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为李鸿章：百年毁誉，岂无公论

李鸿章自1870年参与中日通商谈判至1895年马关订约，折冲樽俎，纵横捭阖，经营中日、中朝外交25年。其间，他派员留学，兴办工业，筹建海军，扩充武备，尽其所能，革故鼎新，在晚清，他是一位最有国际视野、外交经验和改革意识的大臣。甲午一役，訾议轰豗，百年毁誉，岂无公论？

光绪十九年(1893)正月，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70寿辰，慈禧太后赐他“调鼎凝厘”匾额，亲书寿联“栋梁华夏资良辅，带砺河山锡大年”，有清一代，他得到了人臣的最高礼遇。次年(甲午，1894)四月，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南洋之南琛等6舰、广东之广甲等3舰亦前来会操，30多艘军舰经大沽、旅顺、大连湾、威海卫，呈威海上，历时半月。二十一日回到天津，二十八日，朝鲜东学党举事，清军应朝鲜国王乞援入朝平乱，日本趁机入侵朝鲜，不久，两国开战，清军水陆皆败……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十七日，李鸿章赴日签订《中日讲和条约》(又名《中日马关条约》)，半生功业，毁于一旦，从此，蒙羞忍辱，留下千载骂名。

初办交涉，条约甫订，日本即侵台湾

同治九年(1870)，47岁的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是年(日本明治三年)，日本遣柳原前光使华，商请通商立约之事，朝廷命李鸿章与日使谈判，从此涉入对日外交。

翌年，日本又遣大藏卿伊达宗城前来议约，柳原前光为副使，朝廷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之在天津谈判。柳原去年所呈约稿以两国互利、平等通商为辞，伊达却欲废前稿，参照清朝与英、法等国签订的通商条约，择其有利于日本的条款另立新约，李鸿章严辞拒绝，迫使伊达让步，七月，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18条，“通商章程”33款，附以两国海关税则。这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与中国签订的头一项条约，因未达到日本的期望，伊达宗城回国后即被免职。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柳原前光奉使来天津要求改约，李鸿章不允，讽其朝三暮四，背盟毁约，柳原惭愧而去。日本不肯甘休，非要得到与英、法等国对华通商的同等权利不可，十一月，再以外务卿副岛种臣出使，力求改约，朝廷竟许之。同治十二年(1873)四月，李鸿章在天津与日本换约。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日本终于达到了目的，自此轻视清廷，蓄意寻衅。

同治十二年五月，因琉球渔民遭台风漂至台湾被原住民杀害一事，日本派专使柳原前光来京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交涉。总署大臣毛昶熙答道：“‘番民’之杀琉民，既闻其事，害贵国人，则我未之闻。夫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相杀，裁决在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过问？”柳原前光拿出被害者中有四位小山县渔民的证据，并力争琉球属日本版图，且问：“贵国已知恤琉人，而不惩台‘番’者何？”毛昶熙答：“杀人者皆‘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番，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柳原前光威胁道：“‘生番’害人，贵国舍而不治，我却将问罪岛人，为盟好故，使某先告。”毛昶熙答：“‘生番’固我化外民，伐与不伐，亦惟贵国所命，贵国自裁之。”柳原前光归国后，日本抓住中方答问中的失误，借机兴师。

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二日，日军1600人乘军舰3艘兵发长崎，三日后在台湾登陆，屠杀台民，尽毁村落，后又派舰一艘，增兵至3000。因遇台民抵抗，战事不利，又值夏季，士兵不服水土，伤员渐增，日军开始修军营、建医院、造桥梁、开荒地，做长期驻守的准备。李鸿章电告总署，清廷急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督福建水师赴台湾观察敌情，抵台后，沈命福建藩司潘蔚、台湾道夏献纶与日军交涉。日将气焰嚣张，反复争辩：“我国暴师海外，糜财劳师，为贵国开草莱，锄顽梗，费用耗损，岂可胜计？”潘蔚当即表示：“若然，则将为日本偿军费。”当日即拟约三条：一、中国偿日本军费；二、中国严驭“台番”，令日本渔民因风漂台时不受伤害；三、立约后，日军撤出台湾。

与此同时，柳原前光以公使衔来京与总署交涉，谈判气氛不洽，两国皆知难免一战。日本急从英国购军舰，清廷则修筑澎湖炮台，架设大陆至台湾的海底电线，购毛瑟枪3万支，向丹麦议购军舰。福建巡抚王凯泰准备率兵二万五千渡海，日本闻之大惊，急派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前来与李鸿章谈判。日使七月来京，先辩论台湾与日本的疆界划分，两月未决，日使以回国相要挟，阴使英国公使威妥玛居间调停。其实，日使此行，原本只为赔款，索要军费300万元。沈葆桢坚持不许，奏称：“倭备虽增，倭情渐怯，彼非不知难思退，而谣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喝，迁就求和。倘入彼彀中，必得一步反进一步。但使我厚集兵力，无隙可乘，自必贴耳而去。姑宽其称兵既往之咎，已足明朝廷逾格之恩。倘妄肆要求，愿坚持定见，力为拒却。”沈葆桢又致书李鸿章：“大久保之来，其中情窘急可想，然必故示整暇，不肯就我范围，是欲速之意在彼不在我。我既以逸待劳，以主待客，自不必急于行成。”(本节引文见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总署欲息事宁人，以赔偿50万元与日本成议，九月十一日换约。

日军从台湾归国，户户挂国旗，行凯旋大礼，政府褒奖大久保利通。日本由此看出清廷惧战，一遇战，便求和，终以赔款了事。此番得志台湾后，日本即把目标移向朝鲜，开始谋求更大的利益。

日本使臣森有礼说：“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以后恐不免要打仗”

光绪元年(1875)九月，日本军舰往朝鲜沿海测量，朝鲜炮台开炮轰击，遂致交战，日舰击毁朝鲜炮台。十二月初，日本驻清全权大臣森有礼到京，与总署晤谈此事，想以此为由，逼迫清廷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当时，总署担心日本借机再启事端，在对时局判断不明的情况下，拿不出适当的对策，既不愿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又怕承担宗主国的责任代人受过，语意闪烁，自相矛盾，又被日使抓住把柄。日本照会清国：“据贵王大臣云：朝鲜虽曰属国，地固不隶中国，以故中国曾无干预内政，其与外国交涉，亦听彼国自主，不可相强等语。由是观之，朝鲜是一独立之国，而贵国谓之属国者，徒空名耳。彼既为邻，加我暴戾，而今不得不遣使以责之，且为我国人民自尽保安海疆之义。因此，凡事起于朝鲜、日本间者，与清国与日本国条约上无所关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与日本使臣往来照会等件拟咨送礼部转行朝鲜摺》附件一：日本国照会，《中日战争》，一，P294)清廷自知失语，亦复照会日本予以辩驳：“朝鲜为中国属国，中外共知。属国有属国分际，古今所同。本王大臣前次照会所称朝鲜实中国所属之邦之一，即中国之自任也，岂得谓属国为空名？岂得谓于条约无所关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与日本使臣往来照会等件拟咨送礼部转行朝鲜摺》附件四：复日本国照会，《中日战争》，一，P296)两国反复照会，争辩朝鲜“属国”、“独立国”之事。此后，一遇朝鲜有事，中日两国的谈判和外交照会中，双方就要呶呶不休地争辩此事，直到光绪二十一年日本将“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写入《马关条约》第一款为止。

森有礼自幼出洋，在英国留学3年，又在华盛顿当过3年钦差。52岁的李鸿章第一次会见30岁的森有礼，听他谈了对中西文化、世界局势、中日关系的看法，感受到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年轻一代外交官的新思维。

李问：“中西学问如何？”森云：“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李问：“日本西学有七分否？”森云：“五分尚没有。”李问：“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郑署使云：“这是外貌，其实在本领尚未尽学会。”……森云：“据我看来，和约没甚用处。”李问：“两国和好，全凭条约，如何没用？”森大臣云：“和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在谈到朝鲜问题时，森有礼说：“以后恐不免要打仗。”李云：“高丽与日本同在亚细亚洲，若开起仗来，高丽系中国属国，你既显违条约，中国怎样处置？我们一洲自生疑衅，岂不被欧罗巴笑话？”森答：“欧罗巴正要看我们的笑话。”李云：“为甚么要给他笑？”森答：“这也没法，日本百姓要去打仗，恐国家止不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与日本使臣往来照会等件拟咨送礼部转行朝鲜摺》附件八：李鸿章与森有礼问答节略。《中日战争》，一，P299－303)

李鸿章写了“徒伤和气，毫无利益”8字忠告送给森有礼，经过6年与日交涉，他已看清了日本的战略——西争朝鲜，南夺台湾，征服中国，称雄东亚，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他深知明治维新后崛起的日本比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威胁更大，而清朝政治保守，经济落后，不改革无以自强，不自强无力战胜日本，他在奏摺中道出了内心的忧虑：“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耻，巧者又以引避自便。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於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清史稿》李鸿章传)

“壬午事变”后，日本利用中法战争之机，阴谋策划“甲申政变”，清军平叛，击败日军

光绪八年(壬午，1882)六月，朝鲜发生内乱，乱民包围日本使馆，死伤数人，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乘英舰逃回本国，六月十七日，日本兵船载水陆军先后赴朝鲜，外务卿井上馨亲随督办，几天后，日军以平乱之名占领王宫。当时，李鸿章丁忧在籍，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请奏出兵平乱，六月二十四日，上谕派兵入朝。六月二十五日，张树声查清朝鲜内乱之首实为大院君李应后，密函总署，请旨急调李鸿章平乱：“……讵料朝鲜祸机早伏，变出非常。实非一介使臣、一旅偏师所能胜此重任。以李鸿章之宿望，不独朝鲜倚以为重，即日本亦久慑其名。值此危疑之际，似非李鸿章不能戡定。如蒙俞允，应请旨速赐施行，大局幸甚。”六月三十日，上命提督吴长庆率淮军入朝，拘大院君李应送回国，很快平定了动乱。

李鸿章深知，在朝鲜问题上，日本绝不服输，还会再启事端，“壬午事变”后，面对复杂的局势，他开始筹划久安之策。光绪十年(甲申，1884)九月二十五日，李鸿章接到袁世凯密报朝鲜国情的信后，忧心忡忡，立即呈报军机处：“朝鲜君臣执迷不悟，欲乘中法有事，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鸿章上年以朝乱甫定，日兵仍驻王城，必须留营镇抚，以杜狡谋。夏间海防戒严，遵旨将庆军撤半回驻金州，仅留三营在彼，兵力渐单。该国国王暗弱性成，其新旧党人趋向不定，近见法祸方亟，知我势难兼顾，难保不观望成败，以为向背。日人又从旁煽惑，万一该君臣堕其术中，浸蒙异志，肘腋之间，隐患甚大。”(《中日战争》，二，P22)

果不出所料，仅过了20天(十月十七日)，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就策划了一场宫廷政变，一夜杀害了6位大臣，日军占领王宫，软禁国王，亲日大臣洪英植、金玉均等人自署官职，他们自知清兵必将干涉，密谋将国王幽禁在江华岛，而竹添欲将国王幽禁在日本东京。第二天，应朝鲜臣民的请求，清军包围了王宫，致信竹添，令其撤出，竹添接信后不予理睬，清军在争取王宫禁卫士兵倒戈之后，打进王宫，解救了国王，日军大败。

中日撤兵朝鲜：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订立天津条约

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日本以清军平叛伤及日兵等事，派特命全权大使伊藤博文来华交涉。二月，上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在天津与伊藤谈判。二月十八日首次会谈，伊藤提出两项议题：一、清军从朝鲜撤出，二、惩办打伤日军的清军官兵，对受害的日本商民赔偿损失。当时，清军驻朝1000多人，日军驻朝仅100多人，伊藤提出，或撤清军，或增日军。李鸿章指出：朝鲜是清朝的“藩国”，清军驻“藩国”与日本无干；对平乱时伤及日兵一事，他坚称，根据调查，责不在我，而对伊藤提出的清兵伤害了日本商民，他说查无实证，对赔偿的要求据理驳回。

至二月二十二日，双方各持己见，会谈三次仍无结果。伊藤派他的随员本武扬(时任驻清公使)来询问中方可以接受日方的哪几项议题，李鸿章答道：“彼此撤兵一节，事关永远息争，尚可酌商妥办；至议处营官，偿恤难民二节，或非情理，或无质证，碍难允行。”本武扬随即传达伊藤博文的话，以罢谈相要挟：“互商撤兵，驻京公使尽可议办。兹特派头等使来商，何等郑重，不能专为此一事。若仅允此件，伊藤拟于二十五日会议后，即启程回国。”李鸿章厉声示以刚强：“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

此时，中法言和，李鸿章无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对付日本。伊藤见机会已失，清军又牢牢控制着朝鲜，日本短期内难以扭转局面，中断谈判，并无好处，只好回到了谈判桌上。

李鸿章致信军机处：“日本自改用西法后，日浸强大，久有轻视中国、并吞高丽之志；前与朝鲜立约，明认为自主之国，即暗唆其不属中国之意也。厥后美、英、德各邦与朝鲜议约，朝鲜虽另具照会声明为我属邦，而各国皆置不答，亦由于日本一气沟通，但不便明与我争耳。”琉球已失，安南已失，朝鲜也在暗争独立，在这样的背景下，再争朝鲜的“属国”地位，已无实际意义，但清廷君臣囿于传统观念，朝鲜的“属国”地位不容置喙，李鸿章在谈判中不能不坚持。可是中朝、中日关系亟须调整，一要防止再度陷入朝鲜的“党争”和内乱，二要避免与日本在朝鲜发生军事冲突，三要适应国际形势承认朝鲜为独立国，他想到了撤军，只有先在朝鲜与日本脱离接触，才能走出进退两难的境地。当然，久安之策，还需从长计议。二月二十五日第四次会谈结束时，李鸿章开诚布公，亮明了中方的观点：“我有一大议论，预为言明。我知贵国现无侵占朝鲜之意，嗣后若日本有此事，中国必派兵争战……缘朝鲜关系我两国紧要藩篱，不得不加顾虑，目前无事姑议撤兵可耳。”伊藤答道：“中堂所论，光明正大，极有远见，与我意相同，当谨识勿忘。”

李鸿章拟交条款四项：一、限期四月中，日之兵尽数撤回本国；二、中国教习10至20人定立年限，期满撤回；三、朝鲜与中日两国商民有争端，两国派员前去查办，均不带兵；四、“朝鲜本国如有乱党滋事，该国王若请中国派兵弹压，自与日本无涉，事定之后，亦即撤兵回国，不再留防。”

日方拟交条款有五项：一、嗣后中日均不得驻军朝鲜；二、“前条约款，仍与中日两国战时之权无干。若他国与朝鲜或有战争，或朝鲜有叛乱情势，亦不在前条之例”；三、中日两国在朝鲜如有交涉事端，应和平解决；四、两国均不得在朝鲜教练兵士，由朝鲜选用他国教习；五、订约四月之内中日两军尽数撤回国内。

二月二十七日，李鸿章与伊藤第五次会谈。李问伊藤：“日方第二条为何意？”伊藤解释道：“谓如两国交战时，各有自主之战权，系照万国公法，与第一条所说不派兵之话不相干涉。”在谈判中，只要李一提到朝鲜的“属国”地位，即被伊藤驳回：“若论朝鲜与中国交接之道，更费唇舌，不若不议为妥。”李提议修改日方的第二条：“贵大臣所拟第二条，宜酌改，如他国与朝鲜有战争之事，中国一定派兵相助，不在此例。”伊藤狡猾地窥探中方的底牌：“中堂之意，如他国欲攻朝鲜，或恐其假道来攻中国，故中国必派兵往援？”李答：“无论他国之意是否与中国为难，但攻朝鲜，则中国必派兵助之。……万一朝鲜有内乱之事，该国来请兵，中国必派兵前往，为之定乱。此次约内必得说明。”伊藤也为日本力争出兵的理由：“如果朝鲜乱民有杀害日本官员等事，日本亦可派兵否？”李答：“如有必应派兵之事，日本亦须知照中国。”

三月四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订约三条：

一、议定中国撤驻扎朝鲜之兵，日本国撤在朝鲜护卫使馆之兵弁，自画押盖印之日起，以四个月为期，限内各行尽数撤回，以免两国有滋端之虞；中国兵由马山浦撤去，日本国兵由仁川港撤去。

二、两国均允劝朝鲜国王教练兵士，足以自护治安；又由朝鲜国王选雇他国武弁一人或数人，委以教演之事，嗣后中、日两国均勿派员在朝鲜教练。

三、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本节引文见《中日战争》，一，P489－538)

伊藤窃喜，他迫使中方撤兵、撤教习，为日本争取到了“朝鲜有事即可出兵”的权力。

中日备战，争夺朝鲜

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说：日本“大开互市，宗尚西法，甚至改正朔，易服色，建置铁路、电线、机器之属，不遗余力，国债至两万万以外，近又购铁甲船于英国。西人啧啧称许，而彼之气焰益张。夫彼之所以不惜重费经营如此甚勤者，必曰有所取偿也……数年之中，一入台湾，再议朝鲜，三废琉球，今其兵船且游历至福建，隐有耀武之意。盖彼自谓富强之术，远胜中国，故欲迫中国以所难堪，使我怒而启衅，而彼乃得一试其技。幸而获胜，彼固可任其取求；万一不胜，彼恃西人为排解，决无亏损于其国：其为谋亦狡矣。”(《中日战争》，二册，P342)薛福成是李鸿章的重要幕僚，他对日本的洞见，也正是李鸿章的一块心病。

李、伊“约款”，实质上否定了清朝在朝鲜的特权，事后，连朝鲜都看出清国已无力保护它，于是阳奉阴违，谋求独立，日本则公开扶持，“属国”论，从此成了清朝的自说自话。保护朝鲜，抵抗日本，维护国家利益，别无他途，惟有一战。

订约半年后(1885年九月)，朝廷设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督办，以李鸿章为会办。先前从德国订制的铁甲舰镇远、定远陆续交货，李鸿章开始实施庞大的筹建海军计划。十月，李鸿章入京觐见慈禧太后，详细禀告了当前局势和亟需办理的事项，请将朝鲜电线与奉天电线相接，以便通消息，他提出的一切武备计划，均获批准。

此后的几年间，日本也在扩军备战，但他们的视野已比清朝开阔，目标也更明确。1891年，俄国开始建设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日本认为，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对它是一个重大威胁。这年5月，访日的俄国皇太子被护卫的日本巡警砍伤，伤害了俄国人的民族自尊。第二年，俄国就开始建设符拉迪沃斯托克军港，从此常派舰队在日本海炫耀武力，令日本深感不安。为了应对形势的变化，日本修改了外交战略，中期目标已不是中国，而是俄国。而为了击败俄国，必先征服中国，朝鲜只是一根导火线，何时有了必胜的把握，就会点燃它。

山县在1893年提出的《军备意见书》中认识到，欧洲现在保持着势力均衡，所以没有立即发生战乱的危险，列强虽然都在一心计划侵略东方，但侵略成为现实问题的时候，“是今后10年内开通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日。为了应付这种局势，“应在八九年内充分准备兵力，以便一朝有事免遭祸害，并在有机可乘之时准备获取权益……到那时候，可以成为我国敌手的国家不是中国，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等国。”他主张，“如今后不出十年关系破裂”而发生对俄战争，则为了事前确保战略要地朝鲜，就必须早点寻找机会发动对清战争。陆军已有了7个师团和后备队，从而完成了对清战备。海军已由英国购进两艘装备有速射炮的巡洋舰，从而补充了战舰上的巨炮不足。在山县看来，这样终于可以同北洋舰队决一雌雄了。(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97)

一年后，日本等来了机会。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6月2日内阁会议决定乘东学党之乱向朝鲜出兵，陆奥外相、林董外务次官和川上操六参谋次长三人当夜就坐在一起决定了出兵方策。这个方策的结论是：清国在朝鲜的兵力不会超过5000人，日本有兵力6000－7000人就能必胜；这些兵力到达京城(汉城)和其近郊而一战即胜，清国必然求和；如清国再派兵增援，日本再增派一个师团并在平壤战胜，则讲和的成立将是定局。因此，“做好了再派一个师团的准备，并先派去一个混成旅团”。据林董说，他们讨论的“不是研究如何和平解决问题，而是研究如何发动战争和如何取胜”。(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97)

大厦将倾，一木难支

上兵伐谋。战事果如所料，仅用半年时间，日本就胜了这场蓄谋已久的战争。清军的惨败可以找出1000条致败之因，罪责可以归咎于帝、后、将、相、官、兵、士、民任何人，李鸿章只是其中的一个因子。马关签约之后，朝臣咒骂、弹劾、要求惩处李鸿章的奏摺无计其数，但没有一篇切中时弊。1895年正月二十三日，日军兵临威海卫，日本海军总司令伊东毯嘀滦疟毖笏师提督丁汝昌劝降，直指清朝战败的根源：

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使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以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陛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夫济足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复能行于今日乎？

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威海卫中日海军将领函牍》：“日本国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毯嘀轮泄海军提督丁军门书”，《中日战争》，第一册，P196)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二十四日，李鸿章以战败求和的特命全权大使身份在马关与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会面，问答之语，颇值深思：

李：亚细亚洲，我中、东两国最为邻近，且系同文，讵可寻仇？今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事。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与东有益也。

伊藤：中堂之论甚惬我心。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李：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深佩贵大臣力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谈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伊藤：天道无亲，惟德是亲。贵国如愿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贵国如愿以偿。盖天之待下民也，无所偏倚，要在各国自为耳。(蔡尔康辑：《中东战纪本末》，五、马关条约商订始末。《中日战争》，五，P366－367)

在这屈辱的场合，73岁的李鸿章面对55岁的伊藤博文含蓄地道出了致败之由，他把更多的感悟和深思埋在心底，留给了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