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中原的梁、唐、晋、汉、周(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兄弟相杀，父子反目，权臣篡位，军校拥立，闹得世人目不暇接。其命长者一二十年，命短者仅有四年。在中原周围的汉民族聚居地区，也先后出现了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前蜀、后蜀和北汉等十国。战乱使人民生灵涂炭，统一成了历史的总趋势。

    927年(后唐天成二年)3月21日，后唐都府洛阳夹马营赵家出生了一个面方耳大、眉清目秀的婴儿，取名匡胤。这个大胖小于的出生，乐得全家合不拢嘴。赵氏“累代仕官”，匡胤的祖父做过营州、蓟州、涿州刺史。父亲赵弘殷武弁出身，擅长射击，跟随晋王后，奋勇冲杀，战功赫赫，遂被晋升为飞捷指挥使(为中级禁军头目)。晋王夺取后梁帝位建立后唐，定都洛阳，赵家也随迁而至。

    新朝新主新韬略。后唐明宗李嗣源为了稳坐中原，登台后采取“休兵息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使中原地区出现了短暂的“兵革相息，年屡丰登"局面。赵匡胤就是在这个难得的安定环境中出生并渡过童年的。

    赵匡胤七八岁时，根据官宦人家的习惯，开始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以便子承父业，走上仕途。不料，中原的安定日子没过几年，又出现政局动乱。赵弘殷怕误儿子的学业，请来一位姓辛名文悦的同乡，给匡胤当业师，讲习五经。辛老先生是饱学宿儒，勤于治学，对学业抓得很紧，但赵匡胤受著时代的熏陶，耳濡目染，干戈扰攘，哪里有心思苦读嚼蜡似的“之乎者也”。

    在武力决定一切的思想支配下，他神不守舍，口念经书，实则心飞旷野。当一听先生说放学，他就像离弦的箭，拔腿而出，伙同孩子们玩起作操演打仗的游戏，很快就成了孩子王，只要他一声令下，没有一个不听话的。从学塾归家，他命令孩子们排队，自己押在队后喝令，队伍好生整齐。

    赵匡胤10岁时，后晋灭后唐，迁都汴梁(今河南开封)，赵弘殷也举家随迁，住进汴梁龙巷。从洛阳到汴梁，赵匡胤也逐渐长大，生就一张紫红的大脸，魁梧的身躯，雄伟英俊，十分洒脱。他稳重深沉，善于思索，决心弃文习武，走武力统一的道路，用战争平息战争。

    赵匡胤弃文习武后，凭著天生的聪明练骑术，学射箭，长进飞快。一次，他选择了一匹无笼头缰勒的恶马习骑，恶马不甘被役使，当他刚上马背正欲鞭策时，恶马猛地狂嘶一声四蹄乱踢，朝城内疾驰。赵匡胤猝不及防，一头撞在城门楣上，甩下马来。观骑的人吓得倒吸一口凉气，判定赵匡胤的头颅准被撞碎。谁知，当人们赶去抢救时，他却出乎意料地慢慢站起来，接著拔腿追上去，从马后纵身一跳，飞上马背，抓鬃夹裆，硬是征服了恶马。就这样，赵匡胤刻苦砥砺，学得了娴熟的骑术和武艺，为后来建功立业打下了基础。

    赵匡胤18岁时，娶了贺景思将军的女儿作妻室，但在仕途上却并不得意。不久，契丹军攻入汴梁，赵家先遭叛将张彦泽军的抢掠，继遭契丹军的抄劫，加上叹增人添口，多了三弟光义，四弟光美，生活更艰难。

    赵匡胤从懂事起，就常听人夸他方面大耳，眉清目秀，仪表堂堂，必有洪福，他从不当一回事。跟下足迹辽远，落难日久，忽听夸赞，倍觉温暖，不禁暗自思忖，莫非我好运就在前头了于是向老和尚拱手告别，满怀信心地踏上通往北方的古道。

    数日奔波，赵匡胤来到商丘。正当他忙著寻食填肚之时，见路旁有一高辛庙，不由眼前放亮，跨进庙门，虔诚地取过摆在香案上的杯较(唐宋时求神问卜之具)，一面晃动杯玫，一边默默祈祷神灵保他当个小校。“哗”杯玻落地，不是吉兆。他觉得是自己祈祷的官职太小，神灵不允，于是又第二次、第三次反覆摇动杯咬，从小校、钤辖、承宣使一级高一级，一直祈祷到能否当节度使都不应验。他焦虑，也气急，但仍觉得是祈祷的官职太小，最后一回，他孤注一掷索性祈祷能否当天子。“哗”，杯较落地，大显“灵光”，应了一俯一仰的“圣琰”。日后要当天子?！赵匡胤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肚子好像也不饿了，人也好像比以前更精神了。

    用科学的观点看，“圣玟"未足凭信，然而作为信奉“天命”的赵匡胤，在愁困潦倒心灰意懒之时，求神问卜，测试自己的命运，也是在情理之中。“天命”使他踏上了寻觅北方知遇的道路。

    五代是武人的天下。郭威也同所有武人一样，正在觅寻以强制弱，走马上得天下之途。

    后汉高祖刘知远的二儿子汉隐帝，为了巩固父辈的统治，先后杀死权臣杨那、史弘肇，王章。随之，便把刀锋转向郭威头上。948年(后汉干祜元年)十一月，后汉皇帝刘知远突然驾崩。郭威以忠汉室，忠先孝之名，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开进后汉的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成了事实上的当权者。不过，郭威不同别的武人，他请太后(刘知远的妻子)临朝听政，迎立刘知远之侄刘赟进大梁，继位做皇帝，装出一副毫无取代之心的样子，蒙蔽了文武百官，很得朝野的夸赞和欣赏。正当太后失却惧色，心平气顺听政时，突然传来契丹进攻后汉北方边境的战报。大敌当前。不可或缓。十二月，郭威奉旨引兵，北上，力拒契丹。兵至澶州(今河南濮阳西南)，郭威授意赵匡胤等亲信，鼓噪军中将士，撕开一面黄旗，披在郭威身上，接著，便在赵匡胤及众将士的簇拥下，回师汴梁，废除后汉，建立后周，帝号周太祖。

    郭威当了后周的开国皇帝，自然要犒劳和提拔拥立有功的将土。赵匡胤在拥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出力非小，遂被擢升为东西班行首，成为禁军军官。

    954年(后周显德元年)，周太祖郭威去世，养子柴荣继位，帝号周世宗。北汉主刘旻(刘知远之弟)认为周主换人正是灭周兴汉的千载难逢之机，遂向契丹乞师，联合入侵中原。

    北汉是后汉的残余势力。后周开国时，河东节度使刘旻在太原称帝，割据今山西大部和陕西东北部，史称为北汉。河东兵微将寡，力量远不能与中原王朝相比，刘旻主动投靠契丹，与契丹王约定为叔侄之国，企图借契丹势力恢复昔日版图。这次刘旻求助于契月 正遇上契丹也有并吞中原之意，即令大将杨衮领兵南下晋阳(今山西太原南)，与刘旻合兵，直逼潞州(今山西长治)。

    是年三月，两军在高平(今山西晋城东北)遭遇，拉开了大战的序幕。北汉主刘旻亲领中军，大将张元徽领左军，契丹大将杨衮为右军，阵容严整，杀气腾腾。开战之初，周军因后续部队没有赶到，处于劣势，一部分将土在众敌面前产生畏惧情绪。周世宗却毫不示弱，立即命令将领白重赞、李重进为左翼，樊爱能、何徽为右翼，向训，史彦超领精骑在中央，赵匡胤与殿前都点检张永德各领牙兵1000跟世宗柴荣保驾。

    刘旻见周军兵微将寡，已生轻敌之心。杨衮见状提醒刘旻不可轻敌。赵曼自恃自己是北汉主，不仅不听建议，反而训斥杨衮不识相，气得杨衮在攻战中，任凭刘旻金鼓催促，依旧按兵不动，袖手旁观。

    北汉军开始进攻，左军先向后周军右翼冲击，气势凶猛，杀声震天。后周军右翼将领樊爱能，何徽慑于汉军人多势众，交锋数合，便率几千骑向南溃逃，并鼓惑民众，声言战争完全失败。

    在这关键时刻，荣柴赶忙率亲兵策马上阵，左拚右搏，力挽败局。赵匡胤迅即跃马出现于阵前，地位比他高的禁军将领张永德建议说：“现在贼气方骄，将军的部下一向能射，可以从西面登高而上，我带骑兵从左翼策应，两面夹击，必定可以取得胜利！”赵匡胤答允。张、赵两人各自领兵出战。只见赵匡胤一面指挥兵马迅速占领有利地形，稳住阵脚，一面亲自带领勇土向右方冲杀，阵斩北汉大将张元徽。汉兵失去大将，纷纷后退。契丹大将杨衮因对刘旻不满，见状也自行撤走。战斗以北汉失利而告结束。

    柴荣是一个赏罚分明的君主，高平之战后，他将樊、何两人及其部将70余人斩首。赵匡胤因在关键时刻力挽败局，赢得周世宗的欢心，也搏得殿前都点检张永德等禁军将领的嘉许，被任命为殿前都虞侯，跨进禁军高级将领的行列，并负责整编禁军。

    五代的禁军，历代相承，不加淘汰，老弱很多，纪律不严，一遇劲敌，往往非逃即降。相反，各地藩镇都拥有骁勇之士，实力都在禁军之上。要想巩固皇权，维护统一，就必须提高禁军的战斗力。赵匡胤奉旨在整顿禁军过程中大规模点验部队，裁汰老弱，升精锐者为上军。同时，叉广募天下壮土，把其中身强力壮、武艺高超者编为殿前诸班，加以严格训练，使之成为后周的精锐部队。禁军战斗力的增强，使赵匡胤声望日隆，同时也为他日后依靠禁军夺取后周政权奠定了基础。

    后周经郭威、柴荣两代皇帝励精图治，严惩贪官污吏，招抚流散农民，治理河患，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国力迅速强大起来。有了充实的国力，周世宗柴荣统一天下的心思也便日臻明确。这对他本人来说，真目的是扩大统治范围，但从历史发展的潮流看，顺应了时局，符合了人民想过安定日子的要求和全国统一的意愿。

    为了把得民心的事情付诸实现，柴荣十分重视正确战略方针的选择，955年(后周显德二年)初春的一天，他为了征询朝臣们对统一天下的方略，特召集文武众臣进朝计议。比部郎中王朴首献《平边策》，明确提出“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的进军原则，主张把南唐作为第一个兼并对象。为了说明其方略的正确，王朴还在《平边策》上对后周之外的各国之政治、经济、国力、兵力进行了中肯翔实的分析和比较。

    柴荣听罢，频频点头，并于是年五月，首先发动了夺取后蜀的秦(治今甘肃秦安西北，宋时移今天水)、凤(治今陕西风县东)、阶(治今甘肃武都东)，成(治今甘肃成县)等四州的战争。

    秦，风、阶、成四州，原系中原政府管辖，自契丹兵进攻河南之时才被后蜀吞并。但是当地地形复杂，运粮困难，加上蜀军顽强拒守，周军久攻不下。对此，许多本来不愿意用兵的后周文官，更振振有词，主张偃旗息鼓，收兵回朝。

    周世宗欲罢不忍，特命赵匡胤速到前方视察，弄清进军不快根由。

    赵匡胤策马到了前方，细心勘察地形，了解军事形势，断定只要坚定信心，收复四州是稳操胜券。

    柴荣听罢赵匡胤报告，遂按其建议调整部署。闰九月，秦、成、阶三州眼看后周大军兵临城下，先后投降，驻风州的蜀军负隅顽抗，也只多支持了二个月。

    956年(后周显德三年)春，赵匡胤马不停蹄，又随柴荣南下进攻南唐。当时后周诸军正在日夜进攻寿州(今安徽寿县)。南唐守将刘仁瞻遵照唐主旨意，坚守城池，并不断以小部队出击，咬住后周军，以待驻淮河下游的涂山(今安徽怀远东南)等地的南唐军万人来援，以便水陆两路夹击后周军。柴荣为解除威胁，命赵匡胤带一支兵马前去攻打从淮河下游来援的唐军。赵匡胤奉旨，率百余轻骑偷袭敌营，然后边打边退，将对方诱进后周军伏击阵地。南唐军将骄轻敌，不知是计，以为后周军人少力单，穷追不舍，误入后周军伏击圈内。忽听得后周军战鼓紧擂，号角齐鸣，伏兵四起，杀声震天。南唐军猝不及防，未及拔刀张驽即被杀死不少，余部溃逃，唐将何延锡在涡口(今安徽怀远东北)战死，弃战船50余艘。

    攻寿州后周军的威胁解除后，赵匡胤又奉命攻打淮河一线的军事要地滁州(今属安徽)。要攻打滁州就要途经清流关，而清流关易守难攻，且有南唐军两员大将把关，如若强攻不仅徒劳，还会损兵折将，恰好这时赵匡胤闻知附近村中有一幽州(今北京)人，姓赵名普，教书数年，为人学识渊博，多智善谋。赵匡胤欲求万全之策，微服出访。赵普见赵匡胤到来，十分欢喜，赶忙说：“我有奇计，可以转败为胜，求祸避福。”

    “何计?”赵匡胤问。

    赵匡胤大喜，要求赵普引路。赵普欣然允诺。

    周军连夜誓师，由小径悄悄而行，突然出现于山后，断南唐军退路，守将皇甫晖等人大吃一惊，想立即退兵撤回滁州城。断桥自守，但为时已晚。皇甫晖无奈整列队伍，拥众复出，赵匡胤手抱马颈，突入敌阵，连声喊道：“单要捉拿皇甫晖，别人不是我们的仇敌！”说著闯至皇甫晖面前，抽出利剑，一下砍中他的头部，将其擒获。南唐大将姚风跃马出战，又被赵匡胤生擒，后周军很快拿下滁州城。

    经过这番大战，赵匡胤的军事才能更为世人所知，连他的劲敌皇甫晖也说：“臣向日屡与契丹战，未尝见兵精如此。”

    赵匡胤一到六合，见韩令坤部兵心浮动，即下令：“扬州兵有过六合者折其足!”韩令坤被迫立志坚守，众军土也知赵匡胤治军严厉，不敢怠慢，只好拚死向前，方才打败南唐军，俘其统帅陆孟俊。

    后周、南唐两军正在扬州鏖战时，唐主又命李景达统兵2万，进犯六合，并在距六合20公里处设营布阵，企图聚歼后周军。赵匡胤恐暴露虚实，否定了部将出兵进击的意见，采取斩头截尾，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伏击战法，以2000人战胜了十倍于己的敌人。作战中，他不仅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还对作战不力的士兵，先用剑在其皮笠上斫下一个印记。战斗结束后检阅队伍，对英勇善战者加功晋官，对笠有剑痕者一一斩首。

    赵匡胤在激烈的征战中有勇有谋，屡建奇功，遂被提升为同州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节度使，名位高，威望盛，自五代以来不少野心人物都通过这个阶梯“飞黄腾达”，成为天子。赵匡胤以赫赫战功，得到周世宗这般宠信，实在是他政治生命中的一个转捩点。

    957年(后周显德四年)春，南唐将李景达从濠州(今安徽风阳东)派救兵进至寿州城外紫金山上，结营寨十多座，并筑成通往寿州的甬道，接济城中粮食。为断绝寿州唐军外援，柴荣命赵匡胤率军登山破寨。

    赵匡胤接旨后，分析敌军部署，决定采取中间突破的战法，切断甬道。南唐军自以为城内城外互相照应，可进可退，不料，后周军在赵匡胤的率领下突然拥入甬道，中间突破，斩南唐军首级3000，使其首尾不能相救。战败的南唐军沿河向东溃逃，柴荣率军乘胜追击200余里。寿州南唐军对外联系切断，只好向周军投降。后周军还京，赵匡胤因功改领义成军节度使。

    957年(后周显德四年)冬，柴荣再度南下，征伐濠、泗(今安徽蚌埠以东、江苏盱眙北)二州，赵匡胤任前锋。南唐军在潦州城东十八里滩上设立营栅，旌旗招展，威风凛凛，满以为后周军无水军，战舰，其阵三面临水，万无一失。不料，柴荣派数百名甲土，骑著骆驼渡过淮水，赵匡胤领骑兵截流而渡，烧焚南唐战舰70多艘，攻破水寨。随之，后周军水陆齐进，攻陷泗州城。赵匡胤领禁军一部乘胜追击，俘虏南唐濠、泗海水陆都应援使陈承昭，接著又配合柴荣率领的禁军于958年(后周显德五年)正月，攻克楚州(今江苏淮安)。南唐主穷途末路，只好遣人媾和，划江为界，献出江北十四州，赵匡胤在这次征战中，虽然功绩突出，但并不因功骄纵，盛气凌人，傲气十足。相反，他处事待人更加谦虚谨慎。后周军班师回京，周世宗赏淮南作战有功者，赵匡胤再度擢升更重要的官职，改领忠武军节度使。

    后周军南征频频获胜，周世宗柴荣又打算利用日渐雄厚的物力财力，转兵北伐，收复契丹占领的幽州。

    959年(后周显德六年)三月，北方大地刚刚解冻，周世宗便率领亲兵踏上北伐的征途。四月，契丹宁州(今河北青县境)剌史王洪投降。接著，益津关(今河北霸县)守将佟廷辉也举城投降。赵匡胤随柴荣北伐进军行至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西南)时，守将姚内斌闻知是赵将军来战，魂飞胆颤，赶忙出关迎降。随之，莫州剌史刘楚信、瀛州刺史高彦晖也先后迎降。周军所至如同秋风扫落叶，进军42天，兵不血刃，便收复了3州7县之地。谁知，周世宗在几天以后的进军途中却捡得一块木牌，长约二三尺许，上题“点检作天子”5个大字。当时任殿前都点检(禁军最高统帅)一职的是周太祖郭威的女婿张永德。

    柴荣看罢题字，不由得心里犯嘀咕，罢除张永德的想法，总像鬼怪幽灵一样时时缠绕著他的心。对张永德欲罢不忍，欲留又怕。恰好在周军刚刚收复淤口关、瓦桥关、益津关(今河北雄县，霸县以南)时，他突然暴病，生命垂危，赶忙罢战，率三军匆匆回朝。

    眼看自己病重，太子年幼，谁能辅佐儿子保住周氏帝业代代相传?周世宗遍视满朝文臣武将，最后决定起用赵匡胤。他认为赵匡胤能知恩相报，大义拒亲，忠于皇室。956年(后周显德三年)，他父赵弘殷累官至检校司徒，父子同典禁军。柴荣亲征淮南，赵弘殷做前军副都指挥使，领兵先入扬州，不久在前线染病，先行北返。赵弘殷夜半行经寿州时，得知儿子赵匡胤率军守城，便传呼赵匡胤开放城门，入城住宿。赵匡胤不但不给开门，还在城头上说：“父与子虽然是至亲，但城门的开闭是王事，更为重要。城门开不得，按规定得等天亮才能开门。”赵弘殷本已抱病在身，又听了儿子这番绝情话，更装进一肚子气，但碍于“忠孝难以两全”的臣子之道，未敢发作，只好在城外冻到天亮。待次日进城后，便卧床不起，两月后不治而死。周世宗得知此事，感到赵匡胤如此忠实王室，非常感动。按古代丧礼，父母故，得免官守丧三年后才能复用，但周世宗为了重用赵匡胤，打破常规，在他守丧几天后，即由殿前都虞候擢升为定国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赵弘殷死后不到两年，赵匡胤不到30岁的贤慧妻子跟著也因病去世，遗下两女一男，儿子取名德昭，年仅8岁。贺氏夫人死后，赵匡胤续娶王饶将军的女儿敞继室。虽然他的名位渐高，但因做官廉洁，不时需要好友、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接济。这次续弦，张永德又赠送他帛几千匹。淮南战事结束，南唐中宗李璟慑于赵匡胤的文韬武略，骁勇过人，施离间计，遣密使送书信和白银3000两给赵匡胤，以破坏周世宗对他的信任，诋毁赵匡胤在后周的声威。赵匡胤当众揭穿来者意图，收下银子输入内府，大得柴荣赞赏。赵匡胤破寿州城后，有人在周世宗柴荣跟前诽谤说：“赵某在攻克寿州城后，掠取宝货甚多，装了好几车。”说得真真切切，不由柴荣不信，便立即派人去查看，翻箱倒箧，除搜出数千卷书外，并无金银宝货。周世宗惊讶、疑惑，召赵匡胤进宫问：“卿正为朕任职将帅，扩张疆土，理当以治戎装磨刀剑为急务，用这些书做什么用?”赵匡胤叩头回答说：“我没有奇谋可以帮助皇上，既受重任，常感到力不能胜。因此广购书藉，以广博见识，增加智谋。”柴荣解除误会，倍觉赵匡胤才是他的臂膀，从此更加器重。

    周世宗柴荣越想赵匡胤的为人、处事，忠君之好处，越觉得赵匡胤是最好的辅佐小太子的人选。于是，在他弥留之际，为了保住周氏王室，果断撤掉张永德官职，擢升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从此，后周的军权落入赵氏一人之手。

    959年(后周显德六年)六月，周世宗柴荣在开封去世。年仅7岁的儿子宗训继位，他还是无知稚童，不能处理任何事务，军国大政只好由大臣决断。

    960年(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一，正当朝野上下沉浸在欢乐之中，镇(今河北正定)，定(今河北定县)二州剌史在赵匡胤集团的授意下，派员进开封向朝廷送来紧急战报，诡称契丹与北汉联合大军掠境，请求朝廷出兵御敌。宰相范质、王溥未核实军情，便通过小皇帝柴宗训之口，仓促派遣赵匡胤率领宿卫禁军前往抵御。

    正月初二，身为禁军最高统帅兼归德(今河南商丘南，治宋州)节度使赵匡胤奉诏带兵出征，兵变正式开演。

    赵匡胤参与了拥立郭威当皇帝的活动，深知纵兵“夯市”的恶劣影响，为安抚百姓，稳定民心，他在率兵出发前，对军队约束很严。市民们见军纪肃然，也便渐渐地放下悬起的心。

    大军进至开封东北40里的陈桥驿，安营扎寨，住足不前。晚上，赵匡胤的许多亲信，分头在军中串联和鼓动。不多一会儿，众军校纷纷云集到驿门下叫喊：“主上幼弱，未能亲政。今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谁能知之。不若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五代以来，牙兵悍将动辄拥立主帅。因此，这些话果真把一些将土的情绪煽动起来，要求拥立赵匡胤。赵匡胤闻声出来劝阻，众军校越发高呼。赵匡胤为感激众军校拥戴，把大家请入驿门内设宴以安抚，”再次表示不能从命。酒席间，赵匡胤佯装酒醉，让人挽到寝阁休息。

    赵匡胤退出宴席后，其弟赵光义，节度掌书记(节度使僚属，总理节镇文书，对节度使负责)赵普等，见火候已到，便紧急部署赵匡胤夺取帝位的方案。为了控制住京师可能出现的反抗，赵光义、赵普派军使郭延强连夜驰返京城，秘密串通赵匡胤的“义社兄弟”、宿卫皇宫的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侯王审琦开后宫门，

    翌日，东方刚刚出现鱼肚白，突然茸中响起“嗷嗷”的欢呼声，声震原野。接著，一部分将土握弓持剑，全副武装，纷纷汇集到赵匡胤门前，扣门呼唤。

    赵匡胤听到呼叫，表情惊异，赶忙披起衣裳走出卧室。将士们一见赵匡胤到，自动环立于庭，高声地说：“诸军无主，愿奉太尉(对高级军事长官的尊称)为天子！”赵匡胤未及回答，一军校不容分说便把早已准备好的绣龙黄袍披在他身上。在场的将士不约而同一齐跪下，高呼：“万岁!”营寨军士顿时响应，声闻数里。这一场面与郭威代汉，将士“裂黄旗以被帝体”何其相似！不过黄旗还像是仓促所为，而现成的黄袍则表明事件是有预谋的。

    赵匡胤明白，兵变的帷幕既然已经拉开，就不能老是躲在幕后。于是，他在众人的簇拥下，半推半就地骑上马，踏上回汴京的道路。

    归途中，众将士呼前喊后，谈笑风生。突然赵匡胤踩蹬立马，对左右说：“汝辈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吾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也。”

    众将士知道这是赵匡胤要以“帝王之尊”发号施令了，便纷纷下马齐声高呼：“唯命是从！”

    赵匡胤环视了一下跪在地上的将士，严肃地说：“少帝及太后，是我所臣奉过的；朝中大臣，都是我的同僚，你们不得惊犯宫室，凌辱朝贵。近世帝王起兵举事，都放纵军卒大掠京师，今不许你辈劫掠都市和抢劫府库财物。听命者，有重赏，不听命者，立斩!”

    “唯命是从!”众将士高呼。

    午后，部队入城，秋毫无犯。宫门之内早已等候的石守信、王审琦，看见大军归来，连忙命令部属打开宫门，出迎兵变之师入宫。

    反对势力在这场兵变面前并没有太大的作为。禁军高级统帅韩通，听说赵匡胤率师回京，立即组织留守京师的部队抵抗，不料早被赵匡胤的心腹王彦升识破，伏兵于韩通左右。韩通从内廷飞奔回家，王彦升立即跃马追逐，跟踪至韩通家中，大门还没来得及掩闭，就被王彦升追上杀死。韩通之子韩橐驼奋起反击，也一并被杀。

    准备上朝的宰相范质、王溥，闻变失色。范质气急败坏，抓住王溥的手说：“匆匆忙忙地派将出兵，是我辈之罪啊1”

    赵匡胤进入衙署，正欲稍事休息，忽见范质、王溥等后周宰相，大臣被将校们拥逼进来。他突然呜呜咽咽地哭起来。范质怒目。赵匡胤假装为难地说：“我受世宗厚恩，今日为六军所迫，到了这步田地，使我感到惭愧。”

    范质直立堂前，鼓起勇气，正想说话，军校罗彦环见状，拔剑上前，厉声喝道：“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1”

    “无理。"赵匡胤连忙叱责罗彦环。罗彦环毫不让步，继续斥骂范质。在一旁窥视事态的王溥，见势不妙，赶快下阶，倒身下拜。

    大势已去。范质无可奈何，亦只好跟著下阶叩拜，并连连呼称：“万岁。”至此，大臣降服，登基障碍扫平。

    当机立断，事不宜迟。赵匡胤收起眼泪，登上崇元殿，召集文武百官举行禅代礼。

    因小皇帝即位时，对赵匡胤有归德节度使的任命，归德节度使的治所在宋州(今河南商丘)。现在他当了皇帝，便定国号叫“宋”，史称北宋。当年，赵匡胤34岁。

    杀掉韩通，降服在朝百官，并不等于全部消灭旧的反抗势力。相反，宋太祖赵匡胤面前摆著3个致命的矛盾：新朝廷与后周旧臣的矛盾，皇帝与功臣宿将的矛盾，皇权与节镇的矛盾。

    为了处理好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使新政权在激烈的对抗中站稳脚跟，赵匡胤这个顺应时代朝流的封建政治家，采取的是笼络与弹压相结合的方针。

    对郭氏、柴氏宗室，他极力予以优待，封后周末代小皇帝柴宗训为郑王，符太后为周太后，迁居西宫，并特别交代臣下，要尽力给他们安排好养尊处优的豪华生活。对郭氏、柴氏的后代，分别予以封官加爵。对后周的文武百官，只要不是死心塌地的反抗者，都照原职录用，从而使后周旧臣僚释除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恐惧心理。

    录用了旧臣僚，拥立赵匡胤的功臣勋贵却大为不快。对此，赵匡胤一面对这些贪图富贵的功臣勋贵封以高官，授以实权，一面严加防范，决不姑息。后周京城巡检官王彦升留任后，自恃追杀韩通，拥立有功，意气骄横。一日午夜，王彦升率兵卒巡检，途经宰相王溥门前，上前扣门，要宰相接风慰劳，企图乘机敲出一笔厚赏来。王溥见是王彦升，吩咐家人将烫好的酒递上，连敬了王彦升几杯后，随即撤饮，分文不给，逐王彦升出门。翌日，王溥上朝即向赵匡胤告状。赵匡胤听罢，立即罢了王彦升的职务，以示惩罚。由于赵匡胤秉公办事，不放纵功臣勋贵，留用的旧臣人人感到政治地位有保障，对新政权由狐疑观望转为积极拥护，忠心效力。

    赵匡胤深知平定李筠的反抗，关系到后周地方势力对新政权的屈服与否，决定亲率大军出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李筠势力。李筠则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信心十足地说：“我是周朝宿将，与世宗(柴荣)义同兄弟，京师禁军多是我的同僚或部下，必将倒戈来归。”

    五月初五，守军在赵匡胤指挥下首战告捷，破李筠军于长平(今山西晋城东北)，斩首3000一十九日，赵匡胤为防李筠败退至泽州(今山西晋城)，率大军亲征，倍道兼行。太行路窄石多，不便大军行动，赵匡胤便边走边将道路上的石头放在马背上搬运开，群臣，六军见状，也积极彷效，很快拓窄路为大道。二十九日，赵匡胤与石守信、高怀德会师，对李筠部形成夹击之势。经激战，李筠在泽州南大败，所部3万余众死的死，伤的伤，生者被俘。同时，宋军又在激战中杀北汉援兵数千人，斩监军使卢赞，擒河阳节度使范守图。李筠率一部突出重围，退至泽州；宋军乘胜追击，于六月一日进至泽州城下。十三日，赵匡胤组织敢死队登城，李筠投火自焚而死。十七日，赵匡胤又攻潞州(今山西长治)，李筠之子李守节投降。至此，李筠的反抗辽告平定。

    盘踞在淮南的李重进，是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周世宗时曾与赵匡胤分掌内外兵权，后来出镇淮南。虽拥有淮南十一州之地，但周世宗整军后，精兵皆调集中央，州镇已无强壮之兵。想起兵反宋，由于兵弱，也不敢轻举妄动。宋王朝建立后，赵匡胤对李重进有所防范，即命令韩令坤接替他的马前军都指挥使一职，将他移镇至青州(今山东益都)。李重进对此极为不满，拒绝调动，欲起兵讨伐宋太祖。李筠失败后，他失去了讨宋的同盟军，赶忙向南唐求援，要求共同起兵攻宋。南唐主慑于赵匡胤的力量，不敢盲动。李重进只好孤注一掷，在“内令资储，外无救援”的情况下，单独起兵，要拚个鱼死网破。

    十月，赵匡胤在乎定李筠反抗之后，遂命石守信为扬州行营都部署，兼知扬州行府事，王审琦副之，率禁军先发，命李处耘为督监，宋延渥为都排练使，以安友规为滁州刺史兼前军。二十四日，赵匡胤乘舟顺汴河东下，在泗州(今安徽泗县)登陆，直抵扬州(今属江苏)，进至大仪镇时接石守信遣使驰奏，说扬州破在旦夕，请车驾临视。十一月，宋军石守信，王审琦等部包围扬州，赵匡胤也亲赴前线督战，一举攻破扬州，李重进及家人自焚而死。

    平定了地方藩镇势力中危害最大者，其它地方藩镇势力虽对赵匡胤代周不满，也不敢与中央抗衡，重蹈二李覆辙。成德节度使郭崇，对后周的倒台“时或涕泣，”监军陈思海向宋政府报告后，赵匡胤便遣使侦察。郭崇闻知，赶忙表示拥护宋王朝，以释去宋廷疑虑，保义节度使袁彦，此时“日夜缮甲治兵”，图谋反宋，当赵匡胤派潘美去做监军后，他只好乖乖地单骑入朝，听候差遣，建雄军节度使杨庭璋与后周皇室是近亲(他的姐姐是郭威的妃子)，李筠起兵时曾与之联系，因此，赵匡胤对他不放心，“疑有异志，”派人伺察。他未敢反抗，被调任为静难节度使。

    就这样，赵匡胤利用李筠轻举之狂，李重进犹疑之病，以分化瓦解，速战速决，各个击破的方略，经大约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稳定了局势，取得了集权斗争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得人心者得天下。

    赵匡胤从历代的兴衰中领略了振兴的哲理，“布声教”与民休息，大得各民族的支持，保证了统一战争顺利进行。

    “布声教"作为一个战略指导思想，赵匡胤不仅把它贯穿于统一汉民族区域的征战中，而且也广泛运用于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中。

    宋廷西北边陲有个叫定难(今宁夏)的地方，居住著党项族，其节度使李彝兴向与中原政权通好。一次，李彝兴遣使向宋廷贡马300匹，赵匡胤对此非常重视，立即命玉工赶制一条玉带回赐李彝兴。为制玉带，赵匡胤特询问党项来使：“彝兴腹围几何?”

    使者：“彝兴大腰腹。”

    “汝帅真福人。"赵匡胤言罢，即命玉工打造一条“大如合抱之木”的玉带。

    李彝兴得到玉带后十分感动，决心效力宋廷。后来，宋军进攻北汉时，李彝兴果然予以大力支持。

    相反，对在戍边中视事突出者，他则采取多种办法予以奖励。他常对近臣说：“安边御众，须是得人。若分边赝寄者能禀朕意，则必优其家属，厚其爵禄，多与公钱及属州课利，使之回图，特免税算，听其召募骁勇，以为爪牙。苟财用丰盈，必能集事。朕虽减后宫之数，极于俭约，以备边费，亦无所惜也。”灵武节度使冯继业，“时出兵略夺羌夷羊马，戍人不服。”赵匡胤罢免冯继业，改用段思恭知灵州，“思恭既视事，矫继业之失，悉心绥抚，夷落安静”，很受赵匡胤称赞。

    “安静”的民族关系，必须通过。悉心绥抚。实现。赵匡胤对较小的少数民族能费尽心血，予以“绥抚。”同样对待大的少数民族也能做到“绥抚，”以使其“布声教”的思想贯穿于处理各民族间关系的始终。

    然而，赵匡胤清楚地看到，辽的实力、依旧雄厚，是宋廷不容忽视的劲敌。为此，赵匡胤对辽在军事上坚持“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原则。在政治上与民休息，欢迎归附。

    961年(宋建隆二年)九月，契丹解利归附，—宋廷大肆欢迎。966年(宋乾德四年)六月，契丹横海节度使桑进兴来投，赵匡胤立即任命他为左千牛卫将军。969年(宋开宝二年)十月，契丹舍利、丁鲁等十六族来入籍，宋封其大首领罗美等4人为怀德将军，另8人为怀化郎将，封次首领诺尔沁旺布等15人为归德司戈。974年(宋开宝七年)，契丹军器库刟使石重荣、东头供奉官刘琮要求收容，赵匡胤当即委石重荣为茶酒库副使，刘琮为西头供奉官。“布声教”声名远播，契丹军民深受感召，纷纷背井离乡，拖儿带女，远途跋涉，来宋归附。赵匡胤则对前来投奔的庶民百姓，置其田地，让其安居乐业。

    军事打击是政治斗争的继续。赵匡胤在与契丹的角斗中始终坚持先礼后兵，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原则，就是在不得不采取武力抗击时，也能以局部服从全局为基点，不忘掌握分寸，以求对方能够接受。965年(宋乾德三年)十一月，契丹发兵侵扰易州，略居民，赵匡胤派监军李谦升率兵也进易州。双方在交战中，各自都有兵卒被对方俘虏，且人数相当。战罢，契丹释放俘虏，宋廷也释放俘虏。966年(宋乾德四年)一月，契丹再侵易州，被宋廷监军任德义赶走。随之，赵匡胤又命关南兵马都监及雄、霸，瀛、郑等州剌史指挥其部下兵士行猎于幽州境上，以眩耀武力，警告对方。970年(宋开宝三年)十月初，契丹以6万骑兵至定州，宋朝判四方馆事田钦祚领兵3000御之。田钦祚出征时，赵匡胤指示他：“敌至即战，勿与追逐”。田钦祚忠实执行赵匡胤的指示，结果以3000人打败了契丹的6万人。纵观当时对辽的军事打击，不难看出宋廷虽有力量制服契丹，但为了不乱大谋，态度是相当克制的。正如易州刺史贺惟忠于973年(开宝六年)六月在易州葺治亭障时所云，抚士卒能得其心，“每乘塞用兵，所向无敌，名震契丹，十余年不敢扰边，民皆赖之。”

    友好往来，广泛接触，不断发展宋与契丹的和睦友邻关系。975年(宋开宝八年)三月，契丹遣克妙骨慎思出使宋廷，赵匡胤亲自接见，赠送大量器币与名贵衣带，并在长春殿设宴招待。克妙骨慎思离宋时，赵匡胤再一次召见，又赠送许多礼物。并高兴地说：“自五代以来，北敌强盛，盖由中原衰弱，遂至晋帝蒙尘，亦否之极也。今景慕而至，乃时运使然，非凉德能致。”为了答谢辽使的采访，赵匡胤派郝崇信等回访契丹。此后一年之中，宋辽间的友好使者络绎不绝。不过，赵匡胤对辽从石敬瑭手中占去的燕云十六州，总抱著收回的希望。平蜀时，宋廷特别设置封桩库，并年复一年向库内积蓄。众臣不解，问及。赵匡胤悄悄对近臣说：“石晋苟利于己，割幽蓟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市约，苟同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金帛充其赎直。如同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抄这段话充分体现了赵匡胤解决民族争端，不以势压人，而是采取先礼后兵，礼兵并举的方针。

    兵骄则逐将，帅强则叛上。这是五代以来的恶习。

    赵匡胤行伍出身，久掌禁军，靠兵变夺取政权，自然防止别人故伎重演。如何确保全国统一，集中军事权力，抑制地方军隅抬头?摆在面前的难题使他坐卧不宁。

    一天，他在会见赵普时，诚恳地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午时，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何故也?”。

    赵普静听未答。

    赵匡胤迫不及待地接著说：“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

    忠心的赵普对这十悠关国家社稷生死存亡的大事也思考良久，胸有成竹地说：“陛下之盲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赵匡胤未等赵普讲完即说：“卿无复畜，吾已喻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建隆二年七月戊辰。)

    赵普之盲恰好指出症结所在，并为赵匡胤解决难题道出韬略。从此，这个策略便成为赵匡胤实施集权的行动纲领。

    谁知，要对禁军将领动真格的，赵匡胤却陷入了权力和友谊的矛盾之中。禁部的高级将领，慕容延钊、韩令坤、石守信、王审琦等人，有的是过去的好友，有的是义社弟兄，有的直接参加了拥立阴谋，个个都是圈子里面的人物，自己有今日，全靠大家的拥戴，怎么好下手?不动真格吧，他们中却有一些人自恃有功，已经出现了“偃蹇难制”的迹象，不由让人内心戒惧。赵医胤犯难，犹豫不决。对此，赵普相劝道：“我也不怕他们反叛，不过这几个人都没有统御能力，恐怕不能制服部下。万一军队里有人作孽，他们到时也不得自由罢了。”一席话说得赵匡胤哑口无言，点头称是。就这样“杯酒释兵权”便紧锣密鼓地开始。

    961年(宋建隆二年)，春天，赵匡胤乘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入朝，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返京之机，召集义社兄弟进宫。这些把兄弟与赵匡胤是生死之交，建宋朝后，各得其所，有的掌握节镇大权，有的典掌禁部，个个权势显赫。人到齐，赵匡胤发给众兄弟每人一弓、一剑、一匹御马，撇开侍从，独自率领众将帅驰出固子门(今开封城西门之一，又称金辉门)，来到城郊森林里开怀畅饮。大家都是结义兄弟，不分君臣，行令猜举。酒饮方酣，赵匡胤突然起身严肃地问道：“此处别无外人，你辈之中谁想当官家(皇帝)的，方便得很，动手将我千掉便成了。”

    诸将帅一听，收住欢笑，纷纷跪在赵匡胤面前，伏地求饶。

    赵匡胤看了看众兄弟，语气缓和地追问：“你们真的是要我当皇帝?”

    众兄弟一听赶忙拜呼：“万岁！万岁！”

    赵匡胤说，“你辈既然真的拥护我为天下主，丛今后，必须尽臣子忠君之节，不得无礼犯上。”

    经过这次预演后，赵匡胤于闰三月，迈出了改革禁部的第一步，罢去慕容延例殿前都点检职务，改任山南东道节度使，罢去韩令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职务，改任成德节度使，从此，宋廷去掉了禁军中最高统帅职们殿前都点检，禁军即由皇帝直接掌握。

    万事开头难。赵屋胤在禁军中“丢块石头问水深”，投有引起波澜，便决定加快改革禁军步伐，正式演出“杯酒释兵权”。

    七月的一天，赵匡胤传旨召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入宫赴宴。酒酣、赵匡胤把侍从人员打发出去，无限深情地对出席酒会的功臣宿将，义社兄弟说：“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忽然他口气一转，感慨万端地说：“然天子亦太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

    石守信等人不解其意地忙问：“何故?”

    “是不难知矣，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

    赵匡胤言罢，顿时宴会气氛紧张，石守信等人惶恐万分，赶忙离开席位，叩头表白：“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

    “不然。汝曹虽无异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

    盲真意切。石守信等人被吓得大哭起来。一个个乞求：“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衷矜，指示可生之途。”

    赵匡胤长叹一声，安慰道“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时，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建隆二年七月戊辰。)

    众将帅恍然大悟，连连称谢而退。

    第二天，石守信等禁军将帅一个个称病告假，请求解去兵权。赵匡胤十分高兴，很快当众宣布免去高怀德殿前副都点检兼忠武节度使职务，改作归德节度使，免去王审琦殿前都指挥使兼义成节度使职务，改任忠正节度使，免去张令铎侍卫都虞候兼镇安节度使，改任镇宁节度使。皆罢军职。石守信虽名义上还兼著侍卫都指挥使，军事实权已被免除。

    随后赵匡胤又对耆旧宿将也采取了同样手段。969年，(宋开宝二年)冬天，赵匡胤约王彦超、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杨廷璋等入朝，到后苑宴会。王彦超等人都是赵匡胤的老前辈，多在晋汉两朝时就“建立功业”，显赫一时，根基很深。宴会上，酒喝得差不多时，赵匡胤便开口说：“卿等皆国家宿旧，久临剧镇，王事鞅掌，非朕所以优贤之意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开宝二年已亥。)

    前风翔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彦超是个明白人，赵匡胤落魄时投奔他，他没有收留。赵匡胤建宋当皇帝后不思旧怨，依旧留用他，而今在稳定朝政上自己已失去作用，便知趣地顺著赵匡胤的意思说：“臣本无勋劳，久荣冒宠，今已衰朽，乞骸骨，归邱园，臣之愿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开宝二年已亥。)

    前安远节度使兼中书令武行德，护国节度使郭从义、定国节度使白重赞、保大节度使杨廷瑾等人，不赞成王彦超的说法，争著陈述自己的功劳。赵匡胤摇著头不耐烦地说：此异代事，何足谕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开宝二年已亥。)

    武行德等人讨了个没趣，怏快散去。

    翌日，宋廷降旨罢免王彦超等人的节度使职务，任命以闲散宫职，留在京城居住。至此，压在赵匡胤心头的石头，又放下一块。

    为了巩固皇权，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保证禁军不产生新的实力人物，集禁军最高指挥权于君主一人之手，赵匡胤必须从军事制度上铲除滋生新的实力人物的土壤，消除对皇权的潜在威胁，所以在“杯酒释兵权”后，又有目的有计划地对禁军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改革。

    禁军殿前都点检职位显赫，实力最大，赵匡胤由此夺得帝位，深怕别人也加以彷效。他改革的第一步就是重组禁军最高领导机构，将原禁军殿前、侍卫两司之一的侍卫司一分为二，改作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同殿前司合称“三衙”。同时，撤销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和侍卫马步军指挥使，从而使禁军中原来职位较低的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和步军都指挥使，变成禁军的最高将领。“三衙”首领互不相隶，直接由皇帝统领。为了使“三衙”首领相互牵制，他又在宋廷中设立最高军事行政机构一枢密院，设枢密使和抠密副使，规定“凡天下兵藉，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戍之政令，悉归掘密院”，把过去集于“三衙”一身的统兵权和调兵权一分为二。宰相不再过问枢密院的事情，枢密院直归皇帝管辖，以形成“三衙”虽有握兵之权，却无发兵之权，枢密院虽有发兵之权，却无握兵之权的局面。

    同时，又明确规定禁军的后勤供应归宋廷最高财政机构“三司” (盐铁、度支、户部)管辖：这样“三衙”、枢密院，“三司”三足鼎立，互相牵制，共同管理。皇帝自上而驭，利用三者之间相互制约，统帅、指挥禁部，禁军从此一扫五代以来飞跋扈的风气，乖乖听命于皇帝。

    军队的基础在兵士。赵匡胤的另外一招就是大力整顿禁军，从根本上提高禁军素质，使其在征战中攻必克，战必胜。宋立国时其禁军从晋、汉、周以来，留下兵甲几十万人，其中老弱病残者居多，健壮兵卒极少。要增强禁军的战斗力，就要对禁军进行彻底清理，“案藉阅之，去冗其弱”。960年(宋建隆元年)赵匡胤下令殿前，侍卫两司，检阅所属军士，骁勇的拣选为“上军”，老弱的淘汰为“剩员”。因剩员失去战斗力，便派去做掌符，看仓、守护、清洁等杂役。接著赵匡胤又于965年(宋乾德三年)遣使分赴各地挑选精兵，把地方藩镇中才力、技艺过人者，统统选入京来，交军头司复验后分隶诸军。这样二来，既加强了中央，又削弱了地方藩镇势力，收到一举两得的效果。

    为了确保禁军兵士的质量，赵匡胤先在禁军中挑选了一批健壮兵卒，个个都是琵琶腿(大腿粗壮)、车轴身(肩宽腰细)，高度适中，体力强健者，作为兵样，分送各道。地方官鳏照“兵样”选拔兵员，招募训练，待训练到技术精熟后，送往开封，。编入禁军。

    收入禁军中的兵土经过层层精选，道道把关，可以说已具备了军人的素质，但赵匡胤仍觉不够，还把选送入京的兵士集中起来，进行严格的复训。从962年(宋建隆三年)始，他亲自到讲武殿校阅操演，还依据禁军作战的地域、对象，及时区分兵种，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当时宋国的敌手主要在南方，而南方作战，受著江河湖泊的影响，赵匡胤在指挥宋军袭占荆湖(今湖南、湖北)后，便从荆湖两地的军队中，选择了一批精通造船技术的人员，送至汴京，分配在造船务里，负责训练由数千个军人子弟编成的“水虎捷”军。此后，随著统一战争的不断深入，依靠造船务训练水军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他又命令在汴京朱明门外，开凿“讲武池”供水军训练。赵匡胤并亲临水池检阅水军演练，传授水军战法，仅974年(宋开宝七年)就检阅水军演习5次之多。训教中，赵匡胤还始终贯彻赏罚分明，褒贬有据的原则，进一步激发了禁军将土的训练热情。966年(宋乾德四年)十二月，赵匡胤在后苑检阅殿前诸军武艺时，发现有300多名兵士武艺不强，即予革职。相反，对那些武艺高超者，则当场大加奖励，委以重任。

    刻苦耐劳是军队在困难情况下打胜仗的先决条件，而刻苦耐劳又靠著平时的作风养成。赵匡胤为培养禁军的刻苦耐劳精神，规定：营舍附近商贩不准向士兵出售酒食，士卒不得穿著花彩民服，驻扎在城西的军队到城东的仓库请领粮秣，城东的军队到城西请领，以使兵士在挑负军粮的路途中“习其筋力，戒其骄惰”。

    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纪是武装集团强悍的尺度。五代时兵骄将悍，士兵不服从长官，甚至拥立将帅，劫掠横行。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军事权力，使禁军成为集权专制政府的支柱，十分注意健全军队的各种制度，严格阶级编制，使法制号令能顺利贯彻，“小有违犯，罪皆诛死”。在“陈桥兵变”时，他告诫官兵打破“夯市”的恶匀，进得汴京，不准大掠京师，发兵攻蜀时，他戒谕众将：行营“所至，毋得焚荡庐舍，欧略吏民，开 丘坟，剪伐桑柘，违者以军法从事”(《续资治通鉴》卷四，太祖乾德二年甲戍。)；平南汉时，他要求口城陷之日，慎无杀戮”；攻南唐耐，他以匣剑一具给曹彬时说：“副将以下，不用命者斩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五，太祖开宝七年丙戍。)凡此种种，都体现了赵匡胤严格的治军思想。

    赵匡胤在整顿禁军的基础上，又推行“强干弱枝"之策，将全国的军队分为4种，即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

    禁军，宋中央直接掌管的正规军。宋初约22万人，和平时“列营京师，经备宿卫”，同时也“分蕃屯戍，以捍边围。”为了防止禁军犯上作乱，在具体部署上，京城驻10多万，外地军事重地驻10多万。京师禁军和外地驻军“内外相制”，如驻外地禁军谋反，京师之军足可控制外地驻军。反之，如京师之军叛乱，外地驻军也能抵挡住京师禁军。禁军俸禄从优，特别对出外戍边的禁军，还加发各种钱物，有的增加“月俸真”，有的按季加发艮鞋(比较坚固的鞋)，天寒或给棉袄，有的另给“装钱”。戍守部队，一般一二年换一次，至多不超过三年。每当戍卫回京，赵匡胤都亲自接见，并设备食物慰劳。为了防止禁军将领哗变，禁军出外作战，多临时指派将帅，以便割断“亲党胶固”的官兵关系。

    厢军，宋地方长官掌握的军队，总领于侍卫司。其精锐选入禁军，留者多为老弱：有的在皇家军器库，弓弩院，造作所，染院，绫绵院，修内订、牛马司，从事手工业其它劳动，有的分配在地方性的造船坊、作院、钱监，铁作、竹匠营、木匠营、马监……，担任各式各样工作，有的被派遣去修治黄河，给本州修葺仓营城池，甚至挑负行李杂物，为新旧官员往来送迎。实际厢军不务正业，有名无实。

    乡兵，是按户籍抽调的壮丁，或由招募来的地方兵，经过训练，加强地方上的统治。

    蕃兵，是边区少数民族组成的军队，数量很少，必要时可以配伞禁军作战。

    厢军、乡兵，蕃兵为地方军，由于待遇低，训练差，士气不高，故无法与中央禁军相抗衡。对此，司马光说过：“各地方镇，都自知兵力非京师禁军精锐之对手，不敢再生异心。这都是由我太祖能强干弱枝、拨乱致治的结果。”(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

    战略方针的正误决定战争的成败，而战略方针的拟定又受著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因素的制约。驾驭者胜，背弃者败。

    赵匡胤在改革禁军，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同时，开始制定统一中国的计划。他认真总结中国自安史之乱以来分裂200多年的历史教训，决心励精图治，用战争制止战争，用战争创造统一局面。当时，中国南方有南平、武平、南唐、吴越、南汉，后蜀、漳泉等割据政权，北方有北汉及契丹。各自为政，四分五裂，既严重地阻碍著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又威胁著刚刚站稳脚跟的宋王朝的安全。社会要发展，人民要统一，经济要繁荣，是民心所向。

    但是由谁来完成这统一大业呢?就力量对比而言，以宋朝和契丹为强。而宋与契丹比，契丹不论在经济力量上，还是军事力量上都优于宋。契丹立国40余年，国土幅员广阔，“城廓相望，田野益辟”。加之，契丹王悉心治理，境内五谷丰登，人口增长，这就在经济力量上远比深受五代战乱之害，元气未复的赵匡胤政权要强大得多。就军事力量而言，契丹拥有军队四五十万，擅长骑射，很容易在平原旷野作战中形成强大的突击力量。宋建国时禁军不过20万，且以步兵为主。如双方在交界地带——燕山以南、太行山以东之中原旷野作战，契丹军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兵种和质量上，都居于优势。

    赵匡胤为了一举统一中国，审时度势，周密设计，广听众臣意见，以求选好战略突破口。正确的决策可以弥补条件的不足。早在宋建国之前，赵匡胤跟随周世宗征战时，就很佩服比部郎中王朴在《平边策》中提出的先南后北的方针，“攻取之道，必先其之易者”，先并吞江南，再收复燕云十六州，最后消灭北汉。可惜，此方略周世宗采纳不坚决，取得南唐国的江北之地后，便掉头北上，直指幽蓟，后因中途患病方才罢兵。赵匡胤即帝位后，王朴故去不能再得，但在制定统一战争的战略方针时，他却深受王朴战略思想的影响，只是心中总打消不了先攻北汉的念头。为了不致。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他多次召集众臣上殿共议进行统一战争的方略。

    一天，赵匡胤召集文武百官议政。大家落座后，他首先问宰相魏仁浦：“朕欲征太原(今属山西，北汉首府)如何?”

    “欲速不达。”魏仁浦不加思索地说。

    赵匡胤问武胜(治邓州，今河南邓县)节度使张永德：“有下汾(指北汉)之策?”

    张永德认真分析后认为，北汉兵力虽不多，但却精悍。加上北汉与契丹为邻，宋军如攻打北汉，契丹感到唇亡齿寒，自会尽力支援，为长远计，只有每年多出一些游兵，破坏其农业生产，并设法离间其与契丹的关系，断其外援，然后再相机进兵。

    赵匡胤听罢环视众臣，让大家奏谏。百官们一个个争先恐后上奏说，北汉虽离北宋首府开封较近，对宋威胁较大，但如若战端一起，北汉就会邀请契丹支援，宋军同时对付两国之兵，定会陷于困境。

    善听群臣建议的赵匡胤，虽然觉得大家都言之成理，先攻北汉的想法开始动摇，但仍觉事关重大，有必要听取多方意见。

    961年(宋建隆二年)冬，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赵匡胤难以入睡，突然想起宋廷智囊人物赵普，便起身叫醒担任开封尹的弟弟赵光义，冒著严寒，踏著积雪，向赵普相府走去。

    夜深人静。不多时赵氏兄弟来到赵普的相府门前。赵普闻讯出迎，但见皇帝伫立于风雪之中，异常吃惊，连忙迎进相府，请赵匡胤、赵光义围炉坐下，接著，又让妻子和氏亲自把盏行酒。酒行数巡，颊红耳热，赵普问赵匡胤：“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

    赵匡胤恢谐地答：“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

    赵普：“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成算所向。”

    赵匡胤用试探的口吻说：“吾欲收太原。”

    赵普嘿然良久说：“非臣所知也。”

    赵匡胤忙问其故。

    赵普认真地摇著头说：“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边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

    赵匡胤哈哈大笑，忙道：“吾意正尔，姑试卿耳。”(以上所引《续资洽通鉴长编》卷九，建隆二年七月丙午。)

    这样，赵匡胤终于定下“先南后北，先弱后强”的统一中国的战略方针。

    赵匡胤在制定战略方针上胸怀全局，群策群力。在制定战法上，也能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对手，采取不同战法以巧妙的战术战胜对方。

    962年(宋建隆三年)四月，赵匡胤为了使大军出征后，北方边境免受侵扰，从禁军中选派了一批得力将领，率兵守卫北部边陲要点。在延州(治所在今陕西延安)、原州(治所在今甘肃镇源)、灵武(治所在今宁夏灵武西南)屯兵，以防备党项(即后来的西夏)，在关南(时指高阳关，又名草桥关，今河北高阳县东)，瀛州(今河北河间)、常山(治所在今河北正定西南)、易州、棣州(今山东惠民一带)驻兵，以防备契丹：控制西山(今恒山)，晋州(治所在山西临汾)、隰州(治所在今山西隰县)，昭义(治所在今山西长治)，以防御北汉。

    宋北面的防守力量调整和加强后，赵匡胤便回过头积极寻找和设法创造向南发兵的突破口，发动消灭南方各割据势力的战役。

    北宋南面有两个小国，一个叫武平，割据湖南。另一个叫南平，居江汉一隅。两国相邻，南北接壤，东讫南唐，西至后蜀，南临南汉。

    武平，后周时，南唐灭楚，为楚将周行逢等人起兵击败南唐军后所建，辖14个州，周行逢被周世宗柴荣封为武平节度使。周改宋后，赵匡胤又加封为中书令。

    南平，在后梁时由高季兴所建，都府设江陵(今湖北江陵)。辖荆(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归(治所在今湖北秭归)，峡(治所在今湖北宜昌)三州之地，地狭力弱，四面称臣，靠赐予与商税生存。北宋建立时，南平王高保融“一岁之间三入贡”，以求自保。不久高保融病死，其弟高保勖继位，被北宋封为南平节度使，对北宋更加恭谨。

    图谋南下的赵匡胤，看到武平和南平丧乱迭生，认为消灭荆(南平)、湖(武平)的大好时机已经到来。为了避免劳师费时，实现首战告捷，他令酒坊副使卢怀忠去南方，刺探“人情去就，山川向背。等情况，卢怀忠速去速回，还报说：“高继冲甲兵虽整，而控弦不过三万，年谷虽登，而民困于暴敛。南通长沙，东拒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观其形势，盖日不暇，攻之易耳。”恰巧武平请援的使者也匆匆来到汴京，请求宋廷出兵救援。

    赵匡胤闻报大喜，拍案而起，乘南平、武平混乱之机，采取一箭双雕的方针，先以借道为名乘南平观望犹豫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兵临城下，兵不血刃地迫降高继冲，灭南平。这样武平失去了屏障，再以援救为名乘其战降不定，缺乏抗击准备，水陆并进，一举夺占武平都城郎州。

    宰相赵普听罢赵匡胤的决策，快活地说：“此乃‘假途灭虢’之计，古已用之，今太祖借用，定会速胜。”

    963年(宋乾德元年)正月，赵匡胤一面答应出兵援助武平，一面遣使通报南平借道。与此同时，他还要求南干王高继冲配合宋军，救援武平，派水军3000助攻潭州。

    正月初七，宋军开始行动，赵匡胤命山南东道 (治所襄州，今湖北襄阳)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率安(州治在今湖北安陆)、复(州治在今湖北天门)等10州兵，借道南平向武平进军。

    二月初，宋军进屯襄州，都监李处耘派人告知南平，要其给宋军准备给养。这时，高继冲对宋军是否以借道为名吞并南平，由完全不信变为疑信参半，遂遣使以犒师为名，探听宋军的真实意图。

    二月初七，高继冲的使者与宋军在荆门相遇，宋军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慕容延钊假意殷勤招待，缠住使者，暗中则派都监李处耘率轻骑数千，乘夜倍道向江陵疾进。

    高继冲正静等使者回归，忽报宋军即至，无奈匆匆出城迎接。李处耘告诉高继冲，慕容延钊率大军随后赶到，同时率轻骑迅速入城，一举占领江陵城内要地。高继冲见大势已去，只好举城投降，向慕容延钊交纳牌印，献所辖3州17县领土。

    宋军灭南平后，征调南军万余人，两军合兵，直向武平急进。这时，武平军队在杨师墦的指挥下，经奋力冲击，已杀死叛将张文表，攻克潭州，平息了内乱，并遣使飞马告知宋廷不必派兵来援，宋军知报，依旧昼夜兼程直趋朗州(今湖南常德)。武平王周保权获悉宋军进军情况，非常恐慌，急召群臣谋议。观察判官李观象认为，张文表已死宋师仍然急进，其目的显然是要夺取湖、湘之地。目下高继冲已束手听命，朗州势难抵敌，不如迎降。指挥使张崇富等反对投降，力主抵。抗宋将慕容延钊遣阁门使丁德裕前往诱降，张崇富拒不接受，并派兵严守要隘，凿沉船只，伐树塞路，以阻宋军。宋太祖赵匡胤得报，遣使到武平劝降，武平王用保权在张崇富等人的支持下置之不理。于是，慕容延钊便决定分兵两路，水陆并进，武力强夺。水师在战桌都指挥使解晖和战桌都监武怀节指挥下，从江陵沿长江而下，东趋岳州(今湖南岳阳)，陆路由李处耘率部先行，慕容延钊统大军继后，出澧州(今湖南澧县)直指朗州。

    二月底，宋军水师在三江口(今湖南岳北)，与武平水师展开激战，武平水师指挥不力，军士怯战，战无数合，即被宋军大破。此役，宋水师共歼武平军4000余人，俘统军使黄从志等将校14人。

    三月底，李处耘率领的宋军陆路一部在澧州南同武平军张崇富军遭遇，宋军先机攻击，武平军不支，张崇富率军向郎州溃逃，宋军俘获甚多。残暴的李处耘为了培养将士的决斗精神，使将士懂得当俘虏没有好下场的道理，竟在武乎军中选择几十个身体肥胖的俘虏，杀来强迫左右将士啖食，同时还有意将一部分少壮俘虏，在脸上剌字后，释放回郎州。俘虏们辗转相传，很快引起全城骚动。兵士们怕受屠宰或脸上刺字，有的成群结队，纵火焚城，有的抢掠民众，奔窜山谷。宋军长驱直入，一举攻占郎州，并在西山下擒杀了张崇富。武平王周保权及其家属在战乱中被部将汪端拥著，躲进江南岸僧寺里，直至宋将田守奇前来搜捕，汪端才撇下周保权，率部分军民逃入山泽，继续抵抗，战至九月底：终因寡不敌众，被宋军擒拿杀死。武平全境悉平，宋得14州、1监，66县，97388户。

    宋军初战告捷，一箭荆湖落，极大地振奋了全军。更重要的是在战略地位上，赵匡胤的势力像楔子一样，插入长江以南，切断了后蜀和南唐两个大割据势力之间的联系，为以后击灭后蜀，南唐，南汉，创造了有利条件。

    军事的进攻伴随著政治的治理。宋灭南平、武乎后，赵匡胤立即派出得力官吏，在两地进行管理，减免租税，恢复和发展生产。同时对高继冲，周保权及其家属分别授以高官，进行安抚，很快稳定了荆湖地区的局势。

    后蜀是南方各国中数一数二的大国。后唐末期西川(治所在今四川成都)节度使孟知祥所建，辖、两川，汉中，共45个州，建都成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素称“天府之国”。国王孟昶袭位不理朝政，生活堕落腐化，大臣王昭远把持国政，总揽内外兵柄。

    赵匡胤“始谋伐蜀”，世人皆知。特别在扫平荆湖后，便将入蜀作战提上议事日程。

    963年(宋乾德元年)四月，赵匡胤即命张晖为凤州团练使兼西面行营巡检壕寨使，要其详细勘察川陕地形，了解山川险易，人心背向，以备陆路攻蜀之用。同时，为了配合陆路攻势，在开封城南朱明门外凿池引蔡水，造楼船百艘，加紧选练水军。六月，命镇国节度使宋延渥训练由禁军子弟组建的水军“水虎捷”军，以备水路溯江入蜀。此外，他又令诸军练骑射，诸州造轻车，以供山地输送。万事齐备，只欠伐蜀之由。

    在北宋的威逼下，后蜀统抬集团深感不安，人心惶惶，战降之声遍及朝野。宰相李吴向孟昶建议，向北宋纳贡，以求偏安自保。掌握朝府大权的知枢密院事王昭远，自以为读过几本兵书，觉得很了不起，则坚决反对，并要先发制人，给宋军一点厉害。昏庸淫逸的盂昶，即不愿意当儿皇帝，又不想坐以待毙，自然很愿意听王昭远之言，严兵备战，以抗宋军。后蜀确定拒宋方针后，迅速派兵东屯三峡，并在长江沿岸的涪(今四川涪陵)、泸(今四川沪州市)、戌(今四川宜宾市东)等州扩充水军，以为后援。同时，遣使出蜀赴北汉，约请问时举兵，联合攻宋。

    964年(宋乾德二年)十月，孟昶派大程官孙遇、军校赵彦韬等人做特使，带著「蜡丸帛书”偷越宋境，出使北汉，约其南下攻宋，并约定蜀军出黄花(今陕西风县东北)、子午谷(今陕西西安南)，与北汉军南北配合，夹击宋军，夺取关中。

    赵彦韬偷偷越过宋境，途径汴京时，看到宋区域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大觉后蜀不如北宋，遂叛蜀投宋，将“蜡丸帛书”献给赵匡胤。

    赵匡胤打开蜡丸，读罢帛书，很是高兴，觉得从此讨伐后蜀，有了政治上的理由和确切的证据，不禁大笑道：“我的西讨有了名义了”。笑罢，赵匡胤又问了赵彦韬一些有关后蜀的政治军事，山川民情。赵彦韬除如实作答外，还呈上后蜀的山川形势、戍守处所，道路远近和兵力分布图。原来后蜀的情况与南平，武平一样，其主孟昶腐化堕落，服用奢侈，甚至连使用的小便壶都装饰著七宝。朝政由不识时务的王昭远把持，将校虽广，士卒虽众，但军心动摇，民心离散，所以成都街头传诵著朱长山的诗句：“烦暑郁蒸无处避，凉风清冷几时来”。赵匡胤是个善于捕捉政治风向的军事家，一听此诗，不禁自语：“吾乃出兵伐蜀可谓得民心之举，何不从速”。

    蜀主孟昶得知宋师南来，就命王昭远为北面行营都统，赵崇韬为都监，韩保正，李进为正、副招讨使。王、赵率兵约3万自成都北行，扼守广元、剑门等关隘，韩、李率部数万驻守兴元(今陕西汉中)，以为配合。王昭远出行，孟昶对他说：“(北军是你招来的，应当勉力为朕立功！”

    王昭远把杀敌立功，看得非常容易。他连饮几杯酒后，便大夸海口说。“受此行何止克敌?当领此二三万雕面恶小儿，取中原如反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乾德二年十一月壬寅)说罢，只见他手执铁如意，指挥军队，自比诸葛亮复生，洋洋得意，跨马上路。

    打发走王昭远，盂昶又命韩保正、李进率兵迅速驻守兴元(今陕西汉中)。孟昶，王昭远、韩保正等后蜀主战派，由于缺乏战略头脑，不懂得守险扼要，重点守备，保持机动兵力，寻讥歼敌，而是一昧地顾及宋军的突然袭入。因此，在防御上则采取了消极的撒大网式的布兵手段，致使北上的部队分兵立寨于米仓山、大小漫天寨；东进的部队沿长江分兵守备，兵力分散，战线太长。

    十二月中旬，北路宋军旗开得胜，攻入蜀境，所向皆捷，连拔兴州(今陕西略阳)外围要点。十二月十九日，宋军乘胜攻击，再克兴州，击败蜀军7000人，夺得军粮40余万石。兴州刺史蓝思绾退至西县(今陕西勉县西)。蜀将韩保正闻兴州已失，即放弃山南，也退至西县。

    西县是入川的咽喉，控扼栈道的门户。蜀军从兴州溃退的兵士，加上蜀军招讨使韩保正撤至西县的人马，都集中于此。韩保正、蓝思绾决定合兵阻击宋军南进。但是，宋军在连续攻取20多个寨子后，其马军都指挥使史延德突然改变战法，率先锋军直取西县城。韩保正怯战不敢迎击，急派兵数万依山背城，结阵自固。史延德与都监康延泽等部奋勇追击，经三泉(今陕西勉县西南约百里)，抵达嘉川(今四川广元东北)。蜀军在宋军的冲击中溃退，蜀将韩保正、李进被生俘。蜀军在溃退中烧绝栈道，退保葭萌(今四川广元西北)。北路宋军都部署王全斌一面指挥部队赶修栈道，一面分兵绕道入蜀，会攻大漫天寨。

    屯驻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广元)的蜀军王昭远、赵崇韬部侦知宋军要攻大漫天寨，迅速分兵一部大、小漫天寨(分别在利州城北30里、45里)，立寨而守。利州，位于嘉陵江东岸，群山环绕，形势险峻，内为入蜀的“咽喉要道”。因蜀军将栈道断绝，宋军被阻，进退维谷。北路宋军都部署王全斌为会攻利州率主力由嘉川东南的罗川小路迂回前进，副都部署崔彦进率余部，赶修栈道，经小漫天寨进击。数日，王全斌、崔彦进两部会师于深度(大、小漫天寨之间的嘉陵江渡口)，并夺得桥梁。接著王全斌将所部分为三路夹击大漫天寨。蜀军集中精锐奋力抵抗，双方交战数回合，宋军胜，蜀军溃。宋军乘胜扩大战果，拔取蜀军各寨，俘蜀军守将义州刺史王审超，其监军赵崇渥慌乱中只身逃脱。蜀将王昭远，赵崇韬及三泉监军刘延祚与赵崇渥引军迎战，双方交战三回合，蜀军连战连败，不断后撤，宋军不断追进，直至利州以北。王昭远等见宋军神速，怕力敌不过，造成背水作战之势，遂弃城渡江，退保剑门(今四川剑阁东北)，撤退时烧断浮梁，以阻末军西进。十二月三十日，宋军未动干戈即进占利州，获军粮80万石。宋军远途征战连得大批粮食，这就避免了远途转漕，大得。因粮于敌”之利。

    是月，京师大雪，宋太祖赵匡胤设毡帐于讲武殿，身著紫貂，头戴裘帽视事。对左右说：“我被服如此，体尚觉寒。念西征将帅，冲犯霜霰，何以堪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乾隆二年十二月辛未)说罢，即解裘帽，遣将驰赐王全斌。王全斌拜赐感泣，兵士得知天子关怀，更加振奋，肯于用命。

    在北路宋军胜利进军之时，东路宋军也于十二月下旬攻入巫峡，连破数寨，歼蜀军水、步军1.2万余人，杀其将南光海，擒其战桌都指挥使袁德弘，夺得战舰200艘。东路宋军将领刘光义率军进抵距夔州镇江浮梁30里处，便遵照宋太祖赵匡胤“切勿以舟师争胜，当先遣步骑潜击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乾德二年十二月辛未)的指令，舍舟登岸，击败两岸蜀军，夺得浮梁。接著。牵舟而上”，进兵至白帝城(即夔州州治)西。夔州是“巴蜀之咽吭”，地位十分重要。蜀宁江(治夔州)节度使高彦俦认为：“北军涉险远来，利在速战，当坚壁待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乾德二年十二月辛未)但监军武守谦认为敌至城下，不能避战，必须出击。高彦俦不从，武宁谦遂于十二月二十六日独自行动，率所部千余人出战，寡不敌众，大败而归。宋军跟踪追击，突入城内，高彦俦力战不胜，身负重伤十多处，愤愧不已，踉跄回家，纵火自焚。宋军占领夔州，打开了由长江入蜀的大门。蜀主孟昶闻知如坐针毡。为保住江山社稷，他命太子玄喆为元帅，率兵万余自成都驰援剑门关。

    剑门关位于后蜀北部的大剑山，距今剑阁县城60里。这里峰恋起伏，峭壁连绵，两崖相嵌，隘路如门。关内幽深狭窄，宽约15丈，峡长约150丈，沟壑纵横，乱石林立；步行其间，无限青天成一线之窄。站在关口举目眺望，两侧群峰矗立，绵延几十里，宛如一道铜墙铁壁。唐时，武则天在此设关，李白曾写诗：“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965年(宋乾德三年) 正月，素不习武，荒淫无度的玄喆，带著成群姬妾，几十个伶人，还有许多乐器出镇剑门关。这哪里象打仗?沿途的蜀人，无不暗自好笑。玄喆驰援如爬，宋军进军迅猛，当玄喆率领的援军还在途中，北路宋军已自利州直趋剑门，攻占益光(今四川昭化)。末将王全斌正欲求破剑门之策，俘虏牟进主动上前献计：“益光江东越大山数重，有狭径、名来苏，蜀人于江西置栅，对岸可渡。自此处出剑门南20坚，至青疆店与官道台。”接著，牟进又满有把握地进言，米军如行此路，剑门之险自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乾德三年正月甲戌)米将康延泽听罢牟进之言，向王全斌献策说，蜀军数战数败，土气低落，只要分兵一部经来苏小路进军，绕至剑门之南，突然出现其背后，急攻而下，剑门便会不攻自破。王全斌觉得康延泽言之有理，即令偏将史延德率兵一部即趋来苏，自带精锐兵士从正面进攻剑门。

    守剑门的蜀军，正据险自傲，见宋军沿来苏小路而来，造浮桥渡江，赶忙弃寨而逃。史延德趁乱占据青疆。主帅王昭远闻知宋军来攻，仅留小部兵力坚守剑门，自率大军退守汉源坡(今剑阁东北30里)。宋军乘势前后夹击，迅速攻占剑门，并乘胜向汉源坡挺进。蜀将赵崇韬积极布阵，亲自迎战，而都统王昭远先是“据胡床(可折叠的轻便坐具)不能起。”后是怯战向东川逃跑。宋军追击，王昭远只身逃至东川(今四川三台)，躲藏在百姓仓舍，整天悲嗟流涕，喃喃自语，不住地念叨罗隐诗句：“运去英雄不自由”。(《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乾德三年正月甲戌)宋军击败蜀军，杀其万余人，俘王昭远、赵崇韬，占领剑州(今四川剑阁)。

    蜀太子玄喆自成都出发后“日夜嬉游，不恤军政”，途中听说剑门已失，面无血色，惶骇不知所为，仓皇逃回成都。蜀主叹曰：“吾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士四十年，一旦遇敌，不能为吾东向放一箭，今虽欲闭壁，谁肯效死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乾德三年正月甲戌)

    两路宋军配合默契，当北路宋军向剑门进军中，东路宋军也自夔州沿江西上。蜀万(今四川万县)、开(今四川开县)、忠(今四川忠县)、遂(今四川遂宁)等州守军慑于宋军兵威，纷纷献城迎降。正月初，两路宋军先后直趋成都城下，蜀主孟昶见大势已去，被迫向宋将王全斌投降。灭蜀战争结束。宋出师66天，歼蜀军10万，得州45、县198、户53万余。

    宋太祖赵匡胤为笼络降将，封孟昶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并亲自宴请于大明殿，还赐袭衣、冠带等物。派参知政事吕余庆入成都主政，减免蜀境租赋，平息骚乱，巩固统治。

    968年(宋开宝元年)八月，宋军正在顺利进行南征作战中，忽闻北汉主刘钧死，因王位继承问题内生变乱。赵匡胤认为有机可乘，急功近利思想抬头，遂在汉宋军灭蜀之后，即令伐蜀宋军转兵北上，向北汉发动第一次攻击。大敌当前，北汉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矛盾缓解，加之契丹国恐唇亡齿寒，立即派兵南下驰援，两军合兵，声势浩大．宋军统帅李继勋怯战，未战数合即主动退兵。赵匡胤见李继勋出师无功，不甘败北，遂于次年二月，亲自率军出战，对北汉发动第二次攻击，结果战至闰五月，除损兵折将外，仍一无所获。宋军远途征战，兵乏马困，无奈只好罢兵退走。赵匡胤在两次攻打北汉战争中，深刻体会到战略的选择只能是一个，不能有两个。要么正确，要么错误；他知误即返，立即回过头来又按照“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进行征战，方才连战皆捷，使统一中国的战争得以顺利进行。

    宋军攻占荆湖、后蜀，财力、物力大为充实。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再折转头来按照“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正确战略方针行事，自然兵锋所指就是南汉。

    南汉，东临南唐、北依后蜀，西至少数民族的大理，南为汪洋涨海(即南海)。唐末刘隐所建。自刘隐至刘鋹，共传五帝，代代施行暴政，帝帝派兵入海，抢掠商人财物，大造离宫别苑，至刘鋹时已养宦官近2万人。统治集团内部互相残杀，国事由宦官袭澄枢、陈延寿，才人卢琼仙等专权，刘鋹天天和宫人波斯女淫戏，实行烧煮、剥剔、刀山、剑树等酷刑，或强迫“罪人”和虎象决斗，残暴地迫害人民。民众怨声载道，日日思变。而刘鋹并没有看到这种危机，相反扩张的野心不断膨胀，贪财的奢望越来越高。宋灭蜀后，南汉失去屏障，但刘鋹仍临危不察，继续与宋廷抗街，骚扰宋境。

    宋要进军南汉，远途出师，并非易事。为此，善于使力量的对比有利于己的赵匡胤，则在发兵之前，首先采取了分化瓦解，先易后难，逐个击破的具体策略。南汉的东邻南唐国是国力较盛的国家，他用“羁縻"手段，先稳住南唐及与南汉相毗邻的国家，有的争取同盟，有的争取中立。南唐杜著、薛良给赵匡胤献“平南策”，赵匡胤为显示他无意惊动江南立斩杜著。南唐王李琼死，他答应追尊帝号为“文孝皇帝”。南唐的小朝廷，对宋畏服，经常遣使向宋廷纳贡修好。因此，当宋向南汉发兵之前，赵匡胤为免动刀兵，两次要南唐主李煜致书南汉主刘鋹，劝其臣服于宋，交出以前从楚国手里夺去的湖南14州。南唐主李煜不悟唇亡齿寒的道理，连连写信规劝南汉主刘鋹，要其认清形势，归顺于宋。

    969年(宋开宝二年)六月，赵匡胤在劝南汉降宋的同时，命右补阙王明为荆湖转运使，作进攻南汉的物资准备。南汉主刘鋹自恃国力雄厚，不仅不听李煜相劝，反而派兵攻掠宋的道州(治所在今湖南道县)。

    南汉主刘鋹虽跃跃欲试，图谋扩张，但因长期以来宦官专权，朝政残暴，绝大部分功臣宿将被诛杀殆尽。虽说军队也愈20万，数量不少，因无得力将领统帅，骁勇不力，安逸怯战，虽说防务也有，却因无得力统筹和管理，故武器、装备、战舰、城池等损坏不堪，甚至“兵不识旗鼓”。

    970年(宋开宝三年)九月中旬，征南唐战役展开，宋军首先采取长驱直入、围点打援的战法，攻拔冯秉(今湖南江华西南)，越过荫洁岭，占领白霞(今广西钟山西)，兵锋直指贺州。守贺州的南汉刺史陈守忠，派人告急。刘鋹命龚澄枢赶往贺州，宣慰前方将士。贺州兵士久戍边境，穷苦劳碌，听说龚澄枢前来，都希望予以赏赐，以解燃眉之急。不料，龚澄枢两手空空，只能给甲土开空头支票。兵士悲观失望，不肯效力，白白送死。宋军前锋进抵芳林(今贺县北)，龚澄枢闻风胆战心惊，悄悄弄得一条小船只身逃回兴王府(今广州市)。

    宋军势如破竹，未经血刃即至贺州城下，刘鋹听报，急命大将伍彦柔率舟师万余溯郁江、贺水(今贺州江)西上，北援贺州。九月十五日，宋军包围贺州，同时分兵一部沿贺水南下。途中，宋将潘美获悉南汉伍彦柔率援军即至，遂率军主动后撤20里，在南乡(今广西贺县信都)设三重伏兵以待。九月二十日，南汉主将伍彦柔率部夜泊南乡。翌晨，伍彦柔舍舟登岸，挟著弹弓，坐著胡床，率部向贺州开进时，突然宋军伏兵四起，杀声震天。汉军措手不及，顿时大乱。宋军乘势冲杀，汉军兵士十之七八被歼，伍彦柔也被俘杀。

    驻贺州汉军，得知援兵失败，虽十分惊恐，但仍不肯投降。宋军转运使王明，向统帅潘美建议，“当急击之，恐援兵再至，则为所乘，我师老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一，开宝三年九月戊年)潘美犹豫，王明却披起甲胄，带领押送辎重的兵士百余，丁夫数千，携带铲土工具，挖土填埋濠堑，直抵城门之下。城上汉军以为宋军数千来攻，自觉孤城难守，无奈打开城门，降宋。

    宋军攻占贺州后，慑于南汉在富(今广西昭平)、昭(今广西平乐西北)、桂(今广西桂林)和东面的连(今广东连县)、韶(今广东韶关西南)、英(今广东英德)、雄(今广西南雄)等州驻军从两翼侧击，威胁宋军后路，为调动南汉军队，在运动中歼敌，赵匡胤命潘美率宋军主力西上，以声东击西的战法打击南汉军。潘美奉命亲督战舰，扬言宋军要沿贺水顺流东下，直取兴王府(今广东广州)。汉主刘鋹不知是计，赶忙起用被解职多年的宿将潘崇彻，加封其为内太师，马步军都统等官职，率兵5万进贺州江口(今广东封开西北)堵截。时，潘崇彻是南汉唯一尚存的能征善战的老将军，所率之军战斗力亦较强。但因他多年无故被解除兵权，对刘鋹深为不满，进驻贺江口后，便拥兵自保，观望不前。潘美见南汉军逗留不进，遂挥师转锋，西攻昭，桂、连(今广东连县)诸州，以巩固自己的翼侧。十月，宋军攻破开建寨(今广西平乐东南)，杀数千入，生擒汉将靳晖。昭州刺史田行稠、桂州刺史李承进闻得宋军攻击，弃城逃走，宋军占领昭、桂二州。十一月，宋军在胜利向西攻战中突然转兵向东，攻占连州。南汉驻连州招讨使卢收毫无防备，赶忙率兵退保清远(今广东清远)。南汉主刘鋹以为宋军意在夺占南汉从楚国手中所得的湖南14州，既然宋军目的已达，便“不复南也”，因此，放松守备。宋军达到诱敌目的后，乘虚东进，直逼韶州城。

    韶州(今广东韶关)，位于溱水(今北江)上游和溪水(今武水)的汇流处，在大庾岭之口，是攻取广州的北大门。韶州危急，刘鋹醒悟，急忙遣都统李承渥率领10多万大军进保韶州，屯兵于韶州城东南3里的莲花峰下。李承渥军中有象兵，善用象阵。每象载10余人，手执武器，战时列于阵前，以壮军威。两军在莲花峰下交战时，李承渥首先以象阵向宋军发起进攻。岂知，象能冲乱敌阵，也能冲乱本阵。潘美为破象阵，组织军中强弓劲弩射手，排列阵前。待李承渥的象军靠近，一声号令，众箭齐发，大象负伤受惊，掉转头来，纵横奔闯，却冲乱汉军阵势。宋军乘机进攻，汉军大部被歼。李承渥为保性命，随著残部逃走。

    李承渥军的失败和韶州的陷落，使南汉举国震惊。刘鋹不得不作好保卫兴王府的准备。他一面调兵遣将，一面挖掘东濠，以求固守。然而，若大一个南汉国，却因统治者长期以来多听谗言，把能征善战的大将一一诛死，故找不到二个得力的统军将领，苦觅之中，宦官刘鸾真推荐他的养子郭崇嶽，刘鋹急于用人，不问是否胜任，便糊里糊涂授郭崇嶽为招讨使，与大将植廷晓率兵6万，驻屯马迳(今广州北，亦名席帽山、马鞍山)，列栅扎寨，拒抗宋军，守卫兴王府。

    971年(宋开宝四年)正月，宋军为解除侧后的威胁，为直驱兴王府创造条件，挥军连克英州、雄州。屯驻贺江口的汉军潘崇彻，见大势已去，率部投降。宋军解除翼侧威胁后，从韶州南下，所向无敌，很快进抵泷头(今广东英德南)，逼近兴王府。

    情况异常险恶，南汉王朝受到威胁，为保住社稷，慌忙遣使向宋军求和，请求停止进军。宋军统帅潘美遵照出征前赵匡胤交待的意图，只允许战、守、降、死、亡(走)，拒绝南汉的请和，依旧继续进击。泷头以南，山水交错，地形险恶，宜于设伏。为保证行军安全，潘美把南汉使者挟持军中，做为人质，率军疾进，并于二十八日顺利渡过险地到达马迳，屯兵双女山(亦名凤山)，与汉军叫阵。

    汉军统帅郭崇嶽本非将才，部属又多为韶、英等州溃兵败将，士无斗志。宋军游骑几度挑战，郭崇嶽怕歼，仍是列栅而守，坚壁不出。

    南汉主刘鋹因请和不成，恐为宋军所俘，不得已将金银珠宝、妃嫔内宠一齐装在10多只大船上，准备远逃海外，继续过快活日子。不想船只未及出发，宦官乐范却勾结1000多名卫兵将船只盗走。刘鋹无奈，遣使向宋军投降。

    乞降的使者被宋军送到汴京，迟迟不归，刘鋹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遂命郭崇嶽等严兵戒备。接著又命弟弟刘保兴于二月初一率所部进至马迳，增援督战，与宋军决一死战。

    宋军是胜利之师，出兵以来连战皆捷，越战越勇。而此时的汉军虽仍有10万之众，但将帅无能，士气低落，不堪一击。

    二月初四，宋军进攻马迳。汉将植廷晓极力拒战，并对郭崇嶽说：“北军(宋军)乘席卷之势，其锋不可当也。吾上旅虽众，然皆伤痍之余，今不驱策而前，亦坐受其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二，开宝四年二月丁卯朔)领前锋据水而阵，令崇嶽殿后，防宋军背后冲击。交战后，廷晓力战不胜而死。郭崇嶽、刘保兴拨转马头，奔回营栅。宋统帅潘美与随军转运使王明计议：汉军“编侧竹木为栅，若篝火焚之，必扰乱，因而夹击之，此万全之策也。”(《续资治通鉴》卷六《宋纪》四)

    是日晚，宋军调集数千民夫，各持两炬，接近南汉军营，万火齐发，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烧得汉军狼狈逃窜。宋军乘机进攻，杀死汉军几万人，郭崇嶽死于战乱之中，刘保兴逃进兴王府。

    刘鋹知报，万分焦急，宦官龚澄枢等献计说：“北军之来，利吾国中珍宝尔，今尽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驻，当自还也。”(《续资治通鉴》卷十二。开宝四年二月丁卯朔)刘鋹觉得有道理，便立即下旨焚烧宫殿府库，一夜之间，南汉几十年剥削来的民脂民膏，化为灰烬。

    二月初五，宋军攻进兴王府。刘鋹无计可施，只好出降。此后，宋军以兴王府为基地，出兵镇压各地土豪叛乱，经5个多月的征战，平定了岭南，宋得60州，214县，170263户。

    宋得南汉后，赵匡胤为安定南汉人心，封刘鋹为右千牛卫大将军，并命潘美、尹祟珂主持广州(宋占兴王府后改称广州)政务，下令废除酷刑重赋。

    南唐为南方割据势力中比较强大的国家之一。为十国中吴将李升所建。据有江淮。李升之子李璟时，东灭闽，西吞楚，辖地36州。后被周世宗柴荣战败，江北之地尽失，去掉帝号，奉表称臣，从此国力一蹶不振。李煜即位后，酷爱诗文，迷恋声色，笃信佛教，所任官员多为文士，国势衰弱，后周改宋后又对宋称臣纳贡，卑躬屈节，摇尾乞怜，想用软的一套保持割据地位。

    吴越王钱俶因先得到赵匡胤授予的“天下兵马大元帅”称号，接著又收到赵匡胤赐赠的战马、羊只及骆驼，自觉宋廷与吴越通好，不会谋求吴越领地。他不惟拒绝与南唐联合抗宋，而且还为宋军充当攻击南唐的打手。

    南唐是江南实力较强的政权，又一向恭事于宋，故赵匡胤对南唐采取的行动比较谨慎。宋消灭南平、武平、后蜀、南汉之前，怕树敌太多，对南唐采取安抚政策：迫谥李煜之父为帝，拨粮救济南唐灾荒，斩杀叛唐降宋的将领等，笼络和稳定南唐。宋灭南汉后，赵匡胤便密锣紧鼓，从各方面积极做军事进攻的准备。972年(宋开宝五年)二月，南唐使者李从善到汴梁，宋将其扣留，给南唐施加政治压力，闰二月，又用离间计使李煜鸩杀了素有名望的南唐南都(今江西南昌)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是年冬至次年春，赵匡胤先后任命参知政事薛居正、吕余庆兼任淮南、湖南岭南和荆南、剑南水陆转运使，又专门设置川蜀水陆转运计度使，进行大举用兵前的物资运输准备。三月，宋遣使与辽修好，停止双方的军事冲突；四月，以重修天下图经为名，派使索取了南唐19州形势图，掌握其屯戍、交通，户口情况。974年(宋开宝七年)七月，宋采纳江南人樊若水的建议，在荆湖造巨舰战船数千艘，以备渡江时架设浮桥，用于水战。八月，赵匡胤告知吴越王钱俶，宋军将下江南，要其“训练兵甲。江南倔强不朝，我将发师讨之。元帅当助我，无惑人言，云皮之不存，主将安傅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五，开宝七年七月己巳)九月，命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马步军战桌(战船)都部署，潘美为都监，曹翰为先锋都指挥使，率兵10万，分赴荆南江陵等地，熟悉战地，待命出击，进行适应训练。

    江南，多为水乡湖网地带，要打则必胜，水军的质量，数量便是首要的条件。对此赵匡胤在跟随周世宗柴荣征南唐时早有深刻教训，为不蹈覆辙，他在灭后蜀后便运用其日益雄厚的物质基础，加紧进行水军建设。

    军事准备就绪，赵匡胤为了“出师有名”，三次命令南唐主李煜入朝议事。最初是通过南唐遣使李从善劝诱，随之是派梁迥为使到南唐相邀，南唐王李煜知道是计，便以染病为由予以拒绝。最后一次是派李穆出使。李穆到了南唐，在大肆夸耀了一番北宋实力后，公然胁迫李煜入朝，否则将会引起后患。李煜哀求说：“过去侍奉大国小．心谨慎，这是希望受到周全的恩德，现在见迫如此，只有拚死罢了”。

    李煜不肯入朝，赵匡胤便以“倔强不朝”为借口，于974年(宋开宝七年)九月，命令曹彬，潘美率水、步、骑军10万，发兵攻唐。临行前，赵匡胤召见出征将领，面示曹彬“南方之事，一次委卿，切勿暴略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不须急击也。”(《续资治通鉴》卷八，开宝七年十月丙戌)

    攻南唐的部署和意图是：以曹彬、潘美率兵为主力，主攻方向在和州与采石之间，强渡长江进围金陵；东路为助攻，西路为牵制。

    十月，曹彬、潘美统率的水、步、骑军，开始进攻。曹彬率荆湖水军自荆南顺流而下，直取池州(今安徽贵池)以东长江南岸各要点。潘美部集结于和州(今安徽和县)，准备自和州与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间渡江。两军会合，进围金陵。为造成南唐东面威胁，赵匡胤还命吴越王钱恨为升州(即金陵)东面行营招抚制置使，统率吴越军5万(由宋将丁德裕任监军)从东面攻取常州(今属江苏)，配合自汴水而下的京师水军夺取润州，尔后两军合攻金陵。此外，以宋黄州(今湖南黄岗)刺史王明为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检桌都部署，率西路军向武昌方向进击，牵制江西的唐军。

    十月十八日，曹彬率荆湖水军，携带预作浮桥用的舰船，自荆南出发，沿长江靠北岸一侧顺流东下。南岸唐军各屯戍部队，以为宋军是沿自家岸边一侧巡逻，不仅不加防范，而且还以牛酒犒劳宋军，从而使宋军得以顺利通过南唐屯兵10万的要地湖口。

    十月二十四日，宋军突然渡过长江，袭占峡口寨(今安徽贵池西)，随之水陆并进，直趋池州。池州守将戈彦看到迎面扑来的宋军，如梦初醒，因御敌已晚，只好率兵弃城逃走，致使宋军于闰十月初五占领池州。

    宋军占领池州后，要继续东下，急需在石牌口(今安徽安庆西90里)架浮桥，输送大军和粮秣过江。此时，不受南唐重用的江南人樊若水来到宋帐献策。原来，樊若水早在宋军进攻之前，常以钓鱼为由，对江南进行了几十次的测量，得出当地长江深度和宽度的精确数据。宋军采纳了樊若水提出的在长江架设浮桥的建议，立即将大船互相排列起来，成功地在长江上架起了自古以来第一座浮桥。宋军顺利过江后，连克铜陵(今安徽铜陵东北)、芜湖(今属安徽)、当涂(今属安徽)，进攻采石。采石与和州隔江相对，是长江下游的重要渡口。闰十月二十三日，曹彬击败唐军2万余，俘其马步军副都部署杨收、兵马都监孙震等1000余人，夺占了采石。

    十一月中旬，宋军将预制的浮桥从石牌口移至采石，三日桥成，潘美率步、骑军由江北经浮桥过江。当宋军在采石架设浮桥的消息传入南唐朝廷中，南唐主李煜、大臣张洎等听罢摇头，讥笑宋军在长江上架桥是儿戏。只派镇海(治所在今江苏镇江)节度使郑彦华和都虞候杜真，分别率领水、步军务万人去采石迎击宋军。

    郑彦华、杜真进至辨石，与刚越过浮桥的宋军遭遇，双方遂展开争战，交战数合，南唐军且因仓促迎战，兵力不足，不敌蜂拥而至的宋军，只好边战边退。宋将曹彬仗著人多势众，先击败郑彦华的水军，又登岸击败杜真的步军。随之，曹彬、潘美率部乘胜发起猛烈进攻，连克金陵西南的新林寨、白鹭州和新林港口，并在攻占金陵以南的溧水(今属江苏)作战中，全歼南唐军都统李雄部万余人。

    975年(宋开宝八年)正月十七日，宋军开始进攻金陵。南唐水陆军10万余，前依秦淮河(经金陵城西南)，背靠金陵城，列阵以待。为了不失战机，潘美不待渡河船只备齐，便下令步骑涉水进攻，大败唐军。同时，曹彬命都指挥使李汉琼率部分舰船，载以芦苇，利用火攻焚烧南唐军水寨，歼灭南唐军数万，使宋军直逼金陵城下。接著，宋军又攻克金陵外关城。驻金陵南唐军多次组织反攻，均被宋军击败。至此，宋军在金陵城郊三面扎营，形成了对金陵的包围态势。

    宋军主力连战皆捷，王明部及沿江各部队从西面发起进攻，先后击败南唐军于鄂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汉)、武昌(今湖北武昌县)，池州、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及袁州(治今所在今江西宜春)。吴越军也从东面迅速夹击南唐军，攻克常州、江阴(今属江苏)，并在润州(今江苏镇江)与宋军会师，合围金陵．

    金陵，北据大江，南连重岭，龙蟠虎踞，形势险要。自宋唐开战以来，南唐军以为城高池深，坚壁固守，疲惫宋军。但南唐主李煜将政事交给陈乔，张洎，自己索性匿居后苑，与和尚道士们诵经讲易，把国家大事抛在脑后，置若罔闻，以致金陵被围数月，人喊马叫，战事频繁不已，竞全然不知。

    五月的一天，李煜忽然高兴，率身边仕宦，登城巡视，看见城外尽是宋军营寨，方才大为惊恐，忙遣修文馆学士承旨徐铉和道士周惟简，先后到开封进见赵匡胤。徐铉见赵匡胤，质问：“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

    赵匡胤看了看徐铉未答。

    徐铉以为赵匡胤没有理由作答，便接著说；“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

    赵匡胤见徐铉出言不逊，以守为攻地答：“你 说父子可以分成两家么?”

    徐铉、周惟简被赵匡胤的话噎住，无法反驳，只得快快返回南唐。

    事过一个月，徐铉、周惟简又一次来见赵匡胤，谈了许多宋不该攻南唐的理由，并进行了反覆辩论，以求宋军罢兵言和。

    赵匡胤说：“李煜倔强不朝，我将发兵讨他。”

    徐铉争辩说：“李煜事大之礼甚莽，徒以被病，未任朝谒非敢拒诏也，乞缓兵以全一邦之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六，开宝八年十一月辛未)

    赵匡胤越听越不耐烦，遂用手按剑厉声大喝：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六，开宝八年十一月辛未)徐铉听罢，不敢做声，惶恐退去。

    南唐主李煜恳求缓师不成，恼羞成怒，决心孤注一掷，与宋军决一死战。于是，他一面诛杀了主降的神卫统军都指挥使皇甫继勋，一面令神卫军都虞候朱令赟率湖口10万守军东下赴援，命侍卫都虞候刘澄去润州加强金陵东面的防御。朱令赟奉命东下过程中，因受宋军王明部牵制，行动迟缓。刘澄率部进至润州，见宋军势大，不久即投降。

    金陵局势危在旦夕，南唐主李煜六神无主。宋太祖赵匡胤乘机采取迫降手段，命曹彬等暂缓攻城，把留京的南唐使者李煜之弟李从善遣回，劝说哥哥投降。李从善归，李煜打算出降，门下侍郎陈乔、右内舍人张洎两个执掌政事的人坚决反对，并对战局分析说，金陵固若金汤，宋军远途作战，如久攻不下，自会不战而退。李煜也觉得有理，又拒绝了赵匡胤的劝降。不过，在军事上，李煜这时唯一的希望便是率重兵的南唐将领朱令烫来援。

    十月，朱令赟在李煜多次飞书敦促下，摆脱宋军王明部的牵制，率水、步军号称15万人，缚大木筏，乘载可容千人的大战舰顺江东下，企图破毁采石浮桥，截断宋军退路，以援救金陵。宋军王明所部驻屯独树口(今安徽安庆附近)，见南唐救兵赶到，立即派飞骑奏报宋太祖赵匡胤，请求赶造战船300艘，以作应急准备。赵匡胤说：“这不是应急之策，令扩的援兵赶到，金陵之围便有被解除的危险。”于是向王明授密计，令他在独树口(今安徽安庆附近)至州浦间竖立许多长木，状似桅杆，作为疑兵。朱令赟来援，时值冬初，长江水浅，舰筏过大，不能并进，唐军行动缓慢。待朱令强部接近独树口时，望见许多帆墙，误认为宋军置大量舰船拦截，迟迟不敢前进。曹彬见朱令赟中计，又令行营步军都指挥使刘遇增援王明。

    十月二十一日，朱令赟率部进至皖口(今安徽安庆西南)时，刘遇，王明率兵阻击。情况危急，南风阵起，朱令赟即以火攻宋军，烈火借著风势能熊扑向宋军。刘遇，王明部不支，正欲逃命，不料风向突变，南风变成北风，火焰反而扑向南唐军船舰。宋军乘势猛攻，朱令赟见大势已去，投火而死，战桌都虞候王晖被俘，南唐援军被歼。

    外援断绝，金陵孤危。宋军乘势围攻金陵，至此已逾一年。宋将曹彬为实现赵匡胤的意图，仍不急攻，再三致书劝降李煜，但均被拒绝。曹彬最后发出警告说：“此月(十一月)二十七日，城必破矣，宜早为之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六，开宝八年十一月丙戌)李煜无奈，答应遣送儿子仲寓入朝。但是左右却极力反对，以为城防巩固，那有克日攻破之理?双方交涉间，时间已到了二十五日，距破城只有两天了。为避免破城时抢劫杀降引起反抗，赵匡胤速派使者转告曹彬：攻下城后，“以勿伤城中人，若犹困斗，李煜一门，切勿加害”。于是曹彬佯装生病，将士们得知主帅生病，纷纷到曹彬的帐前问候。曹彬乘机对他们说：“余之病非药食所愈，须诸公共为信誓，破城日不妄杀一人，则彬之疾愈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六，开宝八年十一月丙戌)

    众将士听说治主帅之病，只要严明战场纪律，不妄杀一人，便一致赞同，并焚香发誓，曹彬高兴，方才“病愈”。

    十一月二十七日，宋军发起总攻，倾刻间金陵城破，李煜被迫投降。为安抚降臣与百姓，赵匡胤封李煜为右千牛卫上将军，并调粮数十万石赈济满城饥民。同时，他又命李煜作书，令南唐驻各地军队缴械，唯江州(今江西九江)军校胡则与牙将宋德明杀了主降的刺史，据城固守，坚持5个月，终被宋军曹翰部消灭。至此，宋平定南唐的战争结束，宋得19州、3军、180县、65万余户。

    赵匡胤灭南唐是北宋统一南方的最后一战，也是当时最大的一次江河作战。宋军在这次作战中，五路出师，水路并进，从东、北、西三面对南唐实施分进合击。其所以获得成功，一是对渡江作战有充分准备，二是主攻方向选择得当。

    吴越国，唐末钱谬所建。据两浙13州，建都杭州(今属浙江)。自钱谬工传至钱俶，一直对外臣服中原各王朝，对内“重敛其民”，偏安于东南一隅。后周改宋后，吴越王钱俶同他的先祖一样，仍臣服中原，拜倒在宋太祖赵匡胤的足下，惟命是从，意在保住自己的地位。为此，千方百计讨赵匡胤的欢喜，仅963年(宋乾德元年)就向宋进贡白银万两，犀、牙各10株，香药15万斤，金银、珍珠、玳瑁等器物数百件。974年(宋开宝七年)，宋发兵攻打南唐时，赵匡胤命钱俶为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率兵5万配合进军，并遣客省使丁德裕以禁军步骑千人为俶前锋，且监其军。丞相沈虎子向钱俶谏阻：“江南(南唐)，我国的屏障，如今大王自撤屏障，一旦宋军入侵，如何能保卫国家?”此时，南唐主李煜也致书钱做，申明“今日我亡，明日难道你还能保得住吗?宋帝召你入朝赏功之日，亦是你沦为开封布衣之时。”而慑于宋廷实力的钱恨为了讨好宋帝，保住吴越政权，听不进忠言，反而一意孤行，亲自领兵帮助宋军攻打南唐。

    南唐灭亡后，南方的吴越钱氏政权及福建漳，泉一带的陈洪进集团，成了俎上之肉，976年(宋开宝九年)二月，赵匡胤借酬吴越在平南唐之战中的功劳之机，召吴越王钱俶入朝，并表示酬谢之后即可回归，决不食言。钱俶不敢违旨，匆忙携带妻室儿孙惶恐北上。吴越朝野惊慌，认为君主此行凶多吉少，为了祈求神明保佑钱王平安归来，众臣在西湖边(今杭州)宝石山上建造了保做塔。”

    钱俶进京后，赵匡胤佯装特别友好，并如约将他放归。但在临走时，赵匡胤却赐他一个黄包袱，叮嘱可在回归途中拆开。忠于王命的钱俶走出开封城后，打开一看，很是惊愕，但见满包袱尽是宋廷臣僚要求扣留钱俶的奏章。事情很明白，宋廷不允许吴越再存在下去，只不过是等待钱俶自动纳土罢了。但不管怎样，钱俶还是万分感激宋太祖赵匡胤免扣的恩德。

    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人少势弱，原来是吴越和南唐灭闽后的觊觎对象。陈洪进为了对付吴越和南唐，曾主动与宋联系，请求加封，遂被赵匡胤命为节度使，年年向宋称臣纳贡。当陈洪进闻知钱俶入朝，也深感不安，打发儿子文颢到开封贡献礼物，探听虚实。赵匡胤乘机令陈洪进亲来。陈洪进不敢拒绝，便从泉州起程。由此可见，在赵匡胤心目中，他们早已是囊中之物。978年(宋太平兴国三年)，陈洪进亲自到开封朝贡，他从宋廷迫使吴越纳土的过程中，摸透了宋廷的意向，为了保持自身地位，主动献出漳、泉2州14县的土地户口，受到宋廷的礼遇，史称陈洪进“纳土”。

    本来，吴越王钱俶先于陈洪进到达开封，陈的纳土，使他更是不得自安。于是，他便要求赵匡胤之弟宋太宗赵光义罢去他吴越国王的称号，解除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官衔，宋太宗没有允许。醉翁之意不在酒。钱俶很快从谋臣崔仁冀口中得知：“朝野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纳土祸且至。”钱俶恐惧，痛感“去国千里”，已在他人掌握之中，有翅也难飞去，才步陈洪进后尘，向宋廷献出吴越13州，1军、86县、15万余户，史称“吴越归地”。宋封钱效为淮海国王，给予特别礼遇。

    至此，经过15年军事、政治、经济的斗争，宋终于完成了统一南方的战争，共计得地15 7个州、745个县、230多万户。北宋的国力，军力进一步增强。

    976年(宋太平兴国元年)八月，赵匡胤在统一江南后，便对北汉发动了第三次进攻。赵匡胤命郝崇信、王政忠部出汾州；阎彦进、齐超部出沁州(今山西沁源)，孙晏宣、安守忠部出辽州(今山西左权)，齐延深、穆彦璋部出石州(今山西离石)，候美，郭进部出忻代(今山西忻县、代县)。

    九月，宋军兵分五路，在赵匡胤的亲率下，以太原为目标开始攻击。宋军所向披靡，捷报频传，直逼太原城下。十月，北汉告急，契丹南府宰相耶津沙、冀王塔尔应邀率兵南下救援，宋军和契丹军遂在太原城下展开激战。激战中，赵匡胤这个胸怀大谋的军事家、政治家，不幸在即将完成统一大业之时暴病而死。

    赵匡胤之弟赵光义即位，继续遵循赵匡胤的战略方针，努力完成其未竟之业。终于979年(宋太平兴国四年)正月率兵攻入太原，灭北汉，宋得10州、1军，41县、35220户，兵3万。至此，中国汉民族区域走向统一，五代十国的历史全部结束。

    北宋王朝的统一战争所以能最后取得胜利，从战争主观指导上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1、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是符合当时南弱北强的情势的。北宋建立之初，南方割据势力都已衰落，北方辽因正处在兴盛时期地广兵强，并石断向中原地区扩展。宋朝初期曾几次进攻北汉朝因辽军出兵援助而中违撤退。南方各国，力量弱小，较易攻取；而已经济富庶，中原馈铜可以仰赖江、谁得到解决，所谓“军国之费多出于江南”。后来统一南方后，得以充分利用江南、巴蜀的人力物力，集中全力北征，就比较顺利地取得了阻击辽军、迫降北汉的胜利。

    2、运用各个击破的策略比较成功，保证了战争纳顺利进行南方各国虽然承平日久，积弱不振，但他们拥有的总兵力却不下七八十万(此依各国投入作战的兵力反有关资料概算，即南唐约30万，南汉约20万，后蜀约10万、吴越投降时11．5036万，南平3万，武平不详。)而北宋初期兵力最多时才37．8万人(参见《宋史》卷一百八十七《兵一》)。除去西防西夏、北防辽国及北汉外，能够南下的兵力不超过20万。南方各割据势力，有唇亡齿寒、彼此利害相关的一面，如果联合抗宋，其力量不可忽视，但他们之间矛盾甚多，赵匡匡巧妙地利用了这里矛盾，进行分化瓦解以配合军事进攻。在军事进攻上，又采取由近及远(如先取南平和武平，以利对后蜀东西钳击)、先弱后强(如先灭后蜀、南汉以孤立南唐)、各个击破的方针，始终使自已处于主动的地位。在各个击破中，宋军每战都注意周密计划，进行充分准备，了解放情，然后兴兵开战。这些均收到明显的成效。

    3、军政兼施，善用谋略。五代十国分裂已久，各国多己衰朽不堪，基本上以自保固存为目的。统治集团内部不和，人民怨愤君主和将帅大多缺乏坚决作战的决心。故北宋得以在强大军事只力下，广施分化离间的谋略。不论战前、战中或战后，都以高官厚禄优待降者，瓦解其抵抗的决心，并能约束军队，严禁杀掠，尽量减少战争的破坏与损失。因此，每战都能以较少的代价获取较多的胜利。就北宋来说，兵力数量不多，但屡经战阵，较之南文各集团的军队战斗力均强，故多次作战皆能以略占优势的兵力，甚至不居优势的兵力取胜。赵匡胤等北宋君臣历经五代更迭，具丰较丰富的政治、军事斗争经验，老于谋算，因而在整个统一战争中，表现出政略多于军略等待点。

    赵匡胤在夺取政权和统一战争中，运筹帷幄，巧妙指挥，奋力征战，不愧为著名的军事家。在巩固政权时，他励精图治，对政权和财权也进行了改革，以形成上下相制、有利于防微杜渐的官僚体系，集大权于皇帝一身，又不愧为杰出的政治家。

    唐末五代以来，地方藩镇势力所以在军事上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同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究其原因是事权太重，不仅拥有雄厚的兵力，而且辖境广大，地域辽阔，少者数州，多者数十州，军、政大权总揽一身。为削弱藩镇势力，集中权力，赵匡胤在采取以文制武的韬略中，推出文官出外知州，“权知军州事”，代替军人掌握州郡行政的做法。对宋从周接收的所属各藩镇，从963年(宋乾德元年)开始，有计划地分期分批从京官中选派精练强干人员，高职低配，带原衔出仕知县，以从根基上动摇节度使的统治，使“专恣不法”的节度使有所顾忌；对在统一战争中新接收的藩镇，则令其各州直隶京师，长吏直接向中央奏事。随著又屯兵于大县，对县政予以威慑‘对节度使管辖下的知州官规定任期以3年为限，期满，另调他职，以限制州官长久地握有一个地方的权力，生根蔓藤，拉帮结派，竖立山头；在藩镇治理的州郡中设置通判，规定通判可以过问州饷行政，直接向中央负责，有事专达，和知州分庭抗礼。

    为了遏制节度使统辖下的军队驻在县里，其军队的最高领兵人——“镇将”和县令势均力敌，牵制县令，通过改革，将军、政分开，各施其事，使县令真正成为一县长官，总理民政，平决狱讼，催收租税，劝课农桑。

    地方权力归中央收揽后，赵匡胤又从专制主义集权统治出发，对中央官僚机构也进行了改革。过去宰相统帅百官，相位望重，皇帝也尊他几分，对皇权构成威胁，改革即先从分割宰相权开始，使相权变皇权的对立物为附属物。汉、唐以来宰相奏事，坐于殿上和皇帝面对面共议朝政。赵匡胤新任皇帝后佯称眼睛昏花让宰相站著奏请。

    为分割宰相的权力，赵匡胤还先后设立了一些官僚机构：设“参知政事”同宰相一起议事，并规定押班、知印、奏事，祭祀行香，都和宰相轮流充任，改组枢密院使其专制军国机务、兵务、边备，戍马等政令，和宰相对持文、武二柄，号称“二府”，“二府。不同殿，所说之话，各不相知，使赵匡胤在听取异同中，了解实情，掌握主动，力避专擅和诡诈；利用盐铁，度支，户部三使(总称“三司使”)主持国家财政大权，平衡岁收和支出，以割除宰相的财权，枢密和三司都增设副使，以减削正使的权力。同时，收回唐代以来由宰相任命，进退谏官的制度，使历来以向皇帝进谏为职、具有限制皇帝作用的谏官，变为对皇帝负责，弹劾宰执、臣僚的工具。

    为了动摇地方藩镇势力与中央抗衡的物质基础，从961年(宋建隆二年)起，赵匡胤便采取了果断收回财权的措施，由中央直接派朝官主持地方税收，不许藩镇亲吏插手，地方财赋收入，除开支本地行政经费所需外，其余全部输送京师。州府官员不得私自贩卖牟利。

    唐末五代，干戈扰攘，武人擅国，重武轻文之风日盛。为了扭转世风，发展生产，促进文化的进步，他大力开辟儒馆，下诏拨款增修国子监(国家最高学府——太学所在地)学舍，派官员管理国子监，招选生徒讲学，以培养各方面的人才。为劝学崇儒，他特派内侍代表他给太学生赐酒菜。老百姓见了穿白袍子的举子进出于骑兵披甲的武人之中，高兴地指著道：“这一辈子露脸了，天下可以太平了！”

    在广育人才，人才辈出之时，他又对有知识的人不问资历，不求全责备地予以擢拔，不论资排辈。他明确说“作宰相须是读书人。”枢密使、三司使用文臣担任。下层官吏史，如有一才可取，一行可见，都破格提拔。其开创的重文轻武时代，一直延续和影响到明，清两代。其结果不仅使北宋以后不再有武将拥立的现象出现，而且使中国的文化、科技、教育在历经唐末五代沉闷时期之后，又掀起了一个光耀世界的高潮。

    赵匡胤的军事思想：

    赵匡胤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和著名的军事统帅。长期的军事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军事思想，主要有：

    一是致力于国家统一的战争观。生长于五代时期的赵匡甩，目睹过当时国家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井跟随周世宗参加了后周的统一战争。其“天下一家”的思想比较明确。因此，在他代周建宋后，一直把实现国家的统一，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建宋伊始，他就亲自率军讨平了方镇李筠和李重进的反叛分裂活动；接著又对各地方割据政权进行了征讨。南唐割据政权，一直对宋朝十分恭顺，兴师讨伐又找不到什么借口，于是赵匡风便直接了当地对南唐使者说：“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六，太祖开宝八年十一月，辛末)经过十几年的南征北讨，赵匡胤终于基本完成了统一南方。然而，他认为统一事业并未完成。因此，开宝九年［976年)正月，当群臣请尊他为“应天广运、一统太平……皇帝”时他则却而不受，并说：“今汾晋(指北汉)末平，燕蓟未复”，怎么可以称之为一统呢?(《宋朝事实》卷二十)在赵匡胤致力于国家统一的战争中，虽然强调以武力解决问题，但也不排除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例如，对于后晋石敬塘所割给辽朝的幽蓟十六州，他不仅没有忘掉收复，还在收复方式上作了两手准备。在其建宋之初，他就特别设置了封桩库，并尝密谓近巨曰：“欲埃斯库所蓄满二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如曰不可，联将散滞财，募勇士，伸固攻取耳。”赵匡胤虽然在尚未完全实现其统一目标之前即突然去世，但已基本上统一了南方及中原地区，结束了中唐以来，200多年的割据混战局面，为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有利环境。因而，他致力于国家统一的战争观，是符合历文潮流和人民意愿的，是值得肯定的。

    二是中央高度集权的建军思想。自唐中叶至五代，骄兵强将演出了一幕幕叛乱、割据的悲剧，造成中原地区兵连祸结的混乱局面持续了200余年。为防止这种“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历史重演，赵匡胤建宋后，即把中央高度集权作为建军的根本指导思想。其主要原则有：在统兵机构的设置和相互关系上，遵循“互相维制”原则，以使兵权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特别是皇帝一人手中；在兵力部署上，本著「内外相制”原则，以期京师之外“无外乱”，京师之内“无内变”；在军队调动和屯戍上，依照“将不得专其兵”，兵要“均劳逸，知艰难”和“远妻孥怀土之恋”等原则，通过天下营兵移换屯驻，以防止将帅犯上作乱的“凶谋”；在养兵政策上，遵照“为百代之利”的原则，采取在灾区大量招兵措施，以达到“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的巩固政权的目的；在武装力量编成上，按照“强干弱枝”的原则，通过把地方军身强力壮和英勇善战者选入中央禁军等办法，以加强中央的军事力量。赵匡甩及其重臣提出的这些建军思想，不但解决了五代以来骄兵悍将对皇权的威胁，而且从制度上制止了类似情况的重现。这对于消洱绵延200多年的由于兵权分散而导致的政局混乱，保障社会的安定和正常生产秩序，确实起到积极作闻。但是，其继承者们在承袭这一祖宗家法时，由于不知变通，对武人和“内变”防范过甚，也产生了诸如冗兵耗食、将帅无权、兵将分离、教育训练差、军纪废弛等损害军队战斗力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