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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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印象

  近几年有种“钱钟书热”:我十分景仰的这位老先生确是一位旷世奇才,不少文章提到其人其事;成为传奇人物。刚刚读到一文说他当年投考清华,数学得0分,按例应落榜。亏得时任校长的罗家伦看重他的英文考卷特优(国文也很好),竟聊备一格,力争破例录取。罗校长不啻慧眼独具,为国家选出一位百年难遇的英才。由此我想到笔记本里也零星摘录了钱先生的不少琐闻,姑且凑合起来叙述成章,也算是赶时髦吧。

  我知道钱老的大名是从小说《围城》开始的,但读后无多大印象,觉得平平而已。唯是他在改革后“脱颖”出土,写出了博大精深的《管锥编》之后就另眼相看了。他不愧称为奇才,从十八岁考入清华就表现出色。据比他低一班的乔木同志说:自己在清华读书时,对老师辈最景仰陈寅恪,对同学少年则最佩服钱钟书。一个未出茅庐的毛头小子居然与一代大师相提并论,足见他少年风流和才华毕露。他的另一位同学回忆,钟书当年在清华“才气无两,睥睨一世,老师宿儒,敛手称扬”。对钱先生的才气,莫不异口同声,交口称誉的。他后来“读书破万卷”,靠的是记诵广阅,所以作为清华同学的乔冠华也称赞“钟书的脑袋也不知怎么生的,过目不忘”。这是大实话。这样的大学问家,家里竟然藏书无几,脑子却是“万有文库”;读过的书不计其数,都铭刻在脑袋瓜里。这很像是其泰山补塘先生家学遗风,杨绛先生也不无骄傲地评价学贯中西的乃父:“我爷读的书都是嚼烂了吃到肚皮里的”;引述“中外故事都准确得就像从电脑信息库中调出来的一样”。有其翁又有婿,一个模子造就与众不同的脑子,这不能不说是文坛上的绝对佳话。

  上面说到乔木同志,不禁想起他请钱老改诗的故事。他们同是清华出身,可是一个在宦海浮沉大半生,叱咤风云;一个埋头读书做学问,甘坐冷板凳:各走两条截然不同的人间正道。往后因工作关系碰到一起了,还是君子之交,直到“文革”后才往来较密切,俨然知心朋友了。那时候彼此都垂垂老矣,乔木同志却诗兴大发,写下几首七律,自谦做旧诗没有把握,请钟书先生看一看,改一改。谁料到钱老鲠直成性,竟像老师给学生批改作业那样,挥动如椽之笔,毫不留情地大加涂改并诸多批注。让对方来个措手不及,几乎下不了台。须知这些诗作是作者七十的人生总结,被看作平生自序的;显然非随手拈来的兴之所至。当然,乔木同志是一个识大体的人,虽然涂改过多有伤原意,毕竟知书达礼,何况使一位热心朋友难堪总归过意不去。尴尬踌躇之余,正巧冒出一位三方都时有交往的知情同志,他毛遂自荐愿充当和事佬缓解矛盾。果然,一点钱老就心领神会,坦然承认自己“只能充个文士,目光只限于雕章琢句”,表示要推翻重来。他们共同切磋,把原文恢复,再挑出认为欠妥的字句修饰一下,比如原诗有一句为“弦断琴亡志亦酬”,“断弦”指丧妻,与作者愿意不符,遂改作“弦急琴摧志亦酬”。如此等等,结果大家都高兴。那就是不久就发表在“七·一”《人民日报》上的四首七律《有所思》。

  钟书先生一生才高气傲,应该说是只会做学问而不会“做人”的一介书生。他在清华毕业后就远渡重洋到了以保守出名的牛津大学深造,这不失为如鱼得水,他后来的不求闻达于诸侯,性格孤僻,大概就是牛津传统吧!出国甫归,就和当年被破格被清华录取一样,又一次被西南联大破格聘为教授。年纪轻轻就厕身于战时执牛耳的名校任教,也是很了不起的殊荣。但是解放之后,他就深居简出,远避名利。长达三十年,钱钟书的大名居然默默无闻,为世所陌生。直到煌煌巨著《管锥编》问世,才一鸣惊人,如雷灌耳。据他的一位老朋友说,“同学少年当了大官的,他从来不去串门”。还说“钱先生典籍精熟,许多人都以为他非三坟五典不观,这又是一个大误会。其实他十分关心当今世界上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潮,不但包括文学,而且及于美学、哲学及史学。伦敦《泰晤士报》的每周增刊,他每期必看,而且看得很仔细……”无怪乎美籍的知名学者杜维明也慨叹:真正学贯中西的人物大概已经没有了。有之,钱先生是最后一个。真的,钱先生自己有言: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这是黄庭坚《清平乐》的佳句,也许借过来是很现成的。对春天的“寂寞”,似乎是钟书先生自己也乐意追求的归宿。他半生坎坷,与世无争。被逼封笔多年之后老来逢“春”,可以重新拿起手中笔了,自然分外欣慰。两老从干校遣返伊始,“文革”已渐趋于穷途末路了。可是夫妇俩还没有分配到住房,就权且下榻于社科院学部办公室里,于是,“白天写作的桌子,晚上打开铺盖就是床”——作为笔笔神敛、含咀英华的经典之作、又是钟书先生压卷之作的《管锥编》,竟是在不是书斋的“书斋”里开笔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绝不随波逐流,笔下流洒“四人帮”认为是“另类”的文字,媒体当然不敢刊用。而他依然我行我素,绝不沾违心之言和应景文字。这种真正的“反潮流”精神,也是钟书先生人品的体现。对了,还要交代一笔,像《管锥编》(包括杨绛的《干校六事》)这样“不识时务”又是百万字的四卷鸿文,当年如果不是胡乔木的亲自过问和支持,恐怕是难以付梓的。

  不知是老天不公,还是命中注定,钟书先生离开人世也是冷冷清清的,这也许就叫“有始有终”吧!他走的时候正逢米寿,算得很长命了。可是此前卧床四年多,这期间从未下过床,也够折腾的。火化的那天,更是说来难以置信:据说参加告别仪式的除了一生相濡以沫的夫人杨绛先生和几个亲属之外、,只有社科院的一两位领导和几个办事人员总共十来个人(他本来还有一个独生女儿,不想竟先他两年就因患癌症不治去世了),他的遗体只在八宝山停放半个钟头还不到,没有松柏鲜花,更没有哀乐,甚至没有花圈、挽联和照片。一代鸿儒,就这样悄然升天了。时维1998年12月19日。

  但是,我要特别向“在寂寞里奔驰的勇士”(鲁迅语)致敬,有这样多的方家朋友为您写文章,身后可不寂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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