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朋友

　作者：陈丹燕

　白谦慎是我童年时代的邻居和朋友，我们同一个机关幼儿园，同一个小学，我们的父亲更是亲近的同事，两家父母素有信任和来往。其实，童年时代我对他的弟弟更有印象，他家三兄弟都极为聪明，但他的小弟弟尤甚，他为此长着一个极圆极重的后脑勺。因为他有很重的哮喘，每每发作起来去看医生，总好像奄奄一息那样，细长的脖子奋力撑着他的脑袋。我们院子里的小孩，都说要不是他那么聪明，脑袋就不会这么重了。
　　我们的青少年时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我们两家都没什么好日子过。直到1972年以后，生活才稍稍平静下来。那时，我家已经从原来的地方被扫地出门，到了一楼。就住在原先我们幼儿园的教室里。我家的后窗正对着院子里一座土坡——那是院子里挖防空洞遗留下来的一个大土堆，小孩子都喜欢爬到上面去玩。因为家庭出身的关系，我没什么机会和别的孩子玩，出身好的孩子不跟我玩，出身不好的孩子都不跟别人玩，怕给自己父母带来“反革命串联”的麻烦。为填充我的寂寞，也是鼓励我幻想自己的人生，父母为我买了架六十个贝司的手风琴，让我自己跟着一本旧手风琴教程自学。
　　在七十年代的某一天，阴天，土坡上光秃秃的，竟没有孩子提得起兴致到那里去玩。我在窗前拉我的手风琴，单调的音阶练习响彻整个院子。在手风琴风箱的上方，我看到了白谦慎。那时他是个半大的孩子，他独自站在土坡上，穿着臃肿的蓝色棉袄。他仰头向前望着。那时，我想起来，很久没看到他混在土坡上的孩子群里了，我隐约听说，他突然退出了那群男孩子，一个人独往独来。他常常神秘地独自出门，却从不肯说到哪里去，干了什么。那个年代，孤独是可耻的，独往独来更不被原谅，因为这意味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我望着他，他好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是种与我们的年龄和时代都显得特殊的表情，所以我记住了他的脸。
　　后来，他父母到我家来作客。他父亲说到了他，纵使我们家已经关了门，关了窗，大人们几乎膝盖与膝盖都碰在一起了，他父亲还是再次压低了声音。原来，他自己在外面认识了一个社会上的人，开始跟那个人学书法，常常去那户人家。大人们思忖着，按说，一个少年在那种什么也不好好教的学校里虚度年华，是大人们不愿意的。一个小孩自己想要学什么，是好事。“只是，不清楚那个老师的底细。”大人们当然知道，那人的出身一定好不到哪里去。要是那个人或者他的社会关系有问题，孩子就有可能也惹上麻烦。孩子的麻烦就是大人的麻烦，这也是大人们不愿意的。但最后，他们还是决定“观察一下再说。”我一直想，这也许就是我没有手风琴老师的原因。这也是他突然离群索居的原因。那时候的孩子不容易。
　　三十年后，白谦慎和我都到了美国，我们隔了长长的青春年代再见面，白谦慎才告诉我，他不止有过一个老师，而是五个。他的老师，个个都出身不好，有的是国民党将军的后代，有的是汪精卫政府官员的亲戚。正是这五个老师，领他走向学习中国古典传统的道路，他们使他在报纸上大批孔子的时候热爱中国传统，从那时起天天练习书法，至今从未间断。他们在他心里埋下的种子，在他1986年到美国后，终于开花。在美国，他放弃了已经读到一半的政治学博士，转到耶鲁大学读艺术史，他的博士论文，是对晚明时代的大书法家傅山的研究。他花了十三年研究傅山。他的妻子，当年是北大中文系高材生，则放弃自己的学业，全力支持他。直等到他安顿下来，孩子顺利上了康奈尔大学，自己才重回大学，与和他们的孩子一样大的同学一起读硕士课程。我见到王莹，那么多年没见面，她张嘴就赞叹自己求学生活的好。2006年，离开中国二十年整，《傅山的世界》在祖国最好的学术出版社出版。这时，他已是一个在美国研究和教授中国书法的美术史教授，没有像通常的中国文科学生那样改行做电脑，或者做会计，他反而是在美国实现了终身研究中国书法的理想。他对傅山研究的著作，先由哈佛大学出版英文版，再由北京三联出版中文版，当年的花朵，终于结出了果实。他当年那五个老师，已经有两个谢世了。但你真可以说，他们的精神生命，在他的毛笔字里得到了延续。
　　这一次，少年时代的谜，才得以破解。从七十年代单调手风琴声中土坡上的少年，到晚明的书法家傅山，以及傅山世界中晚明独特的文化生活，动荡的年代，贯彻于一撇一捺中的理想，人格与志向，这之间的联系，何其遥远和温暖。
　　说起来，我这童年时代的伙伴真是个有福气的人，他能在最不可能的时候，接触到中国传统中最好的那部分，能深深地吸取它的营养，使它最终成为自己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使他的心灵得到安顿，一辈子在这上面安身立命。这世上，有多少七十年代成长的少年，在美国能一辈子从事中国书法的实践和研究呢？在中国没有家传，在美国没有资助，全凭了冥冥中内心的热爱和不懈，竟真的走到月白风清的今天。我们一起去卫斯理学院，他在湖边走着走着，突然瘸了。我这才知道他在耶鲁读书的时候，有时累得坐不住了，就站着看书，不良于行是那时做下的病。但是我和他都没有对此十分在意，能为自己喜爱的东西如此全力以赴地追求，对我们这些经历过漫长无聊少年时代的人来说，就是值得的，好的，完满的人生。卫斯理学院在初春的阳光下如象牙塔一样处处闪烁洁净的光芒，这是我们在少年时代连梦想都无法到达的地方。他每个学期都来这里，为学生讲一堂中国书法课。
　　在他家里，我见到了他每日写字的桌子。一张早晨阳光灿烂的长桌子，柔韧的小楷笔，上好的素笺，淡淡的墨香，满窗新英格兰山坡上老树翻飞的叶影。他每日的功课仍是抄写古诗词。在遥远异乡，才能体会它对一颗中国心灵的抚慰和护卫。他笑眯眯地看着自己的桌子，无比满足地说：“在这张桌前坐下，准备好写字的时候，是这辈子给我什么，我都不肯换的。”
　　对我的同时代人，只有两种人，我由衷地为他们庆幸：一种是真正得着中国传统精华的人，另一种，是真正得着信仰的人。我了解他们寻找之艰难，也目睹他们拥有之安宁。（文汇报2006-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