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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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基

    刘基(1311—1375)字伯温,处州青田(今属浙江)人,明朝开国功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出身官僚世家。受家庭熏陶,从小聪颖过人,十四岁进处州(今浙江丽水)郡学,习《春秋》,“人未尝见其执经读诵,而默识无遗”。十七岁,拜名儒郑复初为师,攻读宋儒周敦颐、二程开创的“濂溪学”、“洛学”。他看书涉猎很广,经史子集、天文兵法无所不窥,而“尤精象纬之学”。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仅二十三岁的刘基就考中了进士,初露锋芒,时人对他都很器重。老师郑复初曾对他父亲说:“此子必高公之门矣!”秘书监揭曼硕对人说:“此魏征之流,而英特过之,将来济时器也。”“有进贤老人邓祥甫者,一见诧异曰:‘吾尝语人王佐之学,率不省,子善自爱。’尽出秘书相示。”

    元至元二年(1336),刘基被任命为江西高安县丞,为官清廉正直,以打击权贵而名重一时。但是,在极端腐败的元末社会中,正直守法之士是很难得到重用的。特别是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军事统治,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把社会划分为四个阶层:蒙古人最高贵,色目人第二,汉人第三,南人最下。所谓“南人”指的是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原宋朝统治下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刘基自然属于“南人”之列。这样,才气横溢的刘基却始终免不了因“南人”的地位在官场上处处受到排挤和打击。二十九岁时,刘基复审一起人命冤狱,尽改原判,因此得罪了检察官,调为职官掾史。第二年,又因与幕府官僚发生意见分歧而被迫辞职,不久补升江浙儒学副提举,行省考试官,又几次三番上书弹劾御史失职数事,被御史大臣重重阻挠,刘基激愤之下再次辞职。先隐居江苏丹徒,后又寓住浙江临安,每天纵酒西湖,以抒发心中忧愤。

    这时,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至正八年(1348)十一月,方国珍首先在浙江台州起兵,腐败无能的元朝统治者,为了将农民起义镇压下去,被迫起用刘基为江浙行省元帅府都事。刘基一旦得到重用,也一心为元朝效力,他建议筑庆元等城,以压逼起义军;并且极力反对招抚,倡言:“方氏兄弟首乱,不诛无以惩后!”方国珍大惧,厚赂刘基,却之。方国珍收买刘基不成,便派人由海路到大都(今北京),以重金贿赂朝中重臣,使朝廷下诏招抚。元廷因此给刘基扣上了“失天子悯念元元之至意”的罪名,撤了他的职务,将他看押在绍兴府。刘基气愤之极,好几次想自杀,幸亏门人密理沙等拼命拦阻,才得以不死。从此他放浪不羁,一天到晚在绍兴游山玩水,作诗赋词,他以屈原、贾谊自比:“上壅蔽而不昭矣,下贪婪而不贞”,“进欲陈而无阶兮,退欲往而无路”。借以表达对元朝统治集团的不满。

    方国珍却趁这个机会发展自己的力量,其他各地农民军也都纷纷起义响应,江浙行省在无奈之中,恢复刘基的官职,先命他“招安山寇吴成七等”。刘基自募“义兵”,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对拒命不服的起义者进行血腥的镇压。后又与行省枢密院判石抹宜孙互为犄角,相互声援,共同出击方国珍,因镇压有功,先后被江浙行省提拔为枢密院判、行省郎中,但上报朝廷时,朝中当权者排挤汉人,借口刘基原只担任过儒学副提举,按资只能迁总管府判,实际上反而降了级,且又失去了兵权。三起三落,到处碰壁,刘基对元朝已心灰意冷,绝望之下,他置元世祖像于案上,北向而拜曰:臣不敢负世祖皇帝,实在是因为无路可走了。就逃归青田,时值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

    怀才不遇、落泊而归的刘基,到了这时才开始冷静下来,考虑自己今后的出路:距他最近的割据力量方国珍,向来被他视为海盗。姑苏(今江苏苏州)的张士诚,亦为刘基所不齿,他曾说:“吾生平忿方国珍、张士诚辈所为!”自然更不会投奔他们,为他们所用。投靠应天的朱元璋吧!确实,在刘基看来,在元末群雄中,有雄才大略、能成大业的只朱元璋一人。还在十年前第一次罢职时他就隐隐约约地萌发过这个念头,那次,刘基“与鲁道源、宇文公谅日纵酒西湖,见有异云起,时基已醉,放言曰:‘嘻,此所为天子气,应十年,我其辅之。’”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下南京,刘基更加相信朱元璋非同小可,假借天文,“指乾象谓所亲曰:‘此岂人力所能哉!’”但是,朱元璋毕竟是与“圣朝”为敌的“贼”啊!自己在先前的一些诗歌里,不是也直斥他为“盗贼”吗?如《次韵和孟伯真感兴》写道:“五载江淮百战场,乾坤举目总堪伤。已闻盗贼多如蚁,无奈官军暴似狼。”又如《闻高邮纳款漫成口号》:“闻道高邮已撤围,却愁淮甸未全归。圣朝雅重怀柔策,诸将当知虏掠非。”这里的“江淮”、“淮甸”都指的是朱元璋。这样,饱读经史和饱尝仕途坎坷的刘基,矛盾重重,心乱如麻,索性采取静观时变的办法。当时有“客说基曰:‘以足下才气无双,从好乱之众,踣方氏而有明、越,画江守之,此勾践之业也’。基笑曰:‘是又一国珍也,天命行有常,子姑待之!’”刘基一方面集乡练自保,防备方国珍的进犯;另一方面,发愤写作,著《郁离子》十卷十八篇以见志。

    在刘基隐居青田撰写《郁离子》之际,农民起义的烈火越燃越炽。处于鼎盛状态的北方红巾军挥师三路北伐,直逼元大都,刘福通则率部攻占汴梁;徐寿辉、陈友谅的南方红巾军在长江中游继续发展;活跃于江淮之间的另一支红巾军,主帅郭子兴死后尽归朱元璋统辖,朱已建立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割据长江三角洲的张士诚、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对元朝则时反时降。总之,反元起义的烈火燃遍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元朝的统治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

    面对这种阶级冲突、民族冲突白热化的局势,作为一个胸藏韬略的儒士和一个由“卫元”向“反元”思想转变的英雄,刘基需要的是系统地整理自己的思想,总结元末弊政的经验教训,以为未来新皇朝的建设作准备。而《郁离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即所谓:“学既不获措诸设施,道不行于天下,其所抱负经画可以为文明治世者,独得笔之方册,垂示千百载之下。”刘基的弟子徐一夔解释《郁离子》书名的意蕴时说:“郁离者何?离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离子》。”《郁离子》继承了先秦诸子以寓言比喻政事、阐发哲理的传统,用生动而洗练的寓言故事反映了元末错综、尖锐的社会矛盾,并展示出作者为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所作的种种设计。此后,刘基在辅佐朱元璋创建明朝的过程中提出的种种献策,均与《郁离子》所述思想一脉相通。正如徐一夔所说:“公之事业具于书,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书见于事业,此皇明之所以兴也。”

    《郁离子》首篇《千里马》,叙述千里马駃騠,只因北方所产,便“置之外牧”,不被重视,《八骏》篇首先赞扬穆天子和造父以马之良劣区别对待,这样,“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但是后来主持者不会识别马之良劣,而只是一味地以产地来区别对待,以至最后盗贼蜂起时,“王无马不能师,天下萧然”。显然,寓言旨在揭露元朝统治集团推行的以“种族取人”的民族歧视政策,不能真正任用人才。接著,作者用相当篇幅抨击元朝统治集团的暴戾恣睢与吏治的昏乱。《燕王好乌》、《鵋好音》篇,把那些“蔽王耳目”,迎合王意,贬黜逆己者,“得宠而矜”的人比作群乌、鵋。在《好禽谏》篇中,借卫懿公好鹤,为狄人所灭的故事,暗指元朝灭亡只是旦夕之事。《宋王偃》篇,曲折地反映了元朝统治者的好大喜功,任意征伐。《云梦田》、《芈叔课最》、《治圃》等篇,揭露了统治者以“多括为功”、“聚敛无度”的政策。《蜀贾》篇侧重描写当时吏治的昏乱。《贿赂失人心》篇展现元代官吏“求贿”而轻于国是的腐败状态。在《贿亡》、《食鲐》等篇中,刘基更将好贿比作毒鱼鲐,将“亡其身以及其家”。他的著名散文《卖柑者说》,有力地抨击了那些坐高堂、骑大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文武官员们,揭露他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丑恶本质。

    此外,刘基在《郁离子》中还用大量的篇幅阐发了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郁离子》的最后一篇是《九难》,在这里,刘基通过“郁离子”(作者自称)与随阳公子的对话,表达了自己的志向:“仆愿与公子讲尧、禹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

    基于对元末社会动乱根源的认识,刘基为未来的统治者开出了“以大德戡大乱”(《井田可复》)的药方。在《灵邱夫人》篇,巧妙地借“蜂”喻民,生动地申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养民为政事之本,善养民者,国势熇熇;废怠于此者,国势凉凉。刘基认为,养民之道“在于宽仁”,在《术使》篇中,不仅直接讽刺了“什一之征”的田赋办法,而且明白无误地指出:重赋苛敛将逼迫人民“铤而走险”,使“狙公卒馁而死”。在《糜虎》篇中,刘基更以“虎逐糜,糜奔而阚于崖,跃焉,虎亦跃而从之,俱坠而死”的寓言,发出逼迫过甚将导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同归于尽的警告。在《天地之盗》篇中,刘基还阐述了一个富于民本主义色彩的思想:统治者应把索取财富的目标指向自然界,善于做“天地之盗”。在《井田可复》篇中,他提出了“复井田”的主张,使人民能过上“不饥不寒”的生活。

    当然,刘基尽管主张以宽仁待民,但认为威令亦绝不可废。他指出,施威令实际上是施德政,因为,“其法至于杀,而生人之道存焉”,即所谓“刑期于无刑”,若一味宽纵,“是启侥幸之心而教人犯也”(《郁离子·刑赦》)。这是从宋元“宽纵失天下”而引出的教训。为此,刘基坚决反对招安造反的为首者,因为这实际上是“劝天下作乱”,而决不是“敷文德”的表现,这种威福并施的统治者,刘基称之为“道”:“夫民犹鹄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则中矣。”(《郁离子·躁人》)因此要因势利导,诱使国人走上统治者设计的轨道。

    鉴于元朝统治者所用非人、自取败亡的教训,刘基对人才的使用极为重视,在《鲁班》篇中,以修葺住宅为例,明确地提出去腐恶、换新材,各因其能的建议;并强调指出:“其取材也,惟其良,不问其所产。”主张唯才是举,排斥一切宗派偏见。在《任己者术穷》篇中,他指出:“不任人而专任己,于是谋者隐,识者避,巧者拙,廉者匿,而圆曲顽鄙之士来矣。”在《琴弦》篇里,借乐师师旷之口,以大弦为君、小弦为臣作喻,批评晋平公抹杀大弦小弦的差别,以君王之尊侵夺臣职,以致“上下失其统”,表达了刘基对理想政治中君臣分工、协作关系的设想。此外,刘基还向未来的统治者进言,提出了用人之长(《使贪》)、守信于民(《姑苏围》)、纳直言(《韩垣干齐王》)、去讳矜(《自讳自矜》)等建议,认为这些都属于圣君明主应当施行的德政。

    刘基的这些主张,都是有为而发,颇能切中元末时弊。所以后人对它评价很高,说它“明乎吉凶祸福之几,审乎古今成败得失之迹”。“其言确然,凿凿夫如药石之必治病,断断夫如五谷之必疗饥而不可无者也。”当然,刘基是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他是不会满足于“思垂空文而自见”的境遇的。早些时候,他作《题王右军兰亭帖》,借王羲之以自喻:“王右军抱济世之才而不用。观其与桓温戒万谢之语,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岂其本心哉!临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独以能书称于世,悲乎!”这实际上表明他不甘老于山水的心志。

    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下婺州(今浙江金华),定括苍。翌年,置中书浙东行省。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他迫切需要当地武装力量的支持,但是地方上有名望的豪族叶琛、章溢以及刘基等人还躲在山里结寨自保不肯出来。朱元璋早就仰慕刘基的学识才智,派处州总制孙炎邀他出山,刘基犹豫未有所决,孙炎便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反覆说明利害。陶安和宋濂也来信相劝。他母亲也劝他出山:“自古衰乱之世不辅真主哪能获得万全之计呢?”于是,刘基不再犹豫,于至正二十年三月,怀著勃勃雄心离开青田到达应天,时年五十岁。

    与此同时,叶琛、章溢等人也相继归附朱元璋。对朱元璋来说,由于刘基等地方豪强的合作和支持,在浙东的元朝抵抗力量就日益减少了,地方的秩序安定也有了保证。后来在洪武三年(1370)授刘基为弘文馆学士诰中就说:“朕亲临浙右之初,尔基慕义。及朕归京师,即亲来赴。当是时,括苍之民,尚未深信,尔老卿一至,山越清宁。”另一方面,刘基等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深谙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有他们运筹帷幄,朱元璋便如虎添翼,军事方面取得了更多更大的胜利。

    基一到应天,朱元璋马上召见,“从容与论经史及咨以时事”。刘基也立即呈上时务十八策,分析内外形势,详陈灭元兴邦的大计方略。朱元璋大喜过望,相见恨晚,待以上宾礼,“留帷幄,预机密谋议”。

    当时朱元璋左有陈友谅,右有张士诚。比较起来,张士诚富,陈友谅强。张士诚出身私盐贩子,遇事斤斤计较,顾虑多,疑心重,保守持重;而陈友谅是打鱼出身的,惯在风浪里过日子,野心大,欲望高,易冒险进取。朱元璋在应天,陈友谅居上游,可顺流而下,其视朱元璋是笼中之鸡,可手到擒来。他派出使者和张士诚相约:东西夹攻,瓜分朱元璋领土。朱元璋问计于刘基,他分析了东西两面情况说:张士诚龌龊无大志,只想保住那块地方,首鼠窜伏,阴阳于元,是个自守虏,不足与谋。主要的威胁是陈友谅。他拥有精兵大舰,地处上流,其心无日忘我,集中力量除掉陈氏,上游无事,张士诚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刘基这番透辟入理的分析,避免了朱元璋两线作战的危险。假如先攻张士诚,陈友谅一定全军出动,到时腹背受敌,胜负就很难说了。因此朱元璋听后大喜曰:“先生神机妙算,请知无不言。”

    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攻占太平(治所在今安徽当涂),袭击龙江,其锋锐不可当。朱元璋欲发兵抵御,而众将恇忧不决。有的主张投降,有的主张奔据钟山。刘基独张目不言,朱元璋召之入内,刘基激动地说:先把主张纳款及奔钟山者斩了再说!敌人现在志骄气盛,但骄兵必败。如果我们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然后派伏兵突然袭击,胜券在握。“自古天道以后举者胜,取威定霸,在此一举。”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主张,结果大获全胜。以“克敌赏”授刘基,刘基辞不受。

    至正二十一年,陈友谅又遣将攻下安庆,朱元璋欲亲自带兵征讨,刘基极力赞助。安庆城坚,从早到晚不能攻下,刘基又建议撇开安庆,出其不意,直趋江州(今江西九江),捣陈友谅巢穴。陈友谅从梦中惊觉,疑神兵天降,仓猝应战,携妻孥奔武昌。江州降,汉龙兴(今江西南昌)守将胡廷瑞遣子请降,不过他要求降后仍统率自己的部属。朱元璋一时面有难色。刘基急中生智,从后面踢了一下朱元璋坐椅。朱元璋悟,许之。结果,胡廷瑞降后,其他汉将接二连三遣使来降,江西诸郡皆下。

    先是,刘基母亲富氏病逝,因战事正紧,无暇抽身。这时刘基请求回家葬母,回青田后,碰巧苗军发动兵变,杀金华、处州守将胡大海、耿再成等,浙东大震。刘基便替守将夏毅安谕旁近诸属县,又与平章邵荣等一起谋复处州,乱遂定。方国珍一向敬畏刘基,这时特地遣使吊丧,刘基借回谢之际,盛赞朱元璋威德,于是方国珍从此向朱元璋纳土入贡。刘基虽在家居丧,每逢军国大事,朱元璋总是派特使到他家请教,刘基条分缕析,悉合机宜。不久召还,路过建德,逢张士诚来犯,守将李文忠奋欲击之,刘基止之曰:“敌兵三日后必退,退而尾之,尽可擒也。”三日后,刘基登城望曰:“贼兵退了。”众人见张营壁垒森严,旗帜密匝,且闻鼓声阵阵相应,不敢进军。刘基拚命催促,等部队赶到其驻地,才发现只剩下一座空营,所留都是老弱残兵。于是遣兵追击,一直追到东阳,大获其众。

    朱元璋原信弥勒教,属红巾军的一支,接受红巾军领袖小明王韩林儿名义上的领导。后南下另辟基地,仍遥奉韩林儿为帝。每逢过年,中书省都要设御座行礼,刘基到应天后,独不拜,并说:“彼一牧竖耳,奉之何为!”因密见朱元璋,告诉他,在群雄四起之际,要成大业必须摆脱别人牵制,完全自主独立。朱元璋听后大为感悟。

    至正二十三年(1363),刘基回到应天,时张士诚大将吕珍袭击安丰(治所在今安徽寿县南、安丰塘北),杀刘福通,朱元璋欲亲自出救,刘基极力劝阻说:“汉、吴伺隙,未可动也。”而且救得小明王出来,当发放何处?是继续让他当皇帝?还是关起来杀掉?要是后者,救他作甚!要是前者,岂不是自讨没趣!朱元璋则认为,安丰如失守,应天就会失去屏蔽,救安丰即是保应天。遂出兵,吕珍不支逃走。朱元璋先把小明王关在滁州,后又派廖永忠沈之于水。

    当朱元璋出兵救安丰时,陈友谅果然乘虚进犯,陈军号称六十万,围洪都(今江西南昌)。洪都被围三月,几陷敌手。守将朱文正遣张子明来报,朱元璋乃治兵二十万西上迎击,并对刘基说:“我不该有安丰之行,假如友谅乘我不在,应天空虚,顺流而下,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大事去矣!”双方大战于鄱阳湖,一日数十接。有一次,在炮火密集的激战中,刘基心明眼快,促朱元璋速换座舰,迅即原乘舟被击碎。陈友谅凭高见之,以为朱元璋必不可免,大喜。而朱元璋坐舟更进,汉军皆失色。双方在湖中相持多日,刘基又建议移军湖口扼之,以金木相克日决胜。陈友谅穷蹙无奈,进退失据,慌乱间中流矢而死。鄱阳湖一战是朱、陈之间的决战,为朱元璋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一仗朱元璋亲自督战,刘基则“千里相从,言从计用,累赞成大功”;又“累察乾象,多效谋猷”。日后,朱元璋对刘基次子刘璟说:“他的天文,别人看不懂……鄱阳湖到处厮杀,他都有功。”

    友谅既死,武昌随即降附,其后朱元璋东取张士诚,北伐中原,遂成帝业,基本上遵照了刘基的战略构思。

    明皇朝建立后,国家草创,百废待兴,刘基竭智尽虑,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元年(1367),刘基被任命为太史令,制定《戊申大统历》。值太白金星出现在紫微垣,群臣惴惴不安,恐有血光之灾。刘基发觉后,立即密言朱元璋下诏罪己,以回天意,众心乃定。逢大旱,刘基上请处理滞狱,朱元璋即命刘基平反,刚批示完毕就大雨如注。刘基遂趁此时机要求立法定制,以制止滥杀。朱元璋从之,不久纂成律令,是为洪武三十年所颁《大明律》之张本。一日,朱元璋梦见一人头上有血,以土傅之,就想杀一批犯人以应之。刘基故意假析此梦曰:“头有血,众也;傅以土,得众且得土也,应在三日。”朱元璋为之停刑三日,不久传来海宁归顺的捷报。朱元璋大喜,把囚犯全交给他放还。这时刘基最受朱元璋信任,言无不听。中书参政张昶,元故臣,上书颂功德,刘基当众叱之:你大概想做赵高吧!张昶脸色为之一变。便暗中派人窥伺刘基阴事。齐人翼岩,飞章弹劾刘基专擅,朱元璋怒诘之,查出系由张昶所使,便把他杀了。

    洪武元年(1368),刘基根据当时“民困必须苏,用兵不能少”的需要,取古时军屯法和府兵制之长处,奏请创立军卫法。即在全国各地设立卫所,常驻军队,士卒平时屯垦,战时从征,调编任将一律归朝廷掌管,旨在减轻百姓负担,安定地方,增加兵源,集中兵权。这一制度对朱元璋统一疆域、巩固政权,起了积极作用。不久,刘基任御史中丞,仍兼太史令。当时国家初创,凡诸大典制都由他和李善长、宋濂等稽定。御史中丞章溢奏请定处州税粮,朱元璋命参照宋制,亩加五合,惟青田不加,曰:“以太史故,令其乡人传为美谈。”

    随著政权的日渐稳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渐暴露出来,从朱元璋政权的支柱来看,它有二支基本力量: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朱元璋建国称帝后,淮人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占压倒的优势,浙东集团被排挤、受压抑,他们当然不会甘心,也想尽一切办法取得朱元璋的信任。就这样两大派系斗争越来越尖锐。朱元璋就利用这种矛盾,重用淮人又用浙东势力来监视淮人,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当时,左丞相李善长功高望重,众人皆仰其鼻息,只有刘基与之分庭抗礼,李善长为之不乐。逢李善长因过失受谴,御史凌悦乘机弹劾,刘基却站出来替李善长辩护,说李勋旧,且能调和诸将。朱元璋惊讶地说:他数次想害你,你怎么反给他做说客呢?看来,你既有大功,又忠心诚实,可以代他为相。刘基叩头答:这使不得,好比要换柱子,必得大木方可,若以小木代之,将加速倾覆。臣驽钝,岂能受此重任。后李善长罢相,朱元璋欲拜杨宪为相。杨宪和刘基关系一向不错,刘基却力言不可,说:“宪有相才,而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冰,以义理为权衡,而己从不置身其中。宪则不然。”朱元璋问汪广洋如何?答曰:“此人褊浅,比杨宪有过之而无不及。”又问及胡惟庸,刘基不高兴地说:为相犹如驾车,恐怕他会把你的车翻掉的!朱元璋说:做我的宰相,确实没有比先生更合适的了。刘基力辞:臣嫉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恐辜负您的一片好心。其实天下有的是人才,惟明主悉心求之。至于目前诸公,确实没有一个合适的。果真,后来这些话都一一应验了。杨宪因怙宠、汪广洋以巽懦、胡惟庸因大逆,皆不得好的结果。

    北伐军攻克河南后,朱元璋赴汴梁,刘基和李善长留守应天。刘基谓宋元以宽纵失天下,宜肃纪纲。于是朱元璋诏令诸御史纠劾不要有任何回避,宿卫宦侍有过者,皆启禀皇太子置之于法,人威其严。中书省都事李彬因贪纵服法,李善长和他私交挺好,请刘基拖延处理此案,刘基不循情面,马上上报,报可,方祈雨,即斩之。从此李善长与刘基绝交。朱元璋回应天后,李善长攻击刘基在盛夏祈雨时,杀人坛壝下,大不敬。其他怨恨刘基的人也交相诉苦诬告。朱元璋留章未下。逢大旱求广开言路,刘基奏:“士卒死后,其妻悉处别营,凡数万人,阴气郁结;工匠死,暴尸野外;吴将吏降者皆编军户,足干和气。”朱元璋按他的意见办妥了这些事,可十天过后仍不下雨,心中很恼火,恰逢刘基丧妻,就批准他告老回家。这时朱元璋方有营建中都之意,又锐意出塞追歼残元主力王保保。刘基临走前,上书说:“凤阳四散之地,非天子宜居;王保保未可轻也。”后来果真被他说中了。

    这年冬天,朱元璋想起刘基劳苦功高,亲自写了封信,召他回京,赐赉甚厚,进兼弘文馆学士,并追赠其祖、父皆永嘉郡公。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授刘基诚意伯。到了第二年,才又允许他回家。刘基回青田后,仍上章问朱元璋起居情况,撰《平蜀颂》。朱元璋有事也常请教刘基,曾亲笔写信询问天象:“即今天象叠见,天鸣已八载,日中黑子或一或二或三,或一日二见,不知灾祸何年何月何日至?”刘基就详详细细地写了一个奏本,主要意思讲:霜雪之后,必有阳春。现在国家刚刚建立,应该给老百姓松口气,给民实惠。

    刘基性格刚强,嫉恶如仇,不能与世事推移,“与物多忤”,得罪了许多权贵。加之洪武初年,他位高不居,功成身退,不愿为相,使性格雄猜的朱元璋有所不满,触犯了“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教,不为之过”的禁条。他屈己藏身,消极逃遁,反而给小人们提供了一块禁脔,日后他们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势,稍一作弄,刘基的气数也就完了。

    初,刘基上书说,瓯、括间有一块叫谈洋的空地,南抵福建,为盐盗聚集之所,方国珍也由此起兵,请设立巡检司加以弹压。豪右奸民为之叫苦连天。碰巧茗洋逃军叛乱,地方官吏害怕上司切责,隐匿不报。刘基叫长子刘琏奏其事,奏章没有先向中书省关白。时胡惟庸方任左丞相,挟刘基旧语,加此新恨,遂暗中唆使所善地方官吏上书诬刘基,谓谈洋地有王气,刘基想据之为墓地,民不给,就请立巡检司逐民。朱元璋迷信入骨,听后颇为所动,遂夺去刘基俸禄,刘基大惧,慌忙间赴京谢罪,不敢遽归。不久,胡惟庸代汪广洋为右丞相,见朱元璋对刘基日渐疏远,于是佯与之好。洪武八年(1375)正月朔,挟医前来探病。刘基饮其药,觉肚中有个拳头般的块状体,又三月,病势转剧。朱元璋听说后遣使护送他返乡,并亲制文暗含威胁地说:“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刘基刚到家里,病情就恶化,居一月而卒,享年六十有五,谥文成。临终前,预缄所习天文秘书授长子刘琏曰:“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又谓次子刘璟说:“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连络。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

    刘基死后不久,胡惟庸案发。朱元璋追思刘基生前所言,懊悔不已。他对刘璟说:你父亲是个忠臣,临死都不忘我,如今我才知道他是吃了奸臣们的蛊了。我要向天下公布他的好处。又安慰道:“你父亲是有分晓的,如今我做皇上的也是有分晓的,终不亏了他的好名声。”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颁诰,令刘基子孙世袭诚意伯爵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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