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香酽的龙井茶
作者:黄苗子
我是二十来岁就和夏公认识,并且长期追随夏公的一个后辈,作为一个93岁的小老头,能够看到《夏衍全集》出版,非常高兴。我不由想起与夏公有关的琐事,所谓“不贤识小”。
夏公是世纪同龄人,出生于1900年,比我大13岁。我记得我十四五岁时就在父亲的床头上翻过沈端先翻译高尔基的《母亲》,我那时完全没想到这位沈端先老先生原来就是夏公,更没有想到,以后我和夏公的长期交往,在潜移默化中,我的为人处世,受到他老人家多么大的教导和影响。长期以来,对于夏公,在我心里是老师,表面是朋友;特别是在八年抗战的紧张时代,夏公让我学会深刻对比,认出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
1938年5月间,夏公那时在广州办《救亡日报》,我干的是机关工作,那天中午饭后,有几位文化人拉我们一起逛六榕寺,六榕寺有一个大铁笼,关着几十个猴子供游客观赏,其中有一个人觉得猴子吵闹,便找一根粗树枝捅入笼里乱扎,猴子们痛得吱吱叫,那人大乐,夏公当时就把脸一沉,事后对我说:“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丧失掉了,还谈什么为国为民!”
当时我还年轻,对这件事我也同样反感,但只觉得这个读书人的行为“不文明”,却没有把它和严肃的人道问题以及对爱国爱民的理想追求联系起来。夏公在日常琐事中,教育启发了我的言行很多,这只是个例子。
在战时重庆,我眼见许多进步文化界人士生活很苦,演员无家可归,瑟缩在后台地板上过夜,书店亏本,老板店员喝粥度日,没有冬衣的作家,披着棉被在床上写作,等等,心里十分难过。有一天和夏公闲聊,他问起我将来想做个什么人?我开口就说:我想做个“百万富翁”,拿钱来给革命做点好事。夏公微笑地看着我,说:等你当了百万富翁,你脑子里就没有“革命”两个字了。夏公饶有深意的一句话,使我心潮起伏,一直到现在。我总在想他对我说过的这句话。
记得1939年夏天,那时廖承志、潘汉年、乔冠华和夏公都在香港,我看到他们忙碌紧张工作,我知道这是为了国家民族存亡和一个远大理想奋斗着,那时我十分羡慕他们,自己也想加入共产党。有一天,我惶惑地问夏公:做一个共产党员,首先要具备什么条件?夏公开口就说:“首先是要具备一个‘人’的条件,然后才能做共产党员。”夏公说话,有时简单深入,鞭辟入里;是的,夏公自己,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这样的,既是一个够格的人,又是一个够格的共产党人。
20世纪50年代初,有一次在北京东安市场,我买到一本新出版的《瞿秋白文集》,夏公翻开末页,就为我写了一段题跋,讲到当年在白色恐怖紧张时,一夜在上海,他在街上一家商店的橱窗前,发现一个穿着风衣的人,帽子压得很低,在那里欣赏橱窗里的服装,身影看上去像郁达夫。他就走上去拍了一下肩膀,那人抬起头,不是达夫,原来是瞿秋白。他们招呼一下,夏公就问:“你为什么还有这闲情去欣赏橱窗?”瞿秋白轻声回答:“正是共产党员,才能够想到每一个劳动大众,都应当享有橱窗内的美好生活。创造物质的人,理应有权享受物质。”遗憾的是,这本有夏公题跋的、极其珍贵的《瞿秋白文集》,后来在劫难中失去了。
夏公在白区的工作之艰苦,令人很难想像。他长期都是在时刻提着脑袋工作的艰危环境中生活。可是他是一个十分豁达的革命乐观主义者,他在煎熬拼搏中,从不向别人诉一句苦。他的个性和他的文风十分相像,我们比喻夏公是一杯香酽的龙井茶。他从来不剑拔弩张。比如在解放前夕,全国上下都处在万分紧张的、公开或隐蔽的决战时刻,我在南京收到他老人家从香港写给我的一首打油诗:“见说黄苗子,如今大不同;衔多名片阔,肚大裤裆空……”。我当时简直哭笑不得,我想:夏公这种从容不迫心态,应当是天生的,是不容易学的。(人民日报2006-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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