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命世大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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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命世大贤”

“膏火自煎熬,多才为患害(注)”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屈原《渔父》

在竹林七贤中,惟一可与嵇康比肩媲美的就是被视为“命世大贤”(靳于中《阮嗣宗诗序》)“芳馨百代,领袖诸贤”(李京《重建阮嗣宗庙碑》)的阮籍。
提到阮籍,自然就使我想起了酒。
悲剧哲学家尼采这样说到:“艺术家不应当按照本来的面目看事物,而应看得更幸福,更单纯,更强健,为此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中就必须有一种朝气与春意,有一种常驻的酒意。”(《悲剧的诞生》)
《晋书·阮籍传》对此有颇为生动的说明:

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时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其罪,皆以醉获免!

也许正是因了酒,狄俄尼索斯的癫狂是否就是阮籍的真实写照呢?也许正像狄俄尼索斯一样,阮籍的醉酒会不会另有他最为癫狂的含义呢?

有别于对嵇康的肯定,历史之于阮籍多有争论。
史家对阮籍最为深恶痛绝的“罪状”有两点:一、阮籍撰写了《为郑冲劝晋王笺》;二、因有废立定策之功而封侯,后秉承司马昭之命沦为间谍(定策间谍之事见《魏志·高贵乡公纪》)。叶梦得说:“(阮籍)应为公卿作《劝进表》,若论于嵇康,自应杖死。”
历史总是以主流的姿态来盖棺定论,而从不问其源发的究竟!
黄侃在《咏怀诗补注·自序》中这样告诉我:

阮公深通玄理,妙物达情,咏怀之作,故得包罗万象……。迹其痛哭穷路,沉醉连旬,盖已等南郭之仰天,类子舆之鉴井,大哀在怀,非恒言所能尽,故发于诗歌。

阮籍为人在“竹林七贤”中最为复杂,心理状态也最为微妙。不像嵇康性格“峻切”惨遭横死,也不像山涛、王戎和向秀投靠了司马氏做了大官。他不隐不仕,又隐又仕,官也做,但又不是真做而是敷衍了事。谨小慎微,屈己成人,比之嵇中散可谓深得“全身远祸”之三昧。
这是历史的障眼法!
魏晋时期,正是名教儒学与老庄玄学相互辩难与分合的时代,竹林七贤大多信奉玄学。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到:“他们以宇宙的最高本体作为追求目标,希望自我与本体合而为一,得到某种境界,用来安身立命与苦难的现实相对抗,他们追求的本体就是自然。”这也即是由嵇康所倡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从意识形态的范畴上说他们无疑是边缘者与异己者,因此,怀才不遇,醉心于山水之间,酣畅淋漓于杯中之物也就成了他们抒发个体情怀仅有的出路。“恨天低,大鹏展翅难高飞。”是不言而喻的,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悲凉心境呢?其实,“大哀在怀,非恒言所能尽”者,汉魏时代也并非阮籍一人。前有荀或,后有陶潜都是如此。生逢乱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道家的一种“大悲无泪,大音稀声”的无奈,一种痛彻肺腑的酸楚,这又哪能是诟病之后人所能领会得来的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这个惆怅不已的末路英雄!
纷乱与残酷的现实生活,迫使人必然作出两难的选择,要么沉默,要么抵抗。嵇康选择了后者,而阮籍则选择了前者。阮籍由儒入道,开始了追求一种庄子式的精神境界。“承命世之美,希达节之度”。疾病的折磨,生命的短促,政治的阴谋,仕途的险恶构成了他生命里最大的忧患意识。“但怨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是其真实的写照。(《咏怀·三十三》)别无选择的他只能走回自己的内心世界,每日必饮,饮而必醉地“生活在别处”。
这里再讲一则关于阮籍喝酒的故事:

心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以诀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盹,饮二斗酒,然后吟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

愈是对生活失去意义的人,愈是对生命乃至对世界有著深厚的感情,也最容易转化为对生活特有的一种审美对待。
阮籍何其痛苦从吐血中可见一斑。他既不愿同流合污,又缺少在政治上向司马氏集团挑战或明确划清界限线的勇气,所以对阮籍来说,醉酒或许是最好的摆脱政治困境的方法。因此,他骨子里的那种苦闷所展现的颓废人生或许也是他最为深刻的人生,而这种矛盾偏偏又加深著他的痛苦,周而复始,煎熬不已。他身虽在司马氏集团,但却依旧留恋曹魏政权,依旧体恤天下的苍生与社稷,他是个“游世者”,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游世者”。一般地,有别于淑世者的忧国忧民,负荷担道,志在通过修身齐家治天下的宏大抱负,游世者对于现实,对于人生持一种游戏的态度。汉末魏晋的游世者之作均源于士人对生死的参悟和对生命意识的“自觉”。阮籍是这样,但又不同于这样。他不乏真情流露,在旷达的外表之下,目睹浊世的浑噩不堪,面对好友的身首异处,内心痛苦至极,除了放声大笑,泪眼问天,他还能做些什么呢?历史是不是太苛求于他了?
如果说《与山巨源绝交书》为嵇康带来了身后的殊荣,那么因《为郑冲劝晋王笺》阮籍遭到了最大地误解,这是阮籍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他为何要留下这样的墨迹呢?不写岂不是无凭,而全节自身?但一切都与设想相反,历史如能为人们所设计它就不再成其为历史了。随之而来的便是死亡的讯息。据史书载,本该因书信而获宠的他,竟在此信写成一二月后亡故?!这样短的时间距离,不能不让我把死亡与书信连接起来。或许,他是因为自己的违心话语,而深感自责也未为不可猜测;或许《为郑冲劝晋王笺》成为了他生命的暂时保护神,又同时是促使其最后走向死亡的催命符。这是命数,还是造物捉弄?历史的逻辑有时也会在强权的威逼下失去它的缜密。暂且不必皓首穷经地去考证我这无由的历史猜想,一死而白了,人一死而万事皆空。终因郁闷成疾,阮籍“卒于景元四年冬”。
士为天下担当者!誓为天下者担当!这是历代文士的最高宗旨,也是现实社会对于士人的基本理解。而阮籍没有这样?这里有的只是他自己所能体会到的悲哀和凄凉。一如我为嵇康的死而感到叹息一样,扼腕慨叹的也应该包括阮籍。含蓄隐晦的人生轨迹,随其波而不浊其流的孤独与落寞,只能使阮籍酒醉一生,咏怀一世,轻叹著「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诗章。”以终老。

我想到……
阮籍因醉酒以明志,嵇康由绝响而致远;阮籍因醉酒以避祸栖身,嵇康由绝响而横遭屠戮。殊途同归者的遭遇竟是这样的迥异!
生命若从阮籍的醉酒向前迈一步则为嵇康的《广陵散》,生命若从嵇康的《广陵散》向后退一步则就是阮籍的醉酒。这退进之间竟是生死的歧路!
可惜了!都可惜,他们生错了年代,一代风流人物也就这样风流云散了。生者隐入迷幻,死者融进苍穹,留给后人的总是无尽的怅惘……

"竹林七贤"指的是晋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他们放旷不羁,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其中最为著名的酒徒是刘伶。刘伶自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酒谱>>讲述刘伶经常随身带著一个酒壶,乘著鹿车,一边走,一边饮酒,一人带著掘挖工具紧随车后,什么时候死了,就地埋之。阮咸饮酒更是不顾廉耻,他每次与宗人共饮,总是以大盆盛酒,不用酒杯,也不用勺酒具,大家围坐在酒盆四周用手捧酒喝。猪群来饮酒,不但不赶,阮咸还凑上去猪一齐饮酒。刘伶曾写下<<酒德颂>>一首,大意是: 自己行无踪,居无室,幕天席地,纵意所如,不管是停下来还是行走,随时都提著酒杯饮酒,惟酒是务,焉知其余。其它人怎么说,自己一点都不在意。别人越要评说,自己反而更加要饮酒,喝醇了就睡,酲过来也是恍恍惚惚的,于无声处,就是一个惊雷打下来,也听不见,面对泰山视而不见,不知天气冷热,也不知世间利欲感情。刘伶的这首诗,充分反映了晋代时期文人的心态,即由于社会动荡不安,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统治者对一些文人的政治迫害,使文人不得不借酒浇愁,或以酒避祸,以酒后狂言发泄对时政的不满。另据史料记载,魏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逐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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