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香酽的龙井茶

作者：黄苗子

　　我是二十来岁就和夏公认识，并且长期追随夏公的一个后辈，作为一个93岁的小老头，能够看到《夏衍全集》出版，非常高兴。我不由想起与夏公有关的琐事，所谓“不贤识小”。
　　夏公是世纪同龄人，出生于1900年，比我大13岁。我记得我十四五岁时就在父亲的床头上翻过沈端先翻译高尔基的《母亲》，我那时完全没想到这位沈端先老先生原来就是夏公，更没有想到，以后我和夏公的长期交往，在潜移默化中，我的为人处世，受到他老人家多么大的教导和影响。长期以来，对于夏公，在我心里是老师，表面是朋友；特别是在八年抗战的紧张时代，夏公让我学会深刻对比，认出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
　　1938年5月间，夏公那时在广州办《救亡日报》，我干的是机关工作，那天中午饭后，有几位文化人拉我们一起逛六榕寺，六榕寺有一个大铁笼，关着几十个猴子供游客观赏，其中有一个人觉得猴子吵闹，便找一根粗树枝捅入笼里乱扎，猴子们痛得吱吱叫，那人大乐，夏公当时就把脸一沉，事后对我说：“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丧失掉了，还谈什么为国为民！”
　　当时我还年轻，对这件事我也同样反感，但只觉得这个读书人的行为“不文明”，却没有把它和严肃的人道问题以及对爱国爱民的理想追求联系起来。夏公在日常琐事中，教育启发了我的言行很多，这只是个例子。
　　在战时重庆，我眼见许多进步文化界人士生活很苦，演员无家可归，瑟缩在后台地板上过夜，书店亏本，老板店员喝粥度日，没有冬衣的作家，披着棉被在床上写作，等等，心里十分难过。有一天和夏公闲聊，他问起我将来想做个什么人？我开口就说：我想做个“百万富翁”，拿钱来给革命做点好事。夏公微笑地看着我，说：等你当了百万富翁，你脑子里就没有“革命”两个字了。夏公饶有深意的一句话，使我心潮起伏，一直到现在。我总在想他对我说过的这句话。
　　记得1939年夏天，那时廖承志、潘汉年、乔冠华和夏公都在香港，我看到他们忙碌紧张工作，我知道这是为了国家民族存亡和一个远大理想奋斗着，那时我十分羡慕他们，自己也想加入共产党。有一天，我惶惑地问夏公：做一个共产党员，首先要具备什么条件？夏公开口就说：“首先是要具备一个‘人’的条件，然后才能做共产党员。”夏公说话，有时简单深入，鞭辟入里；是的，夏公自己，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这样的，既是一个够格的人，又是一个够格的共产党人。
　　20世纪50年代初，有一次在北京东安市场，我买到一本新出版的《瞿秋白文集》，夏公翻开末页，就为我写了一段题跋，讲到当年在白色恐怖紧张时，一夜在上海，他在街上一家商店的橱窗前，发现一个穿着风衣的人，帽子压得很低，在那里欣赏橱窗里的服装，身影看上去像郁达夫。他就走上去拍了一下肩膀，那人抬起头，不是达夫，原来是瞿秋白。他们招呼一下，夏公就问：“你为什么还有这闲情去欣赏橱窗？”瞿秋白轻声回答：“正是共产党员，才能够想到每一个劳动大众，都应当享有橱窗内的美好生活。创造物质的人，理应有权享受物质。”遗憾的是，这本有夏公题跋的、极其珍贵的《瞿秋白文集》，后来在劫难中失去了。
　　夏公在白区的工作之艰苦，令人很难想像。他长期都是在时刻提着脑袋工作的艰危环境中生活。可是他是一个十分豁达的革命乐观主义者，他在煎熬拼搏中，从不向别人诉一句苦。他的个性和他的文风十分相像，我们比喻夏公是一杯香酽的龙井茶。他从来不剑拔弩张。比如在解放前夕，全国上下都处在万分紧张的、公开或隐蔽的决战时刻，我在南京收到他老人家从香港写给我的一首打油诗：“见说黄苗子，如今大不同；衔多名片阔，肚大裤裆空……”。我当时简直哭笑不得，我想：夏公这种从容不迫心态，应当是天生的，是不容易学的。（人民日报2006-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