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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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嗣

    王忠嗣(705—749年),原名王训,太原祁县(今山西省祁县)人,后迁居州郑县(今陕西华县),唐朝著名的军事将领。

    祁县王氏历史上的名门望族,从东汉时期的王允到金朝的文学家王郁,王氏家族在中国历史上兴盛达一千多年之久。其中身为武将的就有南朝宋大将军王玄谟、征北大将军王懿、南朝齐年北将军王玄载、南朝梁车骑大将车王僧辩、北朝周太原郡公王思政、北朝周郯国公王轨等。到隋唐时期,祁县王氏更加贵显。除王忠嗣外,还有高宗时期的名将王方翼、文学家王维等名人。

    王训出身将门,父亲王海宾,官至太子右卫率、丰安军使太谷男,以骁勇善战名军中。开元二年(714)七月,吐蕃攻唐,朝廷薛讷摄左羽林将军,为陇右防御使,率杜宾客、郭知运、王晙、安思顺等将领前去迎战。王海宾身为先锋,冲入敌阵,与敌苦战,其余唐将嫉其战功,迟不发兵增援,结果使其战死沙场。薛讷率军赶到后,吐蕃军全歼。唐玄宗追赠王海宾左金吾大将军。

    王海宾为国捐躯时,王训年仅九岁,被玄宗封他为朝散大夫、尚辇奉御王训见到玄宗,伏地痛苦。玄宗好言相抚道:“此去病孤也,须壮而将之。”①随后并赐名忠嗣,将他收养在宫中。在宫中的几年中,王忠嗣常与忠王李亨(即后来的唐肃宗)一起因自幼便受到传统熏陶,加上经历坎坷,所以王忠嗣长大后,雄毅寡言,严重有武略。玄宗曾与之论兵,王忠嗣应对纵横,皆出意表。玄宗从此对他十器重,当面赞许:“尔后必为良将。”

    此后的一段时间,玄宗曾让王忠嗣试任代州(治雁门,今山西代县)别驾,结果王忠嗣执法严厉,一些奸诈狡猾之徒都不敢再为非作歹,后来王忠嗣又多次率轻骑出塞,忠王李亨知道后,便对玄宗说:“忠嗣敢斗,恐亡之。”③玄宗也担心王忠嗣再出意外,便将他召还。

    开元十八年(730),玄宗又追赠王海宾为安西大都护。

    此后,王忠嗣出任兵马使,多次在河西、河东跟随河西节度 使(治凉州,今甘肃武威)、兵部尚书萧嵩,河东副元帅、信安王李祎出征。玄宗以其年少,担心他还有为父报仇之志,怕他再出什么意外,所以特意下诏,禁止他单独出战。后来萧嵩入朝,王忠嗣对他说:“从公三年,无以归报天子。”④于是率精兵数百袭击吐蕃。时吐蕃赞普正在郁标川阅兵,部下便劝王忠嗣回军。但王忠嗣不从,指挥军队向吐蕃冲杀过去。吐蕃未料到唐军会来突袭,大惊不已。王忠嗣趁机猛攻,斩数千人,获羊马万计而归。嵩将其战功上报朝廷,玄宗非常高兴。此后王忠嗣累迁左领军卫郎将、河西讨击副使、左威卫将军、赐紫金鱼袋、清源男,兼检校代州都督等职。但由于与皇甫惟明不和,被其陷害,贬东阳府左果毅。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河西节度使、鄯州(治西都,今青海乐都)都督杜希望谋攻新城(今青海门源)新城西都300余里,唐军若想攻占新城,必须经过长途跋涉,所以领兵之将一定要善于用兵,这时有人向杜希望推荐了王忠嗣,说只有让他担此任,必有取胜,旁人非败不可。杜希望遂奏请玄宗,将王忠嗣调至河西。三月,唐军向新城发起突然攻击,守城的吐蕃军匆忙应战,被唐军打败。唐朝即将此城易名为威戎军,屯兵千名守护。战后论功,王忠嗣之功居多,因授左威卫郎将,专知行军兵马。

    同年七月,陇右节度使(治鄯州,今青海乐都)杜希望率领所部兵马,攻占吐蕃盘踞的黄河大桥(今甘肃临夏西),并于黄河左岸修建了盐泉城(今甘肃临夏西)。吐蕃欲报新城之败,随即发兵3万向盐泉城发起反攻。唐军兵少势单,将士皆害怕。王忠嗣见形势危急,如不做背水一战,唐军会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于是王忠嗣趁吐蕃军立足未稳之际,率领部下率先杀入敌阵,左突右冲,所向披糜,杀吐蕃军数百人。吐蕃军阵脚顿时大乱,士兵互相踩踏。杜希望见状,也乘势纵兵突入阵中,经激战,唐军大获全胜。此战,唐军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多亏王忠嗣在危难之际主动出击,背水一战,方转危为安。战后,唐廷拜王忠嗣为左金吾卫将军同正员,以表彰其功。

    此后,王忠嗣的官职扶摇直上,先兼左羽林军上将军、河东节度副使,兼大同军使。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又以本官兼代州都督,摄御史大夫,兼充河东节度 使(治太原,今太原市西南),又加云麾将军。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又代韦光乘为朔方节度使(治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仍加权知河东节度事。同月,朝廷以田仁琬充河东节度使,王忠嗣依旧朔方节度。天宝元年(742年),再兼灵州都督。

    同年,王忠嗣率军北伐,与奚兵战于桑干河,三战三捷。随后耀武漠北,凯旋而归。八月,臣属于后突厥的拔悉密、回纥和葛逻禄三部落联兵向后突厥发起进攻,突厥骨咄叶护可汗兵败被杀。于是三部共推举拔悉密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回纥、葛逻禄酋长自封为左、右叶护。突厥余众共立判阙特勒之子为乌苏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腊哆为西杀。唐玄宗遣使谕令乌苏内附,乌苏不从。朔方节度使王忠嗣随即屯重兵于碛口(今内蒙古苏尼特右旗西)以威胁乌苏。乌苏大惧,遂遣使请降,但却心怀观望,迁延不至。王忠嗣知其不是真心归附,于是结营于木刺、兰山,以探虚实,随后又向玄宗进献《平戎十八策》。一切准备就绪后,王忠嗣遣使说服拔悉密、回纥、葛逻禄三部酋长,向乌苏发起进攻,结果,乌苏兵败逃遁,国中大乱。王忠嗣乘机出兵北击,取其右厢而归。十五日,后突厥汗国乌苏可汗的西叶护阿布思及右杀葛腊多、默啜之孙勃德支、毗伽可汗之女大洛公主、登利可汗之女余烛公主等率部众千余帐,相继归降。唐封阿布思为奉信王,赐名李献忠,封葛逻哆为怀恩王,后突厥汗国从此衰落。

    天宝二年(743年),王忠嗣再破突厥,塞外晏然。

    天宝三年(744年)八月,拔悉密部酋长率兵向东突厥发动进攻,阵斩乌苏可汗,传首京师。后突厥余众又立乌苏之弟鹘陇匐白眉特勒为可汗,是为白眉可汗。这时,后突厥国内已是十分衰弱。为除掉威胁唐朝北部边境达数十年之久的后突厥汗国,唐玄宗诏令朔方节度使王忠嗣乘机北伐。王忠嗣率部行至萨河内山,与后突厥左厢阿波达干等十一部相遇,大破其众。

    同时,回纥与葛逻禄部酋长同拔悉密颉趺伊施可汗发生火并,联兵向其进攻,拔悉密部众大败,颉趺伊施可汗被杀,回纥骨力裴罗自立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并遣使向唐奏报。唐玄宗册封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于是怀仁可汗向南占据突厥故地,立牙帐于乌德犍山(即今蒙古共和国境内杭爱山脉),统药逻葛、拔悉密、葛逻禄等部,成为漠北的又一强国。次年正月,怀仁可汗攻杀白眉可汗,传首京师,后突厥汗国至此灭亡。

    天宝四年(745年)二月二十一日,王忠嗣加摄御史大夫,兼河东节度使。同年五月,进封清源县公。王忠嗣在兼任两镇节度使期间,从朔方至云中,控制著数千里的边境,为了加强防御,王忠嗣在要害地方,都设置城堡,或用旧城,或据险要自建新城。比如他先后筑大同、静边二城,迁清塞、横野二军驻防。又合并受降(今内蒙古托克托城)、振武二城为一城。这个措施实施后,不但加强了边疆防务,还为大唐拓境数百里。边境民众皆言“自张仁亶后四十余年,忠嗣继其功。⑤自此,“虏不敢盗塞”⑥,“北塞之人,复罢战矣。

    节度使设立时,主要管理军务,不涉及行政、财务。后来,唐玄宗往往让节度使身兼营田使、支度使、采访处置使等职,兼营屯田、营田、军资及督察地方的行政事务。于是,节度使权力大增,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地区最高的军政长官。但最初也没有兼统数道的。但唐玄宗一味贪求边功,为了取得更大的战果,开始增加节帅所统兵力。天宝五年(746年)正月,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被宰相李林甫陷害贬官,唐玄宗以王忠嗣继任其职,持节充西平郡太守,判武威郡事,并兼知朔方、河东节度事,一子也被授五品官。至此,王忠嗣已身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佩四将之印,控制万里边疆,天下劲兵重镇,皆在其掌握。史称“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而四镇的兵力合计共达26.77万人之多,可以说 当时天下安危,均系王忠嗣一人之身。

    王忠嗣兵权在握之后,考虑吐蕃等国骑兵强盛,对唐军的威胁极大。于是早在朔方、河东之时,便在边界地区高抬马价,这样一来,各地胡人都争著把马卖给唐朝,王忠嗣将马尽数买下。从此胡人战马逐渐少,而唐朝的兵马却更加强壮。王忠嗣到陇右、河西之后,便奏请分朔方、河东镇的战马九千匹以充实河西、陇右,从此此二镇的兵马也强大起来。王忠嗣的办法即消弱了敌方实力,又在短时间内补充唐军骑兵,可谓一举两得。待一切备战工作就绪,王忠嗣遂集中优势兵力,连续与吐蕃军在青海(今青海湖)、积石(今青海阿尼玛卿山)等地激战,大破吐蕃军。随后又击破臣附于吐蕃的吐谷浑于墨离军(治晋昌,今甘肃安西东南锁阳城),虏其全部而归,频传捷报。

    王忠嗣虽身兼四镇,但由于久在河东、朔方,所以熟悉边事,甚得士卒之心。但到了河西、陇右之后,不熟悉当地的情况,加上又以功名富贵自处,所以威望日渐。为了能专心处事,王忠嗣于天宝六年(747年)四月,坚持辞去了所兼任的河东、朔方节度使职,得到玄宗的同意。

    唐玄宗在位期间,极喜边功,边帅也因抗击吐蕃有功而获得官爵,从而导致边界频传战事、告捷者。同年十月,玄宗又想让王忠嗣率兵攻打吐蕃所占领的石堡城,好满足他好大喜功之心。石堡城 又名铁刃城,在今青海湟源西南,是吐蕃的战略要地,每次攻唐,都以此为前沿阵地。石堡城依山而建,地势极为险要,易守难攻,只有一条山道通往城中,要攻克此城,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开元十七年(729年)三月,朔方节度使、信安王李祎采用远程奔袭的战术,方攻占石堡城但是因河西、陇右节度使盖嘉运不思防务,石堡城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十二月被吐蕃军重新攻占。天宝四年(745年)九月,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立功心切,再次向石堡城发起攻击,但由于唐军只顾攻城,忽略打援,唐军再次战败。由于石堡城屡攻不克,便成了玄宗的一个心结。

    王忠嗣一向以持重安边为已任,接到玄宗的诏书后,便上言说:“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请休兵秣马,观衅而取之,计之上者。”这本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但玄宗陷入穷兵黩武的境地而不能自拔,所以王忠嗣这个奏书不但没打消他的念头,还引起了对王忠嗣的反感。

    这时将军董延光为了迎合上意,自请带兵攻打石堡城。玄宗立即批准,并诏令王忠嗣分兵相助。王忠嗣不得已为出军,但对此举存有异议,故相助不力,使得董延光怨愤不已。

    河西兵马使李光弼担心董延光回朝后,会对王忠嗣不利,于是前去拜见王忠嗣。王忠嗣见李光弼来,便问:“李将军有何事乎?”李光弼答:“请议军。”王忠嗣又问:“何也?”李光弼说道:“向者大夫以士卒为心,有拒董延光之色,虽曰受诏,实夺其谋。何者?大夫以数万众付之,而不悬重赏,则何以贾三军之勇乎?大夫财帛盈库,何惜数万段之赏以杜其谗口乎!彼如不捷,归罪于大夫矣。”王忠嗣听后,对李光弼说:“李将军,忠嗣计已决矣。平生始望,岂及贵乎?今争一城,得之未制于敌,不得之未害于国,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哉?假如明主见责,岂失一金吾羽林将军,归朝宿卫乎!其次,岂失一黔中上佐乎?此所甘心也。虽然,公实爱我。”王忠嗣的一番话使李光弼大为敬佩,说:“向者恐累大夫,敢以衷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于是恭敬地退出。

    董延光因到期未能攻克石堡城,果然将责任推到忠嗣身上,说他“沮挠军计”。此前,宰相李林甫因为王忠嗣功名日盛,担心他入朝为相,威胁自己的相位,也非常忌恨他,以至“日求其过”。范阳(治幽州,今北京城西南)、平卢节度使(治营州,今辽宁朝阳)安禄山与李林甫内外勾结,阴谋反叛。一次安禄山假称要抵御外族入寇,筑雄武城,大量地贮藏武器。又请王忠嗣率部下来帮助筑城,打算趁机将他的兵马留下。但王忠嗣却先期到达,没有见到安禄山便返回了。此过这次事件,王忠嗣察觉安禄山有谋反之心,此后便多次上言说安禄山要反叛,更加引起李林甫的忌恨。恰好这时石堡城之事传来,李林甫乘机让济阳别驾魏林上告说“忠嗣尝养宫中,云吾欲奉太子。”⑦玄宗闻讯大怒,不问青红皂白,便将征入朝中,交付御史台、中书省与门下省共同审问。但玄宗还没完全糊涂,说:“吾儿居深宫,安得与外人通谋,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挠军功。”⑧但由于朝中都是李林甫的同党,所以三司会审后,王忠嗣仍被判死刑。

    当时哥舒翰也被征入朝,代王忠嗣为陇右节度使,玄宗对他十分赏识。哥舒翰入朝时,有人劝他多拿一些金帛去救王忠嗣,哥舒翰说:“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将丧,多赂何为!”于是就只身背了一个包裹入朝。当得知王忠嗣被判死罪,哥舒翰坚持认为王忠嗣冤枉,并请求用自己的官爵来赎王忠嗣的罪。玄宗走入宫后,哥舒翰随后叩头,声泪俱下,为王忠嗣申冤。玄宗这样也感到王忠嗣是冤枉的。于是免除了王忠嗣的死罪。十一月二十七日,王忠嗣被贬为汉阳(今湖北)太守。

    天宝七年(748年),王忠嗣迁汉东郡(今湖北随州)太守。天宝八年(749年),王忠嗣病逝,终年四十五岁。同年哥舒翰奉命率军攻打石堡城,最终以死伤数万人的代价占领石堡城,果如王忠嗣所言。王忠嗣的过早去世,是个唐朝的重大损失,对唐廷后来平定安史之乱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唐太宗宝应元年(762年)王忠嗣被追赠为兵部尚书。

    王忠嗣的军事思想:

    王忠嗣做为开元、天宝年间的著名边帅,虽然军事生涯并不长,但战必破,攻必克,料敌如神,深谋远虑。为后世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军事思想。他的有些思想,在今天仍然适用。

    一,持重安边的国防思想。

    纵观王忠嗣军事生涯,尤以点此最为突出,无论是战、是和、还是守,王忠嗣始终都以持重安边为目的。《孙子兵法》在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之初,平息内患,巩固帝位,采取励精图治,发展经济,加强边防等措施,使国家进入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但到天宝年间,在一派歌舞升平声中,他开始踌躇满志,失去了前期的锐气,不愿过问政事,任用佞臣,一味纵情享乐,使得政治腐败,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激化。而玄宗尤喜边功,早在开元二年(714年),玄宗即位不久,就不听朝中诸臣的劝告,拜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长史兼和戎(今山西大同),大武(今山西代县北)等军州节度大使薛讷为相,率军6万进攻契丹,结果唐军大败,死者十之八九。已经露出“轻于用武”的苗头。到了开元末年,随著国力的增强,玄宗的黩武思想再度膨胀,为了扩充疆土,耀武异域,便不断加强边防兵力。所谓“明皇蔽于吞灭四夷,欲求一切之功”。自天宝以来,“师旅数起”,边帅为讨好玄宗,获得官爵,也不段在边境生事。唐廷除了损失大批军士外,还耗费巨额军费,使得财政开支都日趋紧张。

    王忠嗣虽自幼生长在宫中,深但年轻时便在外领军作战,久居军旅,对边帅无端寻衅这一点休会尤深,正如诗中所说的“一将功成万骨枯”。所以王忠嗣少年时还曾“以勇敢自负,”以至玄宗不得不下诏禁止其出战。但成为边帅后,不以边功为荣,而是一反以往边帅的作法,“以持重安边为务”。因为他知道“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⑩并明确地指出:“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又比如他有一副张力为一百五十斤的漆弓,但却经常把它藏在袋中,“示无所用”。王忠嗣的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是无人可及的,而且在军事变革日新月异的今天,这一思想应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当王忠嗣被罢官后,继任者仍继续搞军事扩张,最终酿生了长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从此唐王朝一厥不振。安史之乱也从事实上有力地证明了王忠嗣持重安边这一思想的正确性。“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11)得之国强,去之国亡。是谓良将”(12)

    二,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

    王忠嗣虽主张持重安边,不搞军事扩张,但并不是一味的消极防御。而是积极作好战备工作,使敌不敢犯边,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了巩固边防,王忠嗣在担任朔方、河东节度使时,选要害地方,都设置城堡。仅此一项,即加强了边疆防务,还拓境数百里。“自张仁亶后四十余年,忠嗣继其功”,自此,“虏不敢盗塞”,“北塞之人,复罢战矣”。又如他高价买马的举措,在短时间内就消弱了敌方实力,增强了唐军骑兵的实力。此消彼长,使得边境各族均不敢冒然兴兵。此外还积极训练士卒,做到“随缺缮补”,选哥舒舒、李光弼等杰出将帅把守要塞。这此措施使王忠嗣在担任边帅的七年间,除他主动出击之外,万里边疆皆无战事,这段时期也成为玄宗在位期间最太平的日子。

    三,正确料敌、谋定而后动的决策思想。

    王忠嗣在作战前,总是要“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治”(13)。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14)。为此,他十分重视对敌情的掌握和临阵对战场的侦察。在河、陇时,军中皆日夜思战,王忠嗣遂“多纵间谍以伺虏之隙”,然后奇兵袭之,故士兵愿为其所用,师出必胜。郁标川的出其不意,到盐泉城下的背水一战;从桑干河上的三战三捷,到萨河内山的北伐取胜;从攻击青海、积石两地,再到墨离军的全胜。王忠嗣总是能先寻找战机,当时机成熟之时,率军出击,达到一战而胜效果,避免“钝兵挫锐,屈力殚货”(15)。而在谋攻石堡城的战前分析中,更加突出了这一点。他说:“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请休兵秣马,观衅而取之,计之上者。”这一客观准确的分析最终被事实验证了。

    四,重视军制建设,善于知人用将、培养后备人才,爱惜士兵生命的建军思想。

    王忠嗣极重视军队建设,常“训练士马,缺则补之”。尤其重视骑兵的建设,为此不惜花大量金钱从胡人手中购买战马,在短时间内组建一支精锐的骑兵。而他的“弓矢志姓名”更被后世兵家传为美谈。每当部队集结出征,王忠嗣总是召集各军主将,授予兵器,然后由主将把兵器发给士卒,并让士卒在弓矢上写上自己姓名。完成作战任务后,即收缴兵器,一一核实,谁的丢失了,便依照上面的名字,追究谁的责任。因此,他的部下人人自,“甲仗充牣矣。在知人用将、培养后备人才方面,王忠嗣先后培养了“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的哥舒翰、中兴第一功臣的李光弼、再造唐室的李晟,以及仆固怀恩等杰出将帅,尤其是李光弼和李晟,为大唐立下了不世之功。当发现哥舒翰、李光弼和可独挡一面时,便任命哥舒翰为大斗军副使,李光弼为河西兵马使、充赤水军使,专责防卫吐蕃的军务。王忠嗣非常爱惜士兵的生命。不愿用上万士兵的性命,换取自己的官爵,甚至愿将士的生命而丢官,这也正是哥舒翰为什么愿已自己的官爵去换取王忠嗣性命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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