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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秦川前辈

作者:丁正耕

  近几个月来,一直都有一种沉重的气氛在压迫着我,使我的孤独更为孤独。每每一旦想起复兴门外大道22楼,就有一种极度的失落感袭击而来,如千种伤痕隐忍难言,令我思绪万千,就连我一年一度的中国当代艺术年度文献在出版时,都会令我不由然地想起先生对我的支持与关怀,以及他的博大与慈善,总之,这种情趣,可能要压迫我终身了。
  这些缠绕我脑际的氤氲,倒底是何时有了如此强大的力量呢?那还是从我和先生的交往说起吧……
  十六年前,我家四姐他们一家三口去北京秦川家探亲,回来后告诉了我先生的情况。我当时在老家办着一份名叫《蜀南风》的诗歌报,和一个名叫《蒲江社》的文学社团。1988年的9月初,我把报纸与社刊寄与了先生,请其指正。那时的心态不外乎是想找一个名人或者前辈看看,点评点评。资料寄出时,也没想过对方回不回信。但事出所料,先生很快就回了信,并在信中谈及少年时的他也在老家的赤水一中上学时,也办过一份文学报纸的事,并指出,我的报纸,只注重艺术水准还不行,还要注重大众能接受与复读。可能是因为那时,尤其是后来报纸上经常发表一些活跃于国内诗坛如石光华、欧阳江河、万夏、张枣、柏桦、陈亚平、冬冬、山杉、孙建军等诗人作品的缘故,使《蜀南风》在1989年后成为唯一一份还能发表属于“诗”的合法的民间诗报,因此,先生提及了民众对诗的接受与诗歌的社会功用等问题。从此后,我和先生便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直到《蜀南风》无法在家乡继续坚持下去后的1994年我来北京为止,我们的书信交流非常频繁。以后在京的日子,几乎我每月要去先生那里两三次,每次都聊得很多、很深、很久,从文学艺术到社会学各阶层,以及正在转型期的我国各个社会层面的问题等等。老人健谈、眼光准确、思想深刻、逻辑清晰、纵横中外古今。言谈之中,无不流露出一个老革命家的责任感与普通人的良知与正义。在我和他交往的这十多年中,最令我难忘的,还是先生对我的艺术创作与成长的关心,特别是对我的抒情性长诗《恶蹈》与展现中国当代艺术年度创作高度总结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关心与精神上的支持。
  1995年,我有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后,于当年10月12日,从北京回到四川老家合江县,动手准备写一首长诗。14日已写出了第一部分的前1800多行,是抒情体的。就在我即将想在很快的时间里把这首表达我对人类社会生活中善与恶、博爱与正直、美好与崇高、罪恶与阴谋、暴力与卑下、私欲与勇敢的诗歌继续写下去时,我惘然了:用什么方式把这么大的主题承载下去呢,是用叙事还是抒情的结构?当时,我甚至想到了把我前些年去西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徒步时采得的民间故事来作为全诗的总主架。但,我心里还是渴望想要用一种比较适合我的方式:一种充满激情的、从心里喷涌而出的一泻千里之势。犹豫之中,我给先生写了封信,信中谈了我的想法,并给在北京的几位老诗人和朋友如:牛汉、阵容、莫文征、朱先树、程麻等寄去了已写就的那部分诗作和一封有关我诗歌创作想法的信。很快,独有先生的回信来了,令我惊讶,偏大的字体写了洋洋几页:
  正耕小友:
  《南音》诗集和《恶蹈》长诗开篇都拜读了。我比较欣赏《南音》,因为其中不乏可再读之作。至于《恶蹈》,我认为想写成长诗,难度太大,我虽称许你的才华和灵气,但要真正写成如屈子之《离骚》,用这样的形式、体裁,想一气呵成,如一首悲怆交响乐章,太长了令人难以足读;势必要增加叙事、叙人,否则难成长篇。在延安时,我最熟的诗人柯仲平,他第一部长诗“烽火山”以数千行高歌革命战争,其对农民疾苦之悲愤对英勇战士之无限热赞,读之无不动情,但因过于想象,缺乏实际斗争,没有留行。此后以十多年时间,想写一部像荷马一样长篇史诗,以刘志丹为模特的可以弹唱的万行诗篇,除了政治原因外,主要是力不从心,终于没有完成,才六十左右就去世了。我看过他诗稿,从篇章来看,均是珠玉,但连起来看,又接续不上,倒是他有不少短诗,千行左右长诗,确是可以传世之作。雨果、尼克拉索夫、海涅都有些长诗,但不是像《浮士德》、《神曲》那样宏伟,但深得大众传诵,尤其是雨果,法国人至今仍十分崇敬不已,因为他属于人民,人民也了解和熟习他。美国《草叶集》的作者惠特曼周扬不止一次向我介绍和称赞。我不是诗人,更不是评论家,说这些只是说明写长诗如果过于着重语言艺术和使用一些奇言妙语,恐难于进入千家万户中。我有一个偏见、浅见,仍觉得诗词最好能吟、能诵、能歌,这就要多吸引一些古典诗词优秀传统以及民间艺术传统。太悲愤的东西有感于世事又不便于放声呼喊只能以隐喻、高深的语言而喷吐出,只具一格,长久如是必然影响个人身心,最终会像一些著名诗人一样不能长寿,何苦。此外,也要善于写一些自然美、爱情等多样化的作品,以引起各方面读者注意。这只是一点点小意见,不足为评。匆匆此,祝近好。

  秦 川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五日  

  因为,那时我眼疾已严重威胁到我的写作和生存,一当想到我要是失明了,怎么办?怎么用诗的语言来表达我对世界的看法。在一种冲动中,先生事实上带有鼓励的刺激成为我决心要用抒情的方式写完这首诗的动力。次年3月14日,那天,我买了一口袋面包,跑到我江边的小木屋里,以每天几千行、几百行不等的速度,用30天时间一气呵成了这部后来被业内和媒体宣称创造了世界上有作者姓名的抒情长诗之最的《恶蹈》,全诗共20864行,分《恶蹈》、《净界》、《乐国》、《墓穴》四部。1998年10月22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大楼召开《恶蹈》研讨会时,我邀请先生参加,先生说我还是不去的好,我去了他们怎么办。会上,何镇邦、朱先树、莫文征等及与会人员40多人对这首长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如果说,没有先生的那封信,可能我要完成这首长诗不知要推到何年何月,甚至也就可能烟消云散。想起这些,就有一种无尽的思念在牵扯着我,使我不得轻松。
  1999年9月底,我在北京干了几年新闻工作后,我所工作的报社领导想要把我从编辑部主任的位置上提到副总编岗位上。我们的报纸是文化部的,尽管那时该报在业内是全国最大的,我们报还做了一个流行音乐界在全国叫得响的品牌“中国原创歌曲排行榜”,也推了不少新人,但社内的管理却很特殊。那时,我一个主任,除了财务、办公室、广告、发行外,编辑、照排、新闻、总编室的人事奖惩和业务都是我在管,繁忙的工作早已使我无法再进行写作,要是在更累的位置上,不知还要忙到什么程度。当然,报社要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我在短短的时间内在流程改革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领导给我交换意见后,我在那年9月底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去先生那里,和他谈起了这件事,想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先生说,你现在还年轻,又有一定的生活积累,赶快多写点东西放在那里吧,等日后在慢慢拿出来,一个作家是要有很多很多的作品才能说明他的成就的。年轻时能写不写,像我们年龄大了就力不从心了,我年轻时也想多搞创作,结果后来去做组织工作了,写作的年龄就这样一错而过。从先生的话中,听出了他是不主张我再这样干下去的,我内心里暖洋洋的,因为,先生了解我也理解我,知道我是一个想不断写作的人,只是一些为生的事而缠绕,使我去做了许多不得已而为之的事。的确,我工作的那张娱乐性报纸,对我人生的终极关怀与追求是没有多大联系的,只是一种为了谋生而已。有了《恶蹈》以后,先生认为我完全有能力写出其它更大的东西,为此,我还和先生交流过很多次,从主题到构思、风格到语言方式等。但是,至今为止,我仍没写出比《恶蹈》更大的东西来,一是心未净,二是因生存而忙于奔波,三是还想多积累一些在其他领域的生活经历。相反,从1999年开始,我倒在美术领域里干得红红火火,极大的动静很快漫及全国,为中国的当代艺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个领域里取得的成就,同样是因先生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撑分不开的。
  2000年9月18日,第一本对上个世纪后十年进行总结的《中国当代艺术1990-2000》出版时,先生拿着书,看完后说,这种与早年他在欧洲访问时看到的西方人的做法还有差距,我们要善于向西方先进的东西学习,千万不要封闭自己,这样对民族的文化才不会起到更大的副作用。2001年,我在法国巴黎组织了一个名叫“巴黎·中国风格”的画展,目的是推介中国当代文化。展览的针对性是面对目前中国青年艺术家盲目地模仿西方、丢失民族文化之根与精神而提出的学术主题,目的就是要使西方看到我们民族真正的文化。9月7日,我把展览画册送给他,他一边看画册一边说“你小子不错嘛,把手都伸到法国去了。他赞许的眼光使我冷静了许久。这仅仅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又应该怎么去做才更好呢。那天,我还首次给他谈起了一件在老家令我不愉快的事,先生听完后一句话都没说,但眼睛里射出了平静的光,隐隐约约带着一种遗憾和愤怒,嘴里不断说着:那些小地方、那些小地方。那刻,我心里似乎好受了许多,想着先生为中国的革命和党的文艺、新闻工作所作出的贡献与受到的创伤屈辱,至今仍谦卑的姿态,我一点也不敢大意起来。2002年5月22日,我把新出的《中国当代艺术2001》送到先生家时,先生很快翻完了这部七百多页的厚书,然后,从书房里拿出八十年代初期他去法国访问时,法国方面领导人赠送的《卢浮宫藏画集》。精美的印刷呈现我眼前,先生无疑又一次含蓄地给我指出了我的书在印刷中的不足。尽管那本书在国内也算印得不错的了,但先生追求精品的境界还是又一次震憾了我。那天,先生还重又提到了多次提到过的“精品”的事,我铭刻心里,决定明年一定要在印刷上上到最高的台阶。
  今年1月15日,我在去泰国前又去看望了先生,我们再次谈起中国及世界艺术的发展、艺术家的责任感、良知和艺术品应该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以及怎样创建一个可以使中国当代艺品进行流通的平台与市场,方能使当代艺术良性发展问题等。老人非常赞许这样的一些观点和主张,并说,这些东西要实现还有一定过程和难度,工作中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先生还拿出当年法共中央总书记送给他的雕塑,说造型的准确、语言的洗炼、抽象与具象结合的作品很明显地表征着法国雕塑的艺术风格,而我们中国的许多创作,除了一味的模仿西方以外,在很多层面上却丢掉了本民族文化的特征。相反,我们以前倒有一些能够流传下来的东西能使老百姓喜闻乐见。他又问起我那个中国当代艺术现在又怎样了,我告诉他,今年的比去年的无论从选稿的质量上或者印刷上都应该要好些,准备在整体上要提高到国内最高水平,逐步达到西方最高印刷水平。没想到我从泰国回来,得到的确是他老人家已昏迷病床的消息。这突如其来的事件使我震惊和神情恍然,我旋即赶到北京医院,友苏告诉我简单的情况后,我们来到先生的病床前,先生已在床上躺了很多天了。在我视觉触及的瞬间,宽大的病房内霎时使我看到一个巨大的物体横亘在白白的床榻间,仿佛先生已是一个冥冥之中的物体,以一种“大象”之气印荡我脑间。1月29日,先生就走了。
  从此,我心里就总有一种失落感在罩着我,直到2月13日八宝山追悼会现场,当《黄河》奏鸣曲的声音盘旋而升(常人都使用《哀乐》,而这次却选用了先生生前喜欢的《黄河》,这种文化上不凡的品位,也显出了先生后代的与众不同),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朱鎔基、李瑞环、李岚清、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吴官正、吴邦国、李长春、刘云山等送来花圈与胡锦涛、李长春、刘云山等到场和先生进行遗体告别时,我才明白一个问题:一个人,只有人格的力量是伟大而圣洁的,才会受到他人的敬爱。先生生前所有经历的一切和他的言行构成了他人格的魅力与力量的宏大。从此,我的精神的一部分被先生带走了。每当一人寡居时,常常都使我在京城之北的居所,寄望长安街的西边,在复兴门外大街的22楼2门七号里,永居着我精神的部分。
  这种淡淡的、浅浅的、轻轻的忧伤和深藏心里的思念始终在粘连着我,直到3月20日,我为解决《中国当代艺术2002》印刷中的问题而在深圳出车祸躺在病床上坚持写作该书的前言时,我又一次想到了先生追悼会时身盖党旗的宏大身躯。我不得不受先生精神力量的再次感动,使我再一次认识到中国当代艺术所缺乏的恰好是人格的魅力。因而,在我国首部中英文版《中国当代艺术2002》序言中,我以先生的人格魅力事实,企望召显出我国当代艺术家人格魅力的出现。
  车祸,于我而言,仅仅只是一种警醒。他使我明白,任何一个人的事业与成功,都是伴随着流血和牺牲的,并且与之而来的成就定是与代价相随。其实,这些道理,都是先生在生前与我的交谈中所流显出的暗示。
  夜,太久了,先生便走了。这又是不是人间和大自然的另一种规律呢。
  劳累稍竭的大脑,使我常常惊起:我的前辈——秦川先生,你走了?但我却想您……

  2003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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