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的收割

作者：王西彦

　　因为出身农村，我对季节的变换原来十分敏感。农谚说的是："小满前后，种瓜点豆"，"七月核桃八月梨，九月柿子黄了皮"，"霜降刨葱，立冬割菜"，都按时序行事。但对自己的年龄却不加注意，岁月的流逝似乎与我无关。中学时期读到一位著名漫画家一篇题为《秋》的散文，作者说自己已经三十岁，是到年龄上的秋季了，我觉得好笑：三十岁正当"而立"之年，如日中天，怎么能说是秋季呢?甚至到了一九六六年中国大陆上刮起"文革"风暴时，我已年过半百，仍然不知老之将至。可是，经历了十年九死一生的磨难，等到风雨过去，浩劫结束，想要重新站直身子做人时，对着镜子一照，简直大吃一惊，原来自己面容枯瘦，白发如鮉，已经被命运的巨手无情地推入老人的行列了。从此以后，十多年来，我经常想到老年和死亡的问题，经常被无穷无尽的回忆所困扰而无法自拔。
　　还在青年时代，当然难免有些自许过高，我就给自己定下了追求的目标，要把生命奉献给心爱的文学。我觉得，只有文学才能抒发从童年的时代就积压在心头的辛酸记忆。我学习前辈们的经验，开始用不熟练的笔，向人们诉说身经目睹的人间悲苦。在我早期的作品里，写的几乎全部是家乡浙东农村的见闻。我写童养媳出身的母亲和同样是当童养媳的三姊妹，写周围满面愁容的叔伯婶嫂，写尚未晓事却已被卖往他乡远地的邻家小妹，写被目为不祥有"鱼鬼"的堂兄弟，写绰号叫做"老太婆"的最后饥饿而死的小叔叔，写在战争中失去一条臂膀的麻舅舅，写右腿直膛骨上烂成一个白森森小窟窿的老长工。用不到搜索，只要一提起笔，这些脸黄肌瘦、满身褴褛的人们就会成群结队地拥挤在你眼前。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有了变动时，又有了另一群不同的主人公闯进我的描写范围，他们不再是脸黑背弯、手胼足胝的庄稼汉，而是皱额锁眉、长吁短叹的读书人。他们同样是我的同类，和熟悉家乡农村的叔伯兄弟一样，我也熟悉他们，而且和他们有着更为深切的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感情。于是，在我中期的作品里，就出现了诸如《白翅鸟》《家鸽》《静水里的鱼》《破了壳的蜗牛》《假希腊人》和《清醒的醉汉》之类的题目。一望而知，我对这一群主人公持有一种近似嘲弄的态度。其实，在嘲弄他们性格上的弱点时，我也在嘲弄我自己。我是含着眼泪、忍着心酸这样做的。我知道，他们性格上的弱点和他们所受不公平的待遇不可分，是在他们咽气吞声的忍受中养成的，罪过不在他们自身，而在他们所遭遇的时代。我对他们的嘲弄，是抛给那个可诅骂的时代的。
　　不久以前，有一位好心的评论家把我的小说作品区分为两类：早期以农村景象为题材的，是通过对农民苦难生活的描写揭示人性的被蹂躏和被杀戮；中期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则是描写知识分子对梦的执拗追求，以及梦的最后破灭。我感谢这位评论家的锐利眼光，但应该坦白承认，他的论断把我推入一种可以说是悲伤的情绪里。不错，我曾经把自己一个主要收容写农民生活的小说集定名为《人性杀戮》，又把另一个收容早期习作的集子定名为《悲凉的乡土》；在自己几部描写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失败的长篇小说中，有一部的题名就是《寻梦者》。这些都是无可否认也难以争辩的事实。只是经过评论家的归纳，使我想起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命运。看起来，在过去几十年的写作生涯里，我度过的完全是一种凄苦的压抑的日子。为什么从我的笔端，就不能流露出一星半点欢乐呢?难道一旦执笔从事写作，我的心就始终泡浸在苦水中吗?我过去的大半生，就是这样暗暗淡淡地打发掉的?这究竟为什么?
　　我感到惊讶，尤其是惶惑。
　　在这样的时候，即使怎样不愿意，我也无法不去回顾自己走过来的那条崎岖而泥泞的人生道路。追根穷源，作品总是生活的反映，作为一个作家的命运，首先也就是他作为一个人的命运。自从能够抬头仰望天色的时候起，我发现自己就困守在一个阴暗而窒息的世界里，而且它是如此深邃广大，你无法走向它的尽头。随着年龄的增长，阅世的渐多，这种绝望的心情就越益强烈。童少年时代见惯的饥饿和褴褛，听惯的哭泣和叹息，到了青年时代又被另一种景象所替代，那就是严冬街头的呐喊和抗议，迎面袭来的水龙和棍棒，同伴们流血的额角和湿透的衣衫，自然也还有监狱的铁栅和啷当作响的镣铐。继之而来的则是连绵不断的战火和无穷无尽的灾祸，是求生的呼嚎和遍地骸骨。
　　我有的是更大的惊讶和惶惑。
　　可是，岁月流逝，我意识到了自己身心的变化。我的头发苍白了，眼睛昏花了，牙齿动摇了，步履蹒跚了，记忆力也衰退了，尤其是，思想和情绪都更加凄苦而压抑了。晚上一觉醒来，我在沉沉黑夜中茫然自问："怎么?昨天我还在家乡的田野里骑牛扬鞭，一眨眼就临近生命的尽头了?来到这人世间，我究竟做了些什么，为别人也为自己尽了些什么责任?"实在没有办法，在我脑子里又复不由自主地展现出自己充满辛酸的写作经历，而感到懊丧甚至无地自容了。忽然间，我想起年轻时代所崇敬的一位前辈文学大师，十九世纪俄罗斯伟大作家伊凡·屠格涅夫和他晚年所写的散文集《老人》。在短短几百字的篇幅里，第一行就是"阴暗，艰难的日子来临了"，接着就提到"自己的疾病，亲人的痛楚，老年的凄凉与暗淡"以及"你所珍爱，你为之献身的一切，正在一去不返地衰败和瓦解"，在这种生活走着下坡路的情况下，"怎么办呢?痛惜?悲伤?"这与己与人都毫无用处。惟一能做的，你只有像那枯萎而虬曲的树干上变小变稀却仍然翠绿的树叶：
　　
　　你也收缩起来吧，走向内心，沉湎于自己的回忆之中吧--在那里，在凝视沉思的心灵最深处，你往昔的、只有你一个人理解的生活，将会在你面前闪现出它那芳香的、仍然新鲜的绿意，闪现出春之爱抚与活力!但要警惕呵，可别朝前看，可怜的老人!
　　
　　这首散文诗写于一八七八年，五年后这位写下了《猎人笔记》《罗亭》《贵族之家》和《父与子》等名著的稀世巨匠就因脊椎病的日趋严重而永离人间。他的《老人》显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慰和自怜，读后使人感到颤栗。约在十年以前，屠格涅夫就曾在一篇关于《父与子》的自白里，以凄婉的口吻向年轻一代作家告别时说到自己的处境：
　　
　　二十五年来我"为缪斯服务"，竟在群众对我逐渐冷淡之中告终--并且我还看不到群众重新给我温暖的端倪。新时期到了，需要一批新人。文学界的老兵和军队里的老兵一样，几乎都成了残废。那些能够及时地自动退休的人是幸福的!
　　
　　但即使这样，他也还是向年轻一代作家作了临别赠言，劝告他们"把手伸入人类生活的深处"，力求"在自己的时代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特别是"爱护我们美妙的俄罗斯语言"，"珍惜这一在巧手里能够创造奇迹的强大工具"等等。我是一个自以为能够自我克制的人，但每次重读《老人》和《关于〈父与子〉》，都无法强忍自己的激情，尤其是近年来愈益频繁地感觉到"阴暗、艰难的日子来临了"的时候。
　　"怎么办呢?痛惜?悲伤?"我也会这样反复自问。
　　的确，我也和那位俄罗斯前辈那样，收缩起来走向内心，沉湎于回忆之中，如像前面所说的，以咀嚼往昔的辛酸充当精神食粮。可是，回忆并没有给我带来安慰，往昔并没有在我面前闪现出"芳香的、仍然新鲜的绿意"，相反地，它只能给我带来无穷的怅惘。比屠格涅夫更早的法国十八世纪的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在他散文诗式的《遐想集》中，认为人生是个竞技场，把老人的处境说得比屠格涅夫更加凄凉：
　　
　　我们刚刚投胎于世就进入了竞技场，到死方才走出来。人已到赛场的终点，再去学习更好地驾驭双轮马车，还有什么用呢?那时，还需要考虑的，就只是该如何从中解脱了。老年人的研究--如果还需要作点研究--那仅仅是学习应该怎样死。
　　
　　他惋惜别人很少作这种研究：
　　
　　大凡老人比孩子更依恋生命，比年轻人更不情愿离开人世。因为，他们的全部劳作原是为了生存，而到了生命的终点，他们却发现自己的全部心血都白费了。他们全部操劳和财富，他们辛勤劳作换来的全部操劳和财富，他们辛勤劳作换来的全部果实，当他们魂归九天时，这一切全部给撇开了。他们一辈子未曾想到获取一点临死时能够带得走的什么东西。
　　
　　这种情形自然是可悲的，但他自己是怎样做的呢?他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感觉到"从孩提时代，我就被抛入人生的漩涡之中，我很早就体验到，我天生就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在这里，我永远也达不到我心灵所要求的那种境地"。因此，他要"跳出"他"刚刚起步的人生范围"，使自己在"能够留驻的静谧场所安歇"。这位《爱弥儿》和《忏悔录》的作者，他一生遭受种种灾难和不幸，经过被迫害和被凌辱以及穷愁潦倒、贫病交加的岁月，到了晚年，他离群索居，弃绝社交，定居巴黎，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到郊外去采集植物标本，从中寻求庇护和乐趣，以求认识人生和自己：
　　
　　恒心、温存、安分知命、廉洁、正义感是一笔财富，是人可以随着灵魂带来的无价之宝。我们可以不断地以此丰富和充实自己，不担心死亡会使之丧失价值。我晚年的全部余暇就是花在这种有益的、绝无仅有的研究上。倘若我对自己的研究日有长进，学会了超脱尘俗，那我就太幸福了。
　　
　　因为经历太不公的待遇和太多的烦忧，卢梭悉心追求清静和安宁，努力于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使自己能够"超脱尘俗"。他对人生定了个颇为高远的目标。由于时代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尤其是秉性的各殊，我在耽读卢梭的著作时，一方面感到亲切甚至温馨，但另一方面又感到疏远而望尘莫及。我在暮年的日子里，的确有"比孩子更依恋生命，比年轻人更不愿离开人世"的情形，但这并不是因为"发现自己的全部心血都白费了"，而是觉得无论对人对己，都还没有尽到自己曾经许诺过的责任，需要在离开人世以前作些力所能及的弥补。我要研究的不是"应该怎样死"，而是应该怎样利用有限的余年。
　　前面我说到过青年时代所定下的人生目标，要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心爱的文学。为了这个目标，我已经艰辛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可以告慰自己的是，我坚持过来了，并没有因为遭遇挫折而动摇或竟放弃。在我所寄身的这块土地上，从事文学写作的人特别需要韧性的坚持，即使到了屠格涅夫所说的"阴暗、艰难的日子来临了"的时候，也不能放下你那支听从理性呼唤的笔。屠格涅夫于一八七六年七月间完成他最后一部作品《处女地》，第二年年初在刊物上开始登载，招致了一些责难，他就决定放弃文学工作，在写给朋友的书信里一再地宣告："收割期已告结束"，"打完钟就应该离开钟楼"，"我的名字再也不会出现了"。作为小说家，他果然就此离开了舞台，充当一名自动退休的幸福的老兵。我这个后世的异国读者，觉得自己似乎能够理解他的心情。时代不同了，老兵应该把岗位让给文学界的新人。"长江后浪推前浪"，这种现象也符合新陈代谢的原理。而且，事实上岁月无情，一个人的衰老是难以抗拒的。在我的同辈中，有不少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雄心和计划因健康的丧失而付诸东流。我注意到这种情况并为之感到凄楚。但当我回顾自己，对自己的过去和现状作审视时，一种复杂情绪就涌出心头了。
　　人们喜欢用季节的变换来比喻年龄的增长，认为一个人进入老年等于万物凋零的严冬，展现在你眼前的只有一片荒凉，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收缩起来等待平静而安宁的死亡。可是，每当我想到这一点时，从心灵深处总是发出一个抗议的声音："你的人生道路即使已经接近终点，但到达那里毕竟还有一段距离，你不是还有时间为别人也为自己尽一点最后的责任吗?"对我来说，这个声音无异是生命的警钟，它提醒我不能忘记自己应负的责任。在我过去漫长的写作经历中，数十年如一日地为这个不公世界诉说无穷的苦难，我的永恒主题就是"苦难"二字。
　　即使已经年届耄耋，我怎么能忘记自己的誓言，轻易放弃毕生紧握手中的笔呢?既然钟还没有打完，怎么能离开钟楼呢?而且，春天的繁花和夏天的茂林固然灿烂夺目，秋天的红叶和冬天的白雪不也另有一番景色吗?一个人是不是真正衰老，不能单看他的肢体，更重要的应该是他的心灵，他的意志和信念。我觉得，展现在自己眼前的，是一场责任和生命的竞走，我这个来自浙东农村的乡下人应该保持原有的执拗，去赢取这场竞走的胜利，谋求冬季的收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