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奔星：半个多世纪的诗情

　　吴奔星一生痴迷于诗，写诗、教诗、研究诗，并编选诗集和诗学辞典，为中国诗坛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如今他已乘鹤仙去，令人伤怀，再捧读他的遗作，更觉亲近和珍贵。他的诗作自然不如理论著述多，但却有自己独特的韵味和风格，对今天的诗作者，仍有许多启示，这也是吴奔星留给我们的一份弥足珍贵的财富。
　　吴奔星一生大约有两次诗作高潮：一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二是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但不论哪一个时期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都突现出他独特的抒情特色，从而又呈现出一种清丽、婉约的风格。他早期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写了许多下层人民的生活，也有一些爱情诗。如《背影》：“是吗？也许……我只见一个背影。是雾罩住了花？是云遮盖了月？是那么模糊而引人神往！如苇之轻飘，似蛇之摆动，速若雷雨前的一道金光！我只见一个背影，也许……是吗？”全诗写对一个匆匆而过的女性的爱慕之心，有猜测，有向往，有对爱的渴求，有青春期的勃动。但是，作者的感情并未倾泻而出，而是借助于雾中花、云中月、苇之飘、蛇之动等多彩意象呈现出来，令人读后也为之情动神迷。再如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爱国主义诗篇《暴风雨之死》：“狂风来了，暴雨来了，它们并肩地坐在云车上，神气活现地从东边来了。狂风在城堡前徘徊，暴雨在山巅张望，它们辨不清去向，于是就横冲直撞。力竭了，声嘶了，它们的浮尸，迂回地飘向东方去。天，仍是青的，地，仍是绿的，中华的沃壤上，连一根小草都是笔直的！”诗的末端注明是“1940．6．26忆一次敌机大轰炸”。诗人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之情是显而易见的，但并未直接喊出或说出，而是用了象征性的艺术手法，以暴风雨的狂袭和溃败比喻日寇敌机，而以天青、地绿、小草笔直比喻中华大地的生机和人民大众的不屈服。三四十年代的佳作很多，如《示丐女》、《雕刻师》、《废宅》、《更夫》等，都是以独特的抒情方法表达内心之情，是情与像的有机结合。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诗人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不多，只有50年代中期写的《门里关着一个春天》留存下来。此诗写风雪之日内心对祖国春天的向往，亦为当时丰收的喜悦而高兴，但诗人的感情也是以独具的“门外是风雪，门里是春天”的意象呈现出来的，读后令人难忘。要知道，在当时一片大唱颂歌、不讲求诗艺、诗美的情势下，这首诗在艺术上富有追求和探索性，是非常难得的。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诗人迎来了他第二个诗歌创作高峰期。尽管随着形势的发展，诗人的感情已逐渐外向化，但其总体风格并未改变，仍然沿袭着三四十年代把感情注入意象的含蓄的艺术手法，读来诗味儿浓郁。但是，有一点却是和以前的诗作不同的，那就是哲理性的加强，给人们思想上的启迪更多，如《桥》一首，可说是诗人对人生经历的深刻概括，然而它对真善美的赞颂，对假丑恶的鞭挞，仍然通过“桥”这一中心意象呈现出来：“天下共有多少桥？人生要过多少桥？桥孔是明亮的眼睛，见过往返、徘徊、前进、后退与动摇。务实者视同艰苦创业的路标，理想者看作通向彼岸的浮标，有情人比拟为银河岸的鸟鹊桥，厌世者想象是阴阳界的奈何桥。有的人记住已过的桥———觉察那山更比这山高；有的人打算过河就拆桥———自以为彼岸并不迢遥。”这是诗中的三节，既有寓意深刻的鲜明意象，又有包孕其中的哲理，而作者对前进者的赞颂和对过河拆桥者的批判之情也隐于其中，令人感怀而思索。这期间写的诗中还有《别》、《眼》、《武则天的“无字碑”》、《鸿沟》等，都是耐人寻味的佳作，从中亦可看出老诗人在诗艺诗美创造上显示的功力。
　　吴奔星从20世纪20年代末登上诗坛以来，就在诗的园地上辛勤耕耘，不仅是他的诗学论著，包括他的诗歌创作实践，都是值得当今诗坛研究的财富。（吴开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