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费(梗概)

作者：王愿坚

　　1934年，我们闽粤赣边区斗争最艰苦的岁月开始了。在主力红军北上后，我们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的一支小部队，就遭到白匪疯狂的“围剿”。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我们被逼上了山。敌人为了整垮我们，竟使出了“移民并村”的毒招，切断了我们和群众的联系。这时，支队政委魏杰同志要我当“交通”，下山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
　　我要接头的人名叫黄新，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媳妇，丈夫跟着毛主席长征了，眼下家里就剩下她跟一个五岁的小妞儿。魏政委怕我找错人，交待任务时特别嘱咐“她耳朵边上有个黑痣”。八角坳离山有三十里路，下半夜才赶到。我悄悄摸进村子，按着政委告诉的记号走到窝棚门口。里面还点着灯，屋里有人轻轻哼着过去“扩红”时最流行的《送郎当红军》。我轻轻敲门，歌声停了，一个老妈妈开了门。小窝棚里坐着三个人，我一眼看见一位大嫂耳朵上的黑痣，就用暗号和她联系上。她很机灵，像招呼老熟人似的，一把扔给我个木凳让我坐，一面让另外几个人回家去。她关上门，把小油灯遮严，告诉我刚才那几个是自己人，还很老练地教我以后再来，先从墙角上一个破洞瞅瞅，别出什么岔子。这位大嫂看上去和善、安祥又机警。她没有向我谈困难，而是口口声声谈怎么坚持斗争。在我传达县委对地下党活动的指示时，她一边听一边点头，把困难的任务都包下来了。我要趁早晨雾大赶回去。出门时，她叫住了我，从用纸包着的党证里拿出两块银洋，说自从“并村”后好几个月没交党费了。我觉得很为难，一来上级对这问题没有指示，二来一个女人拖着孩子在这样环境里坚持工作，也得准备点用场。她见我不肯带，想了想又说：“也对，目下这个情况，还是实用的东西好些。”
　　过了半个多月，我又带着新的指示来到八角坳，一到黄新同志门口，我按她说的顺着墙缝朝里瞅瞅，只见屋里地上摆着好几堆腌好的咸菜，她把各种各样的菜理好了，放进一个箩筐里。妞儿不如大人经折磨，不听妈妈的哄劝，把干瘦的小手伸进坛子里，用指头沾点盐水，填到口里吮着，最后忍不住抓了根腌豆角，就要往嘴里填。她妈一扭头看见了，忙把那根菜拿过来。孩子哇地一声哭了。我看到这情景鼻子一酸，就敲门进去。她看我来了，告诉我这是几个党员凑合着腌的咸菜，想交给党算作党费。忽然门外有位妇女气喘吁吁跑来，说有人走漏了消息。我一听有情况就要走。她一把拉住我，让我到阁楼上躲起来。这时街上乱成了一团。她很快地向我交待了一些情况后说：“你可要想着把这些菜带上山去，这是我们交的党费。”话刚完，白鬼子已经赶到，他们在屋里翻了一阵，忽然发现那筐咸菜，逼着要她交出人来。她猛地一挣跑到门口，直着嗓子喊：“程同志，往西跑啊!”两个白匪跑出去，剩下的两个扭住她就往外走。
　　当天晚上，村里平静了以后，我忙收拾好咸菜，找到了那本党证和银洋，然后把孩子也放在一个箩筐里，一头是菜，一头是孩子，挑着上山了。
　　 (原作载《解放军文艺》1954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