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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

    宋哲元(1885.10.30—1940.4.5),字明轩,山东乐陵人,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1940.5.18,追赠),抗日名将。

    1885年10月30日,宋哲元出生于山东省乐陵县城西赵洪都村一个读书人家庭。其祖父宋堪性善好施,享有佳名。其父宋湘及为清末廪膳生,学识广博且多才,然而不通农事,成婚后便外出谋生了。宋哲元两三岁时,家境早已变“望族”为破落了,他和母亲住在村边一间破烂茅屋里,由于父亲捎回的钱物不多,基本上靠母亲赊购些棉花来纺线织布出售勉强维持生活,有时还得用野菜充饥。

    六岁时,有一天母亲带著他到很远的野外去挖野菜。等挖满一筐后,母子俩又累又饿地坐在路边。这时恰巧同村的一个富人赶著一辆空骡车回村,宋哲元的母亲求那人用车带带那筐野菜,谁知那富人不但不肯捎带,反而尖刻地挖苦和嘲笑他母亲,之后挥鞭扬长而去。母亲受到此嘲弄和侮辱,不禁泪流满面。见到这情景,宋哲元一面劝慰母亲不要伤心,一面气呼呼地说:“将来咱一定帮助穷人。……”等长大后,宋哲元还真的在村里为穷人办了些好事。那时村里穷人很多,他们的子女根本没有条件读书,宋哲元从十七岁到二十三岁在家乡教了五六年私塾,他不收穷苦人家子弟的学费,义务为他们授课,因.而在乡间受到敬重。

    他对欺侮穷人的事往往非常忿恨。宋哲元的外甥李腾汉曾回忆过一件往事:1935年春节,李腾汉和大舅宋哲元的儿子给老人拜年得了不少压岁钱后就在外面高高兴兴玩起来。这时有个年迈的乞丐路过,两个孩子便恶作剧地挥舞著得到的压岁钱,逗引老乞丐。没想到宋哲元闻声出来了,他一见这情景,便厉声喝道:“你们吃饱了撑的呀!怎么敢拿穷人取乐?把钱给他送去!”俩孩子见宋哲元发怒,赶紧乖乖地把压岁钱都给了那个乞丐。事后,宋哲元还把他俩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宋哲元少时爱武,曾参照民间武术书籍,早晚舞棍弄棒。屋前枣树下有条长石,他每天都要举起放下,坚持不懈以至把长石棱角都磨得光滑了。他还经常召集起同村的儿童,以枝权折梃为武器,练步伐,摆战阵,赏进罚退,严明号令。长大成人后,他决心投笔从戎。

    1908年,他从进入武备学堂起,正式开始军事生涯。

    宋哲元从武卫右军随营武备学堂毕业后,进入冯玉祥部第二营任哨长。1913年任连长。第二年围剿白朗班师后,随著冯玉祥升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末哲元亦升为副营长,此后,他跟随冯玉祥转战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并晋升为第二团少校团附。1916年,随部驻防四川绵阳时,他与订婚三年的常淑清女士结为伉俪。1917年7月,张勋在北京拥戴清朝废帝溥仪复辞,冯玉祥下天台山兴兵讨伐,宋哲元率部进攻北京击败张勋的部队。1921年和1922年,由于攻打陕西原督军陈树藩部和攻打河南督军赵倜部有功,宋哲元次递升任团长、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著名的“北京政变”后,脱离了直系军阀系统,将部队改编为国民军,委宋哲元为国民军第十一师师长,次年秋季又委宋为热河都统。

    1925年底,1926年初,直系奉系军阀在帝国主义插手牵线下,组织联合“讨赤”,企图消灭南方的国民党政府和北方的国民军。在情势十分危急的时候,冯玉祥通电辞职,并赴苏联访问,以图转移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李景林等人的视线,保存实力。此时,宋哲元奉命去张家口和张之江、鹿钟麟等人经营冀察绥晋边界地区据点防务,以备不测。各系军阀并没有因冯玉祥辞职而善罢干休,在冯出国不久,便分兵五路对驻在北京地区的国;民军施行大规模围攻,1926年4月国民军撤出北京,主力各部退到南口,凭借预设阵地坚决阻击敌人,坚持了三个多月。在这次南口大战中,宋哲元身任国民军北路军、西路军总指挥,起了重要作用。3月中下旬,国民军于南口溃败,各将领目寻出路,宋哲元率残部撤至绥远,等待时机。

    冯玉祥在苏联听到南口兵败消息后,即动身回国,宋哲元是最早归向冯玉祥,并远道前往迎接冯玉祥的国民军将领之一。他协助冯聚集散兵,收拾残局,并参加了9月17日著名的“五原誓师”。此后他在冯玉祥举起的“武装讨逆”旗帜下,根据“平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转战于西北战场。第二年冯部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6月宋哲元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11月兼任陕西省主席。在此期间,宋哲元主要是配合冯部主力东进、与北伐军“中原会师”的行动,驻守陕西境内督剿陕甘边境和陕西境内的地方顽匪。

    陕西自民国建立后军阀混战不绝,以致形成大小军阀土匪独霸一方、众多“小独立王国”各自为政的局面。冯军五原誓师后:横扫陕甘,迫使一些小军阀顽匪龟缩进多年苦心经营的据点进行固守。因此大军过后清剿任务十分繁重,宋哲元指挥部队先行围剿黄德贵、韩有禄等股匪,于1927年至1928年上半年先后攻克三原、泾阳、富平、高陵、朝邑、韩城、合阳、蒲城等城池。此间宋哲元也遇到顽强的抵抗,攻打凤翔城便是一例。

    凤翔是一座著名的历史古城,也是关中西路之重镇。原陕西省防军旅长党玉琨盘踞此地十二年,概不听从军令政令,俨然一付“土皇帝”神气。冯军入陕,党照样拒不理睬。于是1928年初,宋哲元亲自率领三个师共三万多兵力攻打风翔城。然而,由于凤翔城墙高厚,城壕深宽,加上城内武器弹药充足,粮食储备足够全城军民三年之用,所以宋哲元部围攻半年多,官兵伤亡四、五千人,仍未攻克该城。这年7、8月间,宋哲元经请冯玉祥批准将张维玺的第十三军主力三万人调来陕西,会同攻打凤翔。宋哲元和张维玺接受前段爬城硬攻的教训,决定改用挖掘坑道的办法接近城墙,力求一举突破。第十三军的坑道营在距城墙两百多米处,先打下四丈多深的直井,然后向城墙底部掘进。历时半月,坑道挖成,该营在城墙底堆置四千公斤炸药。8月24日,宋哲元和张维玺召集各级指挥官进行总攻部署,第二天,他亲自指挥工兵实施爆破,起爆的一刹那,只见—大段城墙随著地动山摇的巨响崩散飞腾起来,紧接著大炮将数万发炮弹倾泻到城内,五百挺轻重机枪!将五十万发子弹射向守城的敌人,突击部队从一、二十丈宽的城墙豁口冲进城去。党玉琨部在这猛烈突然的打击下全线瓦解,入城后不到一小时战斗便胜利结束。此战结果,除党玉琨和约两千官兵被击毙外,其余五千多守军全部被俘。

    凤翔城被克后,宋哲元决定将五千俘虏全部杀掉,当时张维玺不同意,宋说:“现在甑士仁、张九才等人还霸占著陇州、湃阳、宝鸡、眉县,我们若是把‘党拐子’的这些俘虏一齐杀掉,他们就将为之胆寒,不敢再战,而我们也可能少死多少人,少费多少事。我想不妨试试看,看他们还敢不敢再守城。”于是,在打下风翔的第三天上午,宋哲元命令将关押在第十三军手枪营的五百俘虏全部拉出砍头。行刑时,宋哲元和张维玺坐在一边,面对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的集体屠杀场面,他一边喝茶一边谈笑,声容神色丝毫不为所动。

    五百战俘杀完后,他即命令拘押有俘虏的各部把他们全部杀掉,“不许留一个,不许放一个”。当夜,另四千五百多名俘虏除第十七师师长赵凤林偷偷放掉一些外,其余全部被杀。

    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很快传遍陕西,盘踞在其它据点的军阀顽匪听到后,一个个吓得心惊肉跳。不几天,原来企图顽抗的各据点头目,如张九才、甑士仁等纷纷亲自前往宋哲元处,跪著恳求开恩受降。宋哲元残酷杀戮果然达到预想目的,从此陕西境内大小军阀割据、土著顽匪划地为王的局面结束了。

    1929年,蒋介石与冯玉祥的矛盾公开化,10日10日宋哲元等十名原国民党将领通电冯玉祥和阎锡山,谴责国民政府政策,敦促采取补救行动。第二天宋哲元等被国民政府下令通缉。蒋介石的军队五路出兵,向冯军压宋,遂爆发蒋冯中原大战。此时宋哲元被任命为国民军总司令。11月冯军败退,宋哲元部被迫再入陕西。1930年3月,冯玉祥阎锡山组成反蒋联盟,经五个月混战,再度失败,宋哲元亦失去实力,并退入陕西。后经萧振瀛奔走贿赂,走张学良的门道,张学良才允准宋哲元招拢冯军各残部,改编成第二十九军,军部设于山西阳泉。1930年11月,宋哲元被委任第二十九军军长。

    1931年9月,侵华日军先是伪造“中村事件”,在吉林、辽宁等地积极备战,接著于18日夜袭击沈阳,开始向东北大举进攻,不久便占领东三省。在“九一八事变”后,宋哲元发出通电,提出与日作战。但是他的通电没有促成蒋介石的抗战。

    1932年7月,宋哲元兼任察哈尔省主席。在驻扎阳泉的两年中,他努力整军练兵,准备抗日。

    第二十九军改编后,全军约二万二千余人,武器装备极为陈旧匮乏,相当部分枪械为毛瑟枪、土造枪,为弥补武器不足,宋部沿袭原西北军做法,打了些大刀发给士兵使用,并在自己的修械所中制造枪支装备部队。在军饷方面也非常拮据,每年官兵们最多只能领到十个月的饷。但宋哲元提出“枪口不对内”的口号,用爱国精神鼓舞官兵,并用西北军的练兵方法,以日军为假想敌进行练兵。为了解敌军,为日后的作战创造条件,“一·二八事变”后,宋哲元特地派了一个参观团前往淞、沪地区参观十九路军的上海抗战情况。参观团返回后,又将所得材料整理印发给全军进行研讨,著重说明日军是可以打败的,以此来鼓舞士气。经过不长时间整练,宋哲元把兵败后凑合起来的这支残破的部队,训练得很有规模了。

    对于宋哲元的练兵,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一书中给予过较高评价,认为,“宋哲元沉着勇猛,尤能切切实实地练兵”。所以五原誓师后,冯曾把整顿下来的各部官长全部交给宋哲元,由宋统一组织凋配,并于新兵补入后实施训练。冯军顺利“平甘援陕,联晋图豫”,确有宋哲元一份功劳。

    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建立满洲国的侵略计划,首先攻占山海关,并开始向热河省进攻。第二十九军奉北平军分会主任张学良的命令,由山西开往北平附近待命,宋哲元的总指挥部先后设于迩州、蓟县、遵化等地。2月18日,宋哲元与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二十七名将领向南京和全国通电,决心抗击日军,并呼吁全国各界给予支持。2月底,进攻热河的日军占领承德,接著向长城各口进军,第二十九军被调往冷口至马兰峪长达三百余里的长城各口担任防御任务,策应万福麟部热东作战。万福麟部原在热河的凌源、平泉一带抗击日军,作战失利后退至喜峰口,日军跟随而来。由于万部士气低落,不堪再战。3月8日,张学良命令二十九军接替喜峰口防务。宋哲元接到命令即调防守冷口的部队迅速出发占领喜峰口。第二天,未等部队到达,万福麟部便在日军服部、铃木两个旅团的步骑炮联合部队的打击下,从喜峰口溃逃,口上高地被日军占领。近黄昏时,第三十七 师一部赶到,立即投入截斗,入夜,双方激烈争夺高地,宋部混战中攻占了喜峰口两侧高地,暂时稳定了口上局势。午夜,宋哲元在蓟县总指挥部了解前方战况后,一面命令先前到达的部队守,住喜峰口阵地,一面命令赵登禹、王治邦、佟泽光三个旅连夜火速前往增援。10日天亮后,三个旅先后到达喜峰口下,此时口上两侧高地的守军在日军的攻击下开始向后退下,赵登禹旅长立即带领部队迎上去,将敌人截住,王治邦、佟泽光两旅亦主动由左右两翼协同赵旅。敌我双方竟日激战,杀声震天。宋部官兵因受过爱国精神教育,加之与日军初战,所以士气高昂。许多士兵嫌背著枪不方便,只携带手榴弹和大刀,冲入敌阵,与敌搅在一起进行白刃战,这样一来,竟使日军的飞机、大炮无法发挥作用。翌日,日军自拂晓起,再度进攻,争夺高地,宋部顽强抵抗近万名敌人的进攻,坚持至夜。至此中日军队在山地形成对峙,连日激战双方均伤亡惨重。

    在喜峰口正面打得难解难分时,宋哲元与三十七帅师长冯治安和三十八师师长、前线总指挥张自忠一起到达喜峰口南面的三屯营指挥作战。他根据双方对峙态势,认为与武器精良的敌人如此消耗下去,与我不利。因此与张、冯商量,决定用夜战、近战出其不意地打击日军。11日夜晚,赵登禹旅长亲率董升堂团从左翼进行偷袭。他们找当地的猎人、樵民作向导,在山地冰雪中急行军,绕到喜峰口西侧敌人的右侧背。喜峰口至潘家口中间有一条狭长谷地,其后座落著几个村庄,日军就在这些村庄中宿舍。当董升堂团摸进村子时,敌人还来不及反应就被大刀砍倒——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中国军队竟然敢在黑夜主动进攻“皇军”。董升堂团还成功地袭击了潘家口的敌人炮兵阵地,消灭敌炮兵一连。当顺利解决两个村庄的敌人后,驻扎在其它村子的日军发现情况有变,即撤守占据有利地形进行抵抗。偷袭部队除将缴获的文件、轻武器带回来外,凡无法携带的重武器、辎重尽行烧毁,然后按原路返回。与董升堂团同时行动的是杨干三营。这一路从右翼绕至喜峰口东侧,袭击董家口之敌。该营在董家口外迅速消灭敌前哨阵地约一个排,然后分兵袭击日军大队。当敌人从梦中惊醒,仓惶应战时,杨干三营用猛烈的火力进行扫射,击毙击伤敌人百余名,并缴获一批武器,随即撤回。

    此战之后,两军继续对峙,宋部坚守阵地,始终未被日军突破。日军见喜峰口难以得手,便将作战重心移到其它方向上。第二十九军三、四月间分别于松树岭、滦阳城、南北团汀、罗文峪口等地与敌作战,其中尤以罗文峪口、山渣口、沙宝峪的战斗更为激烈,坚决抗住了日军进攻。至四月中旬,日军突破商震的第三十二军的防守阵地,宋部处于腹背受敌境地,第二十九军奉命向通州以东撤退。不久,日军突破长城各要隘,并直通北平城下。5月31日,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塘沽协定”,长城抗战就此结束。

    “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在东三省从未遭到中国军队的有效抵抗,故气焰极其嚣张,长城抗战特别是喜峰口方向的夜袭战,使日军为之震惊。第二十九军受到全国各界民众的热情支持和赞扬,后方给他们送来大批慰问信和慰劳品,战地群众主动为部队带路和救护伤员,二十九军的“大刀队”更是名扬海内。

    宋哲元在长城抗战中成了“抗日英雄”。以后他回忆这次抗战,十分感慨地说:“二十九军将士早就对鬼子憋著一口气,杀起鬼子来就像砍瓜切菜一样。”对战斗中阵亡的官兵,他也非常痛惜,并收养了一位烈士的一对孪生儿子。为纪念喜峰口 、罗文峪两次战斗胜利,宋哲元将这两个还在吃奶的遗孤取名为:纪峰、纪峪。

    1932年10月,力主抗日的冯玉祥由山东泰安到达张家口,与共产党人合作,积极筹备“抗日同盟会”。此时适逢发表宋哲元担任察哈尔省主席。

    此间宋哲元的处境相当尴尬。一方面,他内心里非常不希望冯玉祥在他的地盘中组织军队进行抗日,也明白蒋介石决不会允许冯再掌实际兵权;另一方面,由于宋哲元是冯玉祥所器重、提拔的下属,而原西北军上下级之间的封建关系又根深蒂固,宋哲元不敢公开反对、制止冯玉祥的行动。作为冯玉祥,也正是希望在旧部下宋哲元和第二十九军将领张自忠、冯治安、佟麟阁等人的掩护下,积蓄力量,打出抗日的旗帜。长城抗战结束后,宋哲元为摆脱尴尬处境,便避往北平,并顺著冯玉祥的意思,叫佟麟阁在张家口代理主席。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通电就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冯不理睬蒋介石汪精卫的多次劝阻威逼和以高官厚禄引诱,招集旧部和各种民众武装共八万多人进行整编训练。五、六月间,占领热河的日军开始进攻察哈尔省,抗日同盟军即行抗敌。此时代行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务的何应钦几次派员劝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军,停止抗日行动,说是为了防止招来第二个“塘沽协定”。冯玉祥对何作了严词驳斥,并挥师北进,与日伪作战,于六、七月间收复康保、宝冒、多伦等地。共间何应钦曾儿度叫宋哲元出面约束冯玉祥的行动,但宋哲元始终拖延搪塞,在无法调解的情况下,他索性托病去西山休养了。见劝阻无效,蒋介石准备用武力解决抗日同盟军,调集了十六个师,八列钢甲车和二队战斗机向张家口逼来。同时,何应钦一面叫宋哲元不要过问抗日同盟军的事,一面命令驻北平附近的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率部攻打张家口。何应钦还向庞炳勋许愿,如果打下张家口、赶走冯玉祥,将让其当察哈尔省主席。正当庞炳勋兴冲冲准备一战而获得察省地盘时,“保持缄默”的宋哲元给其当头一棒。宋哲元派冯治安和秦德纯去见庞炳勋,当面警告庞,如果庞敢打张家口,第二十九军就准备帮助冯玉祥打庞。从当时实力上看,庞炳勋只有几千人,而宋部有四个师二万以上兵力。所以,庞炳勋尽管垂涎察哈尔省主席的位子,但为了身家性命还是不敢动兵。

    宋哲元这样做,直接地看是怕丢失了地盘——察哈尔一丢失,第二十九军就等于失去了粮饷来源,但客观上也维护了冯玉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

    进入8月,抗日同盟军处境险恶,加之内部动荡不和,无法再维持下去。冯玉祥也希望宋哲元早日回察哈尔收拾局面。宋哲元于12日抵张家口,冯玉祥14日离张。宋哲元根据冯的意见,收编部分抗日同盟军部队,使这些抗日武装力量得以保存。

    抗日同盟军解散后,日军进一步加紧侵略华北,并直接要求何应钦同意“华北自治”。何无它路司‘走,只得离开北平躲往南京,由北平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代为负责。鲍为维持北平地方秩序计,商请宋哲元调兵进北平驻防。得此机会,宋哲元大为高兴,他命令原驻察哈尔省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以紧急行军的速度迅速开往北平,并一举控制平津,使平津一带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1935年,出于围剿江西红色根据地和签定“何梅协定”两重要原因,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和东北军先后调离华北,此时宋哲元作为最有实力的军政大员被蒋介石委为平津卫戍司令。年底,蒋介石设冀察政务委员会,又任命宋为委员长。不久,卫戍司令部改为冀察绥靖公署,宋亦改任为主任。宋哲元所掌握的站盘已是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于是他除自兼河北省主席外,将张自忠、秦德纯,萧振瀛这些部下亲信都分别委以察哈尔省主席和北平、天津市长职务。华北地区失控于南京政府,也造成了宋哲元发展军事实力的大好机会,他不但将第二十九军所辖的四个师扩充达五万多人,还增编了骑兵师、独立旅和一些保安部队。为解决浩大的军费和行政开支,宋哲元把进项甚丰的统税、盐税、关税和铁路收入一概接管,以便提用。南京政府对此也只能无可奈何。

    何应钦一去,华北大权转入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很自然地成了日军诱惑拉拢的中心人物。为笼络人心、减少麻烦,他将何应钦留下的人员,张学良的老班人马及至旧军阀、旧政客、汉奸,都予安置,或给头衔虚职,或行钱财补贴,并利用其中一些人,来往于蒋介石和日本人之间,“忍辱负重”地进行艰难周旋。

    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宋哲元是赞同反共但不赞成“剿共”。他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成不了气候,主张“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杀中国人”。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不主张进行血腥镇压,但也不愿意在他的地盘上进行。开始时,对学生的游行示威他也曾采取过逮捕、驱散的手段,后来便改为包围,封锁和劝导的方法了。

    1935年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华北日军阴谋利用宋哲元,煽动华北五省自治,使冀鲁晋察绥变成日伪自治区,以达到不战而胜、吞并华北的目的。因此,加紧了对宋哲元和第二十九军的威逼和软化。这时宋哲元心境蹊跷,地位微妙,一方面讲,他包括二十九军的官兵将土都是仇视日本侵略者的,这种爱国民族心在长城抗战中得到淋漓体现,从另一方面看,他又不得不与日军“和平相处”,其中既有蒋介石叫他多退让、不可轻言抵抗的原因,又有他出于自身的考虑。因为蒋介石与冯玉祥矛盾至深,曾几度“拔刀相见”,宋为冯的老部下,非蒋的嫡系,所以不能不防蒋介石的暗算。特别是1935年6月19日南京政府下令免去了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使他倍感难堪和怨忿,因而他也想利用日军,挟日人以自重,窥时机进一步扩充实力。

    宋哲元被免察哈尔省主席后,称病回到天津,除与二十九军部下商讨军务外,闭门谢客,终日以习字练武消磨排遣。沉默一段时间后,他开始谨慎秘密地与日本人接触。最初,他利用萧振瀛、秦德纯与生于日本的混血种汉奸陈觉生接上联系,萧、陈常常进出宋家,并进行密谈。宋哲元通过陈觉生联系日本人,这事让蒋介石知道后,蒋唯恐宋同意华北自治,曾当著宋部人员的面进行过指责,但被事先有准备的宋搪塞敷衍过去。事后,宋哲元照样我行我素,他一面派人去南京要枪要弹要饷,一面以“不宜过早与日军演成僵局”为口实,继续与日本人来往周旋。这期间,第二十九军上层将领冯治安、张自忠、赵登禹等生活腐化,沉溺嗜好,吸白面、贩烟土、娶小老婆、玩女戏子等,宋哲元则夜夜打牌赌钱,每次输赢很大。南京曾拨给二十九军建筑国防工事线的专款百万元,全部被挪作它用,而计划中的国防工事一概没筑。

    当时,第二十九军官兵与华北驻屯日军时有小磨擦,由于宋哲元的努力维持,局面还算稳定。日军方面为了表示“亲善"和笼络,曾邀请张自忠以冀察平津军政工商考察团长身份赴日参观考察,还曾派日本陆军中校中岛和陆军少校松井任第二十九军的顾问,并拨给二十九军三八式野山炮一个营。宋哲元也搞些请客、联欢等活动来缓和矛盾。然而,由于双方军队官兵曾于长城战场交战,内心仇恨甚深,有时的请客联欢亦演出"鸿门宴”的结局。

    1936年6月,宋哲元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招待以边村旅团长为首的驻北平的华北驻屯日军连长以上三十多名军官,第二十九军驻北平部队的团长以上军官作陪,当时在北平的吴佩孚、张怀芝等“社会名流”也被邀请前往参加宴会。酒至半酣的,一名日军军官突然跳上桌子唱起日本歌进行挑战,宋部何基沣旅长见此情景毫不示弱,也跳上桌唱起黄族歌,以示应战。歌舞毕,二十九军将领尤感到未占上风,于是又撺掇喜峰口显大刀神威的董升堂打了一套西北军的拳术。这时,几个日本军官拔出军刀在席间舞弄起来,其势逼人。董升堂等两名军官压不住怒气,找来二十九军杀日寇用的大刀,也当堂劈起刀法来,一套“滚堂刀”直把日本军官的气焰压了下去。过了一会儿,在前面的较量中没占到便宜的日军军官们又来了一套把戏,他们把宋哲元和秦德纯拉到酒席前,一起喊著号子举了起来,表面看好像是“友善”的,实际上包含著小觑轻视的意味。二十九军的军官们也不客气,他们使了个眼色,也一齐上去拽出日本方面的边村旅团长和另一名中校军官,一声吆喝,不但把他们举了起来,而且不断地放手往上抛……一时间,盛宴差点儿成了战场,席间主客双方几乎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还是宋哲元看看情势不对头,赶紧在中间讲了几句打圆场的话,才把火头压了下去。

    在与日本人交往中,为防国人骂他是汉奸、卖国贼,宋哲元掌握一定分寸,头脑尚清醒。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后,有人别有用心地怂恿宋哲元的弟弟劝其象蒋介石、张作霖那样,发行“宋委员长就职纪念邮票”。宋哲元一听,大为恼火,他厉色对弟弟说:“冀察是地方政权,受中央政府节制,怎能滥发个人纪念邮票,给世人说我宋某割据一方,破坏统一!……中央命我尽力折冲,争取三年时间,使政府做好抗战准备,我才奉命出来干这挨骂的差事!并以不丧权,不辱国,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自誓……”并说:“今后倘有敢再妄议此事者,以汉奸论处!”1936年,宋哲元在天津为母亲作寿时,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亲自上门祝寿。乘宋哲元不在时,他将一只据说是日本天皇专门从东京派军舰直接送来作寿礼的大瓷花瓶强行留下。宋哲元知道后,要把这寿礼退回去,旁人劝说不可如此,怕伤两国和气。宋哲元一气之下,便把瓷花瓶给砸了。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首先攻击目标为平津地区的第二十九军。到中下旬,北平局势十分危急,宋哲元已无法与日本人再“折冲周旋”下去。于是,他留下张自忠在北平暂时与日军维持,作最后缓冲,自己去保定收容部队了。

    “七·七事变”爆发时,宋哲元不在平津。他因日本人催逼履行“经济提携”条款,无法应付,而于5月11日避往原籍山东乐陵“扫墓度假”,借以拖延。

    在此之前不久,与中共北平地下组织有联系的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曾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向宋哲元提出一个“以攻为守”的方案,其三项主要内容是:(一)必须在抗战与投降二者之间择取其一,别无它法挽救二十九军之危机;(二)日寇进逼,中央不管,二十九军处境危险,且可能形成被日军、蒋军夹击之势;(三)此时为报国立功之良机,为今之计,不妨暂与日委婉应付,但必须作积极抗战之准备,必要时以攻为守,即使失败,虽败犹荣。宋哲元看到这方案后,非常赞成,便命张克侠副参谋长本此方案积极进行抗战准备。张克侠根据中共组织的意见义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抗日思想教育,二是加强情报工作,二是争取伪军反正。此建议亦得到宋哲元赞许。受此影响,宋哲元在幕僚部下中也有积极的态度表露,表示要好好训练部队,在机会成熟时,打出山海关,收复整个东北。而抗日情绪较强烈的卜层官兵更受鼓舞,当时驻北平东交民巷的日军经常出城搞军事演习,耀武扬威,二十九军驻北平的部队毫不示弱,只要日军搞演习,第二天也要部队开出来,在日军演习的原地进行演习。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宋哲元于7月11日由山东乐陵返回天津。此时,日军因部队尚未调齐,以“和平解决”的姿态作为缓兵之计,与中国方面谈判并达成双方撤兵、恢复和平状态的协议。宋哲元抵津后,见局势趋向和缓,情绪比较乐观。第二天,接替因病去职的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的香月清司到任,宋哲元即派张自忠去见香月摸摸底,几天后又亲自偕张会晤香月。会晤归来后,宋哲元神情轻松,说是和香月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他还发表谈话:“此次芦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19日,回到北平后,宋哲元再次发表书面讲话:“此次芦沟桥事件之发生,决非中日两大民族之所愿,盖可断言。甚望中日两大民族,彼此互让,彼此相信,彼此推诚,促进东亚之和平,造人类之福祉。哲元对于此事之处理,求合法合理之解决,请大家勿信谣言,勿受挑拨,国家大事,只有静听国家解决。”同时,他下令将北平城内通街各要路口所设基本防御工事和路障全部拆除,将关闭的城门全部打开,并对各地汇寄来的大批援助抗战官兵的捐献表示谢绝。事变爆发后,副参谋长张克侠提出、经宋哲元同意的“集中兵力,断然采取主动攻势作战”的计划,也因这种“缓和”气氛而来能实行。

    但是,这时日军正在积极准备更大的军事行动。在日本国内,日首相召开了陆、海、外、藏四相紧急会议,决定动员四十万兵力侵华,在中国华北,铁路线上每天都有兵车从东北进关,塘沽港大批日军登陆并开往北平近郊,平津一带机场日军大批飞机正开始集结,装备精良的机械化部队也在向平津秘密开进。7月21日,正当宋哲元的部队从芦沟桥、衙门口、龙王庙、八宝山等地后撤,以履行讲和协议时,日军竟撕毁协议,炮击第二十九军驻宛平县,和长辛店一带的部队。25日夜,驻廊坊日军以借口向宋部进攻,遭到抵抗后,第二天晨又以猛烈炮火和十多架飞机轰炸廊坊。是.B夜,大批日军冲击北平城的广安门。于是,中日军队在北平的冲突愈演愈烈。26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向来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期撤退驻北平的第二十九军之第三十七师。宋哲元当即予以拒绝,并退回通牒。至此,宋哲元见和平无望,便明谕二十九军抗战。随即,他将情况向南京报告,表示“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共存亡”,又发出自卫守土通电。27日,日军围攻通县,进逼北平,南、北宛均在战斗。蒋介石电宋哲元:先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为基础,中央必全力增援。28日,中日双方在北平南宛和天津展开激烈战斗,第二十九军驻禾津部队和保安部队袭击了天津总站和东局子飞机场,宋部一度克复丰台和廊坊,南苑方面战事尤为惨烈,二十九军伤亡约五千官兵,不得不向后撤退,副军长佟麟阁和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相继阵亡。南苑失守,平津紊乱,日军继续进关,第二十九军的一些部队向保定东北地区集结,宋哲元于28日夜赴保定,而由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北平市长职。

    宋哲元离开北平后,第二十九军驻北平各部队和保定部队陆续撤退,30日夜全部撤出,当日北平、天津完全沦陷。此次抗战,尽管二十九军中下层官兵抗日情绪较高,但由于宋哲元等人相当一段时间里抱著「乞和”思想,在国防工事、作战物资、兵力部署等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仓卒应战,所以宋部二万多兵力竟被当时三千日军所败。

    第二十九军在芦沟桥对日军的进攻进行反击时,得到当时平津人民和全国人民以及海外华侨的赞扬和支持。可是,自从撤出北平和天津后,情况开始转变,朝野人士由失望变为责难,报纸舆论也对二十九军和宋哲元本人以很大压力。

    宋哲元到保定后,郁郁寡欢,除了国内的责难舆论外,还非常担心蒋介石乘此机会加害于他。经过反覆考虑,他向蒋介石发了一个试探性的电报,表示自己对平津形势负有责任,向中央请罪,同时请求由冯治安代理军长职务,自己暂时卸任稍事休息。不久蒋复电,电中非但避谈处分,相反有不少安慰话语,并希望他早日销假。接报后,宋哲元心境似乎好了一些。时隔不久,他又接到蒋介石要他安排好部队后赴南京会晤的电报,顿时又起疑心。为防不测,他派了亲信秦德纯去见蒋。没想到,蒋介石在与秦交谈中,没有丝毫指责宋的意思,反而慰勉有加,称赞宋这两午忍辱负重,应付得不错,为抗战争取了时间。最后,蒋还出乎意料地将第二十九军编为第一集团军,任命宋哲元为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的此举不仅消除了宋哲元的疑虑,而且使他喜出望外。据宋部将领猜测,其原因可能要追溯到上年“双十二”的“西安事变”。当时,宋哲元曾特地给张学良发过电报,请张保障蒋介石的生命安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宋又专门派秦德纯去南京对蒋表示慰问。所以,尽管宋哲元和蒋介石有矛盾,但在关键时对蒋还算忠诚。二十九军战败失地,宋哲元不受追究反被晋升,也算是蒋的一次回报。

    9月,日军主力矶谷师团又在津浦线方向上行动,南京发表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北上指挥对日作战。本来,宋哲元等均为冯的部下,对冯应能服从和敬重,但由于受人挑拨,中旬冯到达时,宋竟托病赴泰山休养去了,冯治安等也尽量避而不见,有的将领还故意不予配合,造成冯玉祥的被动。

    在泰山,宋哲元一直通过部属的电报,密切注视自己部队的情况,但无法过多干预过问前线的作战。这段期间,宋哲元所部内部矛盾重重,外部遭受打击,节节败退,情势十分不妙,10月下旬,冯玉祥满怀怨愤离开战地,返回南京。宋哲元得到消息后,身体马上“康复”了,立即下山回到总司令部。此时总司令部已退至大名,年底又转移到新乡,宋的直属部队亦在新乡集中。

    宋哲元回部队后,曾积极部署对日军出击,企图挽回局面,还很自负地说:“我们这次出击,五天攻下邢台,八天拿下石家庄。”然而,时间不长,各路部队行动迟缓,协同不力,加之大名被日军攻陷,出击计划完全落空。此后第-。集团军的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和第五十九军张自忠部,陆续被蒋介石调走,宋哲元的思想也就由“打”变为“走”,以求保存实力。1938年初,在几次与日作战中,宋哲元都是令部队稍微接触一下便撤退。秦德纯曾不理解地问宋哲元:“为什么不好好地打一打?”宋回答道:“全军为上。”秦听后笑话他:“孙子兵法的全军为上,指的是不战而届人之兵,不是不打就走呀!”宋则说道:“我们能战则战,不能战就走。”由于他抱著这种思想,所以各部队争先恐后地向后撤。新乡本是打算好好地打打的,结果也无法有效抵抗而被日军轻取。在撤退中,宋哲元一直沉着地在部队的后面,用他的话说“在这种军心不固的时候,如果不是我走在后边,各部分队伍还不知道会拉到哪里去呢。”为此,宋哲元几度遇险,有时他与日军竟近到双方都能很清楚地看到对方的程度。因此其时军中还传著宋哲元在大敌当前镇定自若的赞誉。

    1938年二、三月间,宋部溃败,宋哲元渡过黄河,到达郑州。在郑州他向蒋介石提出辞呈,蒋接受其辞职,遂将第一集团军的番号撤销,宋改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宋哲元住郑州不久便染上肝病,随后离职赴衡山休养。

    衡山休养期间,宋哲元既无实权又无实力,心境很差。他特别操心华北平津的罪责归咎问题,他时常对人念叨:“华北的事究竟是谁的责任?是不是完全由我们来负这个责任?”尤其是韩复矩被蒋介石处决这事,对他震动更为剧烈。在韩被蒋扣押起来的,宋哲元曾到蒋的面前说过情,此时不由得他不从蒋对韩的决绝联想到自己可能的结局,故而焦虑重重。后来,他找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蒋介石给他写的一封亲笔信,意思是冀察的事由宋哲元全权处理,而由中央负担一切责任。他如获至宝地把这封信收藏在身边,为的是在危急时用它充当“护身符”。在他病危时,还曾嘱咐家人要将此信编入他的传记,以便洗刷推卸他对丧失华北的责任。

    宋哲元先为肝病,后又患脑血栓,并半身麻痹,先在衡山治疗休养,后转到四川灌县,1940年初再移至绵阳,这是他二十四年前与常淑清结婚的地方。这一年4月5日,宋哲元以中风不语病逝于此地,并葬于绵阳附近的富乐山,其享年五十六岁。

    宋哲元病故后,国民政府成立了以冯玉祥为首的治丧委员会。冯玉祥在亲往吊唁时,竟扶棺大恸,说:“明轩身后太萧条,他真正做到了岳武穆所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5月18日,国民政府下令褒扬:“故陆军上将叙第二级宋哲元,追赠为陆军上将叙第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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