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

作者：冯　艺［壮　族］

　　那年的春天，由北京“五大学生领袖”分裂而开始的唇枪舌战，以至动了棍棒、长矛以及火枪，首都两大派终于大打起来，全国局势陷入混乱。
　　处于当时的困境，我们全家惶惶度日。听说我们居住的那个小城有个别遭遇不好的人已悄悄失踪，改姓隐名背井离乡投奔天山脚下寻求安全。而且，全国各地许多人都自我流放到西北了。我的父母也在为我们打算，急忙写信给在中苏边境阿勒泰工作的我的堂哥。哥哥即回信，说那里的情况还好，叫我们立刻动身，不可迟疑。其实父母是很不愿意让我们离开身边的，但迫于势态，决定让我和二姐同行，投靠哥哥。割离父母，远走高飞，前途渺渺后顾茫茫。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父母，第一次西行。
　　没有高兴，只有眼泪，只有无言的祈祷，父母的，姐妹的，还有我们的。临别时，全家相对黯然。我们从桂东南的一个驿站启程，到了南宁即乘火车到乱哄哄的郑州转过陇海线再转兰新线，要乘六天六夜的火车才能到乌鲁木齐。一路上很拥挤，没有卧铺，就这样整天整夜地坐着。到郑州时，脚都肿了，列车过了嘉峪关，车上的人少了一些。白天，我们只有观看窗外的景致，看着兰新线两侧倔强的钻天杨，看着戈壁的线条、戈壁的层次，看着那些在戈壁小站等待火车的到来求一碗清水的西北农民。不管白天黑夜，困了就打盹，车上睡不稳，一停就醒。
　　那种艰辛，那种惊惧，那时我才13岁。母亲说过，她不想让我们吃苦，她要把孩子们能吃的该吃的苦，自己全部吃下去。这就是我的母亲。却无奈。
　　戈壁是出奇地辽阔而宁静，我们好像已离家好久好久，很想家，眼泪滚烫滚烫地滑落。这时我和二姐谁也不敢对望。
　　经过了长途的爬坡，那列疲倦的火车咣当咣当地停在了乌鲁木齐车站。
　　哥哥工作忙，不能来乌市接我们，他派了一个姓钟的叔叔领着我俩先到和田东街的阿勒泰办事处休息，说明天清早跟货车去阿勒泰。
　　“还要坐车?”坐了六天火车的二姐害怕了。
　　“还要坐三天的汽车，往西北过石河子，过克拉玛依大戈壁，才到阿勒泰边城。”钟叔叔说。
　　钟叔叔与我们共进晚餐。这几天上万里路的折腾，简直使人腰腿发僵，光想喝水不想吃饭，更何况吃的是高粱窝头夹咸菜，一看眼泪就往外直冒，顿时，可怕的各种思想便开始活跃。“神经病，怎么躲也不要躲到这地方”，“以后怎么给家里写信”，“我想回家”，然后又摸摸口袋，我们全部的钱除了路上零用之外，母亲亲手缝在我内裤上仅有八十元。还不够两张回程车票钱!可不敢再往下想了，要不就会倒下顿时背过气去。熬着吧!
　　翌日一早，我们又上了一辆解放牌拖卡的货车，坐在驾驶车里又开始了长途的跋涉。茫茫戈壁，到处有路可循，到站打尖，日暮投宿。走过绿洲，心情稍悦，钟叔叔说这叫石河子，是生产建设兵团拓荒的；驶过油田，少见好奇，钟叔叔说这叫克拉玛依，过去牛羊都不愿到这来；三天路遥，又因久旱无雨，汽车过处黄尘蔽天，到站休息时，我们毛发尽黄。
　　我们在布尔津河畔度过最后一夜。我们姐弟俩坐在一个沙丘上，望着北方的月亮，夜空深邃到无边无际，月亮顿时显得荒凉，四周长出了无数的蒿草。
　　“姐，你说妈妈你们想我们吗?”
　　二姐不说话，我明白她已说不出。我们已走了快十天了，家里一定在等待什么，而等待我们的又是什么呢?明天就要到了，就要见到哥哥和嫂子。我仿佛见到明天的一缕阳光。
　　第二天，当钟叔叔把我们载到哥哥家门时，太阳已经落山了。我们总算到了，我们能见到亲人了。
　　哥哥和大侄儿出门接我们，相见之下惊喜不可名状。我们走进宽敞的家中，看见嫂子坐在床上打毛线，冰冷的脸，一言不发。我们只觉得一阵寒气掠过，似乎天上要下冰雹。
　　不可能。不应该。不会的。我们不敢猜。我们相对无言地坐着。哥哥忙这忙那，沏茶，拿沙枣；问父亲，问母亲……我却无心作答。
　　我那时想到的是出身三代贫农的嫂子，根正苗红的嫂子，不愿累赘的嫂子。我想是我们的到来搅乱了他们的安宁。
　　果然，当天夜里，他们的卧房传出了我们不愿听到的言语。
　　我和二姐终于无法忍受，泪水哗哗地流下来。我们明天怎样给家里写信呢。母亲盼望这一封家信足有十天了，再加上僻远的边城，邮政很慢，到手中就会有一个月，太长了，她会睡不着，她会设想很多可能，而且都是不祥的。
　　世界就是这样由生活的无常无奈而支离破碎而圆融组合的。
　　一个家庭正常的有血有肉的生活被不正常的时代分离带走了一半，在遥远且陌生的地方，怎么也填补不了这空白，无奈中只有希望有一根牵扯彼此的绳。当时，我和二姐所能做的便是写上一封什么都是好的信，快快把我们的西行告诉家中。
　　然而，在混乱尚未来临的西北，我们柔弱的小手，还是无力拂平日子日益递增的白眼和委屈，我们日复一日地强烈地渴望着家人的温暖，无论前路是灾是难，我们也要与父母姐妹们在一起，我们终于这样想了，也终于下定决心永远了结这次惨伤的走西口。
　　一年后，经过辗转，我们终于回到了更加破碎但却是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