莞城之夜

作者：陈残云

　　吃过晚饭，我和芦荻步出县委招待所，到街上散步去。
　　这是荔枝将要成熟的季节，初熟的三月红和玉荷包果子已经上市了，街上的小摊贩在高声叫卖。玉荷包这种皮青肉酸的荔枝，不好吃，顾客寥寥。蜜味清甜的是糯米糍和桂味，再过一些时候才能大量上市。今年的荔枝果实累累，呈现了丰收的景象，如果不是十天半月的连绵阴雨，将可满足市场的需要。
　　我们在热闹的街道上走着，边走边欣赏着市容。这个距离广州六十多公里、十年前只有四万人口的县城，现在已超过八万了，许多破旧的屋宇都改建成了新的楼房，有些街道全是三四层新建的楼宇，整齐、美观，家家户户的小阳台都种着盆花。还有不少新楼宇在兴建中。街上的行人很多，单车在人丛中穿来穿去。人们的衣饰，特别是年轻妇女，色彩鲜艳，现出一种文明爱美的城市气派。
　　我们走到市场中心，站立在运河上面的桥头凭栏眺望。初夏的微风迎面拂来，更觉凉快。这百多公里长的运河，是大跃进年代开辟的，我也曾为它流过一点汗水，它起着泄洪疏涝、防旱驱咸、利于交通运输的作用。现在还增添了县城新的景色，河水成了青年人的自由泳场，河边的石级是妇女们浣洗衣裳的好地方，河堤西岸建造了华侨大厦、百货公司、新华书店、电影院和各式楼房。我们伫立着，放眼*'望，望见周围的屋顶上、楼顶上，竖立着无数"鱼骨天线"，这是收看香港电视的特设天线。它和珠江三角洲的许多城镇和农村一样，收看香港电视曾经是一件时兴的事。近来人们对香港电视看腻了，看来看去都是一些广告，无聊的游戏和没完没了的冗长而单调的电视长剧，没什么看头。广州电视台播放一个较好的粤剧，就使它冷落下来，因此不大时兴了。
　　老诗人荻公没有看过香港电视，倒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回事。正好谭大姐约了我们到她家里去，可以顺便开开眼界。我们在桥头站了好大一会儿，远处和近处的楼宇都亮了电灯，桥下的流水也倒映着淡淡的灯影。我们离开了人声喧吵的桥畔，走进狭窄的内街，向谭大姐的家走去。
　　谭大姐的家，是一套新近建好的两层楼的房子，楼上楼下都是一厅二房，另有厨房、洗澡间、小饭厅和小阳台，一共花去八千多元。这位年近五十，丰润的脸庞带着一脸笑意，模样比年龄年轻得多的政工干部，笑嘻嘻地迎接我们，领我们观看了她的新房子，一面看一面说，隐藏不住对生活的热爱。看完了，才让我们在客厅坐下来，喝茶谈天。
　　"阿银，"--谭大姐叫阿银，大跃进的年月，她是从农村出来不久的乡政府交通员，性格爽朗的水乡姑娘，我下乡时她是我的带路人。我后来在《香飘四季》中所写的有些人和事是她告诉我的，现在她还保留着当年那种开朗愉快的样子。--我对她赞羡地说，"你家比我们的大学教授都住得好。"
　　"老陈的家我去过，有文化，洁净。"谭大姐到广州探访过我，对我的家还留着印象。她文化水平较低，对有文化的人又尊重，又景仰。"你们都是有学问的人，家里都布置得清静、漂亮，不像我们又脏又乱。"
　　"一点不脏，"我打量着小客厅的陈设，称赞道，"家那么雅致，还有收录音机、衣车和电风扇，像个富裕人家的样子了。"
　　"录音机是婆家从香港带回来，衣车和风扇是自己添置的。"谭大姐很满意自己的生活，"这两年来日子好多啦，两个女儿有了工作，小儿子念中学，我和爱人都有奖金，又不用照料农村……"
　　"还有南风窗……"荻公笑着插话。
　　"就是呀，"谭大姐很高兴，"三中全会的开放政策就是好，大伙都称赞。"
　　"你的爱人称赞不称赞?"我问。她的爱人是农村公社的领导成员，很少回家来。据我所知，有些基层干部在"左"的思想束缚下，对三中全会的政策有抵触，我故意发问。
　　"起初不称赞，如今称赞了。"谭大姐是经常下乡的生活于群众中的人，对农村的形势和群众生活都有实感。她说，"农村的日子越来越好，莞城里也没有闲人，连老大娘一月都挣得五六十元，这样好的政策，人们称为爱民政策，怎么不称赞?"
　　说着，她的女儿小香从外面回来，她欣喜地介绍小香和我们相见。这位二十上下、身体结实的姑娘，和妈妈一样开朗，听到我们的名字，欢快地叫道："啊，伯伯，你们都是作家，多写些农村作品给我们看呀。"
　　看样子，她是个爱好文艺的下乡知青。我问："你没有考大学?"
　　"考不上呀。"她大声回答，一点不觉得自己考不上大学而难受、自卑。
　　"是个中学生，比我强多啦。"谭大姐含笑接上。"爱看小说，崇拜老陈《香飘四季》的许凤英。"
　　荻公接道："她的模样倒有点像许凤英呢。"
　　她朗声一笑："我谁也不像，是个小店员。"
　　这性格奔放的姑娘，在我们的面前一点不觉着陌生。她一面说话，一面帮妈妈招呼客人，给我们斟茶、送烟，接着坐在我们对面的椅子上。
　　我笑问："你这小店员有多少工资?"
　　"三十九军，"她像广州青年一样，把三十九元，称作三十九军，快嘴快舌地回答，"连奖金加在一起，是六十军啦。"
　　荻公赞扬道："不错啊，像大学生的工资了。"
　　"还有自留地，"小香欣然地笑笑，"晚上做点爆竹加工，又增添了一二十元。"
　　我问："不看电视?"
　　"看呀，"小香说，"香港的电视东拉西扯，广告又多，可以边做工，边看。"
　　莞城是制造烟花和爆竹的重要基地，许多半成品都由居民领回家去加工，工作简单，妇女和小孩都可做。还有一些香港商人主办的胶花工厂，也都可领材料回家做，因此不少家庭都成了业余的加工场。谭大姐所说的老大娘都挣得五六十元，就是在家里的劳动成果。小香和别的姑娘一样，工作之余，也搞点"自留地"。据说，东莞县工农业生产都搞得很活，与港商合办和来料加工的工厂，共有七百多项，吸收了六万多青工，和原有厂矿职工加在一起，超过十万人。农村也日渐富裕，羡慕城市的现象有了新的变化。目前在莞城里稍有劳力的人，便不愁日子过不去。
　　我们在客厅里愉快地谈了一会，谭大姐和女儿陪我们上楼看电视。楼上的客厅和小阳台连接着，凉风从窗外吹进来，空气清新，我们坐在靠椅上，颇觉舒适。
　　荧光屏上显露了香港的画面，几个青年男女在玩扑克，玩的是有奖游戏，一种碰运气的赌博。跟着是小香所说的东拉西扯的小节目，和广告混杂在一起，显得很无聊。一个钟头的所谓"黄金时间"，就在五颜六色的广告中拖了过去。
　　小香管着用浆糊糊爆竹，很少看荧光屏。我们和谭大姐边看边闲谈，谈彼此的家庭生活，谈社会状况，谈未来的生活前景。她说，如果政策不会变动，三五年之后，国家将会出现一个新景象。这位真正翻了身的贫农女儿，对现实充满着乐观，对未来充满着希望。
　　时钟刚过八时，荧光屏上放映着古装打斗的电视长剧，没头没尾地打了一顿，又是广告。打完一顿又一顿，人物的画面和广告，反复交替。一个长剧往往放几个月，每晚只放个把钟头，人们记不得它以前讲些什么，反正有许多打斗就是。谭大姐似乎看得不耐烦，常常走下楼去。我也看得不耐烦，很想走，又怕打断了荻公的兴致，只好不声不响，硬着头皮看下去。
　　小香告诉我们，深夜十二时以后才播放完整的电影，直至天亮，都是放电影。这样的电视，实在是浪费青春。当然，我们是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去看那些无聊影片的。九时半，打斗长剧告了一个段落，荻公打了个呵欠，感到困乏了，他主动地提出："走吧。"
　　我立刻站起身："好，走。"
　　小香诚恳地叫道："明晚再来看呀，伯伯。"
　　荻公摇头："香港电视就是那么回事，不想多看了。"
　　我对香港电视没什么偏见，但它的确太乏味了。
　　走下了楼，谭大姐已煮好糖水鸡蛋，留我们吃。她的美意，使人感激。她和小香都陪着我们吃。甜得很浓的糖水，仿佛是谭大姐一家，以及莞城里许多家庭渐入佳境的象征。
　　夜了，谭大姐和小香送我们出门。谭大姐情意殷殷地说："两位老大哥，以后再到县城来，别忘了上我家吃饭啊。"
　　小香接道："妈妈养了许多鸡，留着招待你们。"
　　我欢欣地和谭大姐握别："看见阿银有今天的日子，我感到很高兴。"
　　"我们一家都高兴。"谭大姐的声音很激动。
　　我们在灯影淡照下，走回招待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