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和我

作者：白桦

　　我的文学作品要是能写得像萧邦的乐曲那样该有多好!音乐在我心里具有永久的神秘感和神圣感。我真的不知道音乐的语言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容量和如此动人心魄的力量。
　　我对音乐的爱好有两个极端：最洋的和最土的。其实，最洋的也是最土的，只不过植根于异域之土。我最反感的是既不洋、也不土的音乐。
　　1938年，我八岁，武汉。伟大的冼星海在长江的水上举行盛大的合唱音乐会，武汉三镇都在慷慨高歌。分不清谁是听众，谁是合唱队员。人们的血和泪像长江里的水一样流。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真诚地认识到：中国不会亡!后来大半个中国沦亡了，我的父亲被日寇活埋了，我失学了，流亡了……我仍坚信：中国不会亡。
　　1954年春天，当我正骑马翻越藏东一座雪山的时候，突然从远处飘来一个女声的独唱，高亢、明丽，虽然我听不懂歌词，这歌声却狠狠地刺了我一针，在我的心灵的深处，好一阵说不出的混合着痛楚的愉悦(原来，痛楚和愉悦靠得那么近，甚至可以混合起来)。我在马背上颤栗不已，身不由己地催马去追逐那歌声。高原上的蓝天是透明的，清冷的空气里充满植物嫩芽的清香，马蹄在潮湿的草地上几乎是无声的。当我冲进一座反射着阳光的桦林的时候，吓得那个瘦小而清秀的牧牛姑娘面色如土，一群庞大的牦牛都鼓着惊愕的眼睛看着我，因为我身后除了一个藏族向导之外，还有两名端着冲锋枪的士兵。那姑娘说什么都不相信我们反复解释的来意。她只勉强回答了我们提出的两个最简单的问题：十六岁，名叫娜吉拉娃。她坚决否认她刚才正在唱歌，并拒绝再唱。事隔很久我都在后悔，为什么我们要闯入她那个沉醉着的世界呢?对于她的情感、她的灵魂的历程一无所知，但我们闯入了。我们的闯入是对属于她自己的神圣境界的亵渎。即使她听从了我们的请求，唱了，为我们这些粗暴、陌生的闯入者唱了，其结果一定是连我也会肯定她的否认：刚刚不是她在唱，而是另一个人。
　　如果我在桦林边沿勒住马就好了……
　　后来，我曾经听到过无数闻名全球的歌唱家的演唱，大多在金碧辉煌的剧院里(如巴黎歌剧院、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维也纳往日奥匈帝国时代的皇家剧院，还有日本歧阜长良川上三十多万听众的露天国际音乐会……)，他们使我心醉神迷，但我却再也没得到过牧牛姑娘娜吉拉娃给过我的那种混合着痛楚的愉悦。
　　1958年初，我被宣判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离开北京之前，我去青艺剧场听中央乐团演奏的柴可夫斯基 b小调《第六交响曲》，我是在绝望中去寻找"悲怆"的，但我得到的却不仅是"悲怆"。在慢板乐章竭止之后，我哭了。哭泣着走上积雪的长安街，我真正意识到我是一个被我紧紧拥抱着的人世抛弃了的孤儿，但我朦胧间觉得还有另一个永不舍弃我的境界。此后，我不再幻想向石壁去乞求什么了，我的思索也随之而多了一点深沉。空旷、寂寞，迫切地渴望着喧哗人世之上的音响。1958-1961年，我在上海一个远郊工厂当了三年钳工，每两周返回市区一次，在回家之前先进音乐书店，花八块钱买两张古典音乐唱片(当时我的月工资是60元)。那时的唱片比起别的东西来，算是很贵的东西了。(大部分是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慢转唱片。)整整一个周末的夜晚我都沉浸在瑰丽的乐音之中。星期天的早上，总是听贝多芬的F大调《第五小提琴奏鸣曲》，它能把我怀着天真梦想经历过的春天都找还给我。我好像又爬上梨树--苦难童年时的春天飞花似雪。我好像又在蔷薇丛中匍匐前进--少年时代的春雷是战场上的炮声。春天，春天，包括1954年在雪山上的那个娜吉拉娃的春天，五彩的春之波一层又一层地淹没着我，使我透不过气来。我不能理解，在人类创造了如此瑰丽、宝贵的音乐之后会有人颓唐，会有人自暴自弃!?
　　当江青们开始焚烧乐谱、音乐唱片和录音带的时候，我默默地问自己：他们会长久吗?把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当作敌人的人。
　　1982年大年夜，钢琴家傅聪在上海音乐厅演奏完之后就到了我家。两瓶茅台伴着我俩谈了整整一个夜晚，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谈故国之思，谈中华民族漫长的苦难和独特的文化，谈各自的童年，谈他的父母，谈昆明、北京、华沙、伦敦……惟独没有谈音乐。但我真切地时而沉浸在肖邦、时而沉浸在德沃夏克、时而沉浸在莫扎特的氛围中。凌晨，我步行送他从被毁的普希金铜像的残座旁走过，一直到锦江饭店，然后再步行回来，忘了冷。我想，他的琴声如果单单来自手指，绝不会如此震动我。正如莫扎特、肖邦、贝多芬……这些永垂不朽的大师一样，他们的乐谱几乎都是他们用鹅毛笔蘸着心中的血浆写出来的。据说战国时代的铸剑大师总是把自己的心灵和血肉之躯投入炉火，才能最后完成一把传世极品。我相信：真正的音乐家也是这样。只有和着血从心中涌出的乐音才能扣人心弦，产生共鸣。
　　总之，没有音乐，我不可能太太平平地活着；当然，也不可能太太平平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