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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占山

    马占山(1885.11.30—1950.11.29),字秀芳,河北丰润人,陆军上将,抗日名将。

    马占山祖籍河北丰润。清朝嘉庆初年,祖父马万龙和祖母刘氏逃难来到东北.定居在怀德县毛家城镇毛家城子村西炭窑屯。后来,刘氏生下马占山的父亲马纯,一家三口过著无依尢靠的贫苦生活。

    马纯长大后,家贫如洗,长年给本屯地主扛活。后来与本屯一家刘姓的女儿结婚。他们辛勤劳动多年,买了几亩薄地,又向本屯地主租赁几亩地,维持全家生活、马纯为人老实厚道。目不识丁,婚后不久生了一男一女、男为马占山。出生于1885年11月30日。

    马占山自幼体质非常瘦弱,但由于他长年经受困苦生活的磨炼,养成了刚毅倔强的性格,而且胆量过人。七八岁时,他为本屯地主放牧,敢于习练骑马赛跑,很快成为一个精于骑术的出色牧童。

    一天,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妇领著一个十岁的女孩,来到马家乞讨。马占山的母亲刘氏问知他们姓杜,是从关内逃难过来的,见其十分可怜,便将杜氏一家留在炭窑屯定居。不久,杜老夫妇看马家人好,便把女儿杜赞义送到马家当了童养媳。

    马占山和杜家姑娘从小在一起,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是,贫困的生活给他们全家接连不断地带来了灾难。1897年间,他的母亲生下一个双胞胎。由于家中无粮,懂事的杜赞义,挎著篮子到处乞讨和求借。一次,到一家借粮,那家不但不借,反而奚落说:“人有脸,树有皮,王八还有个硬盖子,也没有像你们那样今天借明天还借……”赞义只有噙著眼泪,空手回到家中。刘氏见这情景,痛心疾首,百感交集,一气之下,得了重病。几天后,她和双胎儿女相继死去。

    刘氏死后,丢下了三十五岁的丈夫马纯和十二岁的儿子占山,还有七岁的女儿和十五岁的童养媳。为了谋生,马占山到蒙汉交界地方蒙族有钱人家放牧,换回几个铜钱,同时也使他得到了学习蒙族骑射技术的机会。几年功夫,不管什么样的烈马,他只要抓住马鬃翻身上去,都能降服。

    1903年,十九岁的马占山为了多赚点钱,回到本镇姜崴子村,为大地主姜大牙家放牧。不久,因一匹马走失,姜大牙硬说是他把马偷卖了。马占山矢口辩驳,姜就叫人把他绑送毛家城子镇警察分局,非叫马家赔马不可。警察见是大地主姜大牙送来的“偷马”人,不容分辩,立即绑住马占山两手的大拇指吊在棚顶上,拷打逼供。倔强的马占山,不管警察怎样毒打,总是说:“没偷就是没偷,打死我也没偷!”警察见拷打无效,只好将他关了起来。

    凶信传到父亲马纯和妻子杜氏耳里,翁媳急得无法,只好将自种的麦青全部卖掉,赔了姜大牙的马钱,才算了事。马占山回到家中,知情后,气愤地埋怨父亲胆小怕事。几天后,丢失了的马跑回来了,但爱钱如命的姜大牙,一口咬定马没有跑回来,不肯将马钱退回。赔了马钱挨了打的马占山,这时更是恨透了姜大牙,他决心要报仇雪恨,于是瞒著父亲和妻子,离家落草去了。

    他被逼上黑虎山(即哈拉巴喇山)后,结识了早巳在这里落草为寇的“兄弟”数十人。由于他精明强干,兼有一身善于骑射的好功夫,加上他为人豪爽,讲义气,不久便被推为头目,过著占山为王的草莽生活。

    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马占山带著十几个“弟兄”闯进姜大牙家。姜家的人见势不妙,一齐跪倒在地上,向马占山叩头求饶,承认过去的罪过,说:“要什么都可以,留命就行!”马占山狠狠地痛打了姜大牙一顿,警告他说:“今天不杀死你,让你们这些有钱有势的东西,认识认识老子们的厉害!”

    1904年,日俄战争在我国东北爆发。马占山亲眼看到家乡民众遭受到帝国主义蹂躏的苦难,非常愤慨,再也不愿在绿林中混迹下去,决心寻找一条出路,为民族立功建业。

    日俄战争结束后,沙俄侵略军撤出怀德一带。清政府为恢复对地方的统治,发布了收编民团,招抚“绿林好汉”的通令。马占山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金盆洗手”,带领手下数十名“弟兄”,下山接受清政府收编。地方官看中马占山是个人物,便委任他为游击队的哨官。从此,他开始了新的行伍生活。

    1908年,马占山的游击队,被进驻昌图府的提督张勋收编为清政府的直属部队。不久,马占山在追击陶克陶胡和白音大赉两股叛匪中,显露了头角。特别是他的枪法和骑马作战的技能,十分出众。在一次追击战斗中,他一马当先,紧追不舍,几个叛匪齐向他射击,只见他在飞奔的战马上身子一斜就钻到了马肚侧面,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可一忽儿,他迫近逃敌,脚挽马蹬,将头探在马首下,叭叭的几枪,几个敌人应声坠马,部下无不为之惊服。在这次剿匪中,他率领的马队冲锋陷阵,一直追逐到八百余里之外大兴安岭的索伦,取得了剿灭叛匪的最后胜利,立了战功。

    马占山待人“侠肝义胆,见义勇为”。他常对人说:“朋友有困难,等他来始帮助,那不是朋友。”人们也都说他“凡出一言,行必践之,不知虚假。性虽刚直,心实慈善。”因而他交的朋友很多。几年行伍生活的磨炼,使他成为一个颇具作战经验的小军官。1911年,他得到清军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的赏识,吴任他为四营中哨哨长。自此,随著吴的青云直上,马占山也步步高升。

    1913年,吴俊升部改编为中央骑兵第二旅,吴任旅长,马占山擢升为该旅第三团少校连长。1916年,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蒙古巴布扎布,纠集四五千人,由海拉尔一带南下窜扰,企图在东北建立所谓“满蒙帝国”。同年7月,巴市扎布又打起“勤王师扶国军”旗号,反对张作霖,张即命吴俊升率部镇压。马占山受吴的指挥,在突泉激战中,以少胜多,毙匪徒五百余人。因剿匪有功,被提升为营长。两年后,他跟随吴俊升督军赴黑龙江省驻防,升任团长。1925年,他被任命为第十七师第五旅旅长。不久,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马旅调至河南新乡驻防。直奉战争结束后,马部回防东北。途中,他“目睹民众当兵燹之余,疫死枕籍,遂减马粮之半,分赠民众。”11月,爆发了郭松龄倒戈事件。马占山率部至新民县境的白旗堡附近,将郭军击败,并乘胜向营口方向追击。不久,活捉郭松龄和其夫人韩云秀,受张作霖之命,马部之营长王永清将郭夫妇就地枪决。由于对郭作战有功,马占山于次年被张作霖任命为骑兵第十七师师长,旋又提为骑兵第二军军长。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后,他被调任黑河警备司令。

    马占山随著官运亨通,军阀的恶习日益滋长起来。他抽大烟成了嗜好,“一日都不可缺少。”而且他和一般军阀一样,嫖女人,娶小老婆。除了原配杜夫人外,另娶有四房姨太太。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兵不血刃地侵占了我国东北辽宁、吉林两省,接著又于11月3日集中兵力向我黑龙江省大举进犯。马占山率部奋起抗击,血战江桥,重创日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

    马占山对日寇侵略我国东北的行为,早已积愤于胸。还在1928年6月4日,日寇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和他的老上司吴俊升,他就誓言要“公仇私恨,必报复之”。“九·一八”前,日军在东北挑衅,他对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不予抵抗,力避冲突”,极为不满。“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又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外交涉,听候中央处理。”马占山埋怨张学良不该执行这一不抵抗主义政策,使东北军有的不战而溃,有的不战而降,国土沦陷,民众遭殃。当日军准备向黑龙江省大举进犯时,他突然接到张学良任命他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的委电,心情十分激动,决心与日寇血战一场。他认为日军进犯,来者不善,一场死战难以避免,但国难当头,不能退缩,即使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10月19日,他果断地率步兵李青山团来到省城齐齐哈尔。

    20日下午,马占山在省府新建成的大礼堂举行就职典礼,与会官员及来宾约三百人。日本驻黑龙江省领事清水八百一世混进会堂,假惺惺地表示祝贺,以刺探马占山的动静。大会开始,马占山正式宣布就职视事,并在会上说:“目前最重要问题,即为维持地方治安,望各位群策群力,共相赞助,各司其事,各尽其职。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治安者,决以全力铲除之,以尽我保卫之责。”会后,他分别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各院部会,北平张副司令、锦州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各省、市,及黑龙江省各县发出通电:“占山遵电令于本月20日驰抵省垣,就职视事。当兹边围垂危,干钧一发,牺牲所惜,陨越堪虞,惟望远锡箴视……”表示保卫国土的决心。

    他就职后,即任命朴炳珊为黑龙江省城警备司令,著其严行防范,加强治安工作,并募编步兵一个团,充实省防兵力,他报请张学良批准,将原兴安屯垦军步、炮约四团兵力,改编为新编黑龙江省省防第一混成旅,委任苑崇谷为旅长,调驻富拉尔基,加强对付景星方面来犯之敌。他命董文瑞代替自动辞职的汪伯城省府秘书长职务。并指示董,召开各行各业代表会议,恢复金融及地方治安事宜;通谕各商不得任意提高物价,囤积居奇,扰乱国计民生,否则严惩不贷;将各商组织起来,由商民组织自卫团,实行互保,武器由官厅发给,团兵由商号摊派,一切开支经费,亦由商家分担。为了振武扬威,激励将士,瓦解叛军,他发出悬赏张海鹏首级的布告。他在布告中指出:“张海鹏,老迈昏愦,贪利卖国,乘外患紧张之时,勾结外人争政权,实为国人所共弃。”“至此次张贼叛变,罪止张贼一身,其部下如不反抗国军,决不横加诛连。尔军民人等,如能将张贼活擒来辕献俘,或携其首级来献者,在职军人立即加升二级,并奖大洋一万元,百姓赏大洋二万元。”

    马占山刚到省城,日本关东军就对他进行恫吓。26日,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馆武官林义秀等人,突然来到省府要见马占山,并致书说:“考察现在之时局,如欲避免战祸,维持地方治安,其唯一方法为马主席即行下野,同时将黑省政府交与张海鹏……此外决无良策。”马占山将此书抛至一旁,拒绝答复。27日,林义秀等人又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离江桥,并保证日方修理江桥人员的安全。马占山立即回答说:“南满铁路对于洮昂路仅有借款关系,债权者不能代债务者修理工程,且洮昂路并非江省政府所属,不能代为承认由满铁兴修,可由江省政府代为通知洮昂路自行修理可也。”林义秀等人无言以对,悻悻而去。但日寇决不就此罢休,紧接著通牒马占山:“嫩江桥不得为战术上使用;至11月3日止,南北两军务由桥梁撤退十公里以外地点,至修竣为止;不承认上述要求或防碍修理者,认为对日军有敌意,即行使武力。”

    面临日寇军事进攻的严重局面,他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应敌之策。会议中,大汉奸赵仲仁认为,日寇来势凶猛,不可抗御,主张撤出阵地。并说:“咸以库空如洗,兵无利器,请马氏顾全地方,欢迎张海鹏。”马占山听了赵仲仁的投降论调,按捺不住心头的火气,拍案大怒,声色俱厉地说:“吾奉令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不能为降将军。且吾出身绿林,位重未阁,亦何惜一死……”“不抵抗主义,无殊拱手让人,若积极抵抗,子我全力,尚有几希挽回之望。”现“已到间不容发之时,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不战而亡,何如誓死一拼以尽天职。”此时,卫队团长徐宝珍立即站起,掏出手枪大声疾呼:“在座诸公,有敢言降者诸死之……”会后,马占山当即调东北屯垦军少将统带苑崇谷率领步兵三团、骑兵一团、炮兵一营,由景星绕道来省,开驻大兴以西布防,调骑兵到富拉尔基以西,对景星方面加强警戒,以待来犯之敌。

    江桥位于三间房、泰来之间,是洮昂铁路跨越嫩江的必经之道,南北交通要冲。日本帝国主义要进犯黑龙江省省城,首先必须占领江桥阵地。11月4日,日军以飞机七架掩护,派兵四千,在四列铁甲车和数十门山炮配合下,向江桥、大兴车站发起猛烈攻击。马占山立即命令守军奋起还击,声震中外的嫩江河畔的血战遂全面爆发。马占山率先垂范,亲临前线指挥。在他的激励下,全体官兵视死如归,与敌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反覆冲杀,屡挫敌锋。

    日寇向江桥阵地的多次攻击被打退后,于当日黄昏侦知江岸无人防守,遂驾百余艘船偷渡而来。马占山察知后,令徐宝珍的卫队团潜伏于江岸蒿草里,以伏击战法打击靠岸之敌。徐部遵照他的指示,设下伏兵,待敌刚一靠岸下船,突然枪炮齐射,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人仰船翻,血染江水,狼狈溃逃。5日,日寇变更部署,驱使张海鹏的伪军为前队,日军在后督饬向马部猛攻。马占山命吴松林旅和徐宝珍卫队团,坚决扼守桥头和江岸阵地,顽强抗住敌伪攻击,并命张殿九的步兵第一旅由昂昂溪南下增援。正当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刻,第一旅前锋部队适时赶到,守军全体官兵顿时上气大振,越战越勇,与敌反覆冲杀,终于在午后2时,将敌击退。据日方发表,这一天的苦斗,日伪死伤官兵一千四百余人。

    日寇不甘心失败,星夜从四洮路调来援军。6日晨,日军以滨本步兵联队、高波骑兵联队和张海鹏的伪军三千余人,配以重、野炮五十余门、飞机八架和铁甲车四列,向马部展开更猛烈的攻击,形势异常危急。马占山立即赶到前线阵地,在硝烟弥漫的火线上,他不顾空中飞机轰炸和地面枪炮射击,泰然自若地指挥作战。激战至十时,他见敌我反覆争夺,僵持不下,即令骑兵为先锋,迂回包围江桥南侧日军。快速的骑兵部队抄至敌侧后,迅猛地横冲直杀,与正面守军合力歼击,致日军滨本步兵联队几乎被全歼,高波骑兵联队亦伤亡殆尽。紧接著,他赶赴江桥北部邺河套一带指挥,命张殿九旅增援守军实施反击,又将张伪军击溃。这一天的血战,在马占山的灵活指挥下,日伪军被打得狼狈不堪。日军哀叹是自到东北以来空前损失的一次。

    此战虽胜,但马占山清醒地看到形势的发展日趋严重。连日的激战,敌机狂轰滥炸,重炮齐轰,工事全部毁坏,江桥阵地已无屏障可守,部队又伤亡甚重,一时得不到补充;日军虽败,但已调来精锐之师长谷旅团和天野旅团,在敌我力量悬殊之下,如下采取断然措施,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于是他当机立断,将主力部队乘夜撤至三间房、红旗营子整顿,以利再战。

    江桥抗战,马占山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政策,进行武装抗日,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各地人民、各界人士、爱国学生寄发的电文和慰问信,有如雪片飞来。各界慰问团携带猪、羊等慰劳品和现洋,奔赴前线,慰问马部全体官兵。北平抗日救国会的电文说:“此次暴日侵我黑省,举国同愤,将军保土卫民,孤军血战,忠勇义烈,钦佩莫名,尚祈整饰军旅,继续奋斗,收复失地,还我河山……”上海《生活周刊》给马占山的专电说:“奋勇抗战,义薄云霄,全国感泣,人心振奋。”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特制“马占山牌”香烟,畅销中外。当时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诗人陶行知写了一首《敬赠马占山主席》诗:

    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手抛日球归常轨,十二金牌召不回。

    世界各国的报刊,对江桥抗战也大加评论。《京津泰晤士报》社论中说:马占山是“在充满灾难的中国里,中国高级官吏堪称道仅有的一人……”来自四面八方的慰问电和声援信,把马占山誉为“抗日英雄”,这更激起他的爱国热情。

    他率部退至三间房后,鉴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又是孤军奋战,后继无援,只好变攻为守,重新调整部署,组成三道防线,阻止敌人的进攻,并电请国民政府,火速予以增援。他在电文中说:“占山守土有责,一息尚存,决不使失寸尺之地,沦于异族。惟有本我初衷,誓与周旋,始终坚持,绝不屈让”;最后,他恳请国民政府和“全国父老努力振作,以救危亡。”

    江桥一战,日伪军伤亡惨重,一时援军未到,兵力不足,乃由军事进攻为主的方针,改为政治攻势为主、军事为辅的方针,对马部施加压力。自马占山退至三间房后,日军每天以少数骑兵实施骚扰,配合飞机低空轰炸,使马各部时刻处于应战状态,得不到休整时间。同时大肆宣传,说马占山所以打败了日军,是“与苏俄密结”,“俄人加入作战,,的结果,妄图挑动抗日武装内部的混乱。马当即通电说:“所有布置前方者,仅我数千久共患难之将士,为国捐躯,亦正我军人应尽之天职,并无求援外人之事……”义正辞严地予以驳斥。日军还制造谣言说:“由于马占山与张海鹏打仗,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清水八百一遇害。”企图借此引起国际舆论的压力。消息传开后,张学良怕引起国际争端,致电黑省当局询问真相。马复电说:“江省日领事清水八百一,现仍安居江省恒,并无危害情况。”他人捏词反宣传……太无根据。”日寇的各种伎俩被马占山揭破后,其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步兵少佐林义秀,日特海西,接连三次发出通告书,要挟马占山立即下野,将黑省政权移交张伪海鹏。对此,马占山和谢珂于11月10日发出灰电,使全国人民和国民政府了解黑省军民抗战的真实情况,灰电发出后,立即得到国内爱国同胞的热情赞助和声援。张学良也致电嘉奖他:自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和军事总指挥以来,“亲临阵地,威声传播,中外交推。”并任命他为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所驻黑省军队一律归其节制指挥。

    日军的政治攻势被马占山粉碎后,接著,又开始了强大的军事攻势。12日,日寇调关东军劲旅多门师团所属步兵第四、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七十联队,骑兵第二、第二十八联队,野炮兵第二十六联队等部队,向马部展开攻势。日军先以骑、炮兵连队约五百余人,向乌诺头,张花园等处进行试探性的攻击,被守军吴松林旅击退。紧接著,以天野、长谷两旅团长分别为左、右翼指挥,满铁守备司令森连为中路指挥,督部众七千余人,在炮兵和八十架飞机支援下,采取大包围态势向三间房守军进逼。马占山采取守反结合的战术,连续挫败敌人的攻势。14日的一场反击战,将敌击退三十余里。但日军不断增加兵力,战斗越来越激烈。战至18日,马部所剩不过二千余人,新立屯、大兴站、昂昂溪等阵地先后失守,而且弹尽粮绝,后方无援,腹背受敌,无法再战,被迫率部退到省城齐齐哈尔。

    他率部撤退前,接到叛逆张景惠的电话。张对马说:“无论如何,兵士先退,君可不退,留在省城,与日军从长计议。”他回答说:“占山自信系一好男儿,绝不降日本;阁下如降日本,则人各有志,不必相强,断然拒绝了张逆的诱降。

    20日,马占山率部到达克山。张景惠又派张南均、李含川至克山劝马降日。马忿然地对他们说:“张系东北老长官,一切措施如不受日军支配,则吾甘愿听其驱使;否则,为亡国奴之奴,吾决不干,且以应付敌人之方法应付之!”讲得张、李二人赧然而去。

    19日,日军自长春调来的增援部队到达后,立刻向马部进攻,妄图一举攻入齐齐哈尔。马占山见省城无险可守;为保存抗日力量,乃一面抵抗,一面率军政两署作有计划的撤退,20日到达克山。22日,他将北上的部队集中扼守塔哈尔河、宁年站、富海站、泰安镇,鳌龙沟诸要点,采取以守为主,相机出击的战术,阻滞敌军进攻,掩护其在海伦重组抗战政府,以利领导全省军民进行抗敌斗争。

    海伦抗战政府成立后,马占山积极向国内外宣传坚决抗日的主张和抗战决心;整顿军事,编组新军。他委任苑崇谷为步兵总指挥,程志远为骑兵总指挥。将来自省内外自愿参加抗战的人员,充实作战部队,并新编了一个一千五百人的“学生团”。他给正在广东召开的反蒋派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陷电说:“东北若失,国将不国,才恳积极设法消弭党见,唤起民众,一致对外,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地位,党国庶有豸呼尸

    江桥抗战后,马占山的兵力损失了三分之一,军械粮饷、财经等方面极为困难,在这种极端困苦的条件下,虽有广大爱国同胞的支持和捐助,但得不到民国中央政府一枪一弹、一兵一卒的支援,退到海伦后,日寇多门二郎师团,继续调其步兵第四、十六、二十九、七十九联队,骑兵第二、第二十八联队,野炮兵第二十六联队等主力,从齐齐哈尔出发,由呼海、齐克两路向马占山部实施夹攻。12月1日,日寇从北宁路调来的铃木旅团已源源开到,并纠合张海鹏伪军,齐向马部袭来。至13日,尽管马部连日奋战,但已陷于日寇重重包围之中。为了摆脱困境,他向民国中央政府主席林森、外交部长陈友仁急电呼吁,希望中央早作决策,以挽救黑龙江省之存亡。他在电文中说:“江省情形,已如釜底游鱼,环境实属危险”。“惟恳迅即决策。设法交涉,以解危亡。”但电报发出后,有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他遂集中兵力于塔哈尔、林家甸主要方向,对付不适应北满滴水成冰的严寒气候的铃木旅团。在17、18两日的激战中,马部勇猛反击,毙伤日军三千余人,迫其后退。此时,日寇主力尚在辽西,多门二郎师团和铃木旅团遭此一击,一时不敢轻举妄进,就地防守,以待援军。马占山认为,战局相持只是暂时现象,日寇援军一到,结局不可设想。他见省城空虚,便调程、苑、吴各部,集中于齐克路,准备以攻其不备的突然行动,夺回齐齐哈尔,力争主动。他把这一计划报请北平的张学良,但迟迟未得到答复,只好将调集的兵力暂驻于鳖龙沟、宁年两地待命。

    马占山反攻齐齐哈尔的企图,很快被敌人发觉。但此时,日本内部对解决马占山的办法发生分歧。侵略东北的关东军主张,调集重兵对马部“一气呵成”,“予以歼灭之”;而陆军部则主张“使其不战而屈服乃是上策”,要以溥仪为首的汉奸、亲日派,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认为对拥有实力的马占山,如能使之就范,较张海鹏、张景惠之流更为得力。于是,日寇在调兵遣将进行军事进攻为主的同时,仍千方百计对马占山进行诱降。

    这时,马占山部全体官兵斗志未减,他们仍希望民国中央政府赶快组织或调集各地义勇军,收复失地。1932年2月4日,马占山和全体将领联名发出支电,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弱点,认为日本侵略者是可以击败的。马占山在电文中指出:“倾日本全国陆军不能与吉黑军及义勇军决最后之雌雄,天津则被击于保安队,一蹶不振,锦西则被义勇军截击,至再至之,倾日本全国之海军,而不得逞于上海一隅,提襟见肘,伎俩已穷”;“日本主幼臣强,藩国以牍武为兢政发财之捷径,内阁太阿倒持不能统一政局,政象荡激迭见,意见至为分歧。北煽白俄以启衅于苏俄,虽为一种阻俄助华之用意,远摈国联以动列强之隐怒,实无异效当年之德意志而自杀。忽而热吉,忽而津沽,忽而泸宁,忽而汕粤,其军事步骤及程序,似已全盘俱乱,毫无主张”;“重洋渡战,接应为难,中国军事家最喜背孤击虚,最忌背虚击孤。以此种理例证之,日本虽三次用纳音属金流年对外之作战,而本年形势终必大败,无可讳言。”他认为自救办法,“宜仿今上海人士自救之新法,有钱者醵金助饷,无钱者出命赴敌,买头买牍,典簪易弹;由各省纯粹人民自治团体,召集义勇军大省五万人,小省二三万人,大市一万人,小市三五千人,咄嗟之间,一百万义勇军,不难即日集合完竣。”“以上三十万人助江海各岸,以七十万人开赴山海关外”,“首先驱逐东三省日军,恢复失地;继则索回台湾,扶助韩国独立,悬此目的,不达不止。”

    此电发出后,得到海内外有识之士的赞许,但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方针下,马占山的抗日主张遭到了国民政府的摈斥。而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加紧对马占山施加军事压力和诱降攻势。日寇从锦州调遣部队北上后,使多门二郎师团、铃木旅团得到了增援,立刻以重兵压境之势,向马部缩小包围圈,步步紧逼。马部顿时处于聚而被歼的危险境地。

    日伪对马占山的诱降,在江桥抗战时就已开始。溥仪曾以封马为北路总司令做诱饵,劝他归顺日本。乃至马退到海伦,在受到日伪包围威胁后,进行劝降活动的汉奸,特务更是接踵而来。日寇见多次对马诱降均未得逞,便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为首,率领随从及《朝日新闻》、《明新闻》和英、法、德等国记者,在汉奸赵仲仁的导引下,不顾马占山的反对,强行过江会谈。当晚,马占山首先分别接见了中、外记者团。他对记者说:“无论日人如何前来利诱威胁,我绝不能为降将军,或与日方妥协。”他还要求记者发表消息要一致,以免因日人来此而使外界发生误会。直到午夜12时,才接见板垣等人。板垣向马占山提出:“双方以前冲突,已成过去,此后当各不相犯,以保持东亚和平;东北地方在目前环境支配下,中日两方确应有彻底合作之必要。……希望贵主席能变更抗日举动,对于关东军之真意,予以完全同意。……仍将黑省军政权交由贵主席担任。”马回答说:“关于贵代表所提第一项,本主席极端赞成。……关于第二项,本主席亦极表同意,但必须尊重中国之主权,为诚意的亲善。东省为中国领土,黑龙江此次所采取之行动,纯属自卫,本主席只知中国中央政府,不知其他。……”

    会谈后的第二天,日伪报刊大肆渲染,用大型合影照片,确证马占山投降无疑。对此,他于9日发表通电,澄清事实真象。电文说:“占山一介武夫,忝主省权,上维国家依畀之殷,下凛同胞责望之切,守土系属天职,自卫斯为神圣。敌军入寇,不拒奚为?……惟有谨率我黑省民众从事自救,此身存在誓不屈服。夫人孰不死,与其奴颜婢膝以苟生,曷若救国为民而早死,此中去从,已见决心……”

    正在日伪频繁地向马占山诱降时,东铁护路军司令丁超和依兰镇守使李杜,率部加入了哈尔滨的抗日军冯占海部,在哈尔滨正式成立抗日自卫军,并派人联络马部共同对敌。对此,他欣然赞同,答应派兵过江增援,并补助枪弹五十万发。1932年2月4日,日军集中兵力,分两路向哈尔滨推进,抗日自卫军奋起抗击。马占山闻讯后,当即派苑崇谷旅前往助战,但苑旅行至何家沟附近,不意遭日军袭击,伤亡甚重,前进受阻。5日,丁、李二部被迫退至宾县,哈尔滨为日寇占领。

    马占山见丁、李二部失败,苑旅伤亡甚重,部队有被日军包抄的危险,极为震惊,决心找个“急救法子”,保存抗日力量。他曾说:“我看不行了,非想法子不可,不缓和一下,全军有覆灭的可能。我于是决心假投降,同小鬼子较一较智能”,“以便整理部队与他们再拼。”一天早晨,他突然过江到哈尔滨会见多门,谈判息战和处理黑龙江省的条件。

    会见时,多门问马占山,你以前为什么同日军打仗,现在又因为什;么来找他?马占山理直气壮地回答:“因为你们欺侮我们中国人,所以打你们,不管胜败,必叫你们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但是众寡悬殊,打不过你们,只好同你和。”当多门问到嫩江一战,日军被打得很惨,现在一个人来,怕不怕日军报仇时,马占山毫不在意地说:“怕什么!顶大不过一个死,可是我从打你们那天起,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这时,多门问马占山对黑龙江省的处理意见,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日本没有领土野心;第二日本在黑龙江不得驻兵;第三黑龙江省的内政日本不得干涉。“你们若是能照这三条办,我便同你们讲和;若是真不能照这个办,我至死也不答应。你们放我回去,我固然打你们;你们不放我回去,我的部下也是绝对打你们。”多门立即答应履行条件,并向关东军司令部汇报与马占山会见的情况。日寇认为马占山有被拉拢过来的可能,于是进一步对他施加逼降的压力。

    这时,汉奸张景惠在哈尔滨叫喊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以自救;臧式毅在沈阳高唱“联省自治”。2月6日,马占山即接受张景惠的劝说,响应臧式毅的“联省自治”号召。16日到沈阳参加了“四巨头”(马占山、张景惠、臧式毅、熙洽)会议。他这个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土匪出身、没上过学、矮个子、有特色的泥鳅相、北满的统治者……”,一跨进会厅,立即被中外记者包围得水泄不通,抢著为他拍照。

    他见这次会议并没有讨论“联省自治,”而是通过所谓“新国家”建设大纲,知自己中了圈套,便声称头痛,抱病不起,没有参加起草所谓“独立宣言”和签字。18日,他返回海伦。24日,就任伪省长。3月8日,日本的土肥约他去长春接溥仪。9日,他参加伪国成立典礼,被委任为伪军政部长兼黑龙江省省长。

    在他就任伪省长的第二天,日方发出公函,要马对黑省一切事务不得擅自作主,必须取得顾问同意始能实行。伪满洲国成立后,各省之总务、警务两厅长都要由日本人充任。马占山对这些要求既不敢拒绝,又不愿接受,迟迟不予照办。自此日本顾问对他大为不满,迭次提出要挟。他感到在日人的严厉控制下,实在难以自存。同时,日方还要编遣他的军队;又传闻日方将追查他在江桥抗战时所领军费和所得捐款的下落。这些更使他疑惧交织,惶惑不安,遂起出走之心。

    适在此时,张学良派韩立如潜回齐齐哈尔,劝说马占山反正,并将国联调查团将来东北调查的消息告诉了他。马占山听到这一消息,极为振奋,认为时机已到,遂决定率领抗日部队出走。为了麻痹敌人,他毫不露声色,一连三天,在日本满铁公所(日人淫乐场所)“召妓侑酒,竹战连圈(打麻将),闹至深霄,竟不回署”,并扬言“英雄用武无地,特以醇酒妇人终志”,“使日人对彼果不之疑。”

    为制造出走的机会,他还以视察部队为名,派少将参议韩述彭赴拜泉、海伦一带巡视,暗示韩捏报部队不稳,有哗变征兆的消息。

    3月31日,马占山见日人已对他放松警惕,便将黑省盐款一千四百万元,呼海铁路借款金票七百万元,收税款三百万元一并提出,调集军用汽车十二辆,将重要物资和军马三百匹悄悄运走。4月1日晨,他率领第三旅官兵二百余人,携带两署并防印信、重要文件、军饷、办公费及重要物资,“乘夜色迷茫,晨星未坠,迳趋北门,拔关而出”。为了麻痹日寇,他事先派人到拜泉、海伦、黑河等地,按日发电给省城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其中一电报称:“占山兹以拜泉及视察防军有哗变之消息,为抚慰防务起见,必须亲往一行,迟二三日由哈尔滨绕道回省,临行匆促,未及亲辞,殊甚歉仄,两日之内,即可旋省,所有军民两政,暂由参谋长张文铸、秘书长董继武分别代行。至省垣秩序,著骑兵第一旅长程志远负责维持。”就这样,他智脱日寇,远走高飞,于7日抵达黑河,通电反正。

    马占山出脱日本的控制后,重新举起抗日大旗,驰骋于东北边陲的抗日疆场上。

    他离开齐齐哈尔省城后,当即发电给活跃于哈尔滨附近的李杜、丁超、宫长海、李海青诸抗日将领,约于三日内派员或本人齐集于拜泉会晤,研究抗日大计。4月2日,他低达克山后,召开了营团以上军官会议。在会上,他作了激动心弦的讲话。他说:“余因不甘心为亡国奴,特设计出脱日人之圈套,而与我甘苦共尝之诸兄弟,重聚于此间。余前此对日停战言和,实系顺应环境之一种权变手段”。“吾值此生死关头,亟宜痛下决心,团结一致,奋斗到底,贯彻初衷。益以强权世界,公理正道,昧而不伸,唯有铁血,始堪自卫,徒恃衷叹,焉有人生。况分属军人,志在以身报国,苟有一线之机不减。自应鼓舞勇气,而为国家尽其最后之牺牲。……至余个人之毁誉得失,实无暇顾及,且亦不必顾及。余一生之道德观,有两言可以概括之,即生命付诸造化,名誉但间良心。昔日江桥鏖战之马占山固如此,今日退驻黑河之马占山仍如此,推而至于肝脑涂地后之马占山,亦莫如此……”

    3日,马占山抵拜泉时,李杜、丁超等各部代表均已会齐。他即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对日联合作战问题。他认为,东北各地的抗日浪潮,彼伏此起,日益走向高潮;但主要问题是分散作战,易被敌各个击破。只有联合行动,方能制服日寇,保以自存。到会代表一致同意他的意见,决定分南、中、北三路军,统一指挥,主动进攻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之敌,与日寇进行决战。

    7日,他到达黑河,重新组织黑龙江省政府和军署机关,并以东北边防副司令兼省主席名义,通令各县:所有行政系统,一律听从黑省政府之领导,“违者以叛国沦罪。”接著,他将绥兰路的部队调回嫩江,加强与黑河:厅面的联系;将原窦联芳所率的五个保甲大队,改编为三个步兵旅,每旅配发机枪四十挺,大炮五门;电召潜居呼伦的苑崇谷和在齐齐哈尔的暂编第二旅速至黑河待命。

    5月初,他返回海伦,联合黑吉两省抗日义勇军进攻哈尔滨。此时,活跃于黑省东部的民团、抗日义勇军,计有七万余人。他们联合省内各县抗日力量,成立了黑龙江救国军,并一致推马占山为总司令。15日,他亲自统率三军,并兼前敌总司令,吴松林为副总司令,石兰斌为前敌总指挥,向哈尔滨方向挺进。23日,由于马部出敌不意,在呼兰地区将日寇打得大败,一气将敌驱至松花江边。不料,作为内应的马占山旧部程志远,在关键时刻为日寇收买,叛国投敌,率部反戈回击,切断了呼海路上的各支抗日部队,援救了退哈之日军。

    溃退的日寇得到程部叛军的掩护后,即调天野旅团、平贺旅团、广赖师团和伪军张海鹏、程志远部,在飞机轰炸配合下,向位於呼海线的马占山部发动了强大的攻势。由于敌强我弱,呼兰、绥化、兰西等地相继失守,马部被迫退到通化,望奎一带。31日,马在海伦召开会议,决定在强敌进攻面前,采取能守即守,不能守就走,在运动中出其不意、击其不备的机动战术,与敌转战。但当马部攻入安达县境后,日伪军突然向海伦方向推进,6月3日,海伦失守。此后,马率部向省城齐齐哈尔方向推进,转战齐克路。7月“日,日寇第十四师团和第八师团,向马部发起总攻,经过三昼夜激战,马部伤亡很大,突围后转入深山——兴安岭,但日寇尾随紧迫,不久,马部又被重重包围。一场激战,部队被打散,而且伤亡惨重,马占山身边仅剩下官兵五人。后来,他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只剩十一粒子弹,加其余五人,子弹也不足百粒,他们搜山,我们藏于树内。眼见有八个日本兵托著枪,凶神似的,一步一步搜来。……我们看他们行近,一枪一个,将八个全打死,又拾起他们的枪,用他们的子弹,打出重围。”负责携带关防印信的少将参议韩述彭,在突围中不幸壮烈牺牲。韩参议人矮小,五十来岁,鼻下留著胡须,很像马占山,又带著马占山的名章和关防印信,日人误认为是马占山。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得知马占山已被击毙的消息,高兴若狂,立即向东京陆军省和天皇报功请赏。

    马占山突围后,收集余部不到百人,潜入大青山,以草根树皮充饥,历尽千辛万苦,在密林中辗转了五十多天,才脱离险境,到达龙门县。9月9日,马在龙门县联络各路义军,于10月16日兵分三路攻打齐齐哈尔,但终因敌强我弱,兵力分散而节节败退。紧接著,他又将各路义军集结于拜泉、明水、青冈、巴彦、讷河等地,似于12月初分六路进击黑省敌寇。但由于事先暴露了计划,日寇先发制人,集中重兵,分七路向拜泉进逼。马部与苏炳文部被敌分割,互相不能应援,12月3日,苏炳文、张殿九部战败退入苏联。不久,马部孤立难支,也被迫退入苏境。

    先后进入苏境的马占山、苏炳文等部抗日官兵,共达三万余人。后经两国政府商定,分八批借道新疆,转回内地继续抗日。但当他们回到新疆后,即被国民党政府改编为新疆地方部队。马占山、苏炳文等高级将领,在游历了苏联、波兰、德国、意大利、印度、新加坡后,于1933年6月6日,经香港回到上海。

    在上海期间,马占山见热河失守,长城抗战失败,华北危急,决心“请缨”再战。当探知蒋介石在庐山,他便亲自上庐山找蒋。在蒋接见时,他劈头就说:“我这次找蒋委员长是来要碗饭吃的……”弄得蒋介石十分尴尬,便委任他一个军事委员会委员的空衔,每月薪俸大洋五百元。请缨不就,却获得蒋介石的“恩赐”俸禄,马占山哭笑不得。不久,便离开南方,回到他的家属住地天津。

    他的女儿马玉文、女婿陶英麟也居住在天津。当时,河北省的省长为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于将他家安住在英租界,并派人保护。所以,尽管日本特务机关在暗中盯梢,几次对他下毒手都未得逞。1935年初的一天晚上,日密探侦知马占山在公馆打牌,遂由四男一女组成暗杀小组,约定以女密探手势为信号,将手榴弹从窗口掷进去。这天晚上幸好于学忠也在这里打牌,于忽然得到天津警察局宁局长的报告,说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五人暗杀小组,将要在今天晚上炸毁马公馆。于问知暗杀小组的行动计划后,立即派人将五个特务抓住,对其中告密的马跛子赏大洋五百元,其余四个当即枪毙。

    日特机关密谋暗杀不成,就变换手法,勾结石友三,在一家舞厅上绑架了马占山的长子马奎。石通知马,要交出一百万元才能赎回,逼马离开天津。他听到此事,十分恼火,拍案大骂:别说一百元,就是五万元也不给。并登报声明:“马奎平时吃喝嫖赌无所下为,已脱离父子关系,对马奎的一切概不负责……”

    没过几天,有一个姓马的老“乞丐”,说是到天津找他的儿子马占山。走到马公馆门前,也不打招呼就闯进内宅,硬说马占山是他的儿子。马占山耐心向他解释,老“乞丐”便大吵大闹起来,马占山只好叫人将他轰出门外。但这老“乞丐”在日特机关支使下,每天都到马家门口大骂不停,并到法院控告马占山不孝忤逆,要法院传讯,法医验血,以证明父子关系。日特机关还登报大肆宣扬,企图弄得满城风雨,将马占山搞臭,驱出天津。

    他在天津期间,与东北爱国人士杜重远、阎宝航、栗又文等交往甚密。在共产党员孙达生等的影响下,他承诺联络张学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对孙说:在武汉见到张学良时,就批评了张旅欧回国后,不该宣传法西斯能救中国,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参加“剿共”内战。他还说:“东北军参加打共产党是无期徒刑,是卖命换饭吃。共产党打不完,东北军先消灭光了。必须设法保存这点老本,争取早日打回东北去。”

    1936年12月,马占山到达西安、赞助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爱国行动,参与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他在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上联署,并被张委任为骑兵总指挥。张学良送蒋回南京被扣留后,马占山于29日回到天津。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马占山从天津赶到南京,向蒋介石请命抗战。是年8月21日,他被蒋任命为东北挺进军司令,兼管东北四省招抚事宜。他受命后,非常兴奋地对随从张凤岐等人说:“你们今天也要杀敌,明天也要杀敌,这回敌人杀到我们头上来了,赶快收拾,随同我到前线上杀敌吧 !”24日,他到达大同,即著手以刘桂五的中央骑兵第六师和李大超的国民兵团为骨干,编组挺进军,成立挺进军司令部。在大同时,他重视开展政治攻心战,瓦解伪军,先后招抚和收编了大量伪蒙军,壮大了挺进军的力量。他将张海涛部改编为特务营,吕存义部改编为第一骑兵旅,井得泉部改编为新骑兵第三师,白海峰部改编为骑兵第一团,韩宇春和扬毓青部合编为骑兵第三旅,慕兴亚部为新编骑兵第五师。自此,他率领这支挺进军,参加了绥远保卫战,长期转战于阴山山脉和黄河之滨,坚持抗战到胜利。

    绥远地区辖有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东部和归绥、包头等地。日军侵占天津后,派其板垣师团和酒井机械化部队,纠合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和李守信、王英等伪蒙军侵入察哈尔、绥远地区。8月29日,张家口失守。9月13日,日军进攻大同,刚刚组建挺进军的马占山猝不及防,退到丰镇。日伪军长驱直进,绥远局势十分危急。此时山西告急,傅作义留绥部队调守太原,马占山部苦战绥东,孤军无援。该月29日,日军从大同进犯绥远,马率部奋起抗击,他以刘桂五的骑兵第六师据守旗下营阻敌,自率吕存义的骑兵第一旅、白海峰的骑兵第一团和李大超部,共同防守绥远城东的大黑河一线。自10月6日起,酒井机械化旅团,伪蒙第一、第二军、在飞机、大炮和百余辆装甲车的支援下,连日向马占山防地大黑河一线发动猛烈的进攻。马指挥部队固守阵地,顽强抗击,大量杀伤敌人。战斗打到13日,挺进军被敌人三面包围,他率部苦战到傍晚6时,险被敌擒,遂指挥部队分批撤离阵地,放弃绥远,退至包头。16日,包头陷落,他率部退守五原。

    阴山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为东西走向,西起狼山、乌拉山,中为大青山、灰滕梁山,南为凉城山、桦山,山间垭口自古为南北交通孔道。日本帝国主义要侵入大西北,必须横跨阴山。在这一带,马占山率挺进军与日伪军进行了一场拼死血战。3月初,日军以罔本部为首,配以伪蒙军三个师、大炮十余门,战车二十余辆,分三路包围驻在准噶尔大营盘一带的马占山部。马率部突破敌人的包围圈,采取由内线作战改为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沿黄河一带转战阴山山脉,不断袭击日伪军。16日夜,他亲率所部,以奇袭方式进占河口镇。17日晚克复托克县城,乘胜击退三路来犯之敌。4月1日,他率骑五师、暂编骑一、二两旅及特务营,由高隆渡口过黄河,向敌军后方归化、武川及百灵庙挺进。10日,夜袭平绥线察素齐车站,俘虏众多伪蒙官兵。马占山亲自对俘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说:“蒙汉一家,同是中国人,勿受日本人的欺骗,要切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一句话;如果甘心附敌,为国人所弃,亦国法所不容。”对这些俘虏的处理,采取“留去自便”原则,留者欢迎参加挺进军,去者发给盘费,释放回家。这种措施收到很好的效果,后来,不少蒙族人员都前来参加挺进军。

    马占山的挺进军日益壮大和发展,引起日寇极大震惊。日方判断马占山可能率十万之众进行反攻。决定调集酒井师团、冈田部队和伪蒙军,采取包围、迂回、追击等战法,围剿马占山部。

    15日,马率部逼近张北敌人老剿,日寇慌忙调晋南、晋北四个师团兵力,从阴山山脉中段迎来。两军相遇,连续激战七昼夜后,马率部退往固阳一带。不久,马部被追击之敌四面包围。正在卧病中的马占山闻讯后,立即翻身跃起,不顾警卫人员的拦阻,亲率部队奋勇冲杀。此时,敌机投弹如雨,他的警卫排长和身边的警卫人员全部牺牲,随从指挥官孟克敏也被炸弹震昏,马仍然指挥部队顽强拼杀。战至下午5时,终于突出敌人的重围,可是,在突围中,与他生死与共的刘桂五师长不幸牺牲,马占山万分悲痛,含著哀泪率部向大青山转移。

    到大青山不久,马部又遭到敌人的重重包围。他指挥部队与敌血战八昼夜,在榆树背一战中将敌击退,才得以突围。五月初,他率领全军经五原渡过黄河,抵达陕西府谷县哈拉寨镇。这时,蒋介石将他的部队划归西北行营胡宗南统辖。

    是月中旬,他带领参谋长戴齐仁、秘书鹤龄,交际科长杜海山、副官张风岐等人,到重庆去请示蒋介石关于部队的补充和今后作战部署等事宜。8月下旬,由重庆返回时,他想到挺进军的作战和辎重运输曾多次得到延安方面的援助,因而决心途经延安晋见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当他行至距延安五十里的稻草铺附近,忽见路旁有许多山鸡,顿时引起他的兴趣。他操起猎枪,瞄准飞舞的山鸡,“呼”的一声,只见山鸡应声而落。正当大家高兴时,忽又听到一声巨响,猎枪筒猝然爆炸,他右手的拇指、中指和食指全被炸断。此后,他昏昏沉沈地被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央交际处处长金城乘来的救护车,送进了延安医院。

    他出院后,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召开了欢迎晚会。毛泽东主席代表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致欢迎词,热烈欢迎抗日名将马占山将军来延安访问,并对马占山将军的抗日行动,给以高度的评价。此后,他在延安住了一段时间,通过访友和参观,对延安的一切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直到9月下旬,他才抱著十分感激的心情,向延安惜别。

    马占山回到哈拉寨后,著手重新整编部队,健全组织,坚持抗日斗争。时隔不久,马占山被蒋介石委任为第十二战区副司令,率部防守黄河右岸,在左起胡四太行;右至马棚区地区布防。1940年5月3日,国民政府再度任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此后,他就以此身份进行抗日复土活动。

    马占山率部在哈拉寨住了七年之久。在这期间,虽然困守黄河,但他对当地的建设,特别是文化、慈善、教育等方面,是比较重视的。他在那里建筑了书院、育婴堂等,特别是他为纪念抗日牺牲的烈士修建了“忠烈祠”,颇受当地百姓的称赞。当年傅作义将军为它题词:“浩气长存”;邓宝珊将军题词为:“碧血有痕留战垒,青年无语拜碑亭。”当地百姓为感谢马占山所做的有益于人民的事,特意为他立了一座“德政碑”。

    他对部队训练抓得很紧,对部队军纪管束极严。对于严重违犯军纪和损害老百姓利益者,都要在庙前敲钟召集群众,当众宣布罪行,然后用牛车将犯人送到刑场枪决。所以当地群众流传这样一首民谣:“哈拉寨的牛车坐不得,大庙的钟声听不得!”

    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抢占东北抗日胜利果实,设东北行营和保安司令部,马占山被任为委员。9月初,他受蒋介石之命,率部配合傅作义部进犯绥东和察西等解放区。不料,他的部队渡过黄河,第一次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打仗,就在干绥路柴沟堡一带被打得大败。不久,他就请假去北京治病。1946年10月,他被调任东北副司令长官,但他仍在北平养病,未去就职。后来,在蒋介石几次动员,熊式辉、杜聿明多次电催下,他才于1947年4月17日到达沈阳。20日,在市府广场召开的欢迎大会上,他接受各界赠给他的抗日“民族英雄”大锦旗一面。

    在职期间,他深感自己这个挂名副司令,连动一兵一卒的实权都没有,而且自己助纣为虐的行径,使得过去的影响,很快烟消云散。到卫立煌上台后,东北形势更是急转直下。他认为大势已去,蒋介石必败,于是以治病为名,于1948年lo月下旬,乘机飞往北平。

    天津解放后,蒋介石用飞机接马占山去南京,马拒绝南逃。傅作义部队里的三位师长,慕新亚、栾乐山、刘化南,都是马占山的旧部,关系极为密切。马占山拒绝南逃。也是想为他们留一条后路,同时认为有了三个师的兵力,可以随时应变。一天,慕新亚到地安门找他请示应变措施时,他对慕说:“南下咱们不去。”“告诉栾乐山、刘化南,坚决不能走!”不久,马的好友蔡运升陪同华北法学院俄语系教授王之相来找他,王与马一见面,就对马谈到对时局的看法,和平解放北平的重大意义等问题。最后王对马说:“马将军可以借助友谊关系,劝告傅作义将军放下武器,接受和平,北平人民将感念不忘厂马占山听后很受启发,高兴地对王教授说:“你来得很好,说得对,咱们以后再谈。”

    马占山和傅作义是“拜把兄弟”,关系密切,他与王之相会面后,便去见傅作义。傅见马占山抱病前来,就对他说:“您是旁观者清,今天抱病前来,我很感动,咱们好好谈谈广马占山当即讲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认为和平解放北平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劝傅作义早下和平交出北平的决心。此后,他又接受北平中共地下党的要求,邀请邓宝珊来平,一起劝傅作义和平起义。当傅作义接受和平谈判,考虑谈判代表人选时,马占山又向傅作义建议,派邓宝珊去比较适宜,傅采纳了他的建议,从而促进了和谈的顺利进行。1949年1月上旬,傅、马、邓经过多次商议,决定响应和平号召,宣布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马占山寓居北京。1950年6月初,他接到毛主席托人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出席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他接电话后,心情非常激动,但因癌症缠身,没有能参加会议。对此,他遗憾终身。11月,他见自己的病转重,叫女婿陶英麟代笔,给长子马奎、次子复兴,孙儿庆六、庆祥等亲人,留下了感人的遗嘱:“……我亲眼看见我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之领导下,全国人民获得解放,新民主主义已顺利实现,人人安居乐业。我生平中之新型国家,已建设起来。我虽与世长离,但可安慰于九泉之下。我嘱尔等务须遵照我的遗嘱,在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诚心诚意去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到底,实事求是做事为人,不可稍懈”。

    是月29日,他的病情恶化,抢救无效,逝世于北京寓所。

    出身于绿林,发迹于奉军。“九·一八事变”后,他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奋起抗日,血战江桥,打响了武装抗日的第一枪,成为蜚声中外的抗日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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