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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震

    蒋方震(1882.10.13—1938.11.4),名方震,字百里,又号澹宁,浙江海宁人,国民党追赠陆军上将(1938),中国近代杰出的军事家理论家。他致力于救亡图存,努力介绍世界新思潮,国民政府谓之为近代卓越的政治思想家,他精研兵法,著力介绍国防新知识,著述宏富,赢得“兵学泰斗”之誉而驰名于世。

    1882年10月出生于浙江海宁县硖石镇的一个大族之家。他的祖父光煦是个著名的藏书家,刊印有《别下斋丛书》和《涉间梓旧》问世。父亲学阆生来左臂残缺,动作比较迟钝,自幼受家庭歧视,忿而弃家出走,途遇一位行医的父执带回海盐家中,授以岐黄之术以继承医业。母亲杨氏,是个知书识字的女人。1885年,百里呀呀学语时,母亲便授其方块字,随后年龄稍长,又绐他讲述《封神榜》、《西游记》的故事。他听得眉飞色舞,有时溜到镇上小馆里,爬在茶馆喝茶的桌上,大声讲述姜子牙登台拜将,孙行者大闹天宫,讲到情节紧张处,倏地把小圆眼一瞪,小辫子一抖,茶博士和茶客们部被逗得哄堂大笑。有时,他召集一班小儿编为两队人马,演习行军对阵,自己俨然是个发号施令的大将军。

    1894年,百里的父亲病逝于海盐,家中生活无谋,母亲乃叫他回硖石,奔走请求于族人之门,得伯叔们公议,集田三十亩,母子依为衣食。其时,蒋氏家塾开课,百里时时溜到书房里去听讲,倪勤叔先生爱他聪慧,又知他家境清寒,便对杨太夫人说,愿领百里读书,不收束俸。从此百里就随勤叔读书。

    1898年,十七岁的百里考中了秀才,因家庭经济拮据,无力继续应考,便在伊桥镇孙姓亲戚家中教书,并订袁花查氏为亲。因百里后来留学日本,查氏等了十二年才与百里完婚。一天他到桐乡县探访一位同族塾师,在那人家翻到桐乡县令方雨亭所拟的“观风卷”(新官上任,考试属下学子的卷子,以测验当地的学风),便把上面的题目抄下来,带回伊桥镇,写好了文章,如期送往桐乡县衙门交卷。

    百里的文章受到方县令的极大赏识,考取了超等第一名。方立即派员调查这位考生的住址,请他到桐乡相见。这件事情很快轰动了硖石、伊桥两镇,人人都知道海宁出了一位天才横溢的神童。

    百里到桐乡拜见方县令时,方知他做教师只是因为家承亲老的缘故,乃勉励说:“天才不可埋没,应求实学以成大器。”不久,他被方县令带到杭州,介绍到求是书院求学。在书院的一切费用,也都是由方县令供给。后来,方调任丽水,对百里的学习仍然很关心,每次进省城都要到书院看望,送给他一些书籍和零用钱。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帝后出奔西安。此事在求是书院中发生反响,不少学生偷阅违禁书刊,并秘密组织“励志社”,发表抨击时政的文章。百里的恩师陈仲恕先生私下告诫他说:“你对政治的不平是理所当然的,但不可落痕迹,最忌开诸笔墨。”是年冬,唐才常在汉口组织“自立军”,事泄被害。百里激于义愤,作了一首悼唐的诗,被书院总理陆懋勋拟予以除名处分。后来,由于得到林太守和方县令的合力资助,离开书院到东京求学。

    1901年,百里进入日本东京成城学校留学,后升入士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那时候,东京是中国两大政治派别互相角逐的大舞台,一方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另一方是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双方各发行自己的刊物,前者为鼓吹君主立宪的《清议报》,后者为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民报》。百里以化名向《民报》投寄论文,但未加入任何一派。

    此时,浙江留日学生包括习文习武共三十五人,在百里建议下组织了旅日留学生同乡会,并发行刊物——《浙江潮》。百里自任主编,在刊物上发表了提倡民族民主革命的长篇论文,以博古论今的笔调,从十八世纪的西方革命运动谈到中国近代史,连载数期。《浙江潮》问世后,各省留学生纷纷彷效,湖北学生有《汉声》、江苏学生有《江苏》、湖南学生有《游学汇编》等等。

    留日学生每年举行一次全体大会,选举主持会务的干事。1902年底举行大会时,干事曹汝霖、章宗祥报告一年来的会务经过,有人提出质问:“卖国贼蔡钧(清朝驻日公使)驱逐吴稚晖(留日学生)回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接著又有一人上台大喊:“请注意,曹汝霖就是留学界的一名奸细!”曹却矢口否认,并解释得头头是道,使大家无以追究。但当改选干事时,百里突然上台发言,力陈曹汝霖是蔡公使的“第五纵队”,使其无以辩驳。

    百里与同期同学蔡锷两人年岁相同,弃文习武的动机相同,因此一见面便成为志同道合之友。当时在士官第三期就读的还有李烈钧、张澜(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许崇智、蒋尊?等。百里与蔡锷、张孝准三人都因学习成绩出类拔萃在留学生中有“中国三杰”之称。百里与蒋尊簋同为浙江人,被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誉之为“浙之二蒋,倾国倾城”。

    1905年,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毕业,举行毕业典礼时,日本明治天皇亲自参加,颁发给百里指挥刀等奖品。天皇亲自赐刀,日本人历来引以为荣,此次为中国留学生所得,他们不免耿耿于怀。所以,从第四期起步兵科中日学生分开授课,以防中国学生再度夺得锦标。

    毕业后,他以少尉资格在联队服务,曾入经济学校实习后方勤务。士官学校自第四期开始,中国学生入学者更多,单是百里求是书院的老同学就有十余人。因此,他与投考生商办了一所临时预备班,每星期日用半天时间给考生们讲解入学须知和日军编制法、动员法、军人教育、排连营团长的职守等。

    1906年,百里由日本回国,在南苑禁卫军中任管带。不久,百里的恩师陈仲恕在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处充幕僚,又把他推荐给赵,与此同时,浙抚张曾扬也委他为浙军标统(即团长),相约前往。百里当时认为日俄两国,将为中国之最大敌人,而俄国之侵略野心尤甚于日本,最足以发生战争地点也将是东三省。因此筹划东三省的国防建设,实为最切耍之急务。所以,他毅然辞却浙抚的委任而驰赴东北。

    到达东北后,他将自己对东三省国防建设的意见贡献于赵总督。总督极为赏识,乃破格用人,畀以督练公所总参议的职务(等于总参谋长),负东三省国防建设与军队训练之重任。其时,他的士官同学兰天蔚、张孝准,吴禄贞、宁调元、张绍曾、林摄等人均在东三省训练新军,大家意气相投,倾心于建设新的国防。

    盛京的建军工作刚开始,新旧两军的矛盾就有如水火之不相容,其中露骨地反对建立新军的,为行伍出身的淮军羽长张勋和绿林受抚的巡防营统领张作霖。三个月后,陈仲恕得知张勋和张作霖都迁怒主持操练新军的百里,便劝他离开这个是非之场,趁早到德国实习军事,以求深造。百里遂直接对赵说:“我在日本学的是初级军事,中国国防应当取法于上。当今之世,德国陆军最强,我希望有到德国实习陆军的机会。”他的希望立即得到赵的满足,是年底即南下由日本转道至德国,进德国陆军大学深造。举世闻名的兴登堡元帅,是德军的最高统帅,曾特约百里交谈。在交谈中,他对百里的风度翩卸,识高学博,深为器重。在德军第七军充当实习连长期间,百里见识了著名军事学家《战略论》的作者伯卢麦将军。俩人交谈后,伯氏拍著他的肩膀说:“从前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将出现一位伟大的军事家,这也许就应在你的身上吧!”

    百里嗜书如命,好学不倦。赵尔巽汇来的钱,他大部分用以买书。由于爱好广,所购文史方面的书比军事方面的书更多。例如《哥德集》、《莎士比亚全集》、《席勒集》、但丁《神曲》等,又好旅游,曾畅游德国各地名胜,一度到意大利,在佛罗伦萨浏览雕刻及古画,对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不禁悠然神往。这次浏览,为他后来著译《欧洲文艺复兴史》打下了基础。

    1907年,百里的拜门老师荫昌将军出使德国公使。当时德皇以英日同盟足以妨害其海上之发展而怀疑忌,百里与荫昌将军乃向德皇建议,组织中德美三国同盟,以事对抗英日同盟。德皇极赞成,准备派其皇太子聘间中国,并建议中国派遣特使赴美进行磋商。于是,百里与荫昌奉命于次年一同回国,以作诸种准备。后因美国总统改选,继任者无意于此种结盟,致其事无所成就。

    不久,百里被赵尔巽调回督练公所任总参议原职。他通过对欧洲各国形势考察后,对于俄国之侵略中国野心,体认更为深切,所以一到东北即著手对俄国防建设之计划,并派其参议官李英华赴俄留学,以从事俄军情报之搜集。

    武昌辛亥革命爆发,全国响应。百里密与吴景濂、蓝天蔚等联络,期谋东三省独立以事策应。但因其时新军(张绍曾、吴禄贞等部)均已调入关内,沈阳新军仅有第二混成协,而赵尔巽又将旧军张作霖所部调往省城,独立之举只好作罢。张作霖等对百里的操练新军早存不满,这时更思杀之而后快。百里知情不佳,便立即登车南行。他上车后,一时急欲就厕,照理车未开,厕门不得开启。侍者因他来头甚大,破例为之进。为了防止乘客接踵而进,随手将厕门锁起。就在这一瞬间,张作霖随带卫士追上车来,问一侍者“蒋总参议在哪里?”恰这位侍者不知道百里在车上,便答以未见上车。张还欲搜查,火车汽笛大鸣,只好悻悻下车而去。

    百里闯关南下后,被浙督蒋尊簋聘为参谋长,随后调任陆军部高等顾问和总统府顾问。1912年冬,滇督蔡锷准备推荐百里为云南民政长,约先于昆明相晤。一天,百里到陆军部向总长段祺瑞辞行。此时,段已得知总统袁世凯准备任用百里为保定军校校长,料想百里不会舍熊掌而取鱼,便向他透了口风。百里一听,乃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这是一件有关建军的大事,总长如果把这件事委托给我,我就不到云南去了。”他这一果断的决定,却打破了段准备任用私人的预谋,从而埋下了恶根。

    12月15日,百里以陆军少将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兴高采烈地到军校上任,以为从此可以大展宏图,实现自己建军救国的抱负了。军校一千五百名学生都到校门口列队迎接,见新校长是个年轻的白脸书生,身著黄呢军服,外加红缎里子披风,腰挂长柄指挥刀、足登乌亮的长马靴,骑著一匹高大的骏马,显得十分整齐、严肃、英俊,个个打心眼里敬佩。他到校的第一次训话,内容为精神教育与学术教育。他说:“什么叫精神教育呢?譬如四百入与四十人战斗,当然是四百人那一方要获胜,但是那四百人方面没有团结的精神,一个,一个地或三五成群地与四十人战斗,而四十人方面是团结一致的就能战胜四百人。什么叫学术教育呢?重要的在于研究心。德国、日本是军事学术优良的国家,难道是天上神仙下凡教会他们的吗!不是,是努力研究军事得来的。”他谈了自己在日本、德国研究军事十余年的一些体会,认为学习外国的目的在于指导中国国防,以它山之石攻玉。最后对学生说: “你们在辛亥革命军中,当过各级军官的不少,今天能够辞了军职来到校中当学生,这种精神,可望‘凌欧驾日’。今后一切事情,方震率先躬行。如果我作好了榜样,你们不跟著来,当以严厉制裁。如果方震不尽职责,办不好学校,当以自戕以明责任。”

    从此以后,百里积极认真地整顿学校。他首先抓了五件事:第一是抓清洁与严肃。认为清洁与严肃,是一个国家文雅盛衰的明显标帜。不清洁象征民族的衰老,不严肃象征国民散漫而无组织。所以,他一到校就叫西装裁缝量好全体学生的体裁,每人发,给一套新军服,一双皮鞋、马靴,其它一切装备也都换上新的。对学生的仪表非常重视,凡有帽子未戴正,钮扣未扣好,皮带未扎紧的他都亲手给以纠正。第二是改善学生的伙食。每天,他必巡视厨房,考察食物的卫生与营养成份,并与学生同桌进餐。第三是严格规章制度。规定学生互相帮助,互相监督,每七人为一组,一人犯规,全组同罚。他每天上下午都要到操场巡视一遍,晚上查宿,检查制度落实情况。第四是调整教学队伍。他请求陆军部将能力差的原教育长毛继承调换工作,推荐他的土官同学张承礼为教育长。对不称职的教官也准备一一调换,亲自物色日本士官生聘为教官。第五是提高教学质量。对外语和战术两门课,非请假不准缺课,如遇教官请假,他就自己代课。他还经常集合教官指示战术教学要点,要求教官除按教材教课外,还应讲述可能发生的临时变化,指导学生临机应变的技能。每逢星期六下午他必集合全体教官和学生举行讲演会,讲述中外古今军事名人的言行,注意军人修养,提倡精神教育。他自己签名赠送学生每人一册梁启超所著的《中国之武土道》,内容都是军人忠于国家,和忠于职守的嘉言懿行。他仿照德日两国的成规,定期举行师生大会餐,以养成共同生活和相互促进的感情。

    百里任事三个月后,次第举办了野外、课堂、内务、—人事管理等各种检阅,见无论从形式或精神看起来,学校都有显著的进步,因而更想对学校做一番彻底的改革。但是在北洋派段祺瑞、魏宗瀚、丁锦把持下的陆军部,不允许别人办好学校。对百里提出的炮科要增加炮,骑科要增加马、步、工,辎重兵科要增添设备以充实教育内容,以及学校改革需要的经费,都迟迟不做答复,甚至多方掣肘。对一些学识很差而与段、魏、丁有关系的连排长,也仍然得不到撤换;对他多方物色到的东西洋留学归国愿到军校任职的人才,陆军部多方挑剔,不予批准。对此,百里曾屡次亲自入京交涉,均无结果。恰在此时,袁世凯的帝制野心已日渐暴露,南方各省正在酝酿反袁。学生请假离校、潜赴南方各省参与反袁活动者日多。他对学生们说:“中国的事业方才开始,青年们学业未成,何急急为?”“诸葛亮为什么要等三顾茅庐而后出山?主要是因为他对天下大势尚未成熟耳!”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感到陆军部有意刁难,校事受阻,学生离校,学校前途难于乐观,于是履行了他的诺言。

    1913年6月18日早晨,百里在操场上集合全校学生讲活。他说:“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学生们看见校长脸色泛著苍白,听他的话又说得那么迷离惝沈,一时摸不著头脑,都在提心吊胆地端立不动。又听他接下去说:“不能尽责任就得辞职,但是中国的事情到处都是一样,这儿办不适,那儿也未必办得通。你们不要动,要鼓起勇气来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说完,他深情的目光向学生巡视一遍,说了声“立正不要动!”便转身向办公室走去。接著传来似乎是个玻璃瓶爆炸的声音,学生们齐向办公室门口望去,只见校长端端正正的站立在石阶上,目光直射著学生,双手用力按著他的指挥刀。学生刘文岛突然大喊:“校长自杀了!”全场师生见校长的胸部军装被鲜红的血浸透了,都慌做一团,纷纷上前抢救。教育长急忙打电报给公府,请派医生来抢救。袁世凯闻报后,电交通总长曹汝霖到日本公使馆,派了最好的外科医生至保定来为百里治疗。

    百里自戕时,是用“白朗宁”手枪对正自己胸部射击,恰工役李如意正站在他的旁边,惊慌间挪他的右手一下,枪口稍偏,子弹由肺叶中间穿过,所以经过医生抢救治疗,脱离了生命危险。

    百里自戕前夜写了好几封“遗书”放在办公桌上。其中给教育长张承礼的信,内容是:“耀庭吾兄鉴之:仆于校事,不能尽责,今以身殉职。所有后事,处置如左:对于总长处,望即以告学之语告之。惟有一事不能不加入者,对于军事,非有一至善之目的不能达到。勿以彼善于此之言聊以自慰也。……家母处,望告以仆之死为殉职,殉国,善为劝解为祷。家中薄田数亩,老母寡妻,尚能度日。……”致教官张翼鹏并转诸教官的信,内容是:“半年以来,诸君之惠我者至矣,仆实不德,今以身殉职,是别无他法也,欲以此尊重职守之观念是也。……”

    遗书发表以后,不仅在学校掀起了大风潮,而且震动了全国朝野。大多数学生悲愤万分,如丧考妣,各科都推举代表,组成校代表团。代表团除通电呼吁外,还上京请愿,指责陆军部魏宗瀚、丁锦等任用私人,破坏军事教育。教官张翼鹏、杨言吕等陆军士官数十人亦联名向总统府控告魏、丁等人任用私人,把持军事教育的种种罪状。各省区都督或其它将领,纷纷发电慰问。鄂督黎元洪特派代表来看望百里的伤势和安慰学生,直督冯国璋派他的军医处长来校为百里治疗;滇督蔡锷要求北京政府务必认真查明事由,追究责任,湖南名流熊希龄申明:“此案如不水落石出,誓不甘休!”各界的函电,成了当时哄动全国的一项重要新闻。袁世凯迫于舆论,下了一道严厉命令,说该校校长蒋方震自戕,系陆军部军学司魏宗瀚、教育科科长丁锦任用私人,把持教育所致。军事教育关系国家前途,何等重大,岂容部员任意把持!著派荫昌(总统府侍从武官长)、陈宦(参谋本部次长)前往查办。

    百里从此不再回校任事,学生们每人洗了他的一张照片,留作纪念。

    百里的伤势好转后,日本军医监要回北京。经学生代表的要求,留下护士长左梅继续护理。左梅每天给百里把脉、量体温、递饮食,渐渐地和病人交谈起来。一天,她对百里说:“忍是大勇者之所为,自杀不是勇敢而是逃避人生责任。人生责任应以大无畏的精神,冲破一切难关,以求实现其伟大理想。如果不能忍耐,将来如何能够成大功立大业?如果有热血,有志气的好男儿轻言牺牲,国事尚有何人来承担,如何对得起国家和培养人才的老前辈?”百里听了左梅这番话,内心受到很大的触动,不禁产生了爱恋之情。两星期后,他向左梅表示:“我依你的话不再轻生了。但是,以后遇到生死关头,没有象你这样的人在我的身边提醒我,谁来鼓励我的勇气呢?”

    百里伤势痊愈后,到天津休养了三个月后回到北京、袁世凯下手谕委他为公府军事处参议。因公府军事处处长是段祺瑞兼职,袁怕百里受委屈,故叫他暂时不要到公府办公。一年后,袁派王士珍继任军事处长,百里才到公府办事。他为袁撰写《孙子浅释》一书,对孙子兵法作了通俗的解释,逐期在《庸言杂志》上发表。

    后来,百里在川田医院疗养的时候,仍由日使馆医官平户担任主治,左梅担任看护。一天,平户对左梅说:“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这是有关你的终身大事。校长托了总统,总统托了公使,公使又转托了我,叫我征求你的意见。”左梅只是回答:“这或者是职务上的误会,我没有旁的意思。”过不了多久,百里的侍童史福又悄悄地塞给左梅一封信,信上别无它语,只是求她不要离开医院。左梅归国后,百里还是一直给她写信。左梅只好在回信中向她吐露真情:“我说假话是说不来,现在不妨以真情相告。日本女子嫁给中国人有很多的困难,而我必得父母之命,因此难上加难。我向父母请示过,父母认为,日本不是没有好青年,何必嫁给一个身带暗伤的中国人。看来事已无望,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百里接到这封信后,不但不死心,反而给她的信写得更多了。最后一封信说:“我因你而生,你现在又想置我于死地,好,我马上就到日本来,要死也死在你的家里。”

    左梅这时不得不把此中的经过全盘地揣出来,并把密藏著的一叠叠的来信全部掏出来给父母看。母亲看信后说:“一个人呱呱坠地时,就把一生的命运带来,你救过他一次,就再救他一次吧!爱情是无国际的,我料他终身不会亏待你,你若舍去他而嫁别人,此生必耿耿于怀,这对你也是不利的。”左梅得到父母的同意后,不久来到中国,在天津德国饭店与百里结婚。成婚后,生长女昭、又生次女雍。杨太夫人急于得孙,有义女王若梅,亦命百里纳之为妾,但始终无所出。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粉墨登场,宣布恢复帝制,激起全国人民愤慨。百里对袁的皇帝梦早有察觉,还是蔡锷在北京受软禁时,他就与蔡谈过袁、段之流私心太重,地域观念太深,即使他们愿意放手叫南方人练兵练将,这种练出来的新军,也只能成为一人一系争权夺利的工具,而绝不能用以捍卫国家。所以在那时他就与蔡锷、梁启超决心抛弃利用袁氏建军的幻想,计划南下走反袁救国的道路。

    1916年3月,百里由北京秘密到上海后,原拟转道赴川。适岑春煊在广东组织“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任梁启超为都参谋(即参谋长)。梁不懂军事,参不了谋,便电召百里赴广州与之一见。百里一到,即被任命为司令部的“出师计划股”股长,执行参谋长的职务。

    袁死后,北京政府新总统黎元洪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蔡抵成都后,电请百里入川商讨川局善后。百里便从广州转上海由长江溯流而上,到龙泉驿与蔡相会。这时,蔡的病已入膏盲,结核菌已侵入喉管,嗓音沙哑不能成声,8月9日,北京政府批准蔡给假两个月养病。蔡希望有一个较长的时间东渡就医,乃商请百里权任督署参谋长兼代督军。百里却愿以总参议之名陪蔡东渡,于是蔡改派罗佩金为参谋长兼代督军,戴戡代理省长。9月9日,百里陪蔡锷东渡,到日本九洲福冈医科大学病院就医。”月8日蔡见自己病势垂危,随口授百里代写遗电,蔡刚把话说完,就溘然长世。百里含泪在遗电后附加按语说:“一年以来,公恶衣菲食以戕其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临终之际,犹未能裹尸为憾,然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北京政府接到百里电报后,明令追赠蔡为陆军上将,予以国葬。

    1917年2月,百里的夫人左梅分娩在即,乃移居北京的奶子府。这时,罗佩金、戴戡按照蔡锷生前的计划,电促百里入川任督军。所以,他在长女蒋昭生下来的第二天,便南下长沙,拟视蔡锷茔地后转程入川。可一到长沙,湘军将领有他的士官同学和保定门人,都坚留他小住几天。那知这一留,倒把他从阴间拖回到阳世来了。他由汉口转往重庆时,还没有听到四川方面的任何风声。由重庆改乘山轿西行,到了山阴镇,突见他的学生李拯中化装叫化子迎面走来,才知道川滇黔三角战争已起,戴戡和张承礼均为川军刘存厚部所杀。得此凶信,他只好辗转回北京,晋陆军中将,任总统府顾问。

    百里任总统府顾问,只不过是大权在握的段总理羁縻他的一个空头衔。不久,财政总长梁启超兼任北京松坡图书馆馆长,聘请百里主持图书部事务。自此,他一边参加松坡图书馆的工作,一边译书自遣。

    “五·四运动”前夕,梁启超精选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名人组成欧洲考察团,以“民间团体”参加巴黎和会,并巡视西欧战场,考察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失败的原因及欧洲战后新形势。百里以军事名流作为考察团的成员,于1918年12月23日由北京动身,1919年2月11日到达伦敦。在伦敦住了一个星期,即转赴巴黎去观光2月18日的和会开幕式。考察团在巴黎住在中国公使馆附近的先生街,每晚讨论中国应向和会提出的各种问题,以备中国出席和会代表团参考。

    巴黎和会闭幕后,考察团于3月7日由巴黎出发,从马仑河经凡尔赛,折而至莱茵河右岸联军阵地,再到比利时,循缪司河穿过兴登堡线返抵巴黎。参观战地完毕后,百里受梁启超之请,写了一篇《德国战败之诸因》,以反对军阀和军国主义。此文的结论是:“军阀之为政,以刚强自喜,而结果也,必陷于优柔而自亡,外强而中干,上刚而下柔。”“兵之为物也,有极端性,未有不求战而其兵可强者,亦未有兵既强而不求战者。”

    在欧洲十个月的考察中,百里与梁启超对欧洲文艺复兴史深感兴趣。梁还自己出题目请法国名流轮流讲解,百里负责记录。回国后,他就著译了《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梁作序,由商务出版社出版,以向国内介绍世界新思潮。百里认为:要发扬中国之文化,必须解除过去之束缚,获得思想之自由,始能推陈创新,有所建树。欧洲之所以能冲破宗教黑暗,创造出现代之文明,实由于文艺复兴运动唤起人生之醒觉。但他又顾虑到自由思想之流弊,易于走向横决放荡,以至沦于堕落罪恶之途。因此,又译英国斯迈尔著的《职分论》。《职分论》里说:“人之生于世也,必各有不可不尽之职分。……而至高至善之人,决不以自身之幸福与名誉为其一生之目的。人之生也,固别有至强之动力,即导源于众善所归之事业是也。”所谓事业,即为“至高至善之人,必须为其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全世界之人类谋福祉,乃为人生之职分。”对此,百里引述中国《大学》书一段“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作为对人生职分之解释,并认为这是人生遵循之轨范。

    五四运动后,中国出现了风靡一时的新文化运动。梁启超在北京建立了三个推进新文化运动机构,一是“读书俱乐部”,二是“共学社”,三是“讲学社”。百里是前两个机构的主持人,“讲学社”的总干事。在这同一时期,他还主编了《改造》杂志。

    当时,国人苦于内战打个不停,涌起了一片“废督裁兵”的呼声,反对“以国家豢养之兵,供个人争权夺利之私”。百里应形势之需要,撰写了“裁军计划”与“精兵主义”两文,恰中人们心坎,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1920年,谭延闿在湖南提倡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省政府邀集了一批省内外名流,在岳麓山举行讲演会。百里应邀请作了演讲,并参加了湖南的制宪工作。不久,他当选浙江省议员,参与“三色宪法”的制订工作,即制订三种省宪,红皮代表左倾,蓝皮代表右倾,黄皮代表中间派,交由全省“公民”总投票解决。

    百里一度做过孙传芳的座-七客,吴佩孚的参谋长,企图团结直系残余势力,联合南方的新兴力量,共同讨伐奉系,进而统一全国。

    1923年,冯玉祥在北京南苑练兵,聘请百里每星期到军中讲演一次军事学。百里南下葬母北返时,冯部五位旅长公宴欢迎,把冯请他任参谋长的想法转告他。百里不愿以无党超然之身卷入政争漩涡,便婉言谢绝。一天,百里照常去讲演,走进张之江旅长室,室内无人,外面有电话打进来,百里无意中把听机接在手里,听得对方兴高采烈地报告好消息:“喂,事情办好了,黎老头儿已经乘车出京了哇!”这就是1923年6月13日北京军警“逼宫”之一幕,以索饷为名逼走了总统黎元洪。百里把这消息告诉张,张便问:“您看这件事情应当怎么办?”百里直率地说:“总统好不好是另一问题,总之应求政治解决;军人不应有此动作。”说完,他见张一声不吭,自觉交浅言深,从此不再到冯部讲演了。冯玉祥对他是十分敬崇的,在辑录古今名将治军格言时,把“蒋方震日”同“岳飞曰”、“曾国藩曰”、“胡林翼曰”等人的名句并列其中,并编印成册发给所部将领每人一本。

    1924年9月17日,吴佩孚在北京主持讨奉军事,找百里密谈,请他同往伐奉。百里认为讨奉之战仍为军阀混战,便对吴说:“我离开那边多年,今昔情况不大同,未便妄参末议。”接著吴又请他指挥两师军队开到湖南,防止西南乘虚北伐。百里更不愿置身于南北战争的冲要,但内心却觉得这位“北方之强”,对于一个毫无渊源的局外人,不惜寄以腹心之任,因而加深了对吴的好感。

    是年10月23日,百里去看望在清华大学任教授的侄儿慰堂,忽见城门关闭,大街上到处张贴“陆军检阅使冯”的告示,知道直系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对慰堂说:“子玉(吴佩孚字号)是完了,当他危困的时候,我得前去看他一趟。”当天即到秦皇岛与吴相见。他分析吴四面树敌,南北两面作战,大势已去,必不会出现起死回生的奇迹。而夜郎自大的“常胜将军”吴佩孚,至此仍然不承认自己是失败者。百里与吴意见相左,稍住几天,便由天津南下上海。这时,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正在拉拢士官同学,闻百里南下,便到处找寻。一天,孙到百里的好友张宗祥家,见百里也在,如获至宝一般把百里请了去,任命为总参议。

    1925年10月,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兵败后,南下汉口成立了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这时,孙传芳也在杭州召开五省联军会议,请吴主持全局,并请百里任吴的参谋长,统一指挥,以便制胜奉军。这时,百里已与湖南唐生智商量,派门人刘文岛、李拯中两人与广州方面取得了联系,故欣然赴约。他打算先田结直系内部,然后从中牵线,使直系与广东的新兴力量结合,共同伐奉,达成南北统一。孙传芳打下南京后,百里见吴佩孚仍未赴宁主事,乃主动到汉口就任吴的参谋长。可是,吴佩孚这时的想法与百里的打算大相径庭。吴想的是先打冯玉祥,再打张作霖,先消灭唐生智,再荡平两广。百里告诫吴不可四面树敌,尤不可两面作战,过问湖南的事。奈何吴的联奉伐冯的计划已经成熟,他只好请假回上海,随即向吴电请辞职。吴见他用的是明电,认为“范增辞项王而行,乃是项王的奇耻大辱”,故看了电报,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1926年,唐生智的部队改称国民革命军。唐请老师百里与刘文岛为湘军全权正副代表,到广东接洽北伐问题。因百里已回上海,刘文岛衔命先行。刘在广州晋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时,蒋向刘表示:“百里先生如肯参加革命,对革命事业的进展必然大有帮助。他是老成持重的稳健派,稳健派参加革命,能使国人更加认识革命的重要性,具有提高士气和转国际观感的双重作用。”此时,孙传芳也约请百里任“五省联军”的总参谋长。当百里不愿就任时,孙传芳又要他任上海市长或江苏省长。百里见孙求之诚恳,乃介绍丁文江自代。

    百里对孙的期望也象过去对吴佩孚的期望一样,想撮合孙与革命军合作。一天,孙密召百里与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江苏省长陈陶遗至私室商讨与南方战或和的问题。百里与陈仪都主张与革命军合作讨奉。他还向孙提出具体的建议:由五省联军担任津浦线,革命军担任京汉线,两路并进,会师京津,统一全国为最后目标。这时,蒋介石的代表张群也秘密到南京,争取孙的合作。孙乃决定召开军事会议,公开征求五省将领的意见。不料陈调元首先站起来请缨讨赤。陈向以圆滑著称,从不作极端论调,而且只求保全实力,害怕冒险牺牲,又不是孙的嫡系,所以孙觉得五省士气大有可用,不妨与革命军一决雌雄。

    百里和陈仪见孙传芳变了卦,把孙拉到密室里说:“雪轩(陈调元字)的话是靠不住的,你莫上他的当。”孙口头虽说“我一定不会打,你们不要不相信我。”暗地却又下达了打的部署。后来,五省联军在江西一败涂地,孙由反奉变成降奉,百里每与人谈及此事,总是愤慨地说“竖子不足与谋”。

    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后,蒋介石派刘文岛到上海,迎接百里来南京,在三元巷总部接谈。蒋问他对国民党统一中国的看法,百里认为,国民党统一中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外交方面。中国的外交第一线是日本,如果日本对中国革命怀有戒心,势必引起中日纠纷。并对蒋介石献策说:革命军在打倒本国军阀的阶段,对日本宜采取缓兵之计,莫让它袒护中国的残余军阀,等到统一告成,国防建设有了头绪,再和日本清算不迟。蒋介石听后,深以为然,表示愿领“先生”之计。

    蒋桂战争即将爆发前,蒋介石请百里做保证人,起用唐生智接长唐山驻军,以斩断桂系的“蛇头”,并要百里同主持北平行营的何成浚接头,具体商办。百里则献了一个连环计:起用唐为第五路军总指挥,辖第八、九军,第九军军长由何兼任,而第五路军又归北平行营指挥。这样一来,何是唐的直接上司,唐又是何的直接上司,相互牵制。蒋介石依计而行,唐很快接收了白崇禧所率的唐山驻军(原是唐的旧部),逼走了白崇禧,使桂系的长蛇阵断去了头。

    事成后,唐生智将五路军总指挥部设于北平顺承王府旧址,电迎百里及夫人左梅北上,移住锡拉胡同旧居。

    蒋介石对唐生智总是不放心,不久又内调唐为军事参议院院长,虽未解除其五路军总指挥的兼职,事实上想把他留京内“翊赞中枢”。百里对蒋介石的用意是很明了的。所以唐问计于他时,也只好劝唐南下,免生祸端。

    蒋、冯大战中,蒋介石想请百里代唐生智担任第五路军总指挥,卑部对冯玉祥作战,反覆电催他来京面商一切。1929年8月,百里应召到南京时,蒋介石给以前所未有的盛大欢迎,自下关至新街口一带,沿途高悬“欢迎军界泰斗蒋百里先生”的横幅标语,下车后盛宴为之洗尘,以国府文武大员作陪。宴后密室私语,蒋介石请他出任第五路军总指挥,南下讨冯。百里不愿以师道之尊而夺门人之席,便提出两个理由回绝受命。他说:第五路军中的第八军与唐有悠久的历史关系,如果临阵易帅,必将影响士气;第二,以浙江人而领湘军,即使上面将领不反对,必将引起下面官兵的怀疑。蒋介石见他说得有理,不好强逼,只得作罢。

    随后,百里又出面担保唐生智不至与冯玉祥联合,劝蒋介石对唐用之勿疑。蒋介石一再考虑,此时除利用唐部外,其它也无可调之兵,乃接受百里的意见,放唐生智回到军中。

    唐生智率部与冯玉祥部作战,很快打到郑州、洛阳一带,迫使冯部退驻潼关以西,蒋介石非常高兴,特传令嘉奖。可是,唐突然于12月5日领衔通电劝蒋介石下野。百里得知后急发密电与唐,提出“东不如西”的建议。这本来是他曾在北平参加唐父六旬寿典时,所写贺联中的意思。贺联作的“北方大将,西域奇才”之句,即是劝唐抛弃内地的蜗牛蛮触之争,步左宗棠之遗规,完成建设西北国防的宏伟工作。不料唐早已定下了“挫冯倒蒋”的计划,即出兵挫折西北军的锐气,然后转旆东征,取蒋介石而代之。并认为除中央军外,所有的杂牌军听其指挥,不难一鼓而下金陵。百里则对唐说:西北军内部已经解体,如继续西进,西安唾手可得;如进兵南京,必与蒋介石进行一场生死决斗,这是军事冒险,殊非智者所取。他还指出杂牌军不会都听其指挥,可唐不听,以致落得个全军覆没的结果。

    唐生智起兵反对蒋介石后,百里仍然住在上海富国门路(唐孟潇为他购置的房子),友人张宗祥劝他暂时避开,百里则认为自己与南京政府中熟人尚多,不必躲避。可是刚过两天,他的房子周围被暗探日夜守住,不能出门一步。旋即被解往浙江,软禁在杭州西湖的一个孤岛上。后因在他住宅搜出无线电台和与唐通款的密电,所以又把他解往南京,与邓演达关在一个监狱里(总司令部看守所),等待军法处的审问。百里在监狱里整整被关了二十个月,直到宁粤合作,保定军校出身的陈铭枢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代行政院长时,陈与党国元老吴稚晖同在蒋介石面前为其说情,才得到释放。

    百里出狱后不久,发生了“一·二八”抗战。十九路军参谋长张襄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林建铭,都是保定军校学生出身,不时地轻车简从到富国门路来,请百里指示当前的战略。百里倾注全神为之规划一切。那时,中日两军在虹口区会战,华军由于对英、美等西方国家有所顾虑,不能通过租界,而敌军则能自由驰骋。百里忿忿不平地说:“我们为什么不冲进公共租界?为什么在我国领土上敌人可以通行而我们反受限制?”他还指出进兵公共租界可以造成有利于我们的形势:一是可乘敌人无备而包抄之,二是可扩大战争范围,迫使英、美不能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十九路军将领翁照垣赞成此项意见。可是,蒋介石、汪精卫还在作国联调停和英、美仗义执言的美梦,坚持其“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外交方针,不肯采取进入公共租界作战的方针。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百里认为中日之战不可避免,国防建设不可或缓。所以他一面从事国防工业、国防经济建设的计划工作,一面向国人介绍现代国防新知识,写了大量军事论著,内容极其繁富。

    1934年,百里担任农商银行的常务董事,集中精力研究过银行法及经济学。随后,他以私人资格赴日本考察,了解到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回国后热心于中国的国防工业建设,把制定发展钢铁、煤炭、石油等多种经济计划,做为其建设国防计划之一部。他当时分析中日战争是持久的,津浦、京汉两路及沿海的大片国土将被敌占,中国的国防将以三阳(洛阳、襄阳、衡阳)为据点,中国战时大本营宜设于芷江、洪江一带,这地区有森林、矿产,又有沅水流贯其间,是天然的防守地带。出于这一战略预测,他认为中国的工业布局,无论从地域或民族性来讲,从利于防空和坚守险要来看,应以湖南的南岳为工业核心,分布株州至郴州之线。并认为湖南是中国的乌克兰,对农业现代化尤有急起直追之必要。后来,实业部讨论煤钢计划时,他著眼于战时工业布局,提出了白己的看法。他说“设厂地点,其初步小型工厂可设于安徽之马鞍山,大冶的铁和淮南的煤,运起来都很便利。一旦对外作战,九江以下都不是安全区。大型工厂宜设于株州以南、郴州以北,而萍乡的煤,宁乡、醴陵、永兴的铁,其质量都是可用的。”这个意见当时得到南京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同意,但受到实业部的反对而未实行。

    他鉴于当时美国生产的柴油过剩,柴油的成本又只比自来水稍贵,且提炼三次可用于汽车,五次透明无色,十三次可供飞机之用,便以私人资格与美国煤油公司驻沪代理人谈及中国的煤油计划。当美国代理人愿与中国政府签订三年内尽量供给柴油,分期付款的合同时,他便拟就了技术、设备、需要、供给的整套计划及统计表,交实业部作进一步的研讨。他计划中的第一储油池在庐山,第二在衡山,第三在武陵山脉川湘边境一带。油池均设于山洞内。他还找到了许多工程师,制定了三年炼油计划,企图利用美国供应柴油的三年时间,开发中国西北部的石油。这些计划被实业部采纳,并递交了行政院会议。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拟制了包括公路、铁路、河川的战时交通计划,供当局参考。

    1935年夏,百里以军委会高等顾问之名义出使欧洲考察总动员法。船到英属殖民地新加坡时,英国总督清百里和同船而行的驻法大使顾维钧、驻意大使刘文岛参观该港新落成的防御工事。参观中百里惊叹他们设计和施工的宏伟气魄,但又提出这是一座防海而不防陆的要塞,如果敌人从陆地来攻,它就成了一笔巨大的浪费了。后来,日本果然是从陆地取道暹罗(泰国)攻陷新加坡的。9月到达意大利时,他访问了黑衣宰相墨索里尼,参观了拿坡里的秋操,研讨了意国的战时总动员法。到维也纳和奥地利后,他单身到南斯拉夫、捷克、匈牙利等国考察军事。到德国考察时,他把蒋英蒋和两个女儿留在德国学习,偕夫人左梅到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考察后,于12月初回国。

    百里回国后,根据对欧美各国国防建设和战时总动员法考察的情况,写有《总动员纲领》,向军委会作了详尽的报告,并提出了发展国防应以建立空军为重点的建议。他对德国、意大利等国,发展国防以军民兼融,平战结合的方针很感兴趣。他说:“现代经济和其他各部门,无一不与国防有密切的配合,各国的情况虽不尽同,其以国防为中心思想则无二致。德国的国道计划,表面看来著眼刁:发展交通,骨子里却是国防计划之一部。德国公路路基筑得极其坚固,汽车每小时可行一百五十公里,这在战时便是绝好的炮兵阵地,这是一举两得的计划,比之临渴掘井高明得多。”他主张国防建设要合符经济原理,消费性国防和生产性国防,要以发展生产性国防为主。他说:“法国有名的马其诺防线,工事设在地飞,用心不可谓不周密,但是不合符经济原理,这是一种消耗性的国防。而德国在地面上设防,则是一种积极性的国防,平时战时两得其利。”

    在意大利考察时,他很重视意国国防建设贯穿生活与战斗一致的做法。他说:“意大利的新村计划,规定罗马附近的新建筑物,要与左邻右舍保持相当的距离,这种安排表面与卫生行政有关,实际也是国防计划之一部,便是由密集式化为散兵式,战时可以减少敌机轰炸的破坏程度。”他预测到“将来会有这么一天,耍实现乡村都市化与都市乡村化,尽可能扩大城市的面积,以防人口过度集中的危险。”

    百里考察了各国的空军后,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海军为主导,我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以空军为主力。”认为:“现在欧洲各国正在拼命发展空军。空军易攻难守,所谓防空绝无充分保障,而空军破坏力之强。远远超过军舰及潜水艇。”但他不同意美国飞行家林白对空军作用估计过高的看法。林认为空军机动力之强,破坏力之大,随著其发展,今后的仗就打不起来了。百里却说:“我认为,正由于战争的破坏力加强,战争的爆发性也就随之而更大。”他列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起因来证明自己的看法:“上次大战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重要一环,是因德国积极扩张海军和潜水艇,严重危及‘海上王国’(英)和‘金元王国’(美)的安全,所以人人都想避免的战争终于不得不爆发起来。”

    百里在欧美各国考察中,研究了杜黑将军的制空权理论,认识够空军参加作战对战争的胜负将起重大作用。回国后,他根据中国经济条件,写出了《意国空军建设之顺序与意见》一文,力主集中财力发展空军,并使空军成为一个独立的军种。他指出“中国建设国防,无论从政治、外交、经济、工业、军事哪一个角度来看,都已万万赶不及了,此时唯一快而有效的方法,就是积极发展空军,加速航空人才的培训。”做为陆军出身,他是倡导空军独立理论的第一人。他认为无论人事、技术、训练各方面,空军都有独立之必要。并提出对空军的任务可分为三大端:战略空军飞往敌国投弹,战术空军破坏敌军的交通线和补给线,空军与地面陆军配合动作,炸毁敌人桥梁及炮位等。

    他认为中国为大陆国和工业落后国,速成国防自以发展空军为最适宜。所以他在意大利参观秋操时,就电呈军委会,建议无条件扩充空军。其理由是:比发展海军来得快,经济力还勉强可以应付;可与将来的盟军配合作战。他估计中国陆军必将反对空军独立,所以指出空军发轫之始,可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亲自主持,以杜反对独立者的悠悠之口。

    百里鉴于自民国成立以来,无论哪一派当权,都是重军功而不重人才,一个粗犷、无文的武夫,为著忠于一人一系,立了一点战功,当局不管其懂不懂得军事和经济,就提拔做个独当一面的大员,以致误国误民。所以他在建议呈文中画龙点睛地著了一笔:“勇者受勋,能者在位”。主张以荣誉酬军功,务使能者在位,而不以位置为酬庸之典。

    这一时期,是百里思想蜕变的过程,也是他军事思想发煌的阶段。除从事国防工业、经济建设和出国考察外,还孜孜不倦地学习历史、国防思想。他认为研究军事研究传统不能割断历史,新的军事科学总是建立在已有的军事科学基础上的。只有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才能把握当前军事理论发展的脉搏。他熟读了大量兵书,特别是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史,并善于抓住要点,找出本质的东西,提出新的见解。他先后撰写了《孙子新释》、《孙子浅说》、《国民军事常识》、《从中国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国防论》、《东方文化史及哲学史》、《战斗与生活一致》、《法西斯与民主》、《辅佐阶级与主权阶级》、《以政治控制军事》、《论宋之外交》、《中国五十年军事变迁史》等论著。

    在这些著述中,百里不仅使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重放光辉,而且以建设现代国防为中心思想,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时人谓之为“石破天惊之论”,深受国人欢迎。冯玉祥说:“读到蒋百里先生的文章,总有很多卓越的意见,说明抗战终必胜利之理,我读了更增加胜利的信心。”李宗仁称赞他的文章“凡百指陈,辄精粹具独到之见,论战论政,推衍周祥,文出,人皆争为先睹。”范韵诗则认为百里的军事之作,是一部最好的“兵法”,“如能熟读和善为运用,定可克敌致胜”。

    百里所精辟阐述的观点,主要有六个方面:

    一是建设国防,“必须先设想一个预想敌国”。认为:国家假使没有设想一个预想敌国而对之练兵,其兵既不能对外敌作战,势必横行国内,为祸于国家。盖中国旧时之将帅,多承袭过去藩镇拥兵自重,割据称雄之陈腐思想,以为有兵即可有权,有权即可兼并地盘,篡窝高位。推其原因,都是由于彼等对于国防知识之缺乏,贪欲无厌。所以他在《国防论》中指出:“无兵而求战,是为至危;不求敌而治兵,其祸尤为不可收拾也。”

    二是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终必胜利”。他在《国防论》的扉页上明确告诉国人,“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三是认为经济为国家战力之重要因素。建设国防,必须注意到“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他说:“如果国民经济脆弱,军人生活贫困,驱一群营养不足及配备不全的士兵到前方,而后方却充满著啼饥号寒的群众,必至民心动摇影响军心,这种仗打起来是很危险的。”他研究古今中外历史,发现蒙古人平时利用马匹之运动性,就水草迁徒,行游牧以生活;即因之编成强大骑兵部队以征服世界。希腊人因地处海边,平时造船航海经商似生活,即因之编成强大海军以征服地中海与中东。中国人因黄河水患,筑围堤水坝以御水,即因之筑成城堡以为战争时坚强之防守工具。马匹、船舶与围堤,为蒙古人,希腊人与中国人平时经营生活之工具,战时却变为战斗之工具。乘马、造船航海与筑堤,为三民族经营生活之技术,战时却变成战斗之技术。所以,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了“强兵必先理财”和“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的结论,并把这种生产、生活和作战相结合的国防体制称作“生产国防”。在《世界军事之新趋势》一文中,他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指出:中国“国防的部署,是自给自足,是在平静持久”。这些观点都成为当时人人传颂的名言。

    四是主张实行“民兵制”。他说瑞士的民兵制,足以达到全民皆兵,构成全面之防御。认为“国防空虚及武器落后的中国,只有鼓励农村抵抗,进行广大而散漫的游击战,乃为补救之不二法门”。

    五是“动员与总动员”。他认为今后之战争,将为国家总力之战争,而国家总力之因素包括战斗的与经济的,是“人”,“物”和“人与物的组织”。有人有物,如果没组织能力加以组织,则不能发挥其力量。有人与组织能力,则虽缺乏物质,仍可由人的智慧研究出代用品予以补足。而人又须注意到数量、康健与统一的意志三件事。所谓统一的意志,不仅是在军队中,而是要求全国人民与政府之各级官吏都要做到。欧洲各国之所以能施行全国总动员,是赖其行政系统之健全,与各级官吏能本其职责彻底执行其任务。所以,有人问他当时中国国防症结何在?他便一针见血地说:“所谓国力的要素,可以大别之为三种:一日‘人’;二日‘物’;三日‘人与物’的组织。”“盖今日之中国亦处有‘人’有‘物’,而组织不健全之第三种。中国生死存亡之关健,完全在此‘组织’一事。”

    六是重视军官的素质,主张学校的教官与部队军官相对流。他说:“中国近来衰弱的原因,是由于知识与行为分离。读书的人一味空谈理想,不适事实,负责做事的人,一味凭其直觉盲动,毫无理想。在军事方面说,不到十年前,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做大元帅,做督军。他们自然也有一种统御的才能,但一点常识也没有,在现在时代里怎能担任国家的职务呢?反之,在各校当教官的,是终身当教官,没有实际办事的经验。”他认为军官的重要素质是责任感与守法精神。在“瑞土民兵制”一文中说:“瑞士民兵家里都藏有枪械武器。在一次罢工风潮中,政府用武力镇压,这些工人不敢使用家藏的武器,因他们遵守法令,武器是用以对外敌的。”其次,他认为军官必须有识,“识是包括世界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民族各类之常识,乃是高级军官处理国防政务所必须具有的。”在宋之外交一书中,他分析宋代重文轻武,裁抑将帅,致国防削弱,及至外患迭来,主政者又泥于复仇思想,不能认清当时强弱形势,以致一误再误,至于亡国。

    百里赴美考察回国后,奉命到西安向蒋介石汇报。到达西安的第二天凌晨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他与蒋介石的军政大员蒋鼎文、陈诚等十余人被扣于西京招待所。当天下午。张学良走进百里的房间,把“兵谏”的电报全文交给他看,百里看完中文后,对张、杨的正义行动表示赞许,但他对张说:“今天是力的问题”,“在西安,你们的力量很够,特别在招待所里,有两支枪就足够对付我们了,可是西安以外又怎样?”13日上午,张得知南京何应钦主张出兵西安,更担心何派飞机来轰炸,乃问计于百里,百里告诉张:“委员长在西安,他们不会派飞机来轰炸的。”并问张“委员长在什么地方?你们向他提条件,他怎样表示?”表示自己愿意去劝蒋介石接受张杨的主张。

    16日下午,百里到高桂滋公馆见到蒋介石,蒋对百里说:“张汉卿想派一人先往南京商谈,其心目中以你为最适宜,但我未置可否。”百里说:“南京与西安之间相持不决,已经形成僵局,赞成派人去商谈一下,但本人与党国关系不深,去了于事无补,必须派南京所信任的人前去才能解决问题。”

    百里同蒋介石谈后,便同张学良回西京招待所。他问张:“留在西安的军事大员之中,你最恨的是谁?”张回答“我不恨什么人,只有蒋铭三(蒋鼎文字)这个人好出坏主意,我就是看他不顺眼。”“那么最好派铭三去。”当张不明其意时,他便说:“派一个最不喜欢的人前去,就可以表示你绝无伤害其他中央大员之意,就可以表示你对和平解决时局抱有极大的诚意,这样,就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张学良完全同意百里的意见,并请蒋介石写一道停止轰炸西安的手令,给蒋鼎文带到南京去。但接著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蒋介石怕亲笔手令落在张的手里,传出去将成为一个笑柄,因此不肯写;张又怕蒋介石把手令直接交给蒋鼎文,他们关起门来说私房话,对己不利。百里就给张出主意,叫张陪同蒋鼎文去见蒋介石,当蒋介石把手令直接交给蒋鼎文后,即同时退出,此意见蒋介石和张学良都同意,蒋鼎文于当天从西安飞往南京。不久,宋子文等人来到西安,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等同志也来到西安,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百里于12月27日飞抵上海。

    百里过去在蒋王朝中处于尊而不亲的地位,自西安“同难”后,蒋介石对他就比较亲近了。1937年初,他奉蒋介石之托视察全国各地的防务。他认为正确的国防之策,不能简单地重复古人的或外国人的东西,只能从中国当前的实际出发,“研究前进的战法”。所以,他欣然从命,以孱弱之身,风尘仆仆地到了山东、湖北、湖南、河南、山西、河北、广东等地,走遍了半个中国。视察期间,他还陪同意籍顾问史丹法尼考察各地的经济情况,以便厘定改革方案。到达杭州时,与老友钱均甫相见,钱问及中日两国的情况,百里说除打之外别无出路,战争即将爆发,世界大战也不可避免。钱问他中国能不能打过日本时,他胸有成竹地说:“感谢我们的祖先,中国有地大与人众的两个优越条件,不战则已,战即不能不动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矣。”他讲到在济南、青岛、汉口、长沙、衡阳、郑州、石家庄、娘子关、太原、北平、天津等地,看到到处兵荒马乱、啼饥号寒的情况后,深深感到在打仗时期军事当然重要,“但是不能不吃饭”,“军事实力的基础是经济”,“经济生活根本动摇了,社会的不平衡一天重一天,而百战百胜的雄师,遂至一败涂地”。在邹平,他访问了梁漱溟,兴致勃勃地谈到了“民兵制”,认为这种隐兵于农,耕战结合的兵役制度,弱大之国应采用。

    这一年3月,中日战争已有箭在弦上之势。蒋介石在“夏都”牯岭设立暑期训练班,抽调各省高级将领,轮流前来受一次短期军事训练,百里受聘为训练班教官。他口才敏捷,眼光锐利而又学识丰富,讲课颇受欢迎。他在作《义务兵役制》演讲时说:“为适应战争的需要,扩兵‘既欲其精’,又欲其多,而国家经费,则又有一定范围,不可逾,于是义务兵役制起。以少数之军费,得多数之军队。”并指出其优越性有五:“一日征之能来,二日来之能教,三日教之能归,四日归之能定,五日临战焉”。

    “七·七”的炮声一响,各路将领纷纷返回防地。不久,国民政府成立战时咨询机关“参政会”,在庐山召开第一次会议。白里受聘为参政员,又与周恩来、胡适、梁漱溟等三十余人受任为国防参议会议员,

    “八·一三”战事爆发后,百里奉命第二次出使欧洲,开展外交战,争取外援。当时,国民党中央的外交策略,分作拉拢英、美和分化德、日、意的两个方面。百里的任务,主要是破坏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合作,至少是说服德、意两国的对日关系,不涉及中国问题。他受命后,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认为这时出使,正是希特勒趾高气扬之时,西欧有佛朗哥将军在西班牙取得的胜利;东欧巴尔干诸国纷纷反共排犹,美国对中日战争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处此形势,深以任务不易完成为虑。

    1937年9月18日,百里以蒋介石的特使身份启程赴欧。到达罗马后,在中国大使馆下榻,直到10月上旬,意方才由墨索里尼的女儿齐亚诺夫人出面设宴,墨索里尼则避而不见,但总算通过齐亚诺夫人的口角春风,齐亚诺才约百里于10月12日相见。

    百里与齐亚诺的交谈丝毫未解决问题,便想只有直接见到墨索里尼一面,或许能打开僵局。因而,他心生一计,请驻意大使刘文岛于10月20日设宴为史丹法尼(意籍中国经济顾问)和他本人洗尘。结果应邀前来的有六十余人,是使馆少有的一次盛会。百里即席发表演说,首先说道:“我和世界人们一样,现在也到罗马来了。”这句开场白引用罗马的古代成语,意大利人引以为荣,因此满座为之歆动。接下去谈到世界上具有古代文明的国家,今天存在虽也不少,但是比较强大的,只有中意两国。这两个国家历史上没有仇恨,没有战争,真正做到和平共处。这一席话讲得大家笑逐颜开,不断地发出掌声。百里演讲刚完,听众都不约而同地趋前握手,表示内心的共鸣。第二天,意大利外交部一个高级职员向百里的随员薛光前索去演说底稿,第三天,中国大使馆就接到意外交部的通知: “林谦(即领袖之意,意大利以此称墨索里尼)约蒋百里将军于25日相见,特烦贵大使传达。”

    25日下午6时,百里到威尼西亚宫与墨索里尼相见。这时候,国际上调停中日战争的九国公约签字国将在比京开会,意大利派员参加。所以墨氏提心吊胆地害怕百里提出要求,请意方代表在会议上发言支持中国代表的提案。百里深察墨氏心事,故避而不谈,把话题引入到日德意三国成立防共协定的问题上。“听说贵国将参加德、日防共协定,敝国人士引以为忧。日本以防共为幌子,其军事行动是自北而南,其目的并非对苏,而在破坏中国之独立与统一。”这一番话,使得头大身短的一世之雄墨索里尼大吃一惊,半晌挣不出半句话来。约摸过了五分钟,墨索里尼才结结邑巴地作出一个极不自然的答案来:“这是无所谓的问题,德日签订防共协定,而中德两国友好如初。假使意大利参加这个协定,我断言绝无伤害中国之意。”随后,又谈到欧洲形势、国联等方面的问题。当墨氏谈到国联制裁意大利,中国代表没有支持意方时,百里认为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日本侵略中国,同一侵略性质,如果中国承认意大利用兵东非为合法,就等于间接表示放弃东三省。于是,他回答墨氏说:“中国有中国的困难,对贵国虽愿效劳,怎奈自己有自己的立场,对此无能为力。”最后,百里谈到中意物物交换问题,墨氏欣然同意,并叫齐亚诺同百里详作商谈。

    次日,意法西斯举行大会时,墨索里尼向史丹法尼盛称百里的使才,并对昨天的会谈表示兴趣。

    10月28日为法西斯党进军罗马纪念日,百里会见了百忙中的齐亚诺,请齐对11月3日在比京召开的九国公约签字国的会议,多多为中国帮忙。但齐却滔滔不绝地谈到:“中国以保存国力为上策……而那些鼓励贵国抗战到底的国家,意在牺牲中国以削弱日本,对中国是不肯以一指相助的。”百里对齐的胡言乱语早已不愿再听下去了,便以严肃的态度斩钉截铁地打断齐的话说:“你谈话的动机也许是可取的,但中日之战乃是日本侵略中国,而中国进行抵抗。侵略一天不停止,抵抗也就一天不会停止。”

    与此同时,日本对欧美各国也正在展开全面外交战,劝诱意大利加入防共协定,开展日、意经济合作等;中国国民党军队在京沪线上大溃退,也使国际观感为之一变。百里处此险恶的环境中孤军奋战,但他还想作最后的努力。他从罗马到柏林,会见了德国外交部长和德国第二号人物戈林将军。在交谈中,戈林讲到中日“战争继续打下去,我认为对双方都是无利的,不知贵国当局有否接受良好劝告的动机”。百里爽朗地说:“中日之战,乃是日本发动进攻,中国既已奋起抗战,除非侵略军退出中国,决不中途妥协。”接著戈林又讲到“中国逐步接近共产党”,“日本防共不是假的”,日苏两国历史有仇恨等方面的问题。对此,百里避开正面不谈,而绕著圈子指出日本是以防共为幌子,以求遂其征服中国的野心:“日本是东方的工业国,其财富十之七握于大企业家之手,而军民过著牛马不如的生活。以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而言,日本早已具备,二十年前,《资本论》就在日本销行一百万册以上。”

    戈林听到这话觉得很新奇,不禁搓著双手,睁大眼睛想插话,百里却不让他开口。“日本外相广田就是个走亲苏路线的外交家,他曾口出大言,有我广田在位,日苏战争决不至于发生。日苏两国关于中东路的悬案,就是在他的手里解决了的。日本签订防共协定时,他向苏联驻日大使悄悄声明,此约乃对英而非对苏。苏联把这句不能公开的私人谈话公诸报端,弄得广田大受其窘,这件事已成了国际上一个半公开的秘密了。”

    戈林听了百里这番话,闪动著狐疑而又动摇的眼光说:“你的话倒很新鲜。”但又回到本题说:“中国军民的牺牲精神,全世界都已看得很清楚了,不过你们的力量到底还是不够呀!早点收场对你们也有光彩。”听到戈林这话,百里不免有点动情地说:“我们自力更生,不求任何人的援助。不过,我们的物质条件较落后,对贵国的经济互助和科学指导不能不寄以厚望。”

    在柏林,百里见到一年前留德学习的两个女儿,女儿童椎的天真使他在外交的荆棘丛中得到无比的安慰。一天,他带著两个女儿去看汉姆雷特的悲剧(是莎士比亚所作的悲剧)。看罢回来时,他思潮起伏,就以汉姆雷特为起笔,写了一本小册子,标题是《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后来,这本书在汉口《大公报》上连载时,报纸销数骤增,天未亮人们就等候在发行部门口买报。

    这本书,内分十二章。百里以辛辣的手笔批评日本人的性格,是南方情热的人种,又受了地理上的影响,造成了性急、短视和容易入于悲观的性格,缺少内省及临机应变的能力。他说:“日本古代以鲤鱼比作武士,只有鲤鱼受了刀伤,临死也不肯动,恐怕(日本人)以切腹而死为光荣的来源就在于此。

    日本人吃鱼要活宰,不懂得中国人‘闻其声而不忍食其肉’、‘君子远庖厨’的意义,养成了他们的残忍性。”他在书中所论日本人的矛盾与悲观是:“一方对中国用兵,一方却主张东亚民族大团结,一方崇拜外国人,一方又嫉妒英美。天天以‘东方文化’自豪,实在是无一件事不模仿西方:学了拿破仑创造‘莱茵同盟’的故智造成了‘满洲国’,又学英国人的故智企图分裂中国”。他还从日本自然条件、历史状况及政治、经济、外交、精神等方面分析了日本的弱点,指出:“日本对中国作战的致命伤在于国家太小,人力有限,野心太大”,“视此土既肥,彼岛更美,南进北进”,“宛如蛇吞象必自取灭亡”。他把当时的日本比作正在盛开的樱花,告诉大家,“当它最美,最盛放的时候,也正是凋谢的时候”。这话成为当时分析日本的一句名言,并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

    最后,他以一段寓言,借一位老者的临别赠言:“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们讲和!”提醒国人,中日战争“不打个水落石出,不拼个你死我活,这战争是万万不能中途妥协的”。

    1938年初夏,百里访问法国后偕第四女蒋和转道马赛,乘罗索尔号轮回国。途中接到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欠捷的消息,船长举杯向百里及中国旅客致贺。他非常高兴和自豪,私下对女儿说:“你来看,国际礼貌是不爽毫厘的,我们表现一份力量,他们就给我们一分颜色,你们年轻人应当牢牢记著这个规律。”

    百里在甲板上散步,并肩而走的女儿蒋和突然说:“爸爸,你看我们中国人,有的自尊心太重,有的自卑心太深,我以为这两者都是要不得的。我们打日本鬼子,就得老老实实地打下去,打胜了不必趾高气扬,打败了更不会亡在闩本人的手里。您应该抽点工夫写一篇中国自古以来抵御外寇的史料,用以鼓励军心与民气,这也是您应尽的天职呀!”

    百里接受了女儿的意见,在船上进入沉沉的构思。船到香港后,他把行李搬到九龙饭店,就在炎热的天气下写成了《抗战一年之前因后果》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百里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自周朝开辟中原到秦汉统一中国,是完成本国文化的时期;第二时期从汉朝张骞开辟西域到宋未文天祥的死,是养成中华民族同化力的时期,第三时期从宋未至民元,即从蒙古崛起到辛亥革命,是锻炼我们民族抵抗力的时期。”在文章中的末尾一段,百里认为抗日战争除了考试作用外(谁最努力),还有一种排泄作用。他说:“譬如人类疾病中有一种‘癌’,不是外来的菌,而是自己身体内变坏了的细胞所构成,天幸敌人给了我们一种妙药,将这种毒细胞尽量地吸收过去(汉奸),使我们民族的血液变得清洁和健康了。”

    后来,这篇文章在武汉发表,轰动了中国战时的文坛,都说文章分析得好,比喻得好,誉称百里为战时的文坛健将。

    这时正是抗战最艰危的阶段,武汉成了中国战时的首都。百里应蒋介石的电召,到汉口汇报在欧洲接洽的经过。蒋介石还鉴于时值国联开会,在远东有重大利益的英国,应当在国际联盟提案制裁日本,因而清百里写一篇警告英国的文章。百里欣然应允,很快写成《为国联开会警告英伦人士》一文。

    他首先把别人诋诽国联的活做了文章的帽子,如用希特勒的话说:“国联乃是一根稻草,中国想抓住这根稻草渡河。”接著用一位法国记者的话说:“日内瓦碧绿的树林里,露出半截白石砌成的宫殿,远远望去,分辨不出到底是和平之宫还是和平之墓,但是近前一看,才知道这是一所豪华的病院,一进门就听列沉痛的叫喊,叫喊得最厉害的是受了空袭的伤病员(指中国和西班牙)。……”借此,百里抒发了自己的见解:“……日本亚热带的民族不宜高寒,而且西伯利亚的资源远逊南洋,所以它北进是不可能的。”并直接点出中国抗战与英国远东利益的关系:“我们这次抗战,是替英国打头阵也是替国联的和平政策守住最后的堡垒。”

    随著中日战争的扩大,中国北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丢失,国内的亡国论也甚嚣尘上。对此,百里非常愤慨。为了鼓励全国军民坚持抗战必胜信念,他发表了《抗战基本观念》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以古论今,分析了工业落后和武器不如人的国家,同样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提出:“假如说我们机器、武力不如人就决不能取胜,那么复国英雄与革命志士起事的时候,弱国对抗强权的时候,武器与机器总是不如人,但终久能够获得胜利,这是什么原因呢?”他用这个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强者未必永强,弱者未必永弱,弱不一定就不胜,强不一定就不败”的道理。接著分析了几座大城市的得失,与战争全局并不发生大的影响。他说:“我们是农业国家,工业国家全部国力集中几点,一个纽约可抵半个美国,一个大阪可抵半个日本。中国国力中心不在都市。南京、上海之失,与中国的抵抗力完全没有影响。”他指出中国最大的武器就是坚强不屈的意志,敌人想屈服中因人的意志是不可能的。“战争的目的,在届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之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的意志,使之改变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届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民族主义终必胜利”。

    他谴责日本假口防共,是自欺欺人之谈。“说共产是思想问题,若渭威力可以压制思想,世界上就绝对不会有革命问题发生,也无从有新生的国家了。……凭著日本二百万军队来防止中国赤化,等于俄皇尼古拉用禁卫军压迫布尔什维克党人一样”。

    百里还写了《欧洲大陆英雄之覆辙》一文,讥诮日本还够不上和他的盟友并驾齐驱:“一个陷人坑,第一位英雄掉了下去,第二位英雄自作聪明绕来绕去,仍然走上了那条路,一样地陷下去。”“日本竟也混在一起高唱反共,只怕还够不上掉在陷井的中央,只能掉在陷井的角落里。”

    百里对于抗日战争的前途是持乐观态度的,他深恶痛绝“视外围人之势力为绝对之不可抗。。他说,要是这样的话,“中国除永远沉沦之外,别无它法”。对抗日战争的总方针,他力主实行持久战。认为“中国国家的根本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中国国民的军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在中国历史上,“利用国民自卫心来保卫国家,没有不成功的”。他分析日本的国情后,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在战略上利在速战,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所以,“对付日本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军事-匕反其道而行之”,“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敝,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则置之第二线,使其有力无用处”。基于这一思想,他拟定了建立民军的三条组织大纲:第一建制之主义——以自卫为根本原则,绝对排斥侵略主义;第二编制之原则——军事区域之单位宜多,而各单位内之兵力宜少;第三建设之顺序——以京汉铁路以西为总根据地,逐渐东进,以求设备完全。

    百里认为抗击侵略的战争,应该启发全国人民的爱国心及其自尊心,使人人乐为国家效命。他说:“现代战争倘不基于国民的自发性,决不能战至最后的一兵一卒。”并认为当今世界,轴心国作战,人民处于被动的地位,民主国作战,人民处于自动的地位。如果轴心国与民主国破裂,战事的第一阶段,轴心国以团结对付散漫,以有准备对付无准备,可能处于压倒优势,而战事拖延愈久,散漫的也团结起来了,无准备的也加速完成准备了,那时候,民主国必愈战愈强,轴心国将由涣散、枯竭而趋于毁灭。他的这一分析,正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遵循的发展规律。

    1938年10月,汉口未撤退寸,百里自告奋勇想到西北军中服务,蒋介石却请他担任陆军大学校长。陆大是中国最高军事学府,校长一职例由最高军事当局兼任,因此百里一再谦辞,只愿居教育长之职。最后蒋介石决定,百里以代校长名义全权主持校务。

    不久,武汉即准备撤退,百里奉命将陆大由湖南桃源县迁往贵州。在长沙暂住时,他夜以继日地整理了陆大讲演的两个题目。第一题为《参谋官之品格》,第二题为《知与能》。

    百里认为:参谋二字是从日文中译来的,我国原来叫做“军师”或“幕宾”,姜太公被尊为“师尚父”,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时告以“读此可为王者师”。如此说来,参谋长便是帝王的先生。他说:姜太公穷得以钓鱼为生,周文王礼聘至再才肯出山,这便是参谋官的“品”,张良世代为朝相,韩亡后散尽家财誓为故国报仇,不惜牺牲一己,这便是参谋官的“格”。他赞颂张良和诸葛亮的品格,说“诸葛亮一直等到先生三顾茅庐,然后才‘感激’,才‘驰驱’,而一出茅庐之后,人家把皇帝送给他做,他却报之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告诫参谋人员,要以先贤为样板,尊重自己的荣誉。他说参谋官的地位由“军师”降为“幕宾”,虽不在三军主帅之上,但还是处于平起平坐的对等地位。自从中国成立新军以来,参谋长再而为军曹,甚至成了司令官的“马弁头儿”,可以招之使来,挥之使去。今天要恢复参谋长的荣誉和原有地位,只有拿人格去争取,如果不能自重,休怪别人不肯敬重我们。

    百里对《知与能》的阐述极为精辟。他说,学问是要去求才能取得的。求就是仰面求人,不一定教授可以教你们,一个士兵也可以给你们宝贵的经验。他强调讲学问一定要有大海般的心,才能吸收世界上的一切细流。其次脑子要软,软得象水一样。世界上最软的东西是水,盛于方则方,盛于圆则圆,大路流不通就走小路,小路走不通就走地下的路。这便是能够改变自己适应环境的道理。如果一个人的脑子硬化,就不能接受新的事物,就没有求学的资格。他指出: “各种地形不同,各种敌人的情况也不一致,人类自有历史以来,没有一件事是象演戏一般完全一致的,每次都有新的情况,全靠我们能虚心、能体验、能适应。所以能变就能打胜仗,不能变就不能打胜仗。这是讲学问的基础常识。”

    他曾命学员把手表都交上来,从中检查了十只手表,发现有三十分钟的差距。他说:“中国人不认识时间的重要性,是个最大的缺点。在这三十分钟之内,如果德国跟捷克作战,他们的飞机早巳粉碎首都布拉格而有余。”教导学生珍惜时间,求知求能。

    百里到达桂林后,应桂林市政府筹备处处长庄仲文之请,发表了十点关于国事的意见。要点是:

    第一,兵力宜集中使用,而训练新兵则宜以营为单位。军政部的职权在于物色合格的帅级人才,……每营集中训练,单位不大,经过三个月的训练,自可成立巩固之单位。每营训练成熟,然后集合成师,则全师亦有坚强之战斗力。这就是孙子所谓“治众如治寡”的道理。
    第二,军事期间,电信频繁,电报积压,往往数日方能到达。各省当局私人应酬电报,阻碍正常业务,宜予以切实取缔。
    第三,目前各省公路,大多崎岖难行,致车辆之汽油消耗增加,机件损毁较易,而汽油机件均为舶来品,应尽可能求其经济使用。各省因增强修路队而雇用民工,民工所费仍在国内流通,楚弓楚得,亦殊值得。
    第四,现在一般人习于坐汽车,汽车车辆异常缺乏,故各站宜尽量利用其他工具如马车、骡车、人力车等,分任运输之责。亦可组织挑夫队,每五十里为一站,用以疏散人口和搬运行李。
    第五,有各种新工具、新武器而不善使用,则有等于无。故使用武器之重要,尤甚于有好武器,此点必须向部队说明。
    第六,抗战时不宜好高鹜远,要有若干飞机、大炮、坦克车,才能克敌制胜,这是目前办不到的事。应将现有武器合理地用在抗战上。
    第七,提倡科学不求百废俱兴,宜因陋就简,集中人力物力于一门,则较经济合算。
    第八,湘军每营有夫一百六十名,故部队行止自如,其后兵革久废,遂有营长吃缺之举,北洋派鉴其弊害,而有取消夫额之章,故北洋军队到南方必拉夫,引起民怨沸腾。而军无辎重,即使攻克一城,士兵弹药已尽,必不能进行追击,以收克敌致胜之战果。
    第九,我国近年建设,固无统盘计划,往往因局部之利而成全局之害。如石家庄滹沱河,蜿蜓曲折,本为足资防守的要地,但当地土豪争设水坝而阻上游,形势遂坏。故各建设之始,必须研究历史与地理,方免恶果。
    第十,抗战以来,通都大邑以为必可坚守者,往往不崇朝而失,而台儿庄、广济等不甚著名之地,反获胜仗。今后抗战,宜求战志(士气)之坚定,而异日和平之后,更宜确定军队战志,以备未来之国患。

    百里在桂林成天演讲,累得精疲力尽,一天,他神色败坏地跑回来,倒在床上不能动弹。夫人左梅劝他屏绝应酬,在桂林多住几天。他焦急说:“我到桂林已一星期了,一日不到校我的心一日不安,我们到遵义再静养不迟。”

    百里到达宜山县城时,知自己病入膏盲,乃分付暂住省府招待所乐群社。这时,广州的第八军分校及浙江大学都已疏散到待这里。浙江大学的前身是求是书院,百里又是求是书院的高才生,故该校与他的关系特别亲切。当知百里到宜山后,两校的学生每天潮水般涌进涌出,使左梅的照顾发生了很大的麻烦。

    百里在宜山住到第五天,决定第六天启程赴遵义。就在这天晚上,陆大教育长周亚卫由贵阳赶到宜山向百里报告扩中近况,周还说到路上遇到土匪开枪的危险情况。左梅趁机劝说百里再住几天,等路上太平点再走。百里却漫不经心地回答:“不见得土匪就向我们开枪。我们已决定了明天走,不要随时变更,就是有危险也得走。”可就在这天晚上,百里患心脏麻痹症与世长辞了,享年仅五十七岁。

    百里的噩耗传出后,举国朝野为之震动。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上将,并由政府及地方当局襄办丧务,将遗体葬于宜山的鹤山。后来运回杭州,改葬于南山公墓。

    百里五女,昭最长,未笄而卒,次第为雍、英、华、和,都为海内外最高学府毕业。1946年,蒋英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钱学森结为伴侣。左梅夫人随三女蒋英、五女蒋和居住北京,于1978年在北京逝世。

    蒋百里一生著述宏富,其军事著作大部收入《蒋百里先生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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