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的另一个内容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周武王伐纣，牧野一战，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不久，纣王的儿子武庚又起兵反攻。周公旦二次东征，才取得完全的军事上的胜利。但商遗民在思想上还是不服。周公旦对于这些商“顽民”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他的这些言论，记载在《书经》的《多士》、《多方》等篇中。他的言论的根据，仍然是天命论，但增加了一个论点，以说明为什么商朝所受的天命改降在周朝。他并用这些论点教训周朝的奴隶主贵族，教他们从商朝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以商为戒，以保持周朝所受的“天命”。

现在《书经》二十九篇(据今文)中，记载周公旦言论的约有三分之一。其中大部分是宣扬天命论的论点。

他说：周朝是受了上帝的命令，替代商朝的；“天亦大命文王殪厥殷，诞受命越厥邦厥民”(《书经·康诰》)。周朝另一贵族召公承认商朝也是受“天命”为王的，可是“天命”已经改了；“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书经·召诰》)。为什么改呢？商朝的奴隶和劳动人民反抗力量的强大，使周朝的统治者不得不承认：“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篇》引《泰誓》)“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这就证明“皇天上帝”要“改厥元子”了。周公旦告诉商朝的被俘虏或投降的贵族们说：“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书经·多士》)意思是说：“非我周敢驱取汝殷之王命”(郑玄注)，是因为你们是“天所不与”的。何以见得殷是“天所不与”呢？周公接著说：“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书经·多士》)意思是说：“惟天不畀无形可见，当验之于我下民。下民所执所为，即是天降明威矣。”(孙星衍《尚书古今文注疏》译文)周公旦说：天是为民求主的，“惟天时求民主”，只有能“保享于民”的，才能“享天之命”(《书经·多方》)。

周初的统治者们，又告诫周朝的贵族们，使他们认识到，要保持他们的地位，必须“有德”，专靠天命是不行的。他们说：“天难谌。”(《书经·大诰》)又说：“天不可信。”(《书经·君奭》)“天不可信”不是说，天的存在不可信，而是说，不可专信赖天的保佑。天保佑不保佑，要看统治者有德无德。“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天命”是时常变的，他随时可以“改厥元子”。这就是所谓“天命不于常”(《书经·康诰》)；“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有天命还要统治者自己的德去配合，所谓“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同上)“自求多福”并不是否认“福自天申”，而是说，统治者只有在自己的有德的条件下，才能与天命相配合。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对殷商以来的天命观作了些修正，限制了些天命的作用，强调了人为的力量，就这点讲在当时说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性的。

周公旦等从商朝统治者的灭亡中得到教训，认为维持统治并不是容易的事，弄得不好就会被推翻。所以他们说：“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书经·召诰》)意思是说，“今王受命，固有无穷之美，然亦有无穷之忧”(蔡沈注)，所以必须要谨慎注意(“敬”)。注意于“德”，即同一篇中所谓“敬德”。他们所谓“德”当然是统治者的“德”。“德”的具体内容，就是敬天保民，就是说，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一方面要“敬天”，借“天”的权威来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和约束他们不要干危害统治阶级利益的事。另一方面还要“保民”，所谓“保民”并不是真正地要保护老百姓，而是为了保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不被推翻而讲究统治和剥削老百姓的方法。这就需要“知稼穑之艰难”，“知小民之依”(《书经·无逸》)。“依”就是“隐”，也就是“痛”。(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就是说：要知道一点劳动人民的痛苦，对于“小民”要行一点小恩小惠。“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书经·酒诰》)他们认为，只要老百姓不反抗，天命就可以长保。这就是所谓“以小民受天永命”(《书经·召诰》)。

就上面所讲的，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周朝的统治者与商朝的统治者，在思想上是有所不同的。以《诗经》中《商颂》跟《周颂》比，也可以看出这个差异。《商颂》是宋国(商之后)祭祀先祖用的，但总反映一些原来商朝统治者的传统思想。《商颂》只赞美商朝先王的武力如何强大；“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遏)”，和怎样受“天命”，“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荷)”。可是没有提到一个“德”字。《周颂》就注重于赞美文王的“德”，说文王、武王虽受天命，但是成王不敢“康”，后来的王都“畏天之威”。

近来的考古学家也说，在卜辞和商代的彝铭中没有“德”字，在周代的彝铭中，则有“德”字。

再以《书经》的《商书》与《周书》比较。《周书》讲到“德”的地方很多，上面已经讲过。《商书》则除了伪古文外，也有讲到“德”的地方，但不是把“德”当成一个中心题目。

周初的统治者们关于“德”的说教，成为后来儒家主张“德治”的根据。周公旦所讲的“德”也完全是对奴隶阶级的欺骗，是统治阶级搞的欺骗老百姓的一手，因此必须予以批判。

在《书经·康诰》这一篇里，周公旦以成王的名义对武王的弟弟康叔讲了一套统治“民”的方法。他说：“敬哉！无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意思就是说要谨慎警惕，天命是不可靠的，老百姓的情况是可以知道的。老百姓的服从是很难保持。你对你的国家要尽心办事。不要贪图享乐、安逸，要尽心使老百姓安定。又说：“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暋不畏死，罔弗憝……矧惟不孝不友。……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意思就是说，凡是破坏社会秩序，杀人抢劫之类，对于这些人固然应当惩罚，至于不孝不友的人，更应当惩罚。一个人到了不孝不友的地步，如果我们统治的人不加以罪罚，天给予我们的道德原则就要受破坏。对于这些人应该从速用文王所作的刑法惩罚他们。

这一篇开始就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上面所引的第一段讲的是“明德”，第二段讲的就是慎罚。周公旦所讲的统治老百姓的方法，就是有这两手的。

在关于“天”的问题上，周公旦所说的天，当然仍然是有意志、有好恶、有赏罚的至上神，但是他的好恶赏罚，不是任意的而是照著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老百姓的愿望和统治者的“德”。“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说的就是这两个方面。这种说法就极大地美化了天上的王权，实际上也就是美化了地上的王权。所谓天上的上帝本来就是人间的王在人的宗教思想中的反映。照这个说法，地上的王的统治是合理的，因为他是受到天命为王，统治老百姓的。而天命是顺著老百姓的愿望的，所以他的统治是符合老百姓的愿望的。天帮助有德的人，他受了天命，所以他就是有德的人。周初的统治者企图用这种阶级调和论论证周朝这个统治的合理。但是这完全是欺骗。因为根本就没有上帝，根本说不上“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更根本说不上“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这些“敬天保民”的一套，全是周朝统治者对劳动人民强化思想欺骗的说教。商末的奴隶造反震动了整个奴隶主阶级。这次大反抗给予天上的及地上的统治者以重大的打击，使统治者不得不给他们所宣扬的天的权威，披上“从民之欲”的外衣，使地上统治者不得不在表面上装出“怀保小民”的姿态，以便强化殷商以来的天命思想的麻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