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老岩
作者:伍 略[苗族]
这一天,他起了个大清早,装了大半篓的红苕,又捉了一只大红公鸡,用绳子把鸡翅膀和鸡脚爪捆个扎实,也放在那背篓里,然后给孩子们交待几句,便动身往舅舅家去。
路过公社革委会门前时,忽然碰到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原公社党委书记老陶,从路坎上急匆匆地跑下来,挥着手叫道:“老岩,老岩,你等等!”
潘老岩站住脚,等他走到身边时问道:“哪样事,看你急得这样子?”
老陶拉着潘老岸,让过几辆马车,来到一个僻静处所,低声对他说:目前城里的运动又紧了,据说要把一批有问题的人弄到农村里来。如今有一个中学女教师,丈夫在前年被批斗死了,她本人身体不好,又带着三个孩子,被疏散下放到这里来。附近的一些生产队都不愿接收,说是个“包袱”。
“难呐,老岩!如今那母子四人还住在公社那间堆柴的小草房里,咋个办?总不能让人家活不下去呀!”老陶几乎带着哭声说,“我想去想来,只有找你商量了。你就把这个‘包袱’背下来吧!”
潘老岩说:“你讲了半天,她到底有哪样问题呵?”
老陶又告诉他:过去这个中学女老师表现很好,曾经被评为模范教师。“文化大革命”开始,她就被揪出来。过后查不出什么问题,才恢复她的工作。谁知,在学期考试时,她给学生出了一道考试题,说是汽车驾驶员把火熄了,为什么汽车还能继续朝前开一段路才停下来。这本是物体运动的惯性定律。可是有个学生却在试卷上答道:这是因为那个驾驶员高举着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红旗。这个女教师便在那道答题上打了个红叉叉。这一下就出了问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这就成了‘现反’啦?”潘老岩不胜惊讶地说。
“就为这!好在经过批斗,她认罪还好,所以只遭了个疏散下放。”老陶说着,又催促道:“老岩,你看咋办?”
潘老岩闷闷地想了一阵,说:“让我考虑考虑。”便背着背篓走了。
晌午过后,他来到舅舅家。向外公外婆问候之后,便抱起他的小幺儿来搂在怀里。看看那孩子的伤势已开始痊愈,他抱着那只大红公鸡到那位草药医生家去道谢。从那草药医生家回来,潘老岩准备劝他的女人回家。谁知一开始谈判,女人便一口咬定:除非潘老岩让那所民办大学立即下马,否则她就不回去。
“唉!唉!家里糟糕透了,就像个鸡窝……”
“活该!哪个要你去操那份闲心,又不是你家的孩子要读书!野鸡进寨,娃儿跌坎,你还不收这个心呀!”
“娃崽,这都是阿爸的不对。”潘老岩遭到一顿抢白,只好搂着他的小幺儿自艾自怨地说,“阿爸只顾去修建学校,没时间来招呼你,让你受苦了……”
“不要来这一套!你一年三百六十天,何曾有个时候把我们娘崽放在心上。”
潘老岩垂头丧气地转回来。当他转过一个坡脚,看到公社革委会的房子时,他想起了那女教师母子四人。抬头看看天色,冬天的落日已在沉沉西坠,山冲里笼起一片暮霭。潘老岩心头不由生起一阵冷颤,便急急迈开两条短腿,赶到公社革委会去。当他从公社革委会大门口走出来时,背篓里装满了那个女教师的简单行李和一些生活用具,领着他们母子四人,朝着葫芦坝大队的方向走去。
这件事很快就传到潘老岩女人的耳里,而且还传得走了样,好像是潘老岩有意收留了那母子四人。女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敏感,她觉得无风不起浪,万一潘老岩真的横了心,让那女教师去“填房”了,咋办?一个城里头的女教师,有文化,肯定那脸蛋也长得细嫩好看……她越想越着急。第二天,便告辞舅家,背起她的小幺儿,急急忙忙地转回家来。
当然,这是一场虚惊。不过,这件事很快又产生了另外的一种效果。这效果简直就像筑起“黄金台”一样,不胫而走,暗中传颂,从而引得周围那些被疏散下放无处落脚的人们,都纷纷跑到葫芦坝大队来要求落户。潘老岩也就公开宣布他的“施政”方针。他说:“大家瞧得起葫芦坝大队就来吧!哪个能一辈子担保他没有个三灾六难?如今人家是砍竹子遇上了节巴,我们能见死不救么?屋檐底下腾出块地方,让人家避避风雨嘛!”潘老岩就凭着这么个简单的生活道理,把那些被当作“臭老九”的人,都收拢到他的这个葫芦坝大队来。
这一下,他们民办大学所需要的师资人材,也就变得绰绰有余了。
四
潘老岩创办民办大学的事,很快就风传到上面。在举行“开学典礼”后不到半个月,从州里下来两个人,自称是州水利局的技术干部,要到葫芦坝来斟探水利情况。开头,潘老岩热情地接待他们,领着这两个人在小河沟边上上下下转了几圈,详尽地向他们介绍情况。后来,他发觉这两个人有些鬼鬼祟祟,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地形、河床、流量、田畴、土壤和庄稼,而是一再地绕山绕水打听那些被疏散下放到葫芦坝大队来落户的人的情况,还跑到小山丘上去东张西望,问这问那,盘根究底。半路上拦住那些小学生,翻阅他们的作业本子。看到这些,潘老岩的心头不由一阵阵地冒火。
他想起1954年的一桩事情。那年春天,他代表他们常年互助组到县里去参加一次劳模大会。那时县里刚办起一个火电厂,街坊上还在点煤油灯,劳模们已优先享受电气化的生活。那玩意儿也真稀奇,叭地一下亮了,又叭地一下熄了。当下有两个苗族老农代表,竟翘着烟杆头去凑在那电灯泡上咂火,引得满屋子的人哄堂大笑。这件事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潘老岩的脑子里。
从那以后,寨子里每有一个青年人考上大学,他都亲自把他送出寨门闾,一路上再三叮嘱:苗家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科学文化不行。要好好学习,要把本事学回来,将来为国家出力。可是现在,这些人又一个两个被撵回来了。
“……眼看苗家的秀才都快要绝种了,自家办起一所大学,不花国家半文钱,这又碍着了哪家的红、白喜事?尼姆菜坑法,卧顿良列良别孟洛巴方巴洋……”潘老岩从大队办公室转回家时,几十磴坎子
,他几乎每爬一蹬就在心里咒骂一句。“哼呀!这简直是抬石头来压人家的脑壳呵!”
潘老岩的这个怀疑,别的人也同样产生。早饭过后,阿榜姑娘就带着几个年轻人来到他家。青年们七嘴八舌地提出要“整治”一下那两个水利干部。办法是:把尿桶挂到他们住处的门楣上,然后把他们赶出寨子。潘老岩不说话,闷闷地想了一阵之后,才扭头来向阿榜姑娘问道:“阿榜,你的意见呢?”
“我拿不定主意,才带他们来和你商量哩。”阿榜嗫嚅地说,“岩支书,你……你要我们咋办我们就咋办。”
“嗯——这样吧……”潘老岩用烟杆头磕着火坑边说:“不用你们年轻人去动手动脚,这件事就由我来解决好了。”
“那——岩支书,你用的是哪样办法呢?”
“这个……我还没有想好哩!”
其实,潘老岩心头已经有了个谱谱。第二天,他准备到田里去罩上两条鲤鱼来,再炒上两个小菜,请那两个水利干部来吃饭。他想:明人不作暗事。既然上头已经派人来暗中调查他们的民办大学了,不如就把情况都摆到桌面上,请他们回去如实汇报。人嘛,总得讲个天良。倘如经他那么一诉说,或许那两个水利干部还能替他们说上两句好话。抱着这样的善良愿望和侥幸心里,潘老岩提着鱼罩子出门了。
当他回到家时,看到他的女人正在灶房里抹眼泪。
“娃崽家妈,你哭——那样?”
“哭个哪样?哭我的命苦!”
“你命苦个哪样嘛?嫁了个丈夫是支部书记,又生了那么多娃儿,这还叫命苦呀?”
“命苦!命苦!”她一边用锅铲发狠地搅拌着锅里的猪潲一边没好气地说,“嫁了这么个男人,没出息,尽惹祸,穷不说,还害得我们娘崽从来没过个安生清静的日子……”,说着,她竟呜呜地哭起来。
“唉!不要哭!不要哭!”潘老岩一时不知所措,只好提起衣袖去给女人抹了一把泪,“娃崽家妈,我还没有死呢,哭个哪样嘛?”他在灶孔边转了两圈,又对他的女人说:“我告诉你,我死不了。有一次,我去算命,有个算命先生说我是个土星。你知道不知道哪样叫做土星!那土星呀,就是天上的一颗星,我是那个土星变成,我死不了……”
“你胡扯!”
“我不骗你!这个土星变成的人,就是死不了。为哪样只要他倒到地上,受那地气一养,他就活转来了。你不看看这么多年来,哪一次我不是被打倒了又活转来?从五八年‘大跃进’起,好多次了,我都死不了。所以,娃崽家妈,我说我是个土星,你信不信?”
“我不信!”
“唉!唉!你不相信也好,反正是我是个土星。……”潘老岩拿过他女人手中的锅铲,替她搅拌着锅里的猪潲。
这时,她的气已经消了大半。明知道丈夫这些话是在胡扯,但经男人这么一抚慰,再大的气也就慢慢地消了。她擦掉泪痕,转身向潘老岩建议,她要他躲到舅舅家去,十天半月,等灾星过了再回来。
“娃崽家妈,你在说昏话哩。”潘老岩笑起来说:“你要相信,我不会出问题;即使出了什么问题,还有群众呢……”
看到妻子这么担忧,潘老岩心头不免也有些忐忑不安。给她作了一番工作之后,他就出去找人商量应付的办法。
第二天没有事。第三天,大约是早上八点钟光景,从自治州首府所在地开来了五辆黄河牌大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什么宣传队,杀气腾腾地开到葫芦坝,把个小山丘团团围住。
在这之前半小时,潘老岩已经得到了消息。大清早,原公社党委书记老陶就跑到葫芦坝来,慌慌张张告诉他即将发生的事情。这时,潘老岩刚刚起床。本来他的身体还很结实,只因前些年被拉到公社去陪斗一场,被卫生所的一个人在腰背上狠狠地踢了几脚尖,从此留下了个病症,只要天阴下雨就隐隐作痛。由于几天来身心交瘁,他那腰背上的病症又发作了,一夜没有睡好觉。
“没啥!你赶紧走吧,免得连累你。”潘老岩一边扣衣裳一边准备到那小山丘上去。老陶又赶上几步说:“老岩,你是不是暂时避一避?”
“不用!”潘老岩撇下老陶,径直往小山丘上跑,他把学校的师生都召拢来,作了安顿,又一再告诫他们不能莽撞行事。然后才拿了条小凳,坐到学校的山门口边,背朝外,叭着他的短烟杆。
“潘老岩,你搞哪样?”那两个水利干部领着人马冲上来,晃着五四手枪。
“我?……”潘老岩缓缓地抬起头,看看那两个水利干部,冷冷地说:“哦——我在看蚂蚁子打架。”
“胡说!”
“真的,不信你们也来看!”潘老岩争辩着,用短烟杆指指脚边,“看嘛,这不是蚂蚁子在打架么?……”
“带走!”一声吆喝,潘老岩被几个持枪的人押上了卡车。
半小时以后,这支武装宣传队便一举完成了“战斗任务”,他们抓走了潘老岩和其他的五个老师,查抄了学校办公室和各个教室,把教师们的教材、讲稿以及学生们的课本和作业本,统统装进两只大麻袋里,丢到大卡车上。
在那小山丘上热闹一番之后,由葫芦坝大队的社员们在寒风料峭中修建起来的那两间砖头平房,以及原来小学校的各个教室的门窗,都贴上了封条;封条上盖着州、县两级革委会的大红印章。于是,五辆黄河牌大卡车便呼啸着凯旋而归,车轮滚滚,扬起一阵阵尘土。
1970年,潘老岩这个其貌不扬、矮小猥琐的人物,就这样制造了震动全州一十六个县的特大新闻。
五
群众的眼睛是天平,心是筹码。
由州、县两级革委会派员组成的宣传队进驻葫芦坝大队以后,连续召开了十几次大小会议,反复动员群众起来揭发批判以潘老岩为首的“反革命复辟集团”。尽管所有宣传队的成员,都已说得口干舌燥,汗流满面,并且把所有一切诓哄吓诈的手段都用尽了,然而葫芦坝大队的人们,却像巉岩般沉默。这些生性愚顽不化的山野苗民仍然“觉悟”不过来。他们并不认为潘老岩是“反革命”,相反,他们认为他是个大大的好人。两个月以后,当听说有人看到潘老岩裹着半条旧棉絮,脸上留着鞭打的伤痕,被放到一辆马车上送往县医院去时,整个葫芦坝大队六百多户人家,一下子被笼罩在一片极度的悲哀中。到了应该生火做饭时,几乎没有看到一家的屋脊上升起炊烟,寨门闾边不约而同地聚集着许多人,年老的妇女朝着去自治州首府的方向,洒泪饮泣。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五个教师先后被释放出来了,可是潘老岩的去向仍然没有一点消息。
那么,潘老岩死了没有呢?
潘老岩并没有死。今天,当你走到葫芦坝时,你仍然可以看到他还是那副老样子,正在跟社员们一起用肩膀顶着一根大抬杠,撬着一块有谷仓般大小的石头,嗨哟嗨哟地哼着号子。他们在干些什么呢?一时还看不出来。不过,从他们那精神,那气概、那决心,那古铜色额头上闪耀着的汗珠,那由于咬牙使劲而使腮边不停地颤抖的肌肉,那卷起裤管而裸露出来的小腿肚上突然暴胀有如蚯蚓般蠕动着的静脉血管,你可以看到,那简直就像要用他们的肩头去扛掉一座大山。
嗨哟嗨哟嗨哟……
抬扛突然断了,几个人晃动着身子,互相撞在一块。
“再来!再来!”有人又拿起了另一根抬扛。
哈哈哈哈哈……
那豪迈、乐观、爽朗的笑声在田野里飘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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