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立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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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立煌

    卫立煌(1897.2.16—1960.1.17),字俊如,安徽合肥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1936.9),爱国将领,著名的军事家、统帅。

    卫立煌生于1897年2月16日,安徽省合肥城东郊卫场村人。父亲卫正球是本县石塘桥镇的田赋宫,囡收入低微,无钱在官场中应酬,被挤掉了饭碗。1905年,合肥地方瘟疫流行,卫立煌的父亲和二哥二嫂相继病故,—家先后抬出三副棺材。家中一贫如洗,母亲宋氏哭瞎了眼睛。尽管家境衰败。卫母坯是求人说情,让三儿卫立煌上了几年私塾。1612年初,卫立煌大哥立炯,经同学范鸿仙推荐,被新任安徽都督柏文蔚任命为和县军事学习班主任。年方十五岁的卫立煌得知大哥的消息后,立即剪去辫子,跑到和县,恳求参加军事训练。因他年少且营养不良,又患有皮肤病,大哥便先尽力给他增加营养,医治疾病,使他健壮起末,并著意教他新文化知识和基本军事知识。

    这一年的7月12日,江西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首先反袁。17日,安徽宣布独立,柏文蔚任安徽讨袁总司令。卫立煌随大哥立炯参加了坚守和州的战斗。和州失守后,他随大哥回到家乡合肥卫杨村。当时卫杨村有个姓卫的“地头蛇”,自恃学得了一些武术,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乡邻们都远而避之。一天早晨,“地头蛇”逛到卫立煌家。拍著桌子,叫喊著要吃要喝。这时卫立煌从外面锻炼身体回来,一见“地头蛇”这种作威作福的洋子,顿时怒火满腔,一个箭步冲上去,劈手一掌击在“地头蛇”的后脑勺上,把他打了大趔趄。“地头蛇”见是卫立煌,哪肯干休,左手一把揪住卫的衣领,右手向卫的脸上打去。卫顺势双手扣住“地头蛇”的左手,后退半步躲过“地头蛇”的一掌,乘势将他的左手连折带拧,弄得这个家伙的手腕、手臂连同肩膀的骨骼都几乎脱节,发出杀猪般的嚎叫。卫立煌跟著又弯腰后退使劲一拽,“地头蛇”失去重心,一跤摔在地上。“地头蛇”爬起来,拖著一条抬不起来的胳赙,逃之天天,从此再坦没在衬中露面。卫立煌一招打跑了“地头蛇”,为卫杨村除了一害,村里为此热闹了好几天。人们都惊异,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伢子,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他们哪里知道,卫立煌用的是从军事学习班学来的擒拿术,与柔道相近,往往能以弱胜强,

    1914年秋,卫立煌只身来到武汉,适逢湖南的军队在武汉招学兵,便报名进了学兵营。在这里他受到极严格的军事训练,系统地学习了军事基本知识,为他日后军事上的建树奠定了基础。

    1916年,卫立煌来到广州,投入粤军,被人推荐到孙中山身边的卫队当兵,一次,他跟随孙中山先生公干回府,坐骑脱僵,狂奔疾驰,被摔下马来,口吐鲜血,身负重伤。当经过治疗能下地走动时,中山先生劝他回乡养病,并厚赠川资。卫立煌回到家中,卫老太太遍寻单方,听说几味中草药煮一百只孵鸡蛋吃可断病根,就照方操办。他只吃了七十只,便带著剩下的三十只急忙启程赶赴广州。孙中山看见卫立煌满面红光回来,很是高兴,升他为警卫团排长。这一时期,他一直跟随孙中山左右。后来他称之为自己一生中的“黄金岁月”。1918年,卫立煌调到许崇智部下当排长。在参加闽西的一次夜战中,部队诐冲散,他收拢百余人,乘乱直捣敌指挥部,反败为胜。战后,他被晋升为连长。不久,粤军在与福建地方军阀混战中,处势不利,卫立煌接到撤退的命令。在混战中要脱离敌军是不容易的,他急中生智,乘著战斗的间隙,先命令全连摸黑撤出阵地,在离敌人有一段距离后,才点燃火把,快步行军,一下把追敌甩开了二十余里。到达指定地点后,他立即率部占领有利地形抗击敌人,掩护全军立稳阵脚,得以从容再战。因此,他被上级赏识,提为营长。他时年二十二岁,众人皆称其为“小营长”。他为装老成,特意蓄起一撮小胡须,历时三十载。1921年6月,陈炯明叛变,10月,孙中山电令在闽粤军回粤讨逆。在从江西瑞金到福建的大迂回途中。卫立煌用巧计固守一处阵地,不放一枪,使敌军不摸底细,唯恐中计而离去,顺利完成守备任务,他因此在途中被擢升为团长。

    第一次东征胜利后,卫立煌荣幸地参加了孙中山夫妇重登永丰舰与讨陈有功人员台影的盛典。孙中山和末庆龄同他淡下活,赞许他勇敢善战,还送他十二寸照片一张,并在一张六寸的单人照上亲笔题签“卫立煌同志,孙文赠”。

    1925年9月,卫立煌随第三师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10月13日,攻打惠州城,卫率第九团攻打西门。翌日下午四点,当陈明仁连长率部首先登上城墙时,卫见敌军混乱,当即亲率士卒攻入西门,经过一番混战,终于攻克了号称“南中国第一天险”的惠州城。之后,卫团随师开赴海丰,与兄弟部队击溃陈炯明下属林虎一股,缴枪六千余。

    1926年7月,卫立煌参加北伐战争,任东路军第十四师副师长兼前敌总指挥。由广东进福建,经江西入逝江,与北洋军阀孙传芳主力不断发生战斗。当部队行至粤闽交界之松口时,遇孙传芳周荫人军约二万人的堵截,他指挥所部与敌激战六昼夜。此役获胜后,升任第十四师师长。次年3月,东路军光复南京,卫师奉命移驻镇江。

    8月底,孙传芳兵分三路强渡长江,进攻南京。卫师奉命迎击,当赶至龙潭车站附近寸,孙军已有三个师渡过厂长江,并占领了车站北侧高地。他当即指挥部队向孙军发起攻击,经过四天激烈争夺,终于攻占了敌人据守的制高点。紧接著,他集中全师的山饱和迫击炮,向龙潭车站进行火力急袭,掩护部队发起总攻,于第五天拂晓收复车站,并封锁了渡口,使敌人溃不成军,狼狈北窜。

    龙潭战役奏捷,南京转危为安,何应钦趁机扩编队伍,将刘峙、顾祝同提升为军长。卫立煌只弄了个第五军副军长,一气之下,跑到上海休假去了。从此,何、卫不和。

    是年冬,卫立煌与朱韵珩完婚。朱是基督教美以美会办的镇江崇实女子学校的校长,毕业于美国卡罗瑞州的登威尔大学,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们的结合,还有段趣话:原来,卫率第十四师进驻镇江后,师部占据了崇实女校的一部分房舍,影响了学生们上课?还损坏了学校一些用具。为此,时任该校校长的朱韵珩亲自找到卫立煌,要求把部队撤出学校。听了朱校长的活,卫当即承担了责任,立即打电话叫部队让出房子,损坏的东西负责赔偿。之后,他请朱校长一起吃午饭。朱校长的交涉出乎意料地获得了成功,她敬慕这位闻名沙场的战将的品行,欣然答应一同就餐。几天后,她也约卫部各负责人到学校聚餐,以答谢他们日前的美意。经过几次交往,卫了解到朱校长原是个孤儿,她自幼品行端正,靠自我发奋取得成就,于是一股爱慕之情油然而生,主动向朱求婚。婚后,朱韵珩知卫虽然勇敢善战,军事上积累了不少经验,但如果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将来想有重大建树是困难的。她认为通过军事深造,掌握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扩大视野,提高指挥作战能力,对卫非常重要,因而劝卫申请到陆大学习。上级因他曾为晋升不均“搁挑子”,同意了他的请求,委任他为南京卫戍区副司令,卫遂成为陆大特一期唯一带职学习的学员。到北平后,卫白天在陆大学习,晚间在朱帮助下复习,一起讨论功课。陆大可选读一门外语,朱问卫:“将来的中国敌人是谁?”卫说:“日本的可能性最大。”于是朱要卫选读日文。有了朱的支持,卫学习进展很快。但由于卫长期养成了“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那种讲义气的习惯,经常和一些同学相邀在外吃饭,有时直至深夜才归,朱就锁门不候,卫只好从窗而入,他见朱已有身孕,为不惊动她,就在外厅和衣而眠,次日留下一张道歉的纸条,就上学去了。一天晚上,朱在卫做完作业后问他,选择朋友应该按照什么准则?卫答:战场上以在死神面前经得起考验为准则;平时则以雪中送炭为准则,酒肉朋友绝不可交。朱对他的回答很是满意,并要卫在周末约请要好同学在家中吃饭。自此后,每逢周末,这些同学都自动跑到这里来聚会,卫也就不再到外面去应酬而专心学习了。

    1930年初,朱韵珩生下长女道蕴,充满了做母亲的喜悦。但此时正是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 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前夕,蒋之精锐相继北上,变化无常的石友三突然在浦口倒戈,南京受到严重威胁。蒋因其嫡系无法调回,遂要宋美龄写信给她在美留学的好友朱韵珩,让卫立煌速返安徽,组织军队保卫南京。朱原打算待卫于陆大毕业后,再陪他到日本学习一段时间,以避免参与当时的军阀混战。但卫以南京有孙中山的陵园应该去保卫为由说服了朱,朱只好抱著婴儿为他送行。卫到安徽后,组建了第四十五师。该师多是其合肥子弟兵,当时有人形容卫部是“夜晚出门不用问,合肥土话当口令”。在军阀混战期间,卫率第四十五师驻守在津浦路南端,使铁路畅通,南京平安。次年,第四十五师编为第十四军,卫任军长,驻于杭州。

    1932年5月,蒋介石纠集三十万兵力分三路向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参见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卫立煌为中路第六纵队指挥官,于7月初指挥第十师、第八十三师,由平汉线南端东进,向河口镇、黄安城进发,策应由豫南下之主力第一、第二纵队。卫认为这道命令有违兵法,要求先期攻击河口镇,待机向黄安前进,复电请示照准。8月上旬,卫部向河口镇进发。适逢红军向黄安转移,卫部遂占河口镇。随即他又率部向黄安进击,当日黄昏,被红军包围于黄安之冯寿地区。入夜,他命令各部队加紧收缩于两翼防线,并将指挥部官兵全部投入战斗。同时在战斗最紧张阶段,他亲率武器精良的特务连拼死抵抗,才免于被活捉。

    国民党军自黄安、新渠、七里坪战役后,各纵队皆怯于再遭失利,而各自寻找理由按兵不前。蒋介石用重赏的办法,明令各纵队:谁先占领豫皖苏维埃的军政中心金家寨,此镇即用占领者的名字,命名,并改为县治。但重赏未见“勇夫”。9月上旬,卫立煌奉命策应行进受阻的陈继承部。他亲率一个师翻山越岭,攀藤而行,前锋到达汤家汇附近,遭红军防守部队的英勇抵抗,卫部感到处境危险,即与在南城的友军联成一片,并及时补充给养,占据制高占。不久汤家汇红军主力转移,卫立煌遂率部尾随,乘虚占领了金家寨。当蒋介石接到卫占领金家寨的电报后,大喜过望。亲自前去慰问。蒋除给卫巨额金钱的奖励之外,还将安徽省的六安、霍山、霍邱和河南省的固始、商城五个县的部分地区划出,以金家寨为中心,成立县的建制,称“立煌县”。

    卫立煌部之蒋伏生的第八十三师进驻金家寨后,到处抓捕,杀害苏区干部,赤卫队员和红军家属。短短三个月中,就杀害了九百多人,引起极大民愤。蒋伏生是黄埔一期生,仗著是“天子门生”,反共狂热,凶狠好杀。后来,卫立煌把蒋调出了他的军事班子。二十多年之后,卫立煌病重住院,检点往事,曾告诉家人,对自己在内战时期走过的这段弯路,给皖西人民带来的灾难,深为内疚。

    翌年12月,蒋介石调卫赴江西参加第五次“围剿”,任第一纵队指挥官,他对此项任命极为不满,拂袖返回南京。有朋友问他:“战事正紧,为何突然回来了?”他说:“仗打赢了,全是别人的功劳;输了 ,全是我的责任。我又最不愿与那几位(陈诚等)共事。”

    卫再次搁挑子的事传到蒋介石那里,蒋准备撤他的职,幸得卫夫人多方周旋,张罗著让他到医院去动了个小手术,才得以生病为由将此事搪塞过去。不久“闽变”开始,蒋需要卫这佯的人替他打仗,才又任命卫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第十四军和宋希濂第三十六师、冷欣第四师、汤恩伯第八十九师,由江西的抚州经闽西北,沿闽江顺流而下,直达福州外围。此时,李济森、李济森为首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宣布解散。当十九路军大部队向泉州方向撤退时,卫立煌即在仙游以南、福泉公路以北的有利地形设伏截击。次年2月底,十九路军退集到泉州的部队完全被包围,卫立煌派人到泉州和谈,达成了十九路军接受改编的协议。蒋介石对卫的这次表现甚为满意,曾对左右说卫行动敏捷,战略效果出乎其的意料,并表扬了卫立煌。

    “闽变”了结之后,卫立煌先任东路军总指挥,之后改任驻闽预备队总指挥,兼驻闽第十绥靖区司令官。1935年11月,卫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次年6月,兼任徐海绥靖分区司令官。9月,国民政府加封卫为陆军上将衔。

    1936年12月初,卫立煌接到蒋介石的急电,要他带领幕僚去西安参加会议。11日,张学良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蒋方高级军政人员。在接待宾客的纷忙中,张见卫在宴会厅,便迎上去与卫谈话。张赞扬卫青年时跟随孙中山先生,勇敢善战,目前威望很高。卫说张能继承父业在各种困难中周旋非易,而兵撤关内,有苦难言。彼此交谈,甚为投机。散席后,张亲自开车送卫回西京招待所。“西安事变”中,卫立煌随著众人一道被扣。在此期间,周恩来同志把卫当成重点团结对象,对他做了很多工作。卫深感周恩来对国民党将领心理状态的理解,开始意识到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必须与共产党合作。“卢沟桥事变”时,卫立煌任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他发电给蒋介石,表示对日不可软弱让步。电后不久,他奉命到庐山参加会议,讨论抗日问题。7月底,天津日军向中国驻军第三十八师攻击,并占领大沽一带。日本关东军也策应行动,向天津增派了坦克部队。此时,日军进入平津地区人数已达十余万人,北平危在旦夕。卫立煌请缨北上,得到南京军委会的批准,立即行动。

    8月初,卫率第十四军在保定以北、琉璃河站南陆续下了火车,日夜兼程,绕满城进入太行山东面的很牙山、梁各庄、大安山,绕北平西面,侧敌行军。主力进至百花山、史家营附近时,卫见日军板垣第五师团正向怀柔进犯,就立即命令第八十三师向北面之西沟子前进,从敌背后插上一刀。同时,约集在南口、赤城、廷庆一线的两个师,南北夹击板垣第五师团;并今第十师向门头沟急进,乘北平空虚之际进行突进;令第八十五师至大安山、相讥向丰台前进,袭击日军在华北最高司令部。可是,这个部署却因汉奸的泄漏而被敌知悉,日香月清司司令官即变更了部署,命反垣第五师团停止原有行动,分兵阻击,以保护他的后背;主力则在长城居庸关附近与卫部之八十三师激战于西沟子,并派长野石一郎的第十二联队对卫部作包抄行动。

    此时,卫部向北平急进的一个师,已进入北平西面的下马岭、十君台,与日军神田正种第四十五联队遭遇。另一个师也在离丰曰二十八公里处与日军冈本镇臣第二十三联队遭遇。从8月19日到9月10日,卫的各部均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日军对卫立煌早有“支那虎将”之说,现在算尝到了他的厉害。香月清司见两军相持不下,于是继续增调兵力,命令他的第二十师团拚命向良乡进攻,打算包抄卫部的后路。面临敌人的三路围攻,卫立煌即令各部利用山形地势,从日军间隙中穿行,向南转移。各部遵照卫的指令,与香月清司指挥的部队比速度,比灵活,比机智,采取进进退退,打打走走的行动,全部冲出包围圈,到达指定的会合地点遂城镇。部队会合后,卫率部继续南下,准备参加保定和石家庄会战。但没想到保定正面的总指挥刘峙居然不战而逃,十余天败退近千里,引起全线溃退,日军长驱直入,保定、石家庄失守,他只好命令部队就地待命。

    进攻山西的日军遭到晋军的抵抗和在平型关遭到八路军的惨重打击后,恼羞成怒,集结了约十四万兵力,企图突破晋西北防线,猛攻忻口(参阎锡山见日军逼近,急电蒋介石,要求派卫立煌部队驰援山西。十月初,卫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即率参谋部到山西太原。阎在太原见到卫时,如遇救星,连声大呼:“是咱把你求来的。你卒苦了广看到卫一行人风尘仆仆,都是一身深灰夏季军装,便叫副官处处长把所有随行人员领到太原一家大服装店,送给每人一套呢军服和一双皮马靴。卫在太原还见到周恩来和朱德总司令。当周恩宋向他介绍第一一五师在干型关伏击板垣师团,消灭日军一千多人的重大胜利时,卫当即向八路军祝贺,并用电话通知在西安的办事处负责人吴海德,购置上万元的慰问品送给八路军。十月上旬,南京军委会发表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统辖晋北全部中央军和晋绥军,在忻口阻住日军进攻。忻口是挡住日军由北入侵太原的战略要地。向忻口正面进攻的日军,除板垣师团外,还有日军第一军,步兵第十一联队和伪蒙军的两个师,总兵力约五万人,并附有各种火炮百余门 。卫立煌指挥的部队为第十四集团军、河南地方军刘茂恩的第十五军、晋军陈长捷的三个师、晋军骑兵五十团、炮兵六个团,总兵力十余万人。卫立煌与阎锡山、朱德总司令研究了作战方案,决定以第十四集团军主力作为机动力量,以李默庵的第十四军、郝梦龄的第九军、刘茂恩的第十五军为基干,编为左、中、右三路兵团,分别在忻口以北的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之线布防,阻击日军,进行忻口战役。

    10月13日,日军三个师团和特种部队在飞机、战车和重炮的掩护下,对忻口发动猛攻。卫立煌指挥守军奋勇抵抗,几经激战,南怀化以南的灵山制高点被敌攻占,整个防线被打开了一个缺口。卫立煌闻讯,立即前往察看,严令李仙洲师实施反击,收复失地。但李部反击失利,李仙洲重伤而归。此时,卫立煌计算自己的兵力,还有六个步兵师和两个骑兵旅可以机动,决定用第十四集团军郝梦龄军和陈长捷军进行一次决定性的反击,歼灭板垣师团,夺回南怀化要地。但是这次反击遭到敌人的逆袭,双方展开了肉搏战,灵山得而复失,失了又得。在这场激烈的混战中,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独五旅长郑廷珍同时殉国,官兵伤亡达数千人。卫立煌非常痛心,决定暂取守势,待进一步消耗敌人后,再由左翼发动攻势。忻口战役激战到31日,已历时二十天,日军始终未能突破卫部防线。当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曾评价说:“忻口战争是华北抗战中最激烈的战争”。“卫立煌将军指挥下的全线部队,虽遭受了重大伤亡,毫未动摇;许多忠勇将士的英勇奋斗,是值得每个同胞永远纪念的。”但就在卫立煌准备从左翼向板垣师团发动攻势的同时,从东面进攻太原的日军已突破娘子关(长驱直入,奔向太原。阎锡山在电话里向卫立煌求援说:“东面守不住啦!咱们的兵力都用上了,你看咋办?”卫告诉他:“守不住东面,一定要守住忻口与太原之间的通道,两片联系起来,棋才能活。”同时卫又考虑到,一旦敌人割断太原与忻口之间的联系就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可能。于是11月1日,他命今部队退出忻口阵地,向太原靠拢。

    11月5日深夜,阎锡山找卫立煌、傅作义研究保卫太原的防务问题。傅作义认为,卫部可到太原以南保护太原与晋南的通道,以形成犄角之势。卫立煌同意傅的意见,说:“北面与东面的日军共有五万余人,都是有作战经验的。宜生(傅作义)的意见是对的。”他还对阎说,由他指挥的几个晋军师可归还阎的建制。阎马上说:“不说这些了。散会,快行动。俊如,听说你在忻口经常冒险上前线,咱可赔不起你的命。”

    6日,卫部尚未来得及部署,日军第二师团向南切断了太原与晋南的通路。8日,敌第五师团进攻太原。9日,太原即失守。卫立煌只好率部至介休、孝义一带筑工坚守,与敌对峙。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春节,风和日丽,卫立煌带著他第,十四集团军的两个军长——第十四军军长李默庵和第九军军长郭寄峤,从临汾总部来到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给朱德总司令拜年。总部为卫的到来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朱总司令致欢迎词说:我们今天热烈欢迎在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卫立煌司令、李默庵军长和郭寄峤军长,你们领导著抗日的“中央军”、晋绥军,在忻口歼灭了三四万敌人,打了许多胜仗。我们希望中央军、晋绥军和八路军今后更好地合作,抗战到底。卫立煌也致答词说:这次抗战关系到我们民族的存亡。以前我们国内自己人打自己人,费了不少物资,伤亡了不少人,那些消耗和伤亡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为了保卫我们的民族,流血牺牲才是有价值的。同时,在抗战中可以把旧的、坏的东西消耗掉,创造新的、好的,把旧中国建造成新中国。他还说:“八路军是真灭抗日的,是复兴民族最精锐的部队。”

    1938年2月中旬,卫立煌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指挥山西境内的全部中央军。16日,卫总部移往霍县,准备对付敌人新的行动。

    这时,侵华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集中了第一○八、第二十、第一○九、第十四、第十六师团,共约十万人,由太原南下,企图一举攻下山西南部。卫立煌认为敌人的战略是速战速决,中国军队采用持久战,则是对日军的有效打击手段。中国军队应主动阻击其由北南下的师团,争取时间,让兄弟部队转入太行、吕梁、中条山脉和敌后。于是,他与阎锡山、朱总司令研究确定,将阻击点选择在临汾北面的韩信岭。2月17日,卫立煌指挥所属部队在太行山区的韩信岭一带展开,构筑工事,采取阵地战的办法,进行了继忻口之后的第二次阻击战。

    卫立煌在韩信岭与日军恶战至26日,寸上不让。日军未能从正面突破,乃以第二十师团主力向韩信岭阵地猛攻,并分兵一部向隰县前进,企图从左翼实施包抄。卫当即命令守军全线反击?展开更加猛烈的战斗。2了日,卫立煌打电话给阎锡山,要他乘日军离开太原向韩信岭进犯之机,迅速夺回太原。阎接电后,大声高叫:“好!好!不过东面敌人挡不住咋办?”卫说:“先夺太原,放弃临汾,也是上策。”晋军开始行动后,因汉奸通敌,暴露了行动企图,日军急将其第一○九师团全力回撤,反攻太原的意图未能实现。

    韩信岭坚守了十天,卫见战略目的已达到,遂今其主力部队向中条山转移。但当他率指挥部渡汾河与主力会合时,汾河上的桥梁全部被日机炸毁,去路被日军堵住,只好经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防地向东转进。在石楼、白儿岭等地,他与指挥部几遭日军围歼,幸亏八路军派部队顽强顶住日军的攻击,才使他脱离险境,转移至山西西部的永和县。4月,他假道延安,经西安到达中条山脉的恒曲县,与主力会合。

    17日,卫立煌一行到达延安。当他到了离延安城还有三十里的地方,就看到到处贴著欢迎他的标语。到城外来迎接的有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滕代远、陕北留守处主任肖劲光、交际处处长金城等。他们陪同卫等人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群,走进贴满标语的城门,来到接待处。这时,毛泽东主席已到客厅门口,他们亲切握手寒暄之后,卫立煌表示非常钦佩毛主席,有幸得见,非常高兴。毛主席也赞扬卫立煌抗日坚决,以及和八路军的友好关系。

    在延安逗留期间,卫立煌参观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并向学生讲了话。讲话时场面热烈,使得卫立煌把前一日晚上背得滚瓜烂熟的演讲词忘了个千干净净。他只好随兴之所致,分析了抗战中所暴露出的我国的许多弱点,例如不团结的现象,没有组织,没有坚强的领导等;又赞扬边区的工作堪称全国的模范,应该把边区好的东西发扬光大。会后,卫立煌驱车到二十里堡慰问正在养病的 一一五师师长林彪。行至半路,他突然停下车来,要大家凑钱。国民党军队素有犒赏和送礼的风气,按当时不成文的规矩,一个师长受伤,送礼的通常要送一千至数千元,因为今天事出意外,他没作送礼的准备,只好要大家来凑。荷包搜遍,才到六百元,他觉得实在拿不出手,只好作罢。为了这件事,卫感到很是过意不去,在去西安的路上一再提起:“没给林彪送点礼,太不像样了。”他还问随从,事后再补送,有没有这个规矩。秘书赵荣声趁机进言,帮八路军解决枪弹、医药和夏服,比送林彪几千块钱还管用得多。

    到西安的第二日,卫立煌就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身份,批准拨给十八集团军步枪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枚和牛肉罐头一百八十箱。当时国民党后勤部副部长卢佐认为数目太大,怕蒋介石不批准,提出应仔细考虑。卫闻悉后,亲自打电话给西安办事处吴德海,要他再与卢商洽。后来第二战区前敌指挥部后勤司令呆海澜也因数目太大,不敢发出。卫又打电话给呆说:“我是前敌总司令,第二战区凡是打日本的军队,都要一视同仁,和第十四集团军一样看待。”这样,才把这批弹药拨给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象这样批给八路军军用物资,卫立煌已不是第一次了。在韩信岭打得激烈的时候,他就将国民党后勤部门在运城、临汾的大批弹药送给了第十八集团军。

    在延安期间,卫立煌还观看了战地服务团演出的以团结抗日为内容的文艺节目。朱总司令向他介绍了战地服务团的情况,他当即表示也要成立这样一个团体。不久,卫立煌参照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样子,集中了几十名北平流亡学生和陕北公学的毕业生,组成了“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并从八路军中引进了一批人才。他还亲自为“战地工作团”规定任务,主要是做军队中的政治宣传工作,搞好与民众关系,条件成熟时转变为第二战区政治工作的领导机构。他认为:“我们到了新的时代,不能再守旧了。要用新思想、新办法代替旧思想、旧办法,才能不被日本军队消灭。”

    工作团成立后,仿照延安的做法,在各处显眼的地方,贴上宣传抗日的标语,画上中国和世界地图,办起了流动图书馆。有时也演唱些小节目。最为活跃的当推唱歌了。卫曾下了个条子:总部上自将官,下自尉官,每天下午5点都要到工作团学唱歌,凡不去的,必须到他本人那里去请假。这样一来,每当夕阳西下之际,工作团门口便聚集了一群挺胸凸肚的官儿们,摇头晃脑地唱著「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工、农、商,学、兵.大家来救亡”。从此,卫部前敌总指挥部先前那种阶级差别森严的沉闷气氛,开始转变。

    在工作团的协助下,卫立煌还自己填词,写了《第十四集团军军歌》。歌词如下:

        这是我们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家乡,
        我们第十四集团军,
        英勇坚强,
        为祖国的生存而奋斗,
        团结得好比钢一样。
        服从命令,保卫边疆,
        联合民众,抵抗暴强,
        把自己的力量,献给祖国,
        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

    卫立煌的“战地工作团”内有个秘密的共产党支部。林伯渠和刘向之同志曾指示过,该支部的工作是帮助卫立煌抗日,帮他学习八路军的作战经验,逐步改造这支旧军队。但该支部的一些年轻人却把工作做过了头,他们对卫立煌一个劲鼓动的结果,使卫立煌这位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被蒋介石视为股弦的高级将领,居然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事情是这样的:

    1939年的一天晚上,平常没有吸烟习惯的卫立煌突然吸起雪茄烟来,满室氤氲,烛光昏黄。经过良久的思索,他突然向来自八路军的工作团团员、秘书赵荣声提出:“我参加共产党奸吗?怎么参加呢?”见赵秘书无法答复,他就催促赵到西安去找八路军办事处的竹伯渠,当下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小皮箱,取出一百元钱给赵,说:“不要到军需处领旅差费了,也不要跟任何人说到哪去,不要耽阁,天亮就走。”不久,林伯渠答复说:卫立煌若能作一个执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员,比参加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更力有利。林老的话,对卫起了很大作用。卫曾长期保留了林老写给他的亲笔信,特别是对信中有“黄河保卫华北,先生保卫黄河”的话,他感到极为光荣。

    同年夏季,卫立煌在晋南垣曲县时,第二战区的黎明支队和八路军唐天际的部队发生了冲突。卫严令黎明支队不得扩大冲突,并采了取了两种缓和方式,稳妥地做了排解。接著又发生了晋军陈长捷和新军薄一波的决死支队之间的冲突,他立即命自己的部队不能介入,并对冲突采取和平协商的办法解决。他的做法完全违背了蒋介石的旨意。同年底,“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即被蒋解散。

    1939年1月,卫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长官部设在洛阳,辖十一个集团军,并可调用第二、第三、第九、第十战区的部队,共约二百万人。

    第一战区范围东至黄海,包括江苏、皖北、山东;北面包括冀察两省及山西东南;南界信阳县与淅川县;西抵潼关达山西河津一带,为全国最大的战区。

    抗战初期,按国民政府的先例,凡司令长官都兼任该战区内最大一个省的省主席,可卫立煌自从任司令长官以来,许久未接到省主席的任命。他想与自己地位差不多的刘峙、顾祝同,早就当上了省主席,唯独他当了司令长官破例不兼省主席,显得太难堪,于是他一面直接打电报向蒋介石提出要求,一面托好友为之说项。9月,行政院终于发表了他兼任河南省主席之职。10月中旬,卫立煌突然接到夫人朱韵珩因病逝世的恶耗,当时便嚎啕大哭,蒋介石破例批准他回成都料理丧事,并派专机接送。

    卫立煌兼任省府主席后,感到最麻烦的事,就是怎样对付地方势力。当时地方上有三个人企图争夺省主席一职,其中有个叫李敬斋的省党部主任委员,曾和卫的秘书长闹过误会。卫知道后感到抱歉,又不便解释。以后,卫感到秘书长需要调动,在考虑继任人员时,选用了李敬斋的亲信李汉珍任秘书长,以表明他不闲私人。李敬斋觉得卫立煌起用他的亲信担任要职是对其看得起,关系随之好转。卫立煌的老部下叶粹武想谋洛阳专员一职,托人在卫面前求情。卫考虑叶和自己有多年的老关系,有所倚仗反而不便工作,于是他采用请现任专员吃便饭,不断加派他的工作的办法,使叶知趣而退,打 消了当洛阳专员的念头。

    卫立煌新官上任,很想在地方上做做一新耳目的事情。他看到河南大学办得乌烟瘴气,一些较有头脑的学生不断地被送进劳动营,很是愤慨,认为现在是抗战时期,不对学生进行教育,不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反而管得象个囚犯一样,是不对的。于是他拟了个改造方案,决定保住原有的范文澜、稽文甫等知名教授,换掉校长、教务长、秘书长,由新领导倡导移风易俗。由于当时的环境不允许他大改大革,这个改造方案也就胎死腹中了。

    卫在山西前线时,战地的老百姓尽管贫困,还担任著繁重的支前任务,现在他看到洛阳上层女士仍然过著享乐腐化、醉生梦死的生活,觉得非常不顺眼。他感叹地说:“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在一次很热闹的集会上。他对著洛阳上层高贵的太太们和新生活妇女委员会的委员们宣布说:“你们要转变到战时生活来,把你们的旗袍剪成短袄,不然日本飞机来了,跑警报也不方便。要是你们不剪,我就下命令给洛阳警察局长,看见大街上有穿旗袍的,都强迫给你剪短。”会后,他又命令洛阳警察局长,禁止妇女穿旗袍上街。

    同年11月11日,国民党顽固派与确山县民团惨杀了留在竹山的新四军负伤人员和家属二百余人,抢走军服一千余套,全国为之震惊。卫立煌得知后,撤了南阳专员朱玖莹的职,把负有责任的皖属十三县的联防主任别廷芳传到洛阳关禁起来,并收回其兵工厂,取消其民团预备队,使别的名声一落干丈,气得吐血,不久死去。12月中下旬,孙楚指挥所属部队在晋东南摧毁了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这就是有名的“十二月事变”。当孙楚在遭受新军决死队的反击时,卫立煌严守中立,无动于衷,孙在晋南的部队损失十之七八。事后,孙楚谒见卫立煌时大吵大闹,说卫“保存实力”,“见死不救”,“上了共产党各个击破的当”。

    蒋介石在晋南吃了大亏,决不甘罢休,一面下令要八路军撤出太行山以南地区,一面给卫立煌打电活,要把八路军打出去。卫回答:“这样内战就打大了,影响抗日。”被蒋大骂了一通。卫立煌只得遵命来到晋城,召集第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第九十三军军长刘戡和第十四军军长陈铁开会,要他们做好战斗准备,候命行动。但他私下却和朱德总司令谈判,双方议定:以临(汾)、当(留)公路及长冶、平顺、磁县之线为界,南为国民政府军队驻区,北为第十八集团军驻区。按此协议,第十八集团军退出了太行山以南地区,使蒋不得不承认了一个事实上的“特区”。

    为了庆祝这次和谈的成功,卫立煌和朱德都希望来点文娱活动。但此时的晋城已是“浔阳地僻无音乐,终身不闻丝竹声”,于是别出心裁地来到打铁作坊看打铁。当下双方人员汇于炉前,但见炉火正红,火星四溅,两位领导人敬酒为贺。

    1940年初,国民政府军委会任命卫立煌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3月,朱怀冰的第九十七军进攻太行山区的八路军,遭到八路军的坚决反击,眼看要全军覆没,发了个十万火急的电报求援于卫立煌。卫未派部支援,朱三个师一万多人被八路军歼灭。当时在太行山区,国共双方军队的磨擦日渐紧张,卫打电报约朱总司令和胡宗南到洛阳进行和解商谈。但刚刚开始讨论,卫突然接到蒋的电报,说“这件事你不要管”。卫感到对不起朱总司令,设宴盛情招待。朱总司令也告诉卫说,他和毛主席都知道卫的处境不好,要卫在必要时骂骂八路军。卫说:他宁肯保持沉默,决不骂八路军。朱总司令一行临别时,卫还送给康克清一支名牌的自卫手枪和刻有他姓名的精致钢笔,作为纪念。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卫立煌派了他的部队协同作战。延安出的《解放》周刊第一一六期上,还登了卫发给朱总司令的电报:“……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帷予敌寇以致命的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的鼓舞。我×××部配合贵集团军于×日向当地顽寇袭击……”。

    翌年3月,卫立煌被蒋介石密电召至重庆述职。蒋对卫在第一战区偏与八路军的关系加以责备,并声言要撤他河南省主席之职。卫对此不服,一气之下,请假到峨嵋山休息。

    5月,日军多田大将、莜冢中将集中了十一个师团共十五万人向中条山发起进攻(参见晋南战役)。中条山正面约二百七十公里,纵深约五十公里,前扼山隘,背临黄河,是黄河的天然屏障。在此次进攻前,日军曾以其第二十五、第三十六、第四十一、第二十七四个师团,两次进攻泽潞,八次进攻中条山,均未突破卫的防线。日军此次进攻,正逢蒋介石趁卫立煌去峨嵋山之际,派何应钦到西安改变了卫的军事部署,日军遂于7日攻占了垣曲县黄河渡口,进而由北向南,对中条山达成了大包围态势,并反覆进行“篦梳扫荡”。卫立煌得知战况紧急,日夜兼程赶回洛阳,指挥部队从敌人薄弱环节处钻出包围圈,向敌背后攻击,迫敌停止进攻行动。中条山会战失败后,卫指责何应钦乘他不在,任意改变他原来部署,并调走了主力部队和炮兵团。待他将总结报告呈送蒋介石后,蒋却复电,要他只许承认错误。卫只好忍耐不言。

    这年9月初,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更换为熟悉中国情况的冈村宁次大将,参谋长为后宫中将。9月底,冈村宁次集中其第一一○师团、第三十六师团、第三十五师团及独立第四旅团,分兵三路,在界马、大黄琵琶、陈荣泽口渡黄河进犯郑州。由于郑州守备空虚,卫立煌来不及调派兵力,10月4日,郑州即被日军占领。卫认为郑州是中原重镇,郑州一失,则中原难保。于是,他调集孙连仲、 刘茂恩及川军李家钰等地方集团军,协同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和孙桐萱的第三集团军,准备于13日拂晓实施全面反攻,收复郑州。临时前进指挥所设在黑石关,卫亲自指挥。正当卫立煌调兵遣将准备反攻的当口,接到奉命赴援的第三集团军薛师长的电话,报告其部队不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卫当即严厉告诉薛,“你的情况并不困难,我既命令你,就已考虑过你是能做到的。你若不按时到达,我只好按军法从事。你是师长,明知不能越两级和我说困难,是谁叫你打这电活?我要连你的后台一起查办!现在是打日本,是国难,枪毙几个临阵退缩的人,奸鼓一鼓士气!”这个电话一传开,其他部队也就不敢再观望不前了。因而,于10月31日一举收复郑州。

    12月,卫立煌参加了国民党的九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责备卫立煌对八路军的迅速发展限制不力。对朱怀冰部求援无动于衷,对卫拨给八路军弹药物资表示不满。卫立煌据理力争,毫不相让,后因蒋另有约会,争论才告结束。

    新年除夕之夜,蒋设家宴辞岁,请柬送到卫的住所。卫已签名准备赴宴,但届时又改变主意,只打了个电话给蒋的侍从室呈蒋,说另有约会。是日晚,蒋家高朋满座,独独少了个卫立煌,原定十四人,只到了十三人。蒋迷信十三为不祥之数,临时把秘书拉来凑数。蒋在饭桌上怒形于色,责骂卫立煌目中无人,不整治整治还了得。

    1942年1月中旬,洛阳形势暂时稳定,卫被革去二级上将军衔,随后又被免去河南省主席职务,与蒋鼎文对调。调任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王任。西北行营不过是转转文件的机关,并无多少公可办,实际是借此削除卫的兵权。

    一个月之后,卫乘车离开洛阳西工长官司令部前往火车站,途经市区,突然发现沿街许多群众自发设置香案来给他送行。他十分感动,连忙下车步行,一直走到车站。据说在洛阳市,只有七十年前,前清一位道台离任时有过这样动人的场面。他一进车站,便军乐齐鸣,各集团军总司令和长官部的同事,纷纷与他握手言别。列车开动后,卫立煌立于窗口,心情激动,热泪盈眶。

    卫立煌在西北行营坐了两个月的冷板凳。3月6日晚上,他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话,要他带领远征军入缅,与侵入缅甸并向云南边境进攻的日本军队作战。9日,卫到达重庆。12日,蒋通知卫,要他任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先待命重庆,等候最后命令。但就在此时,原第十八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被戴笠收卖,和盘托出了卫与八路军的关系。蒋介石得知后,对卫非常恼怒,就改变了原来的任命,以罗卓英为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卫只好回成都奉养老母。

    1943年冬,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失利,卫立煌被再度起用。蒋把他召到重庆,亲自接见,恢复了他的上将军衔,任命他接替陈诚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

    卫到达远征军不久,就把陈诚设在昆明附近之楚雄的司令长官部推进到距怒江前线仅有七十公里的保山县马王堂,积极作好反攻的准备。他一视同仁地对待杂牌部队,鼓励他们团结抗战。1944年3月,军委会来电,准备将由原东北军缩编的第五十三军拨归卫指挥,等他回活。他想到东北军仅剩这一个军,从抗战后便像一个无娘的孩子,转战黄河南北,又参加过武汉会战,便立刻复电,表示欢迎。当时第五十三军在洞庭湖一带与日军对峙,卫一时无法解决交通工具。正在著急,该军竞以满腔热情,远涉千山万水,徒步进入滇西。五十三军一到受训地点,卫就去看望他们。当看到该军的武器破烂不堪时,卫立煌下令把该军全部换成美式装备。

    当时,在缅甸的日军最高司令长官为河边正三(“卢沟桥事变”时的那个旅团长),辖有本田的第三十三军、樱井的第三十八军、牟田口的第十五军和“印度国民”师团,共计九个师团的兵力。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全部,第二师团和第三十三师团各一部在滇缅公路线上各要点腾冲、龙陵、松山、平戛、芒市、畹町等地,利用地形,筑工扼守。卫立煌研究了敌情,制定了反攻作战方案。他决定以第二十集团军负责攻击,由栗柴坝、双虹桥强渡怒江,以腾冲为攻击目标;以第十一集团军担任防守,视情转入进攻;并拟定以空军对缅北缅东至滇西道路上的所有桥梁、涵洞、遂道、窄路实施轰炸,阻滞缅北的日军本田第三十三军和缅东的牟田口第十五军出兵支援滇西日军。

    5月11日拂晓,卫立煌下达了实施反攻、强渡怒江的命令。战斗至12日,由新编第三十三师、第八十八师、第七十六师抽调组成的加强团和第五十四军各师分别从惠通桥上游、三江口、攀枝花、栗柴坝、双虹桥等渡过怒江,分路向平戛的日军进攻。当卫接到五十四军阚汉骞军长报告,该部与日军争夺唐习山据点得而复失寸,他立即命五十三军全部渡江,支援五十四军再次夺占了日军唐习山据点。13日,卫部攻占平戛,日军狼狈地向芒市溃逃。14日,第三十五军攻占大塘子,卫当即命该军一三○师、一一六师进攻高黎贡山,击溃了日军五十六师团。21日,五十三军进抵瓦甸江、苴街以东之线,并渡过蛮里河,直接威胁敌之战略要地腾冲。至此,卫之反攻部队全部渡过怒江,完成了初期反攻任务。强渡怒江的成功,震惊中外,美国的《时代》杂志对卫立煌和他的抗战事迹做了专题评论,在封面上刊登了他骑马的照片,标题为“常胜将军卫立煌”。

    卫部第二十集团军渡过怒江后,卫立煌又仔细分析了当时的情况:河边正三把注意力过于偏重对付英、美盟军,认为失去滇西,不等于失去缅甸,因而他不会分兵来支援;而滇西日军司令部拥有五万多兵力,也会认为一个中国集团军并不可怕,不会惊慌求援;在密支那的第十八师团负有战略性任务,已被驻中印军牵任,不可能分兵支援滇西。基于这一分析,他决心于敌前变更部署,出敌不意,全面转入反攻,迅速攻占腾冲、龙陵,与驻印军会师缅北,打通中印公路。他准备以第十一集团军为左翼集团,渡过怒江,向松山、龙陵、芒市攻击;以已过江的第二十集团军配属预备第二师为右翼集团,集中力量攻击腾冲。他将这新的方案向蒋介石请示,蒋问他:敌前变更部署,关系重大,谁能负责?卫坚定地说:“我愿负责。”接著,他又向美军联络部队司令官窦恩说明改变方案的原因,要求盟军轰炸机作战略性轰炸:战斗机全部出动,作战术性攻击,窦恩同意一切照办。

    6月1日,左、右集团军按照卫新制定的作战计划,全部转入反攻。1至9日,右集团军击溃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一部的反扑后,再次夺占桥头和马面关阵地,乘胜前进,战至20日,右集团军先后攻占北斋公房、瓦甸、明芝和东固街,按预定计划向腾冲发展。于此同时,左集团军也先后攻击腊孟街和领安街,分别围攻敌坚固据点松山和龙陵。

    腾冲是三国时代被诸葛亮七擒七纵的孟获酋长的京城,扼守腾冲的日军为擅长丛林作战的第五十六师团主力,弹药储备充足,工事坚固。8月中旬,卫立煌集中第一○六师、第一八九师、第一三○师和第三十师进行围攻战。经过近一个月的激战,摧毁敌总司令部,全歼敌一四八联队。

    腾冲攻占后,卫令右集团军就地作短暂休整,第五十三军和第五十四军主力调整南下,参加围歼左翼顽敌。他亲自到第八军指挥所,指挥左集团军围攻松山。他认为松山地处惠通桥以西的丛山中和腾冲与龙陵之间,日军占据此点,分隔了左、右集团军的协同联系,只有拿下它,才能扫除继续西进的障碍。因而自7月以来,他就以第七十一军之第二十八师担任围攻,继之以第八军攻击,但均未成功。此时,他亲临前线,指挥第八军和第七十一军主力,采取坑道作业,步步紧逼,缩小包围圈和加强炮击的战术,终于于10月中旬打下松山。打扫战场时,发现日军仅剩几十名重伤号和二十几名军妓,敌第一一三联队全部被歼。

    攻克松山后,全盘棋都活了,左、右两集团军联成一片,战局非常有利。卫立煌立刻命两集团军乘胜西进,于11月初攻占龙陵,中旬克芒市,1945年1月占畹町,27日与驻印军会师芒友。

    至此,日军全部被歼,残部不过百人逃入缅甸丛林,完成了打通中印公路的战略任务。卫立煌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的最高奖赏。

    国民政府在云南昆明成立了陆军总司令部,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卫立煌为副总司令。他对此职不满,称病就医。6月,他和刚从美国留学回国的韩权华女士举行了婚礼。

    1946年11月,他和韩权华带著两名秘书到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西德等国考察军事。

    1947年10月初,卫立煌结束了他的十国旅行之后飞抵上海。蒋介石随即召见他面谈,问卫对东北局势有什么看法,接著又要国防部作战厅主任向卫介绍东北的情况。不久,蒋又通知卫出席军事会议,告诉卫准备成立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剿总”,想特任卫为东北“剿总”司令。卫立刻回答,辞修(陈诚)已在东北,驾轻就熟,现在换人恐怕不好,蒋却说:他要是能胜任,我就不借重你。会后,卫回到家,正想找一些旧部商量推却办法,总参谋长顾祝同和蒋介石首席智囊张群接踵而至,力劝卫就任新职。随后,陈诚的老婆谭祥也声泪俱下来请求卫去东北,好让她丈夫回上海“治病”。

    1948年1月17日,南京政府明令卫立煌为东北“剿总”总司令、东北行辕代主任,并在报上公开发表。卫不得已,只好于21日飞抵沈阳。

    卫进入东北之后,即著手收拢部队,集中兵力,固守要点,稳定局势,并注意对部队补充整训。他对解放军继续进行的冬季攻势采取稳重态度,尽管解放军攻击新纯、盘山、辽阳、法库、鞍山等城市,守军将领一再告急,蒋介石再三电令他派兵解各地守军之围,他总是把主力集中于沈阳附近不动。他说:“解放军的目的和战术是围城打援,我们不能上解放军的圈套。”5月初,蒋介石决心要撤退沈阳地区国民党军队的 主力,秘密通知卫,并要卫到南京面商。卫认为,东北解放军主力现位于辽北与辽西地区监视沈阳与长春部队的行动,如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向锦州撤退,背辽河、新开河与饶阳河三条大水侧敌行动,有被层层截断,分别包围被歼的危险。他对廖耀湘说:如果要撤退沈阳主力,应“先多派几个军到锦州来,向东打通锦沈交通,沈阳部队西去与东进的部队会师,再一同北上。把长春被围的部队拉出来,然后才能议撤退。”但他又怕与蒋介石当面发生磨擦,乃派廖耀湘和参谋长赵家骧代他到南京见蒋。廖将卫的意见向蒋汇报后,蒋同意“沈阳主力行动可稍微推迟一个时候,但必须立即准备好,待抽调的军队到达后,即开始行动。”

    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东北野战军突然奔袭北宁线。24日,蒋介石急调卫立煌至南京接受任务:即以沈阳主力直出辽西径解锦州之围,并夹击锦州地区的解放军。卫去南京路过北平时对傅作义说:“蒋先生听话有先入为主的习惯。他对东北的指挥,在兵法上犯了三大忌。兵法上说,勿以三军重而轻敌,勿以独见而违众,勿以辩说为必然。这三个勿,蒋先生都犯了。我到南京后,若蒋先生坚持原见,不听东北将领的一致意见,那么必败灭无疑。”到南京后,卫不赞成蒋介石的作战方针,主张应候关内增援部队径解锦州之围后渡大陵河、出沟帮子,向辽西地区前进时,沈阳主力才能西出与东进兵团会师。蒋不采纳卫的意见,要他立即回沈阳指挥部队出辽西。卫含糊其词地推脱说:回去与负责将领仔细商量后再作处置。蒋派参谋总长顾祝同随同到沈阳,监督他执行命令。

    卫立煌回到沈阳后,顾祝同催促他执行沈阳主力出辽西解锦州之围的计划。卫愤然地说:“我宁愿不干,也决不愿使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顾说:“这是总统的命令,不能违背。”这时卫生气地打赌说:“单独出辽西,一定会全军覆灭。你不信,我俩打个赌,划十字。”顾、卫争执后,顾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了卫不执行命令的情况。蒋便于10月3日亲飞沈阳,大骂东北高级将领不想打仗,然后撇开卫立煌,直接命令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组织机动兵团出击。

    10月15日,锦州解放,范汉杰以下十万余众被俘。被围困年余的长春守军闻知,军心顿散,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起义,余者跟著投降,长春宣告解放。此时,蒋介石依然想夺回锦州,打通关内外的联络,令廖耀湘兵团加速向锦州前进。10月下旬,廖兵团被歼于黑山、打虎山、新民地区。

    廖兵团被歼,沈阳岌岌可危。当解放军即将进攻市区时,卫立煌依然留在这座危城之中,默然地端坐于总司令部,直到10月30日,蒋才派飞机把他接走。

    1948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蒋介石于26日发布命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良机,致失重镇,著即撤职查办。”

    卫立煌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后,闲居在北平的住所内。12月中旬,他包了一架美国民航飞机前往广州,打算寄居香港。当日下午,下榻于广州的爱群酒店,被特务发现,接回南京,软禁于南京卫立煌家中。15日,新华社公布了四十三名国民党战争罪犯名单,卫的名字列在第十三位,这下倒帮了卫的大忙。特务的监视有些松动。一天特务拆阅了卫立煌一封寄自江北杨州高曼的信,高叫:“有人请卫总司令去当和尚呢 !”之后叫女仆送给它。卫心中明白,这是江北的朋友借当和尚名义劝他去解放区。

    卫立煌思前想后,觉得还是以逃走为上策。除夕这一天,监视卫宅的特务都溜回家过年去了。卫立煌身著大棉袍,头戴瓜皮帽,一撮留了三十年的胡须也剃掉了,鼻梁上还架了一副眼镜,太阳穴上贴了两块风膏药,于凌晨4时,带了几个随从乘车直奔上海,一周后到了香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卫立煌十分激动,不管自己是不是“战争罪犯”,拿起笔就起草了一份电报,通过香港的中共有关组织,发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致贺。

    1955年春,周恩来总理写信给卫立煌,希望他返回北京。卫十分高兴,于3月15日秘密到达广州。卫氏夫妇到达广州后,中共中央华南局副书记林李明同志和统战部饶彰凤部长代表中央前来欢迎并致欢迎词。卫立煌发电报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副主席致敬,报告他已经回来,同时将预先准备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新华社发表,呼吁在台军政友人认清形势,跟共产党走,为人民尽力。3月17日,毛主席给他发了欢迎电:“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卫到北京后,即受到周总理的接见,陈毅还特地解释了从前宣布战犯名单时为什么把卫也列入其中的缘故。

    卫立煌回来后,先后担任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务委员。

    值得卫立煌自豪的是,1955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题为“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时,指出:“象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文中的这句话是毛泽东同志议论社会上有热爱和漫骂共产党两类不同人物时,把卫立煌作为正面例子提出来的。1957年4月16日,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酒会,欢迎来我国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卫出席了酒会,并与伏罗希洛夫讲了话,伏罗希洛夫笑著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是无敌的。”周总理说:“国共两党过去合作了两次。”毛主席接著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宴会以后,卫立煌受到许多友人的称羡,记者也趋前探问卫对毛主席说“国共第三次合作”一语时的心情。卫立煌回答说,他坚信祖国统一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祖国大陆与台湾虽然隔著海峡,但隔不住人们的思想,人们的觉悟也决不会因隔著海峡而停滞不变。历史是公正的,总是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多大的误会都能得到谅解和消除。

    1960年1月17日,卫立煌因心肌梗塞等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四岁。1月20日,周恩宋总理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主持追悼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送了花圈。卫立煌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烈士公墓,紧挨著林伯渠、陈赓等人的灵位。

    卫立煌从孙中山先生的一个卫兵,发迹为国民竞“五虎将”之一,曾任第一、二战区司令和中围远征军司令等职。在抗日战争中,朱德总司令称颂他为“在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他被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视为“支那虎将”。他在蒋介石军事集团中诐视为“嫡系中的杂牌”,1955年回到北京时,毛泽东同志 又赞誉他为“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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