月的一天，我在家里看电视，心里一动，啊，自己花钱到电视上做广告，不是蛮好的吗？不光我的家乡有环境污染，其他地方还更严重呢，如果能提高大家的环境保护意识，那多好啊。我想了近一个月，带着2万块钱，到了杭州电视台，心想，要是太贵，我就不做。
电视台的人很高兴，说不收我钱，算我们合作。我一听，没意思。如果不收我钱，对观众触动不大，而我一个农民出钱做广告，观众会受到很大触动，一个农民都这样做，我们大家能无动于衷吗？我花了1万块钱，广告播出来了，很多观众打电话，说很受感动，效果蛮好的嘛，我很高兴，就揣上5万块钱，去北京找《人民日报》广告部，说：“我是浙江农民，想在你们这里做环保公益广告。”他们告诉我，还从来没有一个公民在《人民日报》做环保公益广告。到今年6月5日，我在《人民日报》做了3次广告，两次是号召保护环境，一次是号召向印度洋海啸灾区捐款，一共14万，署名是“农民陈法庆”。
我后来又想到灯箱广告。如果我是一个亿万富翁的话，我要将灯箱广告做到全国每一个乡镇！让这种特别的方式，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我这人傻乎乎的，如果我真有那么多钱，肯定会这么做。现在，我分期出资25万元，委托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会城市做32幅灯箱广告，其中北京两个。
?旎繁Ｍ?BR> 今年6月7日，陈法庆在余杭区仁和镇租了一间办公室，买了电脑，聘请了工作人员，办起了“农民陈法庆环保网”www.nmcfq.com，接受全国各地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投诉，并在网上公布，反馈给政府有关部门予以查处。
记者：为什么要办网站？
陈法庆：光做广告也不行啊，做完了广告，我还要回过头来，面对面地与污染做斗争。我成立了这个网站，接受大家的投诉，将投诉转到环保部门，或是纪检部门。我希望能办到这种程度：全国各地的环保部门，时不时上“农民陈法庆环保网”，来看看他们那个地方，有没有环境污染被曝光，如果有，就赶紧治理。
他的动力
在这个镇上，陈家的房子算是比较寒酸的。陈法庆说，这是16年前的旧房，一直没钱修缮。他的妻子生着重病，陈法庆正忙着安排她住院，这要花一大笔钱。陈法庆本来想省点钱，买下现在的厂房，可是，“我发了神经，将这钱做了广告。”他说。
记者：你为什么这么做？
陈法庆：我也说不清楚，我究竟为什么这样做？可能是从小就不安分？可能是本性、是良心？我从小爱管闲事，看到不好的东西都要管一下，这么多年来，管了大概有两三百起了。人家有什么难事来找我，我要是不去管，或者没管好，就整天心情不好，睡不着。
我出生在很远的浙江省浦江县，8个月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妈妈把我送了人，不久养父又去世，8岁的时候，养母带我改嫁到这里。14岁的时候，这个养父生病，家里穷，我就辍学了，开始做工，先后做过养殖、运输、建筑材料制造。小时候是外来人，又是听力二级残疾，我常常受欺负。是不是这些经历，让我对世上的不平事更敏感？但小时候，别的孩子合伙欺负我的时候，我拼命和他们打，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求饶！所以，现在那些人恐吓我，贴海报，打恐吓电话，我一点也不怕。
记者：你把那么多钱做了广告，这样做下去，自己的钱不是很快花光吗？难道做环保广告，比自己的生活更重要？
陈法庆：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那么多的人因为污染而得病，死亡。再说，大家都认为农民眼光短浅，我要为农民争气。
记者：有人说你这样做是为了出名，炒作，你是不是很委屈？
陈法庆：我并不想出名啊，只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如果能把环境搞好，出名也是好事啊，可我这个出名的代价太大了，就差命没搭上。我真的不是炒作啊。
道德与避讳
现在他要举报谁，都要事先大大方方地告诉对方：“我要举报你。”他帮人办事从不收钱，甚至对评奖都非常警惕。他似乎想保持一个道德上极为完美的形象。
记者：这样做的原因又是什么？
陈法庆：我事先告诉他，就是不想得罪他。最好是他自己改正了，我也就没必要告了。这样人家不会说我背地里搞人，而是说我勇敢。我举报别人，从来不拿奖金，如果拿奖金，人家就会说我是为了钱出卖别人。
今年4月，阿拉善生态协会给我打电话，说给我评了特别奖，我一听很不高兴，说“不要不要”，我做事又不是为了奖。他又说，还有钱呢。什么？钱？我更不要了，我做这事，又不是为了钱！后来他们又打电话来，说主要是为了请我去北京，与做环保事业的人们交流。我一听这话，才接受了这个奖。
当我在做石矿粉尘噪声污染时，有个专家告诉我，我不应该只是要求关停企业，而应该向他们推荐环保产品，减少污染，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我没答应，我想，推荐环保产品，是企业的事；而我要那样做，企业肯定以为我是推销产品的，我告他们，是因为他们不买我的账。那样，我在别人眼里简直就不是人了。
记者：以后你自己的钱用完了，怎么办？
陈法庆：那我就停下，我不能搞得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毕竟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如果环境依然没搞好，那不是我的问题，我尽力了。
记者：你自己的钱用完了，要使自己的环保事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你是不是应该向一些热心于环保的组织和人们申请资助？
陈法庆：那不行！我要是申请了资助，老百姓会说我，用别人的钱做环保，谁不会啊？我就是要用自己的钱感动他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