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嗣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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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嗣源

    李嗣源(867—933),唐沙陀部人。本名邈佶烈。为李克用养子,改名李嗣源。即帝位后又更名李璠,是为后唐明宗。

    李嗣源本是李克用部将之子,生于应州金城县(今山西应县)。13岁丧父,李克用收养为子。善骑射,“为人质厚寡言,执事恭谨”,上源驿事件时,17岁的他在乱兵流矢中舍命保护李克用逾垣脱难,因而更受信任,掌亲骑,为侍卫长。乾宁三年(896)李嗣源奉命率兵3000前去援救朱瑾,在任城(今山东济宁)一举击败梁军,解了兖州(今属山东)之围,威名大振,李克用把他所率500骑兵命名为“横冲都”。光化三年(900)又在邢州青山(今河北邢台西北)大败乘胜追击的后梁名将葛从周,战场上他亲自冲锋陷阵,身中四矢,从此“李横冲”的雅号名重四方。而他“每有战功,未尝自伐”。“凡所赐与,分给部下。”诸将争功时,他从容说:“公辈以口击贼,吾以手击贼!”于是众惭而止。

    李存勖继位为晋王后,与朱温大战于柏乡(今属河北),面对装备齐整的梁军赤、白两马队,李嗣源笑道:“彼虚有其表耳,翌日当归吾中。”战斗中他跃马挺身,直取梁军白马都,生擒二骑校而回。于是士气大振,取得了柏乡之战的重大胜利。他因功而被任为代州(今山西代县)刺史。

    此后,他曾北伐幽州(今北京),逼降刘守光爱将元行钦。天祐十三年(916)随李存勖东征,攻占后梁的磁(今河北磁县)、相(今河南安阳)等州,因而改任相州刺史、昭德军节度使。后又转任安国节度使(镇邢州,今河北邢台)。当契丹进攻幽州时,周德威告急,诸将认为契丹不可能持久,食尽自还,到那时追击有利。李嗣源力排众议,认为“德威尽忠于家国,孤城被攻,危亡在即,不宜更待敌衰”。请求立即派他前去援救,李存勖同意后,李嗣源随即率部为前锋进到易州(今易县)。他分析敌我形势,采“潜行溪涧,袭其不备”的战术,临阵与长子李从珂奋命血战,动员部属说:“为将者受命忘家,临敌忘身,以身殉国,正在今日。诸君观吾父子与敌周旋!”他挺身入阵,所向披靡,大败契丹,解了幽州之围。凯旋魏州(今大名北)时,李存勖亲自郊迎慰劳,进位检校太保。

    同光元年(923)李嗣源调任横海节度使(镇沧州,今沧州南)。当时的战场形势对新建的后唐政权充满危险:梁、唐两军主力对峙于黄河沿岸,一路梁军正急攻泽州(今山西晋城),而唐将李继韬却以潞州(今长治)降梁,这等于断了唐军的归路。在这危急关头,李嗣源欣然领命奇袭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并且击退了梁军的反扑,俘虏了梁将王彦章,大大改变了战场上的形势。接著,他果决地提出西攻汴州(今河南开封)的策略,并率千骑为前锋一举攻占汴梁,梁末帝自杀,梁亡。李存勖喜不自禁,激动地说:“吾有天下,由公之血战也,当与公共之。”不久,进位兼中书令。

    灭梁后,李嗣源又曾受命北伐契丹,征讨潞州叛将,所向克捷,进位太尉,移镇汴州成为蕃汉兵马总管。同光三年(925)再次领兵北破契丹,被调任为镇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这时开始遭到李存勖的猜忌,有人告诫他已经到了“德业振主者身危”的地步,要他“宜自图之”。

    同光四年二月,赵在礼据魏州发动兵变,李存勖派元行钦前去镇压反为所败,只好派李嗣源前往,结果李嗣源与变兵合流,率军攻回洛阳,结束了李存勖的统治。李嗣源初入洛阳时称监国,几天后即位于李存勖的灵枢前,表示自己是合法继承而非篡夺。

    《旧五代史》对李嗣源的夺位多有粉饰回护,但其“逆取”的实质总是难以尽掩。不过他即位后在革除弊政方面历来颇受史家肯定。首先是裁减宫人、伶人和宦官。“自初即位,减罢宫人、伶官,废内藏库,四方所上物,悉归之有司”。“量留后宫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自余任从所适。诸司使务,有名无实者,皆废之。”以此来整肃宫掖,经济上节省开支,政治上排除干扰。第二是诛杀宦官佞幸。“即位伊始,下诏斩“直以聚敛为事”、“天下皆怨苦之”的租庸使孔谦,废除其苛敛之法。“又罢诸道监军使,以庄宗由宦官亡国,命诸道尽杀之。”“宦官数百人,窜匿山林,或落发为僧,至晋阳者七十余人,诏北指挥使李从温悉诛之”。对于名声很坏的高官如盗掘唐陵的温韫、私用库物的段凝、纵田客杀人的豆卢革等都在贬官后赐死;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如“税外科率”的邓州留后陶玘、“为政贪秽”的毫州刺史李邺等也都被贬死他乡。这些对于澄清吏治是很有影响的。

    李嗣源较关心民间疾苦。他与宰相冯道谈论农家勤苦,冯道诵聂夷中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他甚为感动,“命左右录其诗,常讽诵之”。因此,他著力于减轻民众的赋税负担。天成元年(926)四月下诏免收“省耗”:“应纳夏税,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后止纳正税数,不量省耗。”天成四年五月又下令州县不得以检括田地扰民:“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户自通供手状,具顷亩多少,五家为保,委无隐漏,攒连手状送于本州,本州具状送省,州县不得迭差人检括,如人户隐欺,许令陈告,其田倍令并征。”长兴元年(930)二月下诏减收“曲钱”、免收河阳人户的“桥道钱”:“诸道州府人户,每秋苗一亩上,元征曲钱五文,今后特放二文,只征三文。”“河阳管内人户,每亩旧征桥道钱五文,今后不征。”长兴二年(931)进一步免收“曲钱”:“应在京诸道苗亩上所征曲钱等,便从今年夏并放。其曲官中自造,委逐州减旧价一半,于在城扑断货卖。除在城居人不得私造外,乡村人户或要供家,一任私造。”因此,敕下之日,人甚悦之。长兴元年二月下诏限制民间高利贷盘剥:“应私债出利已经倍者,只许征本;已经两倍者,本利并放。”对于民众的夫役负担,他也爱惜民力,信守规定。长兴三年十二月,他到龙门“观修伊水石堰,赐丁夫酒食。后数日,有司奏:‘丁夫役限十五日已满,工未毕,请更役五日。’帝曰:‘不唯时寒,且不可失信于小民。’即止其役。”

    在执法方面,李嗣源也比较严明。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权贵,人多拥护,监仓犯赃”,依律当斩。侍卫使张从宾向李嗣源求情,他说:“食我厚禄,偷我仓储,期于决死!苏秦说我不得,非但卿言!”对于涉及他自身的误判案件也能自责补过:巡检军使浑公儿奏称有百姓二人以竹竿习战斗之事,他认为“实所不容”,交石敬瑭处置,结果二人被杀。后来得知所谓百姓乃是幼童,战斗实是嬉戏,“方觉失刑”,于是他自己“减常膳十日,以谢幽冤”,石敬瑭被“罚一月俸”,浑公儿被“杖二十”后撤职流配登州(今山东蓬莱)。对受害人家属“赐绢五十匹、粟麦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并专就此事下诏,要求“此后在朝及诸道州府,凡有极刑,并须仔细裁遣,不得因循”。这种做法,就是在盛世帝王中也颇为少见。

    李嗣源即位时已年届六十,在位七年余,采取的改革措施尽管有限,但也收到一定的效果。司马光评价说:“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

    但是,李嗣源在控制宰辅方面显得无能乏术,或听任跋扈,或一杀了之,既软弱又粗暴,这与他目不识书缺乏文化素养有关。枢密使安重诲是他的“佐命功臣”,恃功矜宠,专权自恣,擅杀无意中冲了他前导的殿直马延,还要李嗣源“降敕处分”,李嗣源“不得已而从之,由是御史、谏官无敢言者”。宰相任圜“简拔贤俊,杜绝侥幸,期年之间,府库充实,军民皆足,朝纲粗立”。但与安重诲政见不合,议政往往意气用事,互相呵骂,旁若无人。连宫人都说:“妾在长安宫中,未尝见宰相、枢密奏事,敢如是者,盖轻大家(皇帝)耳!”后来,安重诲诬任圜谋反,矫诏杀之,李嗣源竟“皆不能诘也”。此后他听信谗言,以安重诲有异志而杀之。安、任二人在他统治期间,可算是尽忠职守的名臣,结果相继身死,奸佞得势,国势每况愈下。

    李嗣源在认定继承人方面也表现得优柔寡断。他的长子从璟为李存勖所杀。次子从荣被封为秦王,任为河南尹,兼判六军诸卫事,后又加封天下兵马大元帅,表明他打算以从荣为继承人,可是又不明确立为太子,造成大臣观望,从荣不安,因而酿成悲剧:长兴四年(933)十一月,李嗣源病重,秦王李从荣恐不得为嗣,率牙兵千人列阵天津桥,准备入宫继位。结果为朱弘昭等所率骑兵击溃,从荣逃至府第被杀。李嗣源“闻从荣已死,悲咽几堕于榻,绝而苏者再”。后征天雄节度使宋王李从厚入宫侍疾。六天后病重不治,终年68岁。宋王李从厚继位,是为闵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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