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1893年生于广西桂林县南乡山尾村一个回族农民家庭。白原籍为江南江宁府上元县，明朝落籍桂林，后搬迁四川开县，其出生前再次迁至桂林山尾定居。他的父亲白志书，别号友三，自幼耕读，十九岁时因习。作联句所用之音韵与其师不尽相同，受不当之处罚，遂愤而弃儒从商，于桂林西乡苏桥墟开设永泰林商店，经营糖、油、豆、纸等什货，生意尚好。三十五岁时与西乡罗锦墟马全记之大女、二十四岁的马氏结婚。婚后生七男四女，夭折三男一女。长成者四男，即崇助、崇伦、崇禧、崇祜，女三人，即长女年妹适海、次女德贞适马、三女三妹适博。

    白崇禧五岁就读于私垫。九岁时与其弟崇祜共师事白莲洲老师。同学中有一个叫毛长林的，年十七岁，每逢初一、十五，竟勒令同学供其金钱、食物，名之为进贡。其座位恰于书房通往厕所之间，同学赂经该处，毛动辄要“纳路税”。白氏两兄弟常遭其欺侮，但因年幼不敢与之斗力，乃密商以智取胜。一日下午放学，乘毛长林下五级石阶时，白崇禧出其不意，在后用力一推，毛滚滚而下。白乘机踢其两脚，迅速跑开。毛因面部二膝部受伤流血甚多，毛之家人向白父责难，白父乃赔偿其医药费用，而对白崇禧因受辱而报复之行为则不予深究。白莲洲老师为维护纲纪，将白崇禧棍责，又告诫毛不准再欺侮同窗。从此，毛之“纳贡”、“苛捐”因而取消，同学称快。

    在师范年余，辛亥革命爆发。白加入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家中长辈闻之纷纷反对，并派人至桂林北门城口把守，欲迫其回家。白崇禧乃私将武器装具托交同学，穿便装从西门出城，绕道往北门城外与大队会合。

    广西北伐学生军自备费用随协统赵恒惕水陆交替行至湖北汉阳参加南军阵营，与北军相峙。未几南北停战，调至孝感，学生军个个发蓬面垢，每当丽阳和暖之日，即为捉虱繁忙之时。南北议和成功，各省之学生军均奉命解散，白被编入南京陆军入伍生队，至南京受入伍训练。半年期满，送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学习三年。毕业后，白被派往北苑卢永祥第十师熟悉军营生活半年，尔后即升入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两年，同学中有黄绍竑、夏威。

    保定毕业时，白崇禧与徐培根、陆权等二十多人，自愿请求分发至新疆当见习官，以期效法张(骞)班(超)立功异域之壮志。北京政府接受了申请，并发给国币五百元。后因俄国白党谢米诺夫退据西伯利亚，陈树藩盘踞陕西与北京政府为敌，无路可至新疆，遂改分广西原籍见习。

    1916年，回广西第一师第三团任见习官。广西为了“护法”，与湖南组织湘桂联军，以桂省督军谭浩明为联军总司令，出师援助湖南。白崇禧随部队行至汩罗江以北，被吴佩孚打败。此后谭甚感桂军缺乏训练，谋求改良，由督军署成立模范营，委马晓军(日本士官第十四期毕业生)为营长，白调至模范营任代理少尉连副。见习半年，升少尉，不久升中尉，年后晋升第一连上尉连长，夏威为第二连连长，黄绍竑为第三连连长，张淦为第四连连长，黄旭初为副营长。训练期间为一年半，此营之学兵大都成为广西建军之骨干。

    1919年初，白崇禧奉命随模范营进左江流域剿匪。广西匪势因政府历年惯用招安政策(陆荣廷自已是被招抚而起)，兵来受招安，兵去仍做土匪，势大时还可以升官，使广西形成“卖牛买枪”，“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的局面。在马营长召开的剿匪会议上，白崇禧认为招安政策决非长治久安办法，坚决主张剿重于招。会议中确定由白崇禧负责处置应招或俘虏之匪徒。不久，应招匪数过二百人，其中有屡次招安由小匪到老匪之惯匪者八十余人，白主张枪决受招降儿次以上惯匪，以绝后患。他请马营长去请示谭督和陆老帅(陆荣廷尊称)。陆闻之大怒，马颓丧而归，抱怨白不该让其去受气。白仍认为铲草务必除根，决定独断独行。于是，白表面上尽量与惯匪接近，与他们同住一间屋子朝夕相见，使之不疑不忌；一方面暗中算计对他们下手。中秋节，白让八十余名匪首回家过节三天，严令他们限期归营。等他们归来后，白佯言他们在外有非法行为，责备他们不该辜负其优待之德意。他们一致保证绝无其事。白说：“控告的人住在隔壁学校，为众人清白著想，请您们前往让他认一认。”他们亦以为然，乃鱼贯而至该校。白事先在该校埋伏的两排兵因而一一将之逮捕处决。并随即谎报马营长：“匪徒于晚间抢枪谋叛，事起仓猝，因不及请示处置办法，恐有误戎机，用紧急处分将全部匪首八十余名枪决。”马闻之大惊，报告谭、陆，因已成事实，未受责备。从此招抚政策改为进剿政策。

    模范营剿匪有功，扩编为团，旋即调驻百色禁烟。白崇禧因禁烟太严，所属一个排因不能做烟土发财而携枪叛逃。白率兵经三昼夜追赶收回兵马，获嘉奖。

    白分析广西之前途不外有三：一为附合北洋军阀，一为支持赵恒惕所倡言之联省自治，一为归附广州之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并认为：北洋军阀是人们所恶，联省自治非统一全国之良策，参加“三民主义建国”才是上策。经再三研究后，白崇禧以全权代表身份往河南士敏士厂谒见孙中山大元帅，表示广西竭诚请求加入革命行列，并申述广西统一对革命之重要性。孙中山也深以先统一两广再统一全国为上策，即委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白为参谋长。辞别时，孙中山对白说：“我无枪、无粮、无饷；只有三民主义。”白崇禧说：“广西统一不需要孙公的物质支援，所需者仅是革命之主义与信仰而已。”

    统一广西的方向既定，第一步就须解决镇守梧州的冯葆初部队。这支部队力量甚大，装备优良。白崇禧不敢贸然行动，便与驻梧州附近钩粤军李济深商妥后，在一个晚上，由黄绍竑于梧州河面宴请冯葆初。冯不知有诈，欣然赴约。酒过三巡，黄突拔出手枪相逼，事起仓猝，冯只得俯首被捕。其部早巳被黄部监视，毫无反抗，一一缴出枪械，黄、白便获得枪支二千余。沈鸿英驻于八步的部队，闻变本想开来梧州，因被粤军牵制不敢移动。这样，黄绍竑、白崇禧即通电分别就任广西讨贼军司令、参谋长。

    1923年9月，正当讨贼军向广西内地推进之际，驻于广州之广西军独立师师长陈天泰以援助为名，循西江回师广西，进驻都城。其部有四五千人，非讨贼军力量所能抵拒。对此，黄、白外则极表欢迎，内则积极戒备，并与梧州督办李济深密商以武力解决之。陈不知其计，派参谋李澜柱至梧州商洽．白欢宴于梧州河面之花艇，请与李澜柱相识之梧州亲友作陪，打麻将以拖延时间。酒至半酣，便托故另有应酬，乘坐汽艇上戎墟，转乘车赴都城方向指挥部队对陈部作战。主力由黄绍竑统领防守中路，俞作柏担任左路，他担任右路，以钳形之势攻击其前，粤军蹑其后，仅一日即将陈部缴械，陈天泰被俘。白与陈见面，并多方安慰，还送其衣服旅差费，让乘船回香港转广州。后来黄绍竑至广州住在东亚酒店，陈聚旧部包围之，黄越楼顶而逃。

    都城底定后“讨贼军”之力量大为增强，下辖俞作柏、伍连飓、夏威所率三个团，共有人枪三千余。与李宗仁驻玉林之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互成犄角，统管整个西江上游。这时，广西最强的地方势力尚有陆荣廷和沈鸿英部，各有一二万人枪，远非。讨贼军”实力所能抗衡。鉴此白崇禧前往桂平劝说李宗仁参加“讨贼军”，愿拥其为首领。他对李部参谋长黄旭初说：“若李率其所部与讨贼军合作，登高一呼，四方必定归服，功劳岂在于广西。”李宗仁经过考虑，决定以“定桂军”名义与“讨贼军”合作。

    随后，白崇禧又与李宗仁商讨进攻陆、沈之策。李宗仁主张先进攻沈鸿英部，认为沈部强暴，罪恶显著；陆有善名，舍恶攻善，不易号召民心。白崇禧主张先攻陆荣廷部，其由有三：一为陆当时驻在桂林、南宁，为广西政治中心，防务空虚，易于进攻；二为陆与湖南相通，湖南又得吴佩孚援助，应于其支援未至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三为攻打沉鸿英，胜了，陆之势力犹在，广西仍然不能统一，败了，则更不能攻打陆、吴。他说：“我们之处境犹如楚汉相争之韩信，联陆则沈败。应坚持联弱攻强，避实击虚。”但是讨论三日毫无结果。后来，他对黄旭初说：“兵贵在速。无论李旅长是否同意，讨贼军进取南宁，必须假道桂平。”李见无法推却，便定名为“定桂讨贼军”，共袭南宁。当时，陆荣廷与沈鸿英正相持于桂林城，南宁城市空虚，不攻而克。陆既被围于桂林，又失南宁之根据地。处境险恶，幸得湘军叶开鑫、廖磊之援助，方突围逃入湖南。

    “定桂讨贼军”占领南宁后，于谭浩明公馆宴请诸军将领。当众推举李宗仁为总指挥，黄绍竑为副总指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事后向广州大元帅府备案，亦为人元帅府承认，可是，“讨贼军”里头有的团长怂恿黄绍竑以武力解决李宗仁之部队，取而代之。白崇禧听后以为荒谬，对黄绍竑说：“洪杨之失败，非曾左之功也。洪杨内讧，自毁其事业也。若以占领南宁，即起内讧，我不欲见失败之日，愿卸职他去。”黄深明大义，不为小人所间。

    联军成立后，白崇禧与李宗仁率部进攻柳州、庆远一带陆荣廷之韩彩凤、韩彩龙部。韩彩风素有“赵子龙”之称，其主要防地于柳城让雷镇。原沈鸿英有一师兵力驻于柳州，师长杨祖德闻“定桂讨贼联军”到达，令其部从柳州撤至雒容，持观望态度。白崇禧洞悉其意，由李监视杨，自己率部进攻韩部；激战数月，难以武力取胜，仍改为智取。一日，他诈与驻在雒容之杨祖德通电话，望其某口某时与联军配合进攻韩部，并将电报线改作电话线故意让韩部接获此项电话。韩因而分上雷之兵力监视杨部。他见韩前线兵力既减，即率部猛烈攻击，将韩部击败，掠获枪二千余支。韩之残部向桂林逃窜。白又乘胜攻打庆远韩彩龙部，韩部遗败，韩吞鸦片自杀。

    沈鸿英见“定桂讨贼联军”势如破竹，知迟早自己必为攻击之目标，即派师长郑右文以商议会攻陆荣廷残部为名，侦探联军之虚实。白料定沈鸿英沿柳江而下进攻武宣，因武宣犹如“街亭”。果然，郑右文于第二天率兵蜂拥而至。白只有一个营的兵力，不敢作野战，闭城拒敌。晚上，发动团练、县民、携带各种油类、棉纺织物等于城巷，装成许多油灯用竹竿伸出城外，照亮四方，让敌军无隙可乘；日间，若敌人迫近城池，则出战逆袭，迫敌退却：如此维持两昼夜，援兵赶至，城内外夹攻，郑部不支而败。

    这时，黄绍竑已率部向沈鸿英之老巢八步、贺县、平乐进攻。白崇禧为配合黄之攻势，指挥于柳州之部队进攻桂林。他预料从柳州通往桂林之要道蓝马、里定一途，沈必驻有重兵，故选择由永福通往良丰之小路。沈军果然不察，顺利抵达桂林城外。他以炮兵掩护，集中兵力攻打南门、西门，故意放松北门。不久，沈鸿英部即由北门向湖南撤退，白占领桂林。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唐继尧突然就任大本营副元帅之职，派龙云率三个军出广西下广东。白崇禧等知唐之野心，决定于滇桂边界抵抗唐部。当时，沈鸿英、韩彩风之残部又分别于湘桂、黔桂边界窥伺，白知力量不足以抵抗唐部，仍利用唐杀范石生父亲之仇，派人至广州与范联络，允以助范回滇。这样，李宗仁与范石山联合会攻占领南宁之龙云部。唐继尧又令其弟唐继虞率领三个军由三江、柳城进迫柳州，以图分散围攻南宁之兵力。此时白崇禧与马佩璋结婚在桂林度蜜月，闻讯率兵增援柳州。增援途中，沈鸿英之子沈荣光袭击桂林得手，白氏亲戚多遭残害，其妻藏于桂林德国医院以避沈部之残害。白至柳州后即登高山观察阵地，见敌人主要交通为沙布之浮桥，欲断绝敌人之补给，必先毁其浮桥，便令炮兵向浮桥开炮。城中守军闻援兵到达，即刻向外攻击。未及半日，唐继虞的三个军被联军所败。白崇禧入城后，吕焕炎告诉他，在这前一日，城中因情势紧急，有卜问战事者，得卜辞二句：“劝君不用忧强虏，白马将军一箭摧”。恰巧，白崇禧平日所骑之黄马，在全州八石山追击沈鸿英时折断前足，改乘了俘虏韩彩龙骑的白马，守城官兵见他骑的白马而至皆欢喜无比，深信唐军必败，白闻之一笑。

    柳州之围既解，白崇禧即回师桂林攻打沉鸿英的儿子沈荣光部。未经接触，沈部何次三、何品即退至西江、义宁。他便率领部队渡过西江河，但见沿途遍地竹林，敌人行止难以捉摸，遂决定用声东击西诱兵之计。令徐启明、夏威部暗中在西江部署，并扬言自己回师桂林其实是急行军进攻义宁。沈荣光听白回桂林，复入西江抢掠。徐、夏待沈部一入西江即将其包围，白也兼程赶回西江，合力歼灭沈部。自此，他的策略才能使他获得“小诸葛”雅号。

    陆荣廷、沈鸿英之残部消灭后，广西之军政时期结束。1925年秋，广西统一，“定桂讨贼军”改为督办公署，李宗仁为督办，白崇禧为参谋长，黄绍竑为行政长。其部队扩编为九个旅。

    1926年初，国府派汪精卫、谭延闽至广西军，在梧州与李、黄就两广统一问题交换意见。李、黄派白崇禧至广州具体商谈。3月15日，达成军、政、财统一的三项决议。24日，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白崇禧为参谋长，李宗仁为军长，黄绍竑为党代表。两广统一成了北伐军统一全国的基础。

    攻占江西之后，白崇禧筹划略取上海、南京。1927年1月底，蒋介石在南昌总部东花厅找白说：“第一军在浙赣线上作战不利，并不是兵力不够，而是指挥不当，我们两人必须有一个到前线指挥。你以为如何?”白知道蒋实际要他去，而表示不强加于人，便表示说：“统帅怎好去指挥局部战事，还是我去吧!”于是白调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蒋为总指挥)。李宗仁闻之愿拨四团人给白做基本队伍。白认为力量合则坚强，散则脆弱，只求选三百人作为卫队营。出发前，接悉其妻马佩璋将由武昌动身前赴南昌。待其夫人抵达南昌时白已出发，蒋致电给他：“兄出发之次日，嫂夫人即前来。夫妇不能相见，此中正之过也。”白崇禧至浙江常山途中为虚张声势，沿途不停往常山拍电，以示大军不日到达，还下令常山县政府封两万人的船以备军用。到达常山后，又故意在白天把部队从江的左岸调至右岸，让孟昭月之谍报人员以为其重点在右岸。孟队伍果然向右岸移动。待敌移至右岸时，白则将右岸队伍夜间秘密调回左岸，连夜强行军袭击孟之总部新登。孟败退杭州。白令在新登俘虏的孟之副官持其名片见孟，孟知杭州难守又撤至上海。

    占领上海后，白兼任上海警备司令。他规定所属不准带便衣。因为携带便衣既增加行军负荷，激战时官兵又易换便服逃亡。然而租界政府也有特别规定，携枪军人入租界一律扣留。白部因之被租界逮捕者不少。白再三交涉无效，仍下令凡外籍人士入中园地区者一律扣留，以作报复。租界当局不得已，允许著军装不携枪者入租界。杜月笙至龙华求见白，白不接见。有人劝之，杜曾捐献大洋四万八千元，对革命有功，言下之意希望给其一官半职。白说，名气不以滥假，官职岂可随便送人。

    1927年4月2日，蒋介石自九江乘舰抵沪召见白崇禧，面示“清党”决心。蒋问白清党需要多少军队，白说：“只要调出薛岳之第一师，留下刘峙之第二师及周风岐之第二十六军便够了。”蒋问白需时多久，白说：“三天差不多，至多不会超过一星期。”4月8日，白派兵查封了在上海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逮捕了十九名政工人员。9日，上海宣布戒严，白任戒严司令。白在部署“清党”工作中，采取调虎离山、内外策应的诡计，把薛岳师调至镇江后，即派员与上海帮会首领杜月笙、黄金荣密商，借得工会之符号、衣服分给帮会分子，化装成工人混入中国共产党全国总工会所在地——商务印书馆印刷厂以策应外面包围之部队。事前，还派人与驻沪法国领事交涉，请其准许“清党”部队经过法租界(至商务印书馆工厂的一条捷径)。4月11日，授意杜月笙以“上海工界联合会”、“中华共进会”的名义，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赴晚宴，将汪诱骗至杜宅，加以杀害，使上海工人运动失去主要领导。12日凌晨5时。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臂缠“工”字符号，冒充工人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而埋伏在周围的军队趁机借口“工人内讧”而收缴“双方”的枪械，从而上海的二千七百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接著，里应外合地占领了商务印书馆工厂。13日，上海十万工人向白部请愿，第二师用机关枪扫射请愿队伍，当场死一百多人，伤者无数。当时天降大雨，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莫斯科发动百万人抗议大游行，反对白色恐怖政策。在“白”字下面，还注明了白是白崇禧。

    白崇禧等本想把蒋介石逼下台后由桂系拉出几位国民党头面人物来充当门面，自己独揽大权。但南京的班底仍是蒋的人马。白将蒋的结把兄弟黄郛之上海市长撤掉，换上自己的参谋长张定璠，然而白却向上海买办要不出军饷，虞洽卿还操纵上海各商业团体联名请愿民选市长，以示相抗。8月12日蒋下野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改组为军事委员会，以白崇禧、李宗仁、何应钦等为常务委员。孙传芳搜罗残部六万人乘蒋下野之机向南京反扑。17日占领浦口，向南京隔岸炮击。为了摆脱困境，桂系请求武汉的唐生智停止“东征”，共打孙传芳。25日，武汉政府宣布迁都南京，宁汉正式合流。

    8月26日，孙传芳的军队渡江成功，在龙潭一带集中。白崇禧从上海筹款回南京行至无锡站，获悉铁路已被孙传芳部队破坏。白在无锡站就地用车上电话指挥沪杭一带第一路军之第二、三师及第十四军，与李宗仁、何应钦部包围孙部，激战六天六夜，全歼孙部六万余人。为此，行政院长谭祖庵设宴慰劳作战将领时，席间特写一对联送给白，云：“指挥能事回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

    9月11日，白崇禧从南京去芜湖，邀请唐生智赴上海参加宁、沪(西山会议派)、汉三方面代表会商讨党内团结，成立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唐不但拒其所请，反将属南京方面的“决川”、“楚肖”两舰劫持而去，高傲之态使白崇禧瞠目结舌，不知所云。

    10月，南京当局任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李宗仁为总司令，出兵讨伐唐生智。11月初，白部攻占武汉。11月11日，唐生智通电下野。

    1928年1月初，白崇禧在武汉制订征湘计划，以肃清唐生智旧部。征湘军以白崇禧指挥的第三路军和程潜指挥的第四路军组成，1月15日出兵，25日进到长沙。此时，蒋介石已复职，电白崇禧要他尽速西征，以便准备参加北伐。白一面作追击部署，一面派张震欧参议为代表，带亲笔函找李品仙，说：你们不要跑了，还是言归于好，共同开创另一番事业吧!李品仙、廖磊、叶琪都是白的广西同乡，又是保定军校的同学，于是欣然接受改编：李品仙部改为第八军，叶琪为第十二军，廖磊为第三十六军。三个军将由白崇禧带到湖北参加北伐。

    桂，程联合倒唐只是互相利用，桂系本想独占两湖，所以程潜回湘时白崇禧也跟了进去，以分程势力。以两湖兵力，势必要成立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谁当?蒋介石决定利用桂势力先搞掉程，于是蒋公布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程不满，李不敢上任。5月19日，李通知程、白到武汉开会，将程扣押，蒋随即免除程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就此，以牺牲程潜为条件，实现了蒋桂勾结。白崇禧就任第四集团军总指挥，随蒋北伐奉张。

    5月20日，白崇禧应邀从武汉到郑州见蒋及冯玉祥，商讨进军京津的作战计划，白崇禧按计划统率李品仙、叶琪、廖磊三个军很快北上至新乡。此时张学良袭击阎锡山第三集团军，白令叶琪部驰援，使阎转危为安。阎非常高兴，对白说：“你来了胜过十万雄兵。”奉军侦察发现白崇禧有百余列车兵力源源开进，于是张作霖5月30日在保定军事会议上决定退出北京。6月1日，蒋决定把接受津京的任务交给阎锡山，从而引起冯玉祥不快。白崇禧部是最后加入对奉作战的，兵力最少，不敢与阎锡山公开争夺京、津。他于是改变手法，极力讨好阎锡山，阎以白曾在危急中救过自己一把，特约．定白联袂于6只11日进入北京。天津《大公报》在6月“日发表社论说：“桂晋两军队之打到北京，乃中国历史上破天荒之事。”白崇禧看到这样的吹捧；感到非常得意。

    这年底，白崇禧获悉蒋介石从江西运武器装备补充湖南鲁涤平部队，派人分化武汉卫戍部队等情报后，认为武汉易四面受故，非对蒋用兵之地，令武汉卫戊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龃宗铎把握时机，放弃湖北，撤至湖南紧靠两广后方。胡宗铎一则舍不得放弃湖北地盘，二则想先发制人，于1929年2月22日在李、白不在武汉的情况下，擅自撤了鲁涤平湖南主席一职，又派夏威、叶琪所部入湘解决鲁部，鲁措手不及，逃往南京。蒋即派唐生智到天津，运动李品仙所部。3月20日，唐在塘沽登岸。21日，宣布讨伐白。一时到处张帖“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等标语。白崇禧在河北军中不能立足，化装由塘沽搭日轮逃走。说也凑巧，这艘日轮刚刚把唐生智由上海运来，又把白崇禧载走了。蒋介石获悉后急电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著即派一快轮到吴淞口外截留，务将该逆搜出，解京究办”。熊秘书王又庸密告李宗仁，李求许崇智，许又致电日本关东军司令宇都宫派军用快轮在白崇禧达吴淞口前接往日本。3月29日，白又从日本抵香港，30日又行往梧州。在“打倒桂系，回湖南去。的口号煽动下，白部完全回到唐生智的掌握中。3月26日，蒋撤销白本兼各职，27日将他开除出国民党。白崇禧和李、黄为争取主动，在梧州打起“护党救国"的旗号，由白、黄率兵分两路向广东进攻，5月21日，粤、桂在广东白泥进行血战，桂军失败，退回广西。6月2日，白崇禧、黄绍竑由广西南端的龙州败逃越南转往香港。临走时，白对部下说：“我现在不得不离开，你们只好接受改编，无论用什么法子把力量保持住都是好的。保全实力，时局变迁，以后还有机会，望多多忍耐。”

    在第二次全国编遣会议之后，蒋介石与各实力派矛盾日益尖锐。11月，白崇禧等桂系首领回广西，与被蒋编遣掉的张发奎联合通电拥汪反蒋。1930年1月，举兵攻打广州，蒋介石派何应钦入粤与陈济棠联合将其击败。

    1932年4月，白崇禧任广西绥靖副主任(李宗仁为主任)，提出“三自政策”和“三寓政策”作为建设广西的纲领。他说，“三自政策就是自卫、自治、自给，是根据三民主义定出来的。以为要能自卫，民族才能自由，要能自治，民权才能实行，要能自给，民生问题才能解决”。所谓“三寓政策”就是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其中心环节是建立民团，白任民团总司令。1933年6月颁布兵役法，规定十八至四十五岁精壮男子须强制服役，未应征服役者，需入民团服役，村长兼任民团连长，营长、纵队长由乡长、区长兼任，每县有民团指挥部，县长任指挥宫，地区建立约十二个师指挥部，由不担任文职的现役军人负责。师指挥部全由白崇禧统一指挥，民团每人每年必须在业余时间进行一百八十小时的基础军事训练。白崇禧设想使广西每一名成年壮丁都成为经过训练的士兵，遇有紧急情况，就可以在一夜之间经过有线广播网，动员起—-支人数众多的部队。民团组织又与省的教育制度相结合，民团大多数下级指挥员不领军饷，而在小学充当教师谋生，因此民团任职人要身兼三职——行政人员、民团指挥员和教师，时称以三位一体”。而且在大规模的公共建设中，民团指挥员又是义务劳动制度的指导者和工头。在白崇禧的主持下，民团制度把广西变成了一个能防范犯罪活动的军事政治组织。这些成就，使白崇禧成为有名的行政官员和群众组织者。

    这年夏，蒋介石督促白崇禧派一个师归余汉谋指挥参加第五次“围剿”。白指派第四十四师王贺斌率莫德宏、周元两个团参加。在出发前白谆谆告诫说：“广西地瘠民贫，养不起兵，而老蒋又时时想解决我们，不能不多养一些兵，以图自存。现在派你们两个团去围剿，必须换回四个团的经费补给来，同时你们也不能损伤一个兵，一支枪，这是主要原则。”后来，广西部队参加“围剿"的兵力增加到四个团，防守地区扩大到安远、龙南、黔南、定南一带。)934年8月间，自崇禧接到蒋介石电报，判断中央苏区红军有突围模样，同时又接到桂军在上海秘密电台的情报，说蒋“围剿"时有意网开一面，压迫红军向西南转移。白急电在广州的李宗仁回南宁共商对策。白对红军的动向，判断有三种可能，一是深入广西腹地，二是直驱贵州建立根据地，三是经贵州攻四川。他认为第三种可能性最大，第二种可能性次之。根据这判断，白认为防蒋比防共更为重要。为此，白亲自到安远指示机宜，准备把部队开回广西兴安灌阳一带，并连电蒋介石说：“如为阻挡共军通过湘桂边境，广西部队愿独往其事，但必须先令王赞斌师归还建制，否则兵力单薄，难以抵御。”9月间，蒋介石复电照准，但规定必须在灌阳至全县间占领阵地，不使红军通过湘桂边境，随派飞机将两个军三个月的经费，及堵剿计划，密电本等，送至武鸣，白则谨复电“遵命办理”。随后，白崇禧在全州召开会议，确立了“对红军只宜效击、追击，不宜堵击”的作战思想。1月下旬，长征红军开始突破湘粤边境，白除继续向蒋索要武器弹药外，则将所有的两个军调集到湘桂边境，以第十五军夏威部在灌阳、全县之线占领阵地，以第七军主力控制于恭城，兴安一带，第四集团军指挥所进至桂林。一面动员民团准备参加战斗，一面出动空军侦察红军行踪，并以同蒋的飞机联络为名，侦察其行动。

    根据飞机侦察白得悉蒋的追兵以大包围形势与红军保持两日行程，已达七日以上，同时潜伏在上海的王建平(白保定同期同学，已混入蒋的中央机要部门)密电报称：“蒋介石采取政学系头目杨永泰一举除三害的毒计：即压迫红军由龙虎关两侧地区流窜平乐、昭平、苍梧，更以主力向东驱其进入广东新会、阳春地区，或者沿罗定、廉江逼入雷州半岛，预计两广兵力不足应付，自不能抗拒蒋军的大举进入，如此一举而三害除，消灭蒋的心腹大患。”自得此情报后，对部属说：“好毒辣的计划，我们几乎上了大当。”随即赶到龙虎关，重新调整部署：灌阳至永安关只留少数兵力，全县完全开放，第七军集结恭城机动使用，并迅速下达了转移大军于龙关的命令。当有人提出：“万一共军由灌阳、全县突入怎办?。白愤然说：“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著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著朱毛，我们还有发展机会，反正我不能叫任何人进入平乐，梧州，牺牲我全省的精华。”红军全力旋即轻而易举地越过湘桂边境的灌阳、永安关，沿桂北直趋贵州，白崇禧一俟红军主力通过后，即以主力由龙虎关突至灌阳的新圩，俘获红军的一些掉队伤病员及群众，同时，将侵入桂境的万耀煌师和周浑元师的各一部加以缴械，所不同者，对红军的伤病员都解送蒋介石处报功，而万周两师的被缴械者则退还武器，送出边界。

    白崇禧此举使蒋介石愤怒，蒋急电责问：“共匪势骞力竭，行将就歼，贵部违令开放通黔川要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设竟因此而死灰复燃，永为党国祸害，甚至遗毒子孙，千秋万世，公论之谓何?中正之外，其谁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白复电反驳：“职部仅兵十八九个团，而指定担任之防线达千余公里，实已超过职等负荷能力，孙子日：‘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备前则后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竭十八九个团全力，不足挡彭匪德怀狼奔豕突之势也。钧座手握百万之众，保持重点于新宁、东安，不趁其疲惫未及喘息之际，一举而围歼于宁远、道县之间，反迟迟不前，抑又何意?得毋以桂为壑耶?虽然职部龙虎、永安一战，俘获七千余人(伪造的数字)，以较钧座竭全国赋税资源，带甲百万，旷时数年，又曾歼敌几许?但此不是与中央社同争短长也，据中央社露布，某日歼匪数千，某次押匪盈万。试加统计：朱毛应无孑遗，何以通过湘桂边境尚不下二十万众，岂朱毛诸妖术，所谓撒豆成兵乎?职实惶惑难解。”蒋介石置之不复，只严饬向贵州尾追勿得稍纵。白崇禧遂派廖磊的第七军在红军后卫董振堂五军团的后方，保持两日行程，徐徐跟进，沿途玩笑般地接受红军的“有劳桂军远送”的标语表扬，而且到独山都匀后，不再前进。蒋介石坐镇贵阳，急电廖磊星夜兼程前进。廖则复称：“容请示白副总司令允许，才能前进。”蒋叹气说：“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

    1936年6月1日，白崇禧和广东陈济棠打著「抗日救国军”的旗号联合出兵湖南，企图争夺南京政权。白、李任抗日救国军第一军团副总司令，陈任总司令。此举因广东空军投蒋而于7日失败。25日，国民政府任命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白了解其目的在将他调离广西而拒未接受。盾经黄绍竑、程潜的调解，消除了白、蒋分歧，桂军改编为第五路军，以李、白为正副总指挥。

    1937年8月2日，蒋介石电告白崇禧入南京共商抗战大计。白与李宗仁、黄旭初、李品仙等人商量，众人皆反对其入京，唯恐莫测。他回家与妻马佩璋商量，马要他自己决定，遂决定应召入京。4日下午，他乘蒋派辨接的座机直飞南京。当晚蒋在军官学校召见并设宴招待他。不久，被任命为副参谋总长(何应钦为总长)兼任军训部长，参与制订抗战计划，提出了对日作战指导原则：第一，战争指导方针。以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完整，争取民族自由、生存，建立三民主义富强康乐之国家为目的。对日之凌辱一再忍让，原望争取时间，俾积极建设国防，充实军备，增进国力。待和平绝望之时，举全国力量对敌进行持久消耗战。口号是：奋斗到底，以求最后胜利。第二，备战现期之指导大纲。对日战事必须有充分之准备而行之。对日之挑衅，一本委员长之指示“和平未至绝望，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作为基本国策，委曲求全，以求宕延战争爆发之时间，以便于备战时期增进国力，整编国军，整理交通通讯，开发资源发展军需工业，实行征兵制度，策定整军五年计划。第三，军事。整顿军事教育，举办庐山训练班，提高军队素质，促进精诚团结，增进国军战力。备战未完成以前，对敌之挑衅，务求限于地方性，以免爆发全面战事。第四，政治。全力贯彻攘外必先安内之主张，先肃清国内之动乱，绥靖地方，安抚边疆，然后一致攘外。第五，外交。向世界各国揭发日本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之阻谋，提醒英美之警觉，使全世界皆知日本是破坏集体安全之祸首，期借此获得国际对我之同情与支援。第六，财政。稳定金融以利我战事之进行，宣布法币政策，对战时所需之财力、物力、粮食、日用品，以及军需等物品，谋求自给自足。

    对保卫南京，白崇禧因常至前线视察，深知淞沪会战撤下之部队残缺不齐，疲劳万分，揣有一点建议：“南京是总理指定之首都，为总理陵寝之所在地，不忍为军事破坏，应宣布为不设防之城市，以主力退至城之西部、西南部一带，一部集结于浦口，监视南京，掩护徐州，保留实力，以便机动打击敌人”。但在会议席上，见蒋介石宣布防守南京而未抛出。蒋令白协助唐生智侦察南京城内外之地形。

    南京失守后，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矩在津浦南段作战中未战而走。白向蒋建议：韩屡次抗命，未战即走，如不依法究办，则将何以鼓励人心士气。于是蒋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开会，决定拿办韩复矩的计划。随后，白和侍从室主任钱大钧随蒋从武汉至开封部署捉拿韩复矩的军事会议。至武汉机场，蒋对白说：“最好两人各乘一机。”白深知蒋恐遭敌机，白表示愿乘机先行。河南省主席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闻蒋将至开封，特坐镇开封布置保护措施，采取“举烽火以戏诸侯”之方式，通知防空司令部发放警报，城内外居民闻报纷纷躲避。然而未事先通知机场高炮部队，待白座机临空时，高炮部队以为敌机，纷纷发射。白愤然，俟降落机场，刘峙惊恐万状，求白勿告蒋。白说，“幸而高射炮兵训练不精，不然命中机身矣。若命中，不能向委员长报告，既未命中，我无报告之必要。”1938年1月24日，韩在武汉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为诱敌北上不致于沿江西上进攻武汉，白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联系，使张云逸指挥的江北新四军部队与韦云淞的第三十一军紧密配合，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牵制敌人。这就是台儿庄大战北动而南不动的根本原因。

    7月，白崇禧因李宗仁患牙病被蒋特令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保卫武汉作战是以五十个军的兵力对付敌陆军十个师团，海军兵船一百艘，这是抗战中前所未有的大战役。白崇禧指挥北岸二十三个军。白奉命后，于7月17日驰赴商城，在城北的祠堂设立指挥所。18日，白以个别命令指挥各军采取下列初步行动：(一)徐源泉部占领合肥以西地区作持久战，得于紧迫时向霍山转进与廖磊集团军会合。(二)廖磊集团军守备大别山东侧各隘口，并与徐源泉保持联系。(三)孙连仲集团军由鄂东的宋埠向豫南的商城转进。(四)李品仙、于学忠、张自忠各以一部在大别山南麓备战，主力在原地整训。19日，白召集幕僚会议，确定第五战区应在大别山和南北两麓三个地区隘口阻敌窜入，或诱敌于对我有利地带加以歼灭，以确保长江北岸。28日，白将指挥所移至鄂东的宋埠，以求与长江南岸的第九战区取得更密切的联系。8月7日，白在浠水召开军事会议。16日，向各部队发出作战命令：(一)军队区分：编为左翼军(孙连仲)、中央军(廖磊)、右翼军(李品仙)三军团。(二)作战任务：右翼以大别山南麓为根据地对长江北岸挺进之敌逐次侧击，预期消灭在右翼港湾错杂之地区。中军固守大别山东麓各要口阻敌窜入，并于大别山之游击根据地屯粮屯弹，组训民众，建筑工事，以期长期抵抗敌人。左翼逐渐诱敌西进，并集结兵力于叶家集、河口镇以东地区击破敌人。直辖部队控制在浠水、宋埠附近，由白直接指挥。(三)后勤设施：在商城、浠水分设机踏车，各部与长官以电讯联络，右翼军团以长江为运粮主要补给线，沿江公路辅之，左翼军以汉口、信阳间之铁路，以及豫南公路为主补给线，商城至汉口线辅之，中央军团之补给，以及游击部队之粮饷以麻城为基地，再由基地运往大别山。18日，黄梅之孔镇被敌攻陷后，白调兵遣将，令各部26日起以小部兵力反击当前之敌。鉴于各方面军守地相继部分失守，白于9月3日召集孙连仲、张自忠、于学忠、冯治安等开会，商定下列策略：固守立煌、叶家集的北面地区，并在叶家集结集兵力阻敌前进并机动打击之。9月8日，广济战况激烈，白以肖之楚部、韦云淞部夹击敌后方，使守军正面压力减轻。9日敌攻陷广济，武穴，围攻田家镇要塞。白以第二十六、四十八、八十六三个军向敌侧背反攻，激战旬余。10月下旬，白将指挥权交还李宗仁。保卫武汉作战近五个月，大小战役数十，伤敌陆军五万以上，击沈敌舰过百，毁敌机百余架。军委会令10月25日放弃武汉。

    24日夜，白崇禧由鄂西经沙市、常德去长沙，所乘吉普车出故障，白下车等待司机修理。不久，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南移途中经过此地，见到白即下车对其说：“健生兄，我们接到确切情报，敌人骑兵先头部队已离这里不远，你还是与我同车一道到长沙吧。”白考虑再三，乃上车与周同行。一路上周与白相谈颇多。白就共产党问题笑对周说：“你们未到广西，我很感激!”周回答：“你们广西做法，象民众组织，苦干穷干精神，都是我们同意的，所以我们用不著去。”周的学识渊博、肝胆照人令白折服。在武汉，周、白已有接触，周曾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基本精神向白介绍过。白曾将此精神摘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征得周的同意，向蒋介石转述，经蒋准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军作为对日作战的最高战略方针。

    1939年，日军在广州湾登陆，侵入广西。白崇禧亲自指挥部队在昆仑关附近与日军作战。由于未能按照命令击退日军，被召回重庆。从此直至抗战结束，专司幕僚。曾秉承蒋介石旨意，和何应钦以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朱、彭正副司令和新四军叶挺、项英正副军长，诬蔑新四军“破坏团结、破坏抗战”。

    白以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副参谋总长与军训部长、航空委员会委员、校阅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在校阅成都空军回来后，提出了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设立空军幼年学校。他认为，在国防上无防空即无国防，殆为近代兵学定论。鉴于中国青年体格不健、体力不强、学历优劣不等，建议成立招考高小毕业生受训六年(初高中各三年)之幼年空军学校，旨在养成冒险患难之精神。此议被中央采纳，即于四川灌县设立，以陈嘉尚担任校长。第二个建议是设立空军军士学校。第三个建议是成立空军通信兵学校。均被采纳。他还注重对空军人员的保护。蒋介石曾对成都地区空军转场天水的十六架飞机遭日军袭击，几全军覆灭很恼火，下令将司令官张有谷、正副大队长吕天龙、余平享递解重庆枪决。经何应钦总长讲情无效，又以吴稚辉等党国元老求情，仍然不准。白则给何出了一个挽救的主意：“张有谷是地区司令，要枪毙必经过军事审判，你可提我做审判长。”蒋批了个“可”字。白则拿这张批条找蒋说：“军法审判必得其平，始可信服部属，若当毙而不毙，则我不做，若不当毙而毙，我亦不能做。”蒋说：“一切依法审判就是。”有了蒋这句话，白则判他们无罪。军法总监何雪竹认为如果审判结果与蒋的原意相差太远，恐反致不善，若蒋执意枪决，就无救了。后给三人各判了几年徒刑，由何氏转呈，蒋又批了个“可”字。后三人坐监不久即被保出任职，空军官兵尽皆欢喜。

    这年冬，白以军训部名义编发了《游击战纲要》一书，作为军事学校研讨游击战之教本与实施游击战之依据。颁发此书时，写有训令：“查游击战为长期抗战，消耗敌人兵力，争取主动地位，富有弹性之战法。……各部队学校一律研究，俾利实用，而歼敌寇为要。”对游击战在国民党军队的推行，白颇为用命。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时，在讨论对敌战法的军事会议上，白则提出了：国军在战略上采取消耗持久战，在战术上应采取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进而又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当太原失守时，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队伍已纷纷准备渡黄河，离开山西。白崇禧立即建议大本营下达指令：“以阎长官统率所有队伍即于战区内担任游击，不论任何部队不得退过黄河，否则，以军法从处。”是时，阎拟将长官部撤离黄河，白认为长官部应为部属之表率，岂能例外，极力反对。白还从山西地位之险要与阎在山西之深厚感情来说明此项命令之贯彻绝无问题。

    《游击战纲要》一书共分十四部分：(一)组织：以灵活严密，便于进退集散，给养补充，能担负独立任务为准。(二)根据地：为我机动战之策源地，持久战之堡垒，目的使部队获得整顿与补充。应创立主根据地、副根据地、预根据地和假根据地。(三)政治工作：应使官兵明了大义，增强民众与军队切实合作，岚难与共，瓦解敌军。(四)战斗：常以少数兵力，劣势装备，以求达成任务，主要在敌后行之，达成扰乱、破坏、牵制、消耗敌实力之目的，以造机、补机、伺机打击敌人为本旨，以攻势为通常战斗样式，力求进退自如，以袭击、伏击、夜袭，以柔克刚为主要手段等。(五)命令、通报、报告。(六)侦察。(七)警戒。(八)行军：以轻装、迅速、秘密为要。(九)宿营：应时常变换位置。(十)通信联络。(十一)破坏。(十二)补给、给养。(十三)卫生。 (十四)阵中日记。该书特别强调游击队应有自觉之纪律、自治之能力、自动之精神和尽忠职守、临机应变、独断专行，主张融军事与政治、军队与民众、意志与识见于一体。

    白崇禧在抗战胜利之初，著有《现代陆军军事教育之趋势》一书。该书总结了他当八年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视察学校与部队所得意见。该书分四大部分阐述：(一)概论，(二)军事教育之先决条件，(三)战场需要决定军事教育之内容；(四)基本教育。白崇禧在书中总结说：“为将之道，要能带兵，要能练兵，要能用兵。开诚布公，信赏惩罚，此带兵之道；技艺纯熟，指臂相使，此练兵之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为用兵之道。……有主义之军队，若人身之灵魂，常能愈挫愈奋，愈战愈勇，不避艰险，一往直前。”该书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特点，阐述了“生产工具决定战斗工具，生产技术决定战斗技术”，“平面战术，演变为立体战术，立体战术演变为闪电战术，将来可能演变为按钮战术，时代既为科学时代，战争自为科学战争，故军队几乎全部科学化技术化”，“战争之关键，不全在武器，而仍在人之因素。人必须加以严格之训练，始可使用现代装备，发挥威力，若训练不精，装备等于零”等学术观点。他认为政治、经济、文化是军事教育之先决条件。“政治与军事之配合，政略与战略之一致，此为千古不易之原则。”生产能力与生产技术之水准，关系军事教育甚大，若教育器材缺乏，武器陈旧，岂能训练出精良优秀之干部?”“凡军事教育有成绩之国家，在文化上必有其得天独厚之条件。例如：有以民主自由为招牌，有以种族犹越为号召，有以天皇为偶象，有以阶级利益为招徕，口号虽有不同，皆要以国民教育为基础。”他主张军事教育要从现代战场实际需要出发，而非万能之教育。他说：“所谓军事教育，是养成提高指挥战斗与遂行战斗诸种能力所实施之一种教育。其目的在求战场上之胜利。”“现代教育之趋势，首应注视现代战场之需要。”其基本教育之重点是突出“体格之锻炼，精神之陶冶，基本武器之使用，判断与决心迅速，行动敏捷；兵种协调和各种天候地形作战”。

    1946年6月1日，陆军部改为国防部，白崇禧任国防部长，陈诚为总参谋长。

    白借此之机，向蒋提出“守江必守淮”战略原则，主张华中只能成立一个战区，以期兵力能够集中使用；主张华中“剿总”总部设在蚌埠，以重兵运动于江淮河汉之间，巩固南京这个政治中枢的防卫。但蒋坚持徐州成立另一个“剿总”，以刘峙为总司令；华中“剿总”设在武汉仅指挥江北上游部队。白崇禧以为中原划分两个战区，缓急不能相顾，根本违背了他的“守江必守淮”的战略方针，如此分兵使用，前途不堪设想。但蒋恐其兵权太重，尾大不掉，难以控制，不许所请，并于1948年4月李宗仁当上副总统后，径将任命发表，免白部长职为华中“剿总”。6月6日，白崇禧邀李宗仁等在他的大悲巷雍园一号寓所进午餐，说他将赴上海住一个时期，非俟蒋答应他的要求，绝不接受此项任命。白夫人马佩璋对桂系幕僚抱怨说：你们“把德公选为副总统，而把我们健公拉下台了！”白还公开嘲笑蒋介石：“蒋老总指挥作战连一个交警大队，一个步兵营也要干涉，弄得前方将领束手束脚，动弹不得，别人说他是步兵指挥官，我说他是步枪指挥官。”

    不多几天，蒋派吴忠信到上海去劝白崇禧回南京接受新命，白不为所动。后来又叫黄绍竑去劝他，黄一到上海即打电话给住在虹口的白。白在电话中说：“你如果代表那个人来劝我，那我们便没有什么好谈。”黄说：“当然是那个人叫我来，但我自己还有别的看法。”等到两人一见面，黄绍竑就开门见山地说：“人家都说你是小诸葛，现在我看你这个诸葛亮，实在太不亮了。这些年来你在南京，不过是笼中之鸟，既然蒋介石要放你出去，你何不借此机会远走高飞。你到武汉之后，把广西部队掌握在自己手中，一到时机成熟，就可以制造形势，迫蒋介石下台，让德邻出来代理总统，开创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岂不是一举而数利吗！”白一听此说于已有利，随即回南京，同李宗仁面谈一切。6月28日，白崇禧在汉口就任华中“剿总”职务，“守江必守淮”的主张也就搁置不谈了。

    是年10月19日，锦州被解放后，何应钦等预感淮海会战可能随即展开，决定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所属部队，以期集中兵力，保卫南京中枢。这本来是白崇禧当初提出的而被蒋介石否决了的计划，又由何应钦旧事重提。23日，由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送北平请蒋核定。郭临行时，总参谋长顾祝同再三叮嘱：“白健生统一指挥是暂时的，会战结束后，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仍分区负责。”可蒋听郭说后，则说：“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24日，何应钦电告白崇禧由白统一指挥大军的决定，并以“酉敬阳挥电”下达此项作战指示。在廖耀湘兵团于辽西大虎山地区全部覆灭之后，蒋介石于10月30日自北平飞回南京，电召白崇禧即日从汉口飞南京，就中原统一指挥问题进一步洽商。是日下午白抵南京，旋参加国防部中原作战会议。在会上，白答应统一指挥各军并对华中“剿总”所属部队作了一些更动部署的拟议。可是第二日上午继续开会时，白突然改变主意，坚决不肯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个“剿总”。为何一夜之间转弯一百八十度呢?原来徐州“剿总”所属的几个兵团，以徐州为中心，象一字形布置在陇海线上，而他一贯主张“守江必守淮”，认为应将主力部署在淮河以南，两者大相径庭，要想变更部署已时不我与了。他怕蒋介石造成圈套，要他上当。同时，他发现沪宁一带政治气氛有点异样，呼吁和谈的声浪正在兴起，觉得还是在汉口静观风向为好。回武汉后，白给何应钦电称：“南京可以直接指挥，不必重床叠架”。继后，蒋便电令将华中“剿总”所辖的黄维兵团和张淦兵团调到津浦路南段去参加会战。黄系蒋的嫡系，白欣然同意东调参战，还希望看到其溃灭。而张淦兵团是白的老本，无论如何不让调去。为此白和蒋在电话里吵起来。白为缓和矛盾，派遣第二十八军(蒋嫡系)、第二十军(川军)来顶替张淦兵团。但蒋及其幕僚还继续强索张淦兵团，特别是黄维和杜聿明被围的时候，但都被白顶住了。12月初，蒋电令白指挥的第二军(蒋嫡系)由沙市船运南京，以在蚌埠附近地区参加会战。白对其作战处长说：“最好不要把它调走，要调走也不要经过武汉，他(指蒋)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的。”还派亲信率警卫团将第二军的先头部队抵汉轮船看守起来，国防部、参谋总部来电也不放行。蒋又亲自找白通话，说明东线战况的需要，希让第二军即日东下。白则以武汉重要，说华中地区部队太少，不能再调走。双方交锋了几十个回合，争吵半个多小时毫无结果。蒋骂白不服从命令，白说：“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气得蒋使劲摔电话机，大骂“娘希匹”。蒋知白硬是不让第二军过武汉后，便电令宋希濂、陈克非率第二军绕道湘西出长沙再坐火车东运。这样时间就赶不上了，蒋因此恨透了白。

    在淮海战役高潮时，白与其作战处长覃戈鸣讨论前途时说：“蒋快完了，我们不能为他陪葬，要一百八十度地向左转，李任潮(即李济深)或许可以作桥梁，可以试一试。”他认为和共产党合作也要有实力做后盾；和平也是对等的，要实现真正的和平，只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谈，否则便是投降了。从这时起即开始“备战求和”和“求和备战”两手活动。

    12月24日，白崇禧从汉口发出“亥敬电”(亥：代12月；敬：代24日)给蒋介石：“……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言念及此，忧心如焚I崇禧辱承知遇，垂二十余年，当兹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不忠，对民族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并贡刍荛：(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 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 双方军队应在就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望乘京沪乎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亥敬”电发出后，蒋迄无任何反应。时平津战役爆发，白崇禧又给蒋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电云：“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使，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速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总之，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对不我与，愿请趁早英断。”1949年，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并致电白崇禧：“亥敬，亥全两电均悉。中正元旦文告，谅荷阅及，披肝沥胆而出，自问耿耿此心，可质天日。今日吾人既已倾吐精诚，重启和平之门，假令共党确能翻然悔悟，保全国家之命脉，顾念民生之涂炭；对当前国事，能共商合理合法之解决，则中正决无他求；即个人之进退出处，均惟全国人民与全体袍泽之公意是从。惟言和之难，卓见已详。如何乃可化除共党赤祸全国之野心，以达成保国保民之利，如何乃可防止共党翻云覆雨之阴谋，以免战祸再起之害。想兄熟虑深筹，必已有所策划，甚冀惠示其祥，俾资借镜。今大计忠虽昭明，而前途演变尚极微妙。望兄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借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乃可运用自如，而不为共党所算，则幸矣！”白崇禧接电后并来如蒋电所说的((持以宁静”，继续采取一切可能运用的方法促蒋下野。接电后第二日下午派韦永成飞抵南京往见李宗仁，转达其意，蒋元旦文告所提五个条件，实为和谈故设障碍，藉以延长时间，争取喘息。应对蒋采取主动。必要时德公应当离南京到汉口，共谋和平大计。李对此未作任何表示。白急不可待，以八万元港币的代价向陈纳德的“民航”队包了一架专机从汉口送黄绍竑和其秘书陆启华到广州再到香港，目的在请“民革”主席李济深出来帮忙，促使武汉方面单独与中共中央进行和谈，但黄绍竑到港前十九天，李济深已应毛泽东之邀到东北解放区去了。黄又通过“民革”驻港负责入与中共驻港负责人见了面，托其将白崇禧的意图转报中共中央。不久得到答复，要白崇禧派刘仲容沿平汉铁路北上石家庄，面见中共领导人。但等到黄将信息传给白时，蒋已下野了，白认为武汉“局部和平”已非必要，寄托李宗仁以代总统地位摘“全面和平”。直到了月底，才派刘仲容北上。

    1月21日，白崇禧听到蒋介石下野的文告后，从汉口打电话到南京，非常激动地对李宗仁说：“全文没有‘引邀’这个词，蒋既不‘引退’，你李德公怎么上台呢?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应当设法补救。”李宗仁说：“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蒋走得很干脆，不会拖泥带水。”两人因看法相佐而争吵起来。最后李说：“算了吧，你这一套我已经听够了，我不要听了。”说完就把电话挂断。李、白感情破裂以此为端。

    2月初，白崇禧电邀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到汉口，商讨在广西后方加强战备措施。4日，黄绍竑也从香港到汉口。两黄一白，相与商讨时局，白主张缓和与溪口蒋介石的关系。黄绍竑指责白崇禧，谋和不反蒋，就是诚意不够。

    4月上旬，当刘仲容由北平返回南京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无论战和，人民解放军都要渡江”的意见后，白崇禧便作了“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使不能接纳和议”的决定，并幻想江南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同广西部队台作，以保卫长江。白自恃握有三四十万能战之兵，为华中天擎一柱，且西南、西北还有半壁河山，大反前态，反对和平谈判，准备迩盘重新调整部署，与共军作有计划的长期作战，划长江而南北分治。白的战略是：放弃京、沪两地。把汤恩伯的主力调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互为犄角，以图固守湘、赣，防止共军进入西南，张淦、鲁道源两兵团防守武汉，陈明仁、张轸两兵团布防鄂南、湘北，黄杰、沈发藻两兵团驻防湘东、赣西一带；宋希濂十万人驻守鄂西、洞庭湖两岸。1949年4月21日凌晨，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了长江。22日，白崇禧飞抵杭州参加蒋介石召开的紧急会议。杭州会议，已决定桂系与蒋家王朝同归于尽。蒋迈拨给白银洋四百万元(当时中央银行没有这么多现洋，其中以一万五千两黄金折价)，并派专机送到汉口。但白万万没想到，在蒋的遥控下，汤恩伯部退入舟山、大陈，胡琏部宜退潮汕，刘安琪撤往海南岛，均抗不从命。5月“日，张轸兵团起义。8月4日，程潜、陈明仁等联名通电和平解放长沙。白崇禧率部至以街阳，邵阳为中心的湘南地区，企图依托湘江资水，背靠滇、桂、黔，构成一条东起粤北之乐昌与余汉谋集团相衔接，西至湘西之芷江与川湘鄂绥靖公署宋希濂集团相呼应的半弦形湘粤联合防线。针对白的作战特点和部署，中共中央军委指出：白崇禧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对白作战，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以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白发觉解放军对其两翼迂回后，于10月16日，全线向广西方向撤退。解放军尾追白崇禧部进入桂北，对其老巢广西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以第十三兵团为西路，沿黔桂边境前进，阻白部西逃；以第四、十五兵团为南路，进至粤桂边境的廉江、茂名、信宜地区，防白部向海南岛逃跑；以第十二兵团为北路，暂于原地待命，尽量“示弱”，待西、南两路迂回部队断白部退路后，即由北向南围歼之。这时，白崇禧见其北面已暂缓和，认为南路解放军是孤军深入，遂决心部署南线攻势：以两个兵团南下，与在廉江地区的粤系残敌配合夹击南路解放军，以保持其雷州半岛的退路。白部的这一行动遭到解放军南路的坚决阻击。27日，白部遭到反击后全线溃退。解放军在“决不让敌人跑掉”的口号下，奋勇追击，至12月1日，白部两个兵团被围歼于博白地区。白崇禧随即令其余部向钦州逃窜。12月4日解放南宁，7日攻占钦州，封闭了白部南逃的海口。12日，攻占镇南关(友谊关)。至此，逃入广西的白部十七万余人，除万余人逃入越南外，其余全部就歼。白崇禧即乘飞机抵台湾。

    白崇禧在武汉任华中“剿总”时，藏有“狡兔三窟”的计算。他经常强调能战才能言和。要能战，一要兵，二要弹和粮，主要还是钱。白一进驻武汉就成立了一个经济委员会，派亲信中将高参唐纪(人称白崇禧的唐管家)任主任委员。首先是“搜刮现洋”。其手段一是逼武汉商会凑集现洋百万元；二是设“戡乱”特捐税，在国税之外附加百分之五十，以此搞得的金元券，由经济委员会向中央银行兑换成金条或银元，银行慑于白的权势，不敢不兑换；三是利用迩货膨胀；金元贬值的机会，以白的义名向中央银行透支几亿元，又转来用透支的金元券去兑换黄金、白银，银行对此莫可奈何。这些白银、黄金用飞机空运桂林，交白妻马佩璋收验入库。究竟有多少，只有马氏最清楚。

    其次，倒卖物资，其借口有三：一日疏散物资。由桂系旧部第九补给区司令许高阳派大批汽车将上海纱厂存武汉的和武汉商厂所存的大量棉纱、棉花、布疋各数千包，分批装入火车、轮船，火车运至桂林、柳州，造成一种运回广西去的假象，好让广西土兵为他们卖；命。实际上是运到广州黄沙地区交华安仓库存起来，等白崇禧再派心腹前往处理。船是经上海运往广州。二曰管制军用物资。将贮存在武汉的汽油、酒精、桐油各数千余桶，偷运柳州和广州。三日城防征用。对砖、砂、水泥、钢材、木料等按行业硬性摊派，然后折算成现金。运往广州的物资由唐纪、办公厅主任杨受琼、少将军医处长陈石君三人赶赴广州主持处理。他们勾结广州珠江商业储蓄银行(即正和银行)总行协理马仲孚(白妻弟)，珠江银行广州分行行副秦锦荣、襄理李恩，出纳课长梁赓强和行员李新林等，将泽纱、布疋、桐油等分别出售。白在抢劫中所得的一笔数以千万计港币的款项，全部由马仲孚交唐管家携去香港。

    1950年，白崇禧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并以国民党执行委员身份参加负责台湾党务改组工作的一个委员会。

    1952年的一天，白崇禧和薛岳两人的家，被蒋经国派人去检查。白的家被检查人员翻箱倒箧，连地板都被撬开搜查过，搜走不少黄金和美钞。白打电话质问蒋经国时，蒋经国说：“并非我的意思，你们打电话问总统好了。”白、薛又打电话给蒋介石，得到的答复是：“知道此事，不仅对你们两人如此，人人都应该这样来一次。”实际上，只对白、薛两家如此。此后，每当台湾当局开会攻击李宗仁时，他就赶紧随声附和一通。1954年3月10日，台湾“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六次会议”罢免李宗仁的“副总统”职时，白竟高高举起双手，表示赞成，唯恐对蒋不忠。

    1964年，当李宗仁在美国纽约发表公开信，劝告美国效法戴高乐政府时，在台北息影多年的白崇禧于3月18日致电李宗仁，云：“总统蒋公率全国军民，尝胆卧薪，生聚教训，正在待机执戈西指，完成反攻复国大业。而我公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邦家，为亲痛仇快。最近阅报，法国与共匪建交之后，我公宽于2月12日投函纽约前锋论坛报，公然支持共匪，劝说美国学步法国，与共匪调整关系。我公对国难既不能共赴，反为共匪张目，危害国家，是诚何心，是真自毁立场矣！自绝于国人矣！伏望我公激发良知，远离宵小，翻然悔悟，以全晚节。”

    自1963年2月开始，白崇禧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采访，直至去世前八天止，被先后访问一百二十八次。其谈话内容被整理陆续发表于香港《中报》月刊1980至1985年间。南昌陆军学院又将《中报》五年多来的连载资料编纂成《白崇禧回忆录》一书，并由解放军出版社于1987年5月出版，次年又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