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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

      

    张学良(1901.6.4—2001.10.15),字汉卿,号毅庵,人称少帅,辽宁海城人,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1935.4.1),官至国民政府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曾发动过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合作全面抗战,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千古功臣”。

    张学良1901年6月4日生于辽宁省台安县桑树林詹家窝铺村。为张作霖原配夫人赵氏所生,在八个异母兄弟中他排为长兄。

    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在旧中国军阀中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由一个土匪头目,一直爬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在民国初年,他不仅是个“东北王”,并曾“问鼎中原”,成为横行一时的枭雄,曾统治东北、华北达十三年之久,是民国以来统治北部中国最久的军阀。张作霖权势虽大,门第低贱,他希望改换门庭,决心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既能承袭中国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又能饱学西洋文化的人才,以待将来继位,光宗耀祖。为此,特聘请鸿博名儒,教张学良以《四书》、 《五经》;聘请博学洋人,授以外文与科技。

    张学良七八岁开始读书。在名师的指导下,从小系统地学习了经史典籍。他颖悟异常,十二三岁时能作干言,下笔颇快。十五六岁时,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活动,开始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并学会了开汽车,驾飞机,能讲二口流利的英语。

    张学良从青年时代起,就由父亲为他选择了职业军人的道路。1918年末,他被张作霖任命为卫队旅的营长。1919年2月,入东北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

    张学良在学习期间,不以身份特殊而自异于同学齐辈,自觉地遵守校规,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学校冬季组织军事演习,住在野外,异常辛苦,他总是兴致勃勃地参加。当时,教官中多有奉迎纵容者,唯有战术教官郭松龄对他管教甚严,决不稍加宽容。郭松龄从青年时代起,就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反对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经常向张学良讲述救国救民的思想,使他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这寸起,张学良和郭松龄结成了莫逆之交。

        1920年,张学良从陆军讲武堂毕业后,授炮兵上校,任奉天督军署卫队营营长,不久升任卫队旅第二团团长。6月,升第三混成旅旅长。11月,时为十九岁的张学良,就晋级为陆军少将。

    1921年秋天,张学良去日本参加日军秋季军事演习。这次演习激发了他立志图强的决心。回国后,他提议在奉军中进行改革,并与担任第八混成旅旅长的郭松龄紧密合作,对三、八两个旅进行了严格整训。他们与下级军官和士兵接近,保证军队的生活供给,不准“喝兵血”。所以,他和郭松龄带领的部队成为当时东北军的精锐。

    次年4月,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组成镇威军,张学良被任命为镇威军东路第二梯队司令。战端一开,奉军即败,几乎溃不成军。而张学良和郭松龄的部队不但未溃,反而略有小胜,于是颇受其父器重。

    奉军失败后,张作霖决定“整军经武”。张学良协助筹划,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他任第二旅旅长,兼整理处参谋长、东三省航空处总办和航空学校校长。在郭松龄、孙烈臣、姜登选、韩麟春等协助下,他对东北军从上到下,进行了一次彻底改革。将原有东三省巡阅使署合并改组为东三省保安司令部;第二十二个旅扩充为二十七个旅,骑兵由三个旅扩充成四个旅;炮兵由野炮四个团,扩充为两个炮兵独立旅,一个重炮兵团。全部兵力号称三十万,能战之兵,不下二十万人。还扩大奉天兵工厂,每年能出大炮一百五十余门,步枪六万余支,机枪千挺以上,而当时该厂制造的追击炮成为关内各军之冠。空军也得到了扩充,向法国、意大利购进数十架新式飞机,全部空军拥有飞机三百多架。他把训练高质量的飞行员作为航空处第一位的工作,并以重金聘请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毕业的赵延绪、王立序和法国退役飞行员博赖等为航校教官。1925年他又从东北军军官训练班的一千余学员中,筛选出二十八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送到法国最新式的毛兰纳航空学校和高特龙航空学校训练。1926年,这批学员毕业时,南京方面和其他军阀都派代表去法国进行拉拢。张学良得知后,立即打电话给机械处处长徐世英:“请你马上通知姚锡九,让他把在法留学的二十八名航空学员,全部由准尉提升为中尉阶级。并请姚锡九和学员们讲清楚,回国后不用几年,只要尽忠职守,全都可以提升为少校和中校……”当这批学员回到香港时,他派徐世英远道到香港迎接,防止学员被他方拉走。他还添设航警处,在哈尔滨设海军司令部与海军学校,加强海军建设。

    在整军经武中,张学良最重视对人才的使用与培养。他认为奉军第一次与直系军阀作战之失败,兵不精、械不良,固然是重要原因,而参谋帷幄之才不够,能征惯战之将不足,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因此,他对排连长以上干部都做了调整选拔,大量吸收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新进人才,加以重用。他对东北讲武堂的学生和教宫中之成绩优良、才干出众者,每每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下他们的姓名,随时调用。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学良任镇威军第三军军长,担任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的正面主攻任务。经过一个多月的浴血苦战,奉军攻破了山海关。打败直军后,他统带京榆驻军,设司令部于天津。

    1925年11月,郭松龄在滦州怀著救国救民的愿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合,举兵反奉。在这之前,郭松龄曾向张学良提出“父让子继接任镇威军总司令”的建议。张学良认为郭有强烈爱国思想,积极主张改革,与自己思想一致;但又害怕以武力取代父亲的地位,舆论必以“叛逆”相加,不仅会失去部属的拥护,而且也难立足于社会,故未敢接受郭的建议。

    张学良对郭松龄之反戈,早有觉察,但他没料到郭动手这样快。当时张与郭带领东北军劲旅驻军京榆一带,张为驻军军长兼第四师长,郭为副军长兼第六师师长。郭握有步炮精兵六万多人,事变前一天,张学良与郭在天津会面时,已看出郭即将行动,当晚即乘车出关,并命令驻山海关附近的十九团团长张廷枢迅速布防。他赶回奉天向老帅请示,于11月29日被任命为前线总指挥,至兴隆店设立临时司令部,指挥部队堵击郭松龄。郭是以镇压杨宇霆叛乱为名而回师关外的。迨出关后,郭之部下知杨并没有造反,而是出关打老帅,立即军心涣散,不战而溃了。郭见大势已去,化装逃走,被马占山的骑兵追及俘获。郭与夫人韩淑秀一同被害。张学良对郭松龄夫妇之死,是很痛惜的。后来,他经常怀念郭松龄,每当遇到不好解决的问题,就感叹地说:“有茂宸(郭松龄宇)在,哪用我为这份难。”

    1926年初,张作霖与吴佩孚以“反赤”为口号,联合进攻冯五祥的国民军和南方的革命势力。张学良统率第三军在南口参加了对冯玉样国民军的作战。同年11月,北方军阀组成了以张作霖为总司令的安国军,企图阻止从南方誓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12月,张学良升为陆军上将。次年5月,他奉命率部在河南与武汉政府的北伐军作战。当时,他并不仇恨国民党,当奉军战败北退时,下令保存了郑州附近的军火库,并给北伐军留下了书信一封,以示并无敌意。

    同年秋冬,冯玉祥、阎锡山联合讨奉。张学良为京汉线总指挥,率三、四方面军团由保定向石家庄进发,攻击阎军。10月12日,晋军师长傅作义从五台山插出,乘虚抢占了北京以南百里之遥的涿州。这是奉军的后方,又是通向北京的咽喉。涿州失守后,张学良立即率精锐部队前往围攻。双方争勇斗狠,死伤累累。奉军屡攻屡挫,动用了坦克、飞机、毒气等各种武器,把战斗推向了空前残酷的地步。涿州战役一直打了三个多月,其强攻固守闻名全国,成为张学良与傅作义的成名之役。

    1928年1月,蒋、冯、阎、桂联合北伐,进攻奉军。张学良再次任京汉线总指挥,率部阻止北伐军北进。5月下旬,奉军在石家庄、保定战役中连续失利。张作霖见奉军败局已定,便下达总退却命令。

    6月4日5时30分,张作霖回奉乘坐的专车,行驶至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军埋设的炸药炸毁,张受重伤,被急救回帅府,于上午9时30分毙命。这就是轰动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暴亡,安国军失败,这对张学良的经历是一个大转捩。

    皇姑屯事件发生时,张学良正与南京政府的代表住北京举行和平谈判,接到奉天督署“立即返奉”的电报后,于6月17日将长发剃光,身著灰色士兵服装,搭乘兵车驰返沈阳。6月19日,就任奉天军务督办。7月4日,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年仅二十七岁的张学良,从此开始主政东北。他采取了一条不同于张作霖的路线,励精图治,致力于开发东北,做了一些有益于祖国统一和使东北富强的事情。

    他毅然实行东北易帜,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张学良在决定东北易帜时,内受老臣宿将之反对,外受日本帝国主义威胁、利诱,要冲破这两大阻力,不是很轻易的事。

    日本帝国主义原本企图乘皇姑屯事件后的混乱之机,攫取东北之更多利益,谁料张学良竟能平静无事地继续大业,稳定局势。日本见无机可乘,乃改变手法,引诱张学良拒绝南方国民政府之招降拉拢,大力支持他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与南京对抗。6、7月间,日本首相田中三次电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令其警告张学良,不要和南京政府妥协。并说,如果南京政府武力压迫东三省,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8月4日,日本特使林权助到沈阳,以参加张作霖丧礼为名,干涉三省易帜。6日,他向张学良递交了田中的信。信中表示,日本反对东三省同关内统一,公然要张学良实行“东北自治”。并对张学良说:“如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率行易帜,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张学良义正词严地申明:我是中国人,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以东三省的民意为定。他警告林氏不要甘冒干涉中国内政之大不韪。林却恶狠狠地说:即冒干涉内政之嫌亦所不避。日本政府竟然不顾张学良的严正立场,一面不断从朝鲜调兵到沈阳,进行武力威胁,一面以借款六千万元相利诱,但均未动摇他易帜与统一的决心。

    东北换旗,不仅外受日本阻挠,内部意见也不一致。老派的张作相等,新派将领中的杨宇霆等都反对换旗,害怕换旗后,日本会进行武力干涉;东北军会被南京政府吞并,失去自主地位。张学良对他们说:“换旗不换旗这是关系东北前途,也关系中国大局的问题,日本不愿意我们换旗,其用心所在,大家都清楚,就是要挟持东北独立,但要俯首听命于它,做一个傀儡。这等于出卖民族利益,成为历史罪人,我们决不能这样做。先大元帅尸骨未寒,我们认贼作父,良心上也不许我们这样做。要靖国难,报家仇,只有全国统一,合力对付日本。换旗后,北伐军要进兵关外,师出无名,而且只要拥有实力,也不会失去自主。”就这样,张学良冲破了外部与内部的阻力,于12月29日,通电宣布东三省易帜。31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官。

    东北易帜虽然实现了,但是东北集团的内部并不完全统一。特别是张学良与杨宇霆的矛盾,积渐已久。杨之为人精明干练,才略过人,勇于任事,敢于负责,张作霖在时,倚之如左右手,言听计从,宠信弥深。由于其所处地位之特殊,也就养成了专断跋扈、盛气凌人的作风,平时除老帅以外,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凡事说了算。张学良继承父业后,杨不仅不稍自敛抑,专横更甚,对张学良以父执自居,视张为后辈,凡事都是自作主张,甚至张提不同意见,也不予理睬。有时在稠人广座之中,予张以难堪。1929年1月10日下午,在张学良的帅府客厅,杨宇霆与常荫槐向张提出,要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派常荫槐为督办。张学良对杨、常说:中东铁路是中苏合办的,不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管辖,成立督办公署这件事涉及到外交,应该慎重考虑一下。东北的局势刚安定下来,不要因此又引起外交上的纠纷。杨不但不听,反而逼著张学良马上签字。此时,张学良想到杨字霆的专横,认为不制止杨、常的势力,东北集团内部的派系矛盾就难以解决,决心为保持集团内的统一,巩固易帜成果,以便推行新政而处决杨、常二人,于是借要吃晚饭为由对杨、常说,吃饭后再议。他利用杨、常回家吃饭的时间,召集警务处长高纪毅作了周密布署,待杨、常晚上再来议事时,当即将二人处死于老虎厅内(帅府的客厅)。张学良处决杨、常不仅使他的权力集中了,而且给其他怀有异志的东北军将领敲了警钟,树起了少帅的威严,提高了声望,巩固了易帜后的东北政局。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支持东北的抗日民众运动,抗日组织日益扩大和发展,抗日运动更加活跃,仅辽宁省就成立了“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等抗日的民众团体。“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还在全省四十个县设有分会,他们广泛地进行抗日宣传,抵制日贷,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共产党员车向忱曾找张学良商讨开展抗日活动问题,张说:“反对日本很好,你可以继续办下去”。张学良还把得到的“田中奏折”通过阎宝航在沈阳公布于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使辽宁的抗日民众运动更加高涨。日本驻沈领事森岛守人也承认:“作霖时代的排日,抗日活动一般来说没有超出自发的、偶然的范围,也没有什么思想背景和组织体系。但是学良时代的排日、抗日,已不是个别事件的反覆和继续,而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之下,基于一贯的方针,采取一定的组织形式而进行的。”“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对“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东北义勇军等抗日组织和抗日活动,在精神上和物资上都曾给予有力支持,直到他被迫下野为止。

    在经济上,张学良极力主张振兴东北实业。他禁止种植和贩卖雅片。在发展工农商各业生产中,增加税收,鼓励官民兴办煤矿、纺织、烧窑业、铁工厂及农产品加工等各项工业。在他的支持下,濒临破产的东北民族工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他实行“寓兵于农”的方针,把整军与发展生产结合起来,把屯垦与开发边陲、巩固国防结合起来,设置兴安屯垦公署,并移直、鲁、皖等省难民到东北垦殖荒地大力推行军垦和民垦,不仅使边防得以巩固,也使经济随之发展。他还拒绝了张作霖与日本明文签订的铁路合同,不顾日本的反对和威胁,加紧筹建中国自己的铁路和港口,准备同日本相抗衡。他采取各种措施发展电信业,使东北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通讯系统。另外,他还克服了金融危机,使货币日趋稳定,市场逐渐繁荣,国库益加充实。在“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经济在短短几年里有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了收入大于支出的可喜现象。

    张学良认识到要发展经济,建设国家,必须首先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必须培养各方面的有用人才,这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大计。他说:“国家大事,当从事于教育于一途”。在他执政期间,东北的教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28年8月,张学良担任了东北大学的第三任校长,他捐出一百八十万元,由德国公司承包,仿柏林大学规模,对东大进行扩建。一年后,东北大学便成为拥有文、法、理、工、教育等五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各院的教室大楼、实验工厂、图书馆、体育场的规模和质量,为当时全国之冠。他以比关内大学高一二倍的工资聘请名教授。因而,师资力量也比较雄厚。在发展大学教育的同时,张学良还十分重视中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他捐出大笔私资建立“汉卿教育基金会”,资助各校经费及社会教育活动,资送优秀毕业生出国深造。

    1929年7月,张学良取消了1924年东北与苏联缔结的“奉俄协定”,强制接管了东铁,驱逐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梅尼果夫和东铁副领事长齐尔根、东铁管理局长穆沙诺夫等出境,引起了“中东路事件”。在三江口、同江、富锦、桦川等战役中,东北军被加伦将军所指挥的苏军所击败。

    1930年初,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等组成了反蒋联盟阵线。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正式爆发。

    张学良看到东北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父丧未久,内部欠固,怕参与战争而引起内部分裂,因此,在这场战争初期,他严守中立,力主和平,极力避免东北军卷入这场内战。他曾多次发表和平通电,希望经过会商解决分歧,但蒋和冯、阎、汪都把张学良看作决定胜负的筹码,他们的代表穿梭般地到沈阳与他会晤。这年6月3日,为张学良二十九岁辰,蒋介石派李石曾到沈阳祝寿。不久又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派张群将特任状及关防印信送到沈阳,劝他就职并挥兵入关,帮助中央抵定大局。这时,冯玉祥、阎锡山的代表贾景德、覃笃弼、门致中,汪精卫的代表覃振、陈公博、郭泰祺等也都云集沈阳,对张学良进行拉拢,组织反蒋阵线。7月间,张学良到葫芦岛主持该港开工典礼,蒋又派吴铁城代表铁道部,为开工纪念碑揭幕。各方面的代表也都赶到葫芦岛包围张学良,争取东北这支实力以为己助。对这一重大问题,东北军内部意见也很不一致,有的主张中立,不与任何一方合作;有的则主张进兵关内,与蒋合作。为此,张学良召集东北重要的文官武将商讨。他认为: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视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国内统一。他还说:蒋介石企图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是一个阴谋野心家。但为整个大局计。必须实现国内统一,早停内战。同时他还认为,此时冯阎已败退黄河北岸,蒋介石已攻下济南,如果等待蒋介石打败了冯阎,东北军就失去了举足轻重之地位,蒋介石也就不必借重东北军了,也失去了恢复东北军华北势力范围的机会。于是他毅然地倒向蒋介石一边,进兵关内。9月21日,占领天津。26日,进驻北平。至此平津、河北的政权逐被东北军全部接收。

    10月9日,张学良在沈阳宣布接受蒋的委任。东北集团的势力陡地膨胀起来,一下子扩展到华北,成为全国最大的地方实力派。蒋介石为了使张学良更好地为自己卖命,11月,特邀张学良到南京参加三届四中全会,把张的夫人于凤至也请到南京,并推张学良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在南京,蒋介石亲自陪同张学良谒中山陵,蒋氏夫妇又邀请张学良夫妇同游汤山。蒋介石的“盛情”感动了张学良,他在11月17日中央党部纪念周会上誓言:“学良誓尽精诚,以拥护中央,完成和平统一,虽牺牲生命,亦必完成此志”。

    就在张学良帮蒋介石剪除异己,巩固独裁政权之时,日寇于1931年7月间制造了“长春万宝山事件”,唆使盘踞在河北省邢台地区的军阀石友三率三个师的兵力叛乱。张学良当即命于学忠、王树常两军迎头痛击。于保定以南望都附近彻底击败叛军,石友三仅以身免逃奔济南。8月间,日军又制造“中村事件”,企图借机寻衅。对此,张学良连连向蒋介石请示机宜,但蒋于8月16日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9月11日,蒋又乘专车到石家庄,约张学良到车上密谈,蒋的车开走后,张手下的师长何柱国问张:“总司令谈了些什么?”张说:“不得了,日本人要动手了!”何说:“那么赶快调兵作好准备”。张说:“总司令叫我们不要还手。”何说:“敌人打来了,怎么可以不还手呢?”张说:“是呀!守土有责,应该抵抗,但总司令说如果我们还手,在国际上就讲不清了;我们不还手,让他打,在国际联盟好说话。”

    9月18日夜间,日军胡说中国兵扒了一段南满铁道,并以此为借口悍然出兵进攻沈阳。张学良闻此紧急情况后,当即用电话向东北守军下令:“有抵抗者、开枪者,枪毙,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所以北大营的步兵第七旅、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的卫队、武装警察,以及讲武堂的学员和教导队等共合万余人兵力,未作任何反击和战斗,让日军如入无人之境,占领了沈阳。日军进占沈阳后,对东北边防司令公署、东北政务委员会、辽宁省政府、东北空军司令部、东北海军司令部和全国最大的东三省兵工厂等一切军政机构,都予以军事摧毁。刚从德国购进尚未启封的四十架新式的容克飞机、八辆坦克和附属工厂的全套设备,以及全国设备第一流的东北无线电总台,都成了日军的战利晶。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就损失十八亿元以上,对此,张学良痛悔莫及,决心与日本关东军血拚到底。他一面请示南京政府处理办法,一面将关内的东北军编成两个军,沿大凌河西岸构筑阵地,准备在锦(锦州、锦西)宁(兴城)地区与敌决战。他曾对于学忠说,即或打垮,我也要和大家一道“钻山”(打游击的意思)。但蒋介石电令张学良,“绝对不抵抗”、“一切听从国际联盟”。于是,大凌河防线被勒令拆除,所有东北军全部退到关内。

    东北沦陷,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人民纷纷要求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各报界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张学良身上,使他成了丢失东北的“罪魁祸首”。为了表示对东北问题负责,张学良特向南京政府引咎辞职。12月,他被南京政府免去了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务,改任北平绥靖主任。

    “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两个月时间,日军侵吞东三省,使东北三千万父老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张学良也背著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忍辱负重,整天沉溺在傍徨和苦闷之中。正在这时,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了,十九路军以劣势装备,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迷信。张学良当即指示参谋处收集十九路军加强政治工作、训练部队、构筑工事和进行持久防御战的经验,研究日军的战术动作和战斗特点等。1933年3月,他还任命在上海抗战中博得海内外同声赞扬的十九路军旅长翁照恒将军,为东北军第一一七师师长(张学良下野后,何应钦免除翁的师长职务),并以该师为模式,借鉴十九路军的经验整顿东北军。

    张学良对东北抗日人士自动组成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及东北抗日武装——义勇军给以支持,曾多次特遣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常务委员车向忱,携带他的亲笔手谕,秘密到哈尔滨、齐齐哈尔,并越过兴安岭进抵黑河,向抗日将领马占山、李杜等部进行慰问,传达抗日指示。他两次派救国会的联络员黄宇宙带著自己的亲笔信件与抗日义勇军首领唐聚五、邓铁梅等取得联系,推进抗日运动。他得到熊飞(辽宁省警务处骑警总队长、救国会军军事组副组长)缉获日本汉奸、张作霖的亲侄子张学成的报告后,立即复电处决,并盛赞熊的爱国行动。

    1932年8月,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军委会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当时,伪“满洲国”成立不久,日寇的侵略矛头又指向了热河、北平、天津,企图侵占华北。张学良决心用赤血贯彻抵抗,保卫祖国,洗刷自己和东北军不抵抗的丑名。1933年元旦,日寇进攻山海关,张学良令东北军何柱国部奋起还击,就此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山海关失陷后,日寇向热河进逼,张学良立即将长城以内的东北军调进热河布防,并电请中央派兵支援。当时,南京政府派中央军刘戡的第八十三师、黄杰的第二师、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北上支援。同时,派军政部长何应钦、财政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蛇、参谋本部次长杨杰等二十多个军政大员和军事专家前往北平。2月26日晚上,张学良在顺承王府(张的官邸)召集有关将领商讨作战任务的分配。他把热河地图摊在地上,手拿红蓝铅笔,划分各军防地。当时,宋子文、杨杰、商震、宋哲元也都在场。张学良抬头对宋哲元说:“明轩(宋哲元的号),请你把守长城冷口、喜峰口一线,好吗?”宋却以兵力不足,装备不好为借口,拒绝受命。张又对宋说:“你不必担心兵力单薄,何柱国摆在你的右翼,可以全力支援你。”宋又认为何柱国是败军之将(指山海关之战,没能阻止日军前进),靠不住,再次拒绝受命。这样,张学良的作战部署就无法进行下去,只好休会。第二天,张学良又与宋子文、杨杰等商量,初步拟定了作战计划,发表张作相为保卫热河的总指挥。对热河整个的军事部署,是编成两个集团军,各辖三个军团。张学良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东北军主力,以万福麟为军团长;张作相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指挥孙殿英军团、汤玉麟军团、冯占海的新编六十三军、张作相的儿子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并由阎锡山拨两个骑兵旅,共约二十余万人的兵力。

    2月21日,日军分路向热河进攻。汤玉麟驻朝阳的一个旅,因营长邵本良叛变投敌,首先不战自溃;驻开鲁的一个骑兵旅也不放一枪,因而北栗、朝阳、开鲁于25日同时陷落。张作相由于临时受命,于27日赶往承德时,承德已经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城内乱成一团。汤玉麟用大批车辆抢运私人财产,向天津租界运送。万福麟当时指挥的东北军五个旅、三个炮兵团,因北票、朝阳的陷落,腹背受敌,没有得到张学良的命令,就全部撤进喜峰口。已达赤峰的孙殿英部,则观望不前;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开到古北口就按兵不进。3月3日晨,叛军攻进城,汤玉麟带著卫队逃向滦平,所以日寇仅以一百二十八人就占了承德。张学良闻承德失守,当即下令通缉汤玉麟,并对第一军团长万福麟下令:“立即反攻,否则提头来见!”但是各部为保存实力,纷纷后退,只有第一一六旅的团长吕正操率部在长城外的青龙县境内,迎头给予西犯的日寇以沉重的打击。但因实力相差悬殊,难以挽回全局的失败,热河旬日之内为日军侵占。

    3月8日,张学良即电南京引罪辞职。电文说:“自东北沦陷,效命引间,原冀戴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戾愆丛集,百喙莫辞……”。他想以此电文得到蒋介石之慰留,电发出后,还对左右说:“我要亲自率领刘多荃的精锐部队和全部东北军与日寇一拼,誓死收复热河。”但3月9日,蒋介石由江西“剿共”前线,赶到保定对他说:“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个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就这样,张学良再次充当了蒋介石的替罪羊。他回到卧室,伏枕大哭。3月11日,张学良通电下野。4月,张学良被罢官出国。出国前,他到上海找美国医生米勒治病。为戒除吸毒的嗜好,他把手枪放在床边,并命令左右侍从:“无论我怎样痛苦呼喊,你们也不准给我打针,谁要是胆敢走近我的床头,我就立即一枪把他打死。”出国后,他先到西欧各国进行考察,著重了解德、意法西斯的一套办法。他也打算去苏联了解一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因为东北曾发生过“抗俄”战争,苏联对他不表欢迎,拒绝入境。

    1934年1月,张学良被蒋介石从国外召回,令其指挥东北军参加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

    当时,东北军黄显声等高级将领反对蒋介石这一决定。而刚从国外回来的张学良思想上却有了很大变化,他在接见解方时说:“日寇侵略野心很大,我们国家正处在危急存亡时刻。日寇为什么敢于大胆地侵略中国呢?就是因为中国不统一,要统一就必须大家都拥护国民政府,拥护蒋委员长。我在德国作了考察,他们就是由于全国有严密的组织,有大家拥护的领袖,所以才富强起来的。我们中国也要走这条路才能富强,才能抵抗日寇的侵略。”出于这一思想,他对“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无条件拥护。2月,他即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副司令(总司令由蒋介石兼),代行总司令职务,驻节武昌。他从东北军中抽调了十六个师又四个旅,共八十余个团的兵力,“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可是,在长岭岗一战,所属第一一五师的五个营,被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歼灭,“围剿”的计划也被打破。

    1934年底,红二十五军向陕北进行了战略转移。蒋介石电令张学良继续“进剿”红军,否则以“纵匪抗令论罪”。1935年2月,蒋介石决定撤销鄂豫皖三省“剿总”司令部,成立军事委员会武昌行营,张学良任主任。4月2日,国民政府授张学良为一级陆军上将。从7月起,张经常来往于武昌和西安之间,进行“围剿”红军的准备。10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司令,并代理总司令(蒋介石)职务。起初,他和东北军高级将领对进攻革命根据地还是很卖力的,指望通过“围剿”的胜利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从而扩充实力,以便有朝一日能打回老家去。9月间,张学良指挥十万之众,向陕甘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围剿”,被红军彻底粉碎。历时三个月的战斗中,他的东北军丢掉了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或亡或被俘,特别是直罗镇战役东北军的一○九师被全歼。这在东北军几十年的历史上还未曾有过,使张学良在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1935年10月末,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全大会。蒋介石对他受损没有任何安慰的表示。军政部长何应钦不但不给丝毫补充,还要减发军费。张学良既挨了红军的打,又受了“中央”的气,感到愤懑异常。他痛定思痛,思想开始有所转变。五全大会后,张学良来到上海,会见了爱国人士杜重远和义勇军将领李杜。正在这时,“一二·九运动”爆发了,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主张,“剿共”作战的失利,全国炽热的抗日气氛和杜、李二人的忠告,使正在徘徊踌躇的张学良逐步认识到:“剿共”是死路一条。只有联共抗日,他个人才能在全国人民面前一洗前罪,东北军才有出路,中华民族才有希望。于是,他开始积极要求与共产党建立联系。

    这年底。张学良回到西安。他首先同驻守西安的西北军(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进行了磋商。其实杨虎城早就同共产党有联系,于是双方不谋而合。

    1936年3月,张学良同红军代表李克农在洛川进行了会谈。双方就联合抗日问题进行了初步商谈,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4月9日,他同周恩来在延安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谈,共商抗日救国的大计。当时,张学良虽有联共抗日的打算,但仍有不少顾虑。他就法西斯主义、国家前途和逼蒋抗日等迷惑不解的问题发表了看法,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以诚恳明朗态度对他所提的问题作了回答。双方最后一致确定,不分党派一致抗日,采取内外结合,红军在外,张在内,逼蒋抗日。双方在诚恳愉快的气氛中作了竟夜的长谈。这次会谈不仅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意义,而且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有极重要的收获。这次历史性的会谈,奠定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基础。

    从延安归来,张学良便以逼蒋联共抗日工作为己任,更加积极地著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为培养抗日力量,他成立了王曲军官训练团、抗日同志会、学兵队等组织,亲自担任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团长和抗日同志会的主席;还分别派代表到新疆、广东、广西、四川、山西等地与各地实力派系相联络,以便配合。在张、杨的支持下,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群众抗日运动,在西安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各学校都先后成立了教职员救国联合会和学生救国联合会。“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简称“西救”)、东北旅陕人士组织的“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也先后成立。

    随著西北“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步步激化。蒋介石派侍从室组长晏道刚担任“西北剿总”的参谋长,政工头子曾扩情担任政训处长,闵湘帆为“西北剿总”经理处处长,从军事、政治、经济二方面,对张学良加以监视,并在西安设有特警宪情报机构大小一白二十多处。东北军秘密刊印的反对“先安内后攘外”,主张团结抗日的小册子《活路》、《文化》等都被蒋特发现,使蒋介石得到了张、杨秘密联合,主张抗日的具体证据。接著,蒋介石电令陕西省党部逮捕数名在东北军工作的共产党员,企图以此给张一个警告。8月29日,特务逮捕了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北平学联代表宋黎。张学良闻讯后,极为震怒,不仅抢回了宋黎,而且还派兵包围省党部,查抄了特务档案,造成了轰动一时的“艳晚事件”。事后,张致电蒋介石承认鲁莽,自请处分,而对所捕共产党员则宣告无罪释放。这——果敢行动,沉重地打击了特务们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的反蒋情绪,群众莫不称快。“艳晚事件”成为西安事变的一个前奏曲。

    蒋介石平息了“两广事件”后,10月20日匆忙赶到西安,催逼张、杨督兵“剿共”。然后又匆忙奔走于洛阳、太原等地部署“剿共”事宜。lo月29日,是蒋介石五十岁生日。张学良邀阎锡山同赴洛阳祝寿,借拜寿机会,当面向蒋介石陈说“剿共”是最不得人心的,应该停止内战和共产党一道抗日,并认为蒋下令逮捕上海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是很大错误,要求释放那些爱国人士,当场受到蒋的训斥。张学良指责蒋介石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次日,蒋在洛阳军官学校纪念周会上讲话,又借题发挥说:“勾结日本是汉奸,勾结共产党也是汉奸”。散会后,一些人劝张学良不要再在蒋面前谈停止内战问题,张说:“我还是要谈,不过以后我要做什么,连我老婆也不会知道。”后来,他婉转地邀蒋到西安去听听群众反对打内战的意见。12月4日,蒋介石带著满身杀气再回到西安,蛮横地要挟张、杨:要么督兵“剿共”;要么将部队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剿共”。并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总指挥”,自己亲自督战。张学良得知后,乃与杨虎城紧急磋商。他说,若服从蒋的命令,与红军的协商计划就会根本破坏,我们的实力皆将被瓦解。于是,他与杨虎城决定第一步“苦谏”——尽量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口;如果“苦谏”无效,就采取第二步“兵谏”——设法捉蒋,逼蒋抗日。12月7日,张学良到蒋的驻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口极谏,痛哭陈词,想以至诚感动和说服蒋介石。蒋介石却勃然大怒地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玫变。”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周年大会和请愿游行。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张学良和蒋介石又发生很大冲突。蒋介石认为:“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张学良则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理办法?只有和平劝导。他说:“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下午,学生游行队伍向临潼出发,蒋介石下令:“如果游行队伍到临潼就开枪,格杀勿论”。张学良为群众的抗日热情感动,立即乘车在十里铺迎注游行群众。他说:“你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好。但你们不要去临潼,你们去了,一则不能解决问题,二则有危险。”最后他表示:“我和大家的心是一致的,几天以后,我张学良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我说的话一定算数,我可以拿我的头作保证,请你们相信我的话,还是回去!”从这以后,他又两次向蒋哭谏,均未动摇蒋的“剿共”主张。11日晚,他从临潼回到西安,部署军队,宣布作战命令。兵谏的行动,是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头进行的。十七路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的蒋军军政大员,解除蒋军部队的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等等。东北军负责到华清池捉蒋,由一○五师师长刘多荃、团长白凤翔,及张的卫队营长孙铭九率部执行任务。为了保证捉蒋成功,张学良事前还带著刘、白二人去临潼认识蒋介石,并察看了地形。12日6时,东北军在晨雾之中,冲进华清池。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击溃了蒋的卫队,包围了骊山,在半山腰的一块巨石旁边捉住了蒋介石。

    事变之后,张学良与杨虎城立即宣布撤销“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他与杨分别担任正副委员长;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以孙蔚如为军团长,马占山为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新编一东北抗日先锋队,成立参谋团(包括东北和十七路军的将领以及红军代表叶剑英等);在政治方面,成立设计委员会(包括东北、西北政治人员及共产党方面的人员),并与杨虎城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请速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

    12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张学良完全赞同中共代表团关于“西安事变”的解决办法。23日,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及中共代表谈判。24日,达成了以中共代表团的主张为基础的六项协议: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及其他具体救国办法。至此,西安事变得列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达成协议后的第二天(25日),张学良见目的业已达到,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由米春霖送行。张学良陪蒋介石到机场,蒋对张说:“我们兄弟二人,大仁大义,绝不抱怨,将来历史上记一笔留芳百世。”张学良很激动,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蒋说:“我们兄弟二人谅解,你到南京就不好办,他们打你的主意,我就遗臭万年了。”蒋劝张不要送,宋子文犹豫不定,蒋批评了宋子文。张动了感情,越发坚持要亲自送蒋介石。他认为,“西安事变”让蒋吃了不少苦头,现在蒋既答应抗日救国,就该给其撑点面子,帮助蒋恢复威信。同时他又以为自己这样忠心为国,仁至义尽,可以取得蒋介石的谅解。周恩来赶到机场想劝张学良回来,但张、蒋所乘飞机已经起飞了。周恩宋不禁慨叹地说:“张汉卿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起队列送天霸,还差一点要负荆请罪呢!”

    12月26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到了南京后,就被蒋扣留软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给蒋写了“请罪书”,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

    12月31日,高等军事法庭审判长李烈钧,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之罪名,判张学良十年徒刑,褫夺公民权五年。而蒋介石又假作人情,请求政府特赦。最后宣布由军事委员会对张“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遭受囚禁,失去自由。

    在西安时,许多人都规劝张学良不要送蒋,以免上当。可是张学良却坚信蒋介石的人格,他对外人说:“这次我们放他回去,以后还是要争取、团结他共同抗日的,所以我必须亲自送他,使他能保持威信,好见人,好办事,也使他不致对我们再存戒心和怨恨,这有利于共同抗日。我们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只是为了要求结束对内压迫对外屈膝的国策。至于蒋介石如果把已经答应了的条件又推翻了,那还有什么信用、人格可言呢?”直到法庭开庭审判他时,他才认识到自己的想法是天真的。这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历述了不抵抗主义的来由,宣读了“铣电”的原文,并重申了自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不牵连别人,他把事变的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审判长李烈钧说:“张汉卿真是条好汉子。”

    1937年1月,蒋介石密令把张学良押到奉化溪口软禁。2月,他从奉化写信给东北军将领,勉励他们“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同时,他托何柱国转告东北军将领说:“我个人既然牺牲了,终得与共产党交了朋友,要求还得保持这个友谊与愿足矣。”“七·七”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曾写信给蒋介石,请求出去抗日。蒋介石却回信叫他“好好读四书五经”。

    张学良被囚禁后,中国共产党一直积极努力争取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并派张的四弟张学思(中共党员)于1937年8月去奉比溪口探监。为了避开特务的监视,兄弟两人只能躲在书房角落里,利用纸条表达心中的干言万语。张学良嘱托张学思:“你回去,找东北各军军长,告诉他们,东北军如能团结,抗日战争扩大,我就有恢复自由的可能。”并要张学思多看进步书,抗战到底。

    这年初冬,张学良被转送到安徽黄山。接著从黄山转到江西萍乡。1938年5月,又从萍乡迁到湖南郴州,住在苏仙岭上的古庙之中。他抱恨长叹,奋笔在高墙上写下了“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一行大字,以抒发一腔的激情。

    同年11月,张学良又被迁到湖南沅陵的凤凰山。到沅陵不几天,当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特地去看望他。张学良与张治中不仅私交甚好,政治上也堪为知音。这次在凤凰寺相见,两人感慨万分,张学良积极要求抗战,并表示只要能出去,做什么都行。他托张治中“务请向委员长转达”。张治中回答说:“这样吧,你写一封信给委员长,我再给你详细说明。”张学良当即给蒋介石写厂一封信。

    张学良见自己要求抗日的信杳无回声,又想到抗日烽火已燃遍大江南北,自己却被禁锢,身不由己,不能在沙场抗日,壮志难酬,悲愤之极,挥笔写下了《自我遗憾》一诗:

    万里碧空孤影远,故人行路漫漫。
    少年鬓发渐渐老,惟有春风今又还。

    在沅陵期间,张学良对穷苦人很同情,常常帮助他们。1939年7月,沅江发大水,淹没了山脚下一些人家。张学良在山上看见了,立即叫副官集合卫兵,指著山下说:“你们赶快下山抢救被淹人家,凡救起一个人,赏大洋五块。”那些士兵一听有赏,一窝蜂拥下山拼命救人,不到半个钟头,就将所有被淹的人和财产全部救上岸。当初,那些农民还以为国民党士兵突然发了善心,后来才知道是张少帅救了他们。

    同年12月,张学良被迁移到贵州修文县的阳明洞。那时,杨虎城将军被囚禁在息烽的玄天洞,与阳明洞相隔不远。两位挚友近在咫尺,但却无缘相见。

    长期无聊、苦闷的囚禁,不仅使张学良在精神上遭受折磨,而且在身体上也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这时,他面容消瘦,头发脱落,已成秃顶,显得很苍老。1941年5月,他患了急性盲肠炎,被送进医院治疗。愈后又被迁到铜梓天门洞,直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张学良心情很激动。当时外面流传这样一件事:在关满了十年的时候,他曾把在瑞士所买的一只欧米加表厂制造的百年纪念表送给蒋介石,暗示时间已经到了,希望蒋介石守信用。可是,蒋介石没有释放他,却把他转移到江西兴国的阳明洞。以后又转到中美合作所,于1946年秋押送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

    1947年10月30日,张治中第三次访问了张学良。知己久别重逢是十分难得的。两个人从家庭到国家,从政治到军事,从国内到国外,无所不谈。张学良又请张治中代向蒋介石转达自己渴望能恢复自由的愿望。临别时,他赠给张治中一首旧诗:

    总府西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
    不堪酒贱酬知己,唯有清茗照此心。

    张治中先生回南京后,即向蒋介石汇报了情况,并转达了张学良的要求。然而,蒋对张治中的访问非常恼火,下了手谕:非经他本人批准,任何人不得见张学良!从此,张学良的处境更加孤寂。

    1961年,蒋介石为了平息人民的怨愤,安抚东北人士,假意宣称恢复张学良自由,解除了对他的“管束”。

    自蒋介石去台至解除对张学良“管束”的十多年内,“管束”工作一直是蒋经国负责的。蒋介石临死前还叮嘱蒋经国看住张学良,“不可放虎归山”。

    张学良被解除“管束”后,自己出钱,在台北复兴岗兴建了一所住宅。平日,他极少在公开场所露面,除了访友,研读圣经外,再就是喜欢种花养性,醉在其中。

    1981年,张学良患病住院。住院期间,曾不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病友——《联合报》记者于衡的访问。这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接见的第一个新闻记者。谈话中,张学良讲到自己曾研究过明史。他说:“我研究明史的动机,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一直被外国欺凌,我想从明清两代的历史中找出原因。因此先计划研究明史,接著研究清史,再及于民国史。但当我研究明史告一段落,刚想进入研究清史时,自己却成了虔诚的基督教徒。由于专心研读圣经,研究清史的工作就放弃了。”他说自己在研究圣经之前,也曾计划写回忆录,而且拟订了大纲。“我写回忆录的原则是:第一写自己经手办的;第二写自己亲眼看见的;第三写自己亲耳听见的。但在研读圣经之后,一切都不想了。”于衡曾问张学良何时能够返回大陆,张学良回答说:“上帝会妥善安排的。”

    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为于凤至,同张学良生有一女、三子(其中一个早殁)。于凤至起初陪伴囚禁中的张学良,后因患病去美国治疗,就离开了他。

    张学良同于凤至离婚后,于1964年7月同赵一荻结婚,生有一子。赵一荻,又名赵堤、赵倚霞。在张学良被幽禁之后,她牺牲一切,甘冒危险,与张学良同患难。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张学良的爱国精神和行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举行的“双十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双十二事变本身的意义,是在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张、杨两将军“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1956年,周总理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的讲话中说“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将军就给我们红军送东西和钱,那是雪中送炭。不论张学良将军死活,我们中国共产党评张学良将军为“千古功臣”。1961年,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恩来流著热泪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自己的,二十五年了,杨先生一家牺牲了四口,张先生还被幽囚在台湾,这怎么能使人想起来不落泪呢?”周恩来的这些话,充分表达了全国人民对张学良将军的崇敬与怀念。

    1988年,蒋经国逝世后,张学良逐渐获得人身自由。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2001年10月15日下午2时50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享年101岁。

    张学良逝世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向张学良的亲属发去唁电,高度评价了张学良先生的历史功绩,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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