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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

    蔡锷(1882.12.18—1916.11.8),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今邵阳)人,中国近代军事家

    1882年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一个贫寒的裁缝家庭。6岁时在当地一位名士帮助下,免费入私垫学习。12岁考中秀才。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

    这时,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也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著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

    1899年7月,蔡锷东渡日本,入陆军成城学校学习,从此开始了“军事救国”的生涯,并正式改名锷。

    在日本,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匀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丁他的救国救民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沈”,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赢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他断言:“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军国民篇》,《蔡松坡集》(1984年版),第15页)那么,怎样实行“军国民主义”呢?蔡锷认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军国民篇》,《蔡松坡集》第32页)。至于“国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蔡锷虽冥思苦想,却未能做出回答。尽管如此,他的这种探索还是有意义的。当时,国内正掀起编练新军、改革军制的热潮,把练兵作为救国的“第一要义”。而蔡锷等爱国青年则认为尚武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提出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素质。这种主张,与单纯依靠改革军制以求强兵御侮的思想相比,显然视野更广阔、更深远。

    1902年11月,蔡锷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当时,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著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1904年初,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年轻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不久,云南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1911年(宣统三年)初,蔡锷抵滇。在等待接任新职期间,他伏案著书,从曾国藩、胡林翼的许多奏章、函牍和日记中,选摘出有军事价值的言论,分类编辑,取名《曾胡治兵语录》,并附以按语,阐发自己的见解,希望以此作为对滇军的精神讲话材料。他在《语录》的序言和按语中,结合曾、胡的言论,谈了对选将,治军、作战等问题的看法,反映了他当时的军事思想。

    在论及“选将”时,蔡锷崇尚曾、胡“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认为这是“扼要探本之论”。他说:“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力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蔡松坡先生迫集》(二),第8页),抒发了他立志为国捐躯的志向。谈到治军,蔡锷认为“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对于“风气纪纲大弛”的军队,“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主张“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蔡松坡先生迫集》(二),第16页)。同时,他也提倡官兵之间“和辑"相处,使士兵把军营视为“第二家庭”。他特别欣赏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这句话,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5页)

    关于作战指导,蔡锷认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彷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也。”从这一思想原则出发,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军费、交通等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他说:“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昔俄人之蹴拿破仑于境内,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鉴也。”(《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25页)他的这种既借鉴外国战争经验,又根据本国的实际研究军事学术的思想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911年7月,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蔡锷为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旅长)。蔡锷开始按照自己的主张和设想,进行改造和训练滇军的活动。

    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詹秉忠、孙天霖《忆蔡锷》,《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432页)。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的火炬迅速发展为埋葬封建帝制的熊熊烈火。10月30日,辛亥云南起义爆发。这是继武昌起义之后战斗最激烈、代价最巨大的一次武装起义。在革命的决定时刻,蔡锷被推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负责拟定起义计划并指挥起义军作战。当晚8时,蔡锷命原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李根源等率云南新军第73标,由昆明北门进攻五华山和军械局,自己率第74标和炮标由南门外巫家坝向城内推进,进攻总督署和五华山。战至第二天中午,南北两路义军会师于五华山,击毙云南新军第19镇统制钟麟同,俘获云贵总督李经羲,结束了清政府对云南的统治。

    11月1日,起义官兵在五华山组织了“云南军都督府”,公推蔡锷为云南都督。这时,他年仅29岁。

    蔡锷就职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与此同时,蔡锷看到“英窥西藏,法窥滇黔桂粤之谋日迫,边陲多故,危机已伏。若屏藩不固,国将不国。”(《五省边防计划》序)为此,他亲自担任主编,拟定了数万言的《五省边防计划》,即西南边防协同作战计划。该计划指出,中华民国虽然已经建立,但“内讧未靖,外患思乘”,列强侵吞中国之心不死。除沙俄日本在东、北部边境地区屡挑事端外,英国侵略者也不断从印度以武力干涉西藏,法国也往越南增兵,企图进犯滇桂。在此情况下,“西南边要尤陷危险,民国全局殆哉岌岌”。因此,蔡锷呼吁滇、川,黔、桂、粤五省实行军事联合,以便随时抗击英法侵略者的军事侵略,保卫新生的共和国。这份计划草案分三编十章,分别对五省联合军的兵力编成、作战区域和协同办法,军队的集中,展开和作战步骤,以及战前准备,兵站设置,战场建设等重大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具体的规定。它在当时虽然未能实行,却充分而具体地体现了蔡锷的战区战略思想。

    1913年10月,蔡锷被袁世凯调到北京,任全国经界局督办。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其间,他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倾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不仅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

    袁世凯自1912年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其政治野心不斯膨胀。他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著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

    最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致袁世凯电》,《蔡锷集》(1983年版)第202页)。但是,1915年5月7日,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深深刺痛了蔡锷,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京出现了一个打著「筹一国之治安”旗号的“筹安会”,公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接著,各类“联合会”、“请愿团”也纷纷粉墨登场,为帝制唱赞歌。12月,袁世凯完成了复辟帝制的准备,于13日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国,改用拱宪年号。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使蔡锷气愤已极,他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于是他表面上装出不关心政治的样子,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以蒙蔽衰世凯,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内容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护国文献》(1985年版)第300页)这是个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颇具胆识的战略构想。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赴津,旋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后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

    在民主革命志云集的云南军队中,从8月中旬“筹安会”成立时起,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9月11日以后,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又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并著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蔡锷抵达昆明,加速了云南反袁武装起义的爆发。

    1915年12月25日,云南通电宣布独立,众推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4个梯团(旅)约8000人入川,拟对川边敌军突然袭击,出奇制胜,夺占叙州(今宜宾)、泸州诸要地,再北攻成都、东取重庆,尔后挥师东下,会师武汉。

    蔡锷组织指挥的四川战役,是护国战争中打得最艰苦最激烈也是决定战争命运的战略性战役。当时,蔡锷正患重病,身体虚弱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然而他决心“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抱病指挥讨袁作战。他以第一梯团出昭通攻叙州为左翼,另一梯团出松坎攻綦江为右翼;自己亲率两个梯团约4000人为中路,经贵州毕节直指四川护州。然而,由于护国军兵马未动即公开宣战,打乱了秘密开进、突然袭击的作战计划。当蔡锷抵达四川纳溪肘,袁世凯已调集了曹锟、张敬尧等4个师3个混成旅约4万余人入川,使护国军在兵力上处于劣势,丧失了战场的主动权。1916年2月上旬,护国第一军先头部队进攻受挫,被敌包围在纳溪安富街一隅,形势非常危急。23日,蔡锷赶到前线,令朱德文队由小路夺占纳溪东面高地棉花坡,打破了敌人对纳溪的包围,继而指挥全军对敌实施反击。战斗在江安到兰田坝的广阔地域内展开。双方夜以继日,反覆争夺,战况十分激烈。由于敌人兵力居优势,且又占据险要地形,护国军虽奋战多日,始终未能突破敌军阵地。这时,敌人以一师两旅的兵力全部压向纳溪,蔡锷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遂于3月6日指挥护国军主力撤至大舟驿、叙蓬溪(今护国镇)一线。他一面从叙州调集兵力,加强沪、纳战场,一面构筑工事,整顿军队,同时电催唐继尧接济弹药,准备伺机反攻。

    护国军在大舟驿休整数日,士气复振,蔡锷决定对敌反攻。这次反攻,无论是在制定计划,组织协同,还是实施指挥诸方面,都有条不紊,果断坚决,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堪称精彩的一幕。3月16日,蔡锷令右翼赵又新梯团自白节滩经双合场进攻纳溪侧背,为主攻;中路顾品珍梯团一部由渠坝驿沿叙永河向纳溪正面佯攻,朱德,张煦两支队从侧翼向兰田坝迂回前进,阻击泸州援纳之敌,刘存厚师进规牛滚场,威胁江安守敌,掩护主力攻纳。17日,几路部队同时向敌发起进攻,连战皆捷,朱德一路甚至挺进到距泸州仅几公里的地方。敌人退到纳溪外围组织环形防御。蔡锷见各路进展缓慢,恐合江之敌抄袭后路,遂于24日令各路军队撤出战斗,退回出发地。经此一战,敌主力“第七师将校伤亡殆尽,士兵损失过半,已无再战能力。”(《致梁肩超江电》,《蔡松坡先生遗集》之四)

    护国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饷弹两缺,后方接济时断的情况下,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虽没有夺占泸州,却牵制住了敌军主力,阻止了敌军的推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军队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泸州前线总司令张敬尧,见胜利无望,也在3月31日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

    但是,袁世凯是顽固透顶的反动派,他不甘心也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还想在军事上再下一次赌注,与护国军拼个最后的输赢。于是,他明著打电报给蔡锷等人,要求“先戢干戈,共图善后”,暗地里却在重新整顿部队,组织第二批“征滇军”。袁世凯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兵力于湖北,准备重点进攻湘西,再以湘西为跳板从翼侧进攻滇黔,另外分兵一部进攻陕西,(陕西将军陈树藩已宣布独立讨袁)以保障京师的侧翼安全。张敬尧虽然与护国军谈判停火,暗里也在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准备对护国军发动新的攻势。其作战企图是:以第8师主力分别从合江出先市、尧坝,向白节滩翼侧进攻,张敬尧亲率第7师主力由纳溪、茶堂子前出,向大州驿佯攻,钳制滇军主力,另以一部由二龙口,大渡口等处向大州驿侧后实施深远突击,直捣永宁,断绝滇军后路。

    袁军新的作战企图,早被护国军识破。蔡锷等一面对敌“虚与委蛇”,努力达成停战协定,以便争取时间,整顿部队,调整部署,补充新兵,催运军需,一面积极商讨下一步作战计划,“以图大举”。

    在对川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上,唐继尧与蔡锷产生了严重分岐。唐继尧主张组织重兵集团出宁远(今四川西昌),经汉源、雅安攻取成都。其意图是想首先占领四川省城,造成先声夺人之势,然后由成都向川东,川南卷击,策应泸纳战场。对此,蔡锷极力反对。

    蔡锷首先向唐继尧剖析了战场形势。指出:“宁远一路,山川险阻,给养艰难,只宜出奇兵偏师为奇袭扰乱之用,临以重兵,甚属非宜。”在泸纳方面,“逆军现有两师,且较精悍。我军现只九营,激战之余,兵额大减,以言防守,尚足勉强支撑,以言进取,即增加两三支队亦无必胜之把握。”而綦渝方向“逆军系第3师及第6师之各一旅,战斗力较弱,不难一战而破之。”因面蔡锷主张,下一步对川作战方针:“叙泸方面宜主守”,“对湘亦宜暂取守势”,而“綦渝方面则积极取攻势”,“以滇师举全力以出綦渝为当。”(以上引文见《致唐继尧麻丑、麻申电》,《松坡军中遗墨》)蔡锷的作战企图是在叙、泸、湘作战方向均取守势,牵制当面敌军,而集中主要兵力从綦江方向实施突击,进取重庆,控扼咽喉要地,既可以忸击袁军后续部队入川,又可以断绝泸、纳方向袁军退路,同时也斩断了敌作战运输线,陷泸州之敌于弹尽粮绝之境地。

    由于袁世凯在6月6日忧郁死去,护国战争也随之结束,蔡,唐的作战计划都未能得到战争实践的检验。但是,客观地分析对比一下,不难看出,蔡锷设想的“以重兵趋綦渝"的作战计划,要比唐继尧钓以孤军远出宁远攻取成都的计划更切实可行一些。从蔡锷的作战计划可以看出,经一个多月的战争实践,他作战指挥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他总结了前期作战的经验教训,及时地转变作战方针,变多路出击为一路突击,变几个方向平分兵力为集中兵力于主攻方向,变强攻泸州为主攻綦渝,变内线抗击为外线抄袭、前后夹击。这种虚心体察战场情况,注意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断提高自己的指挥艺术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为民国大总统,于7月6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是,这时蔡锷的病情恶化,他草草处理了川省善后事宜,即于9月东渡日本治病。11月8日上午,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

    蔡锷在短暂的一生中,注意辨别政治风云,顺应历史潮流,投身革命运动;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方面都作出了较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在护国战争中,他抱病参战,指挥劣势军队顶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逼迫敌军停战议和,表现了他坚定不移、临危不惧的精神和为国为民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在作战指导方面,他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克服初战时存在的某些急躁性和片面性,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及时修改作战计划,调整兵力部署,力求主动,避免被动,基本体现了他自己所主张的“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的战争指导思想。

    蔡锷死后,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寄赠挽联写道:“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以班超、马援这两个历史名将作比喻。高度赞颂了这位热诚爱国,叱吒风云的青年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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