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积堡之战
清同治八年至十年（1869年至1871年），在陕西回民起义中，陕甘回民起义军在灵州（今宁夏宁武）金积堡地区与清军进行的一次著名作战。
19世纪中叶，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各地农民起义、少数民族反清起义不断爆发。在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的影响下，同治元年（1862年），西北陕甘地区爆发了以回族人民为主的各族人民武装起义，起义烽火遍及陕甘大部分地区，时间长达12年之久，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
陕西是回民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主要分布在泾水和渭水流域），全省回族人口约百万。清朝统治者为巩固其封建统治，竭力挑拨回汉民族间的关系，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由于采取“护汉抑回”、“以汉制回”的政策，回族人民地位低下，备受歧视和侮辱。1862年5月，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进入陕西，陕西清军在堵御太平军的同时，也加紧了对回民的迫害。华州地主团练到处散发“陕西不留回民，天意灭回”的传帖。其他地区的团练也纷起效尤，大杀回民。回民忍无可忍，华州回民首先起义，渭河西岸回民争相响应。起义烽火迅速遍及400公里的秦川，起义队伍扩展至20余万。1863年10月，清军多隆阿部采取“剿抚”两手策略，使陕西回民起义军遭受很大损失。一部分回民起义军转入甘肃东部继续斗争。
陕西回民起义之初，甘肃回民即纷纷响应。1864年初，陕西回民陆续进入甘肃，起义军声势更加壮大。在和清军的反覆斗争中，甘肃地区逐渐形成了四个反清斗争中心：马化龙领导的以金积堡为中心的起义地区；马占鳌领导的以河州为中心的起义地区；马文禄领导的以肃州（今酒泉）为中心的起义地区。在回民起义军的打击下，清王朝在甘肃的统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陕甘总督杨岳斌、刘松山部老湘军在回民起义军和进入陕西的西捻军联合打击下，一筹莫展，束手无策。
由于杨岳斌对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没有办法，清政府另派闽浙总督左宗棠任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确定了“先秦后陇”的作战方针。
1867年7月，左宗棠率所部楚军近2万人到达陕西，对陕四回民起义军步步紧逼，各个击破，使陕西回民起义军损失惨重。
1868年11月，左宗棠以陕西大局已定，便加紧进行进军甘肃的各项准备，拟定“三路进兵之策”，分三路向甘肃进军：
刘松山率部由绥德西进，直指金积堡，是为北路；李耀南、吴士迈率部由陇州、宝鸡趋秦州，是为南路；左宗棠和刘典率军自乾州经邠州、长武赴泾州，是为中路。其中，北路是重点进攻方向。
金积堡位于灵州西南25余公里，东通花马池，南通固原，西靠黄河，是马化龙部回民起义军的中心。
左宗棠在作好一切准备之后，便大举向甘肃回民起义军进攻。1869年秋，北路清军刘松山部进抵灵州，9月8日攻占吴忠堡东西的郭家桥。中路清军则由固原、平凉北进，左宗棠进驻平凉，从而形成对金积堡的大包围态势。在南线，清中路军占领预望城、黑城子、李旺堡等村堡，守卫该地区的陕西回民起义军纷纷向西撤离。甘肃回民起义军马万春部无法阻止清军前进，同心城、韦州堡一带起义回民大部投降清军。中路清军于11月中旬进至金积堡西南秦渠一带，距金积堡仅5公里。
北路刘松山部在中路清军策应下，夺取灵州城，打通了后路，从而完成了对金积堡地区的包围。
从12月起，清军在金积堡外围与起义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清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方针，相继攻占了吴忠堡周围和金积堡北面的堡寨。回民起义军依托秦汉二渠，挖壕筑墙，步兵凭墙防守，骑兵则主动出击，忽东忽西，不断袭击敌人。12月11日，总兵简敬临率楚军突入回民军阵地，被起义军包围，士卒死伤甚众，简敬临等也被击毙。但是，起义军的处境非常困难。金积堡东西两面的险要地永宁洞和峡口均落入清军之手。峡口在堡的西面，是黄河青铜峡口，也是秦汉二渠的渠口，永宁洞是山水沟（今山水河）通过秦渠涵洞的地方，秦汉二渠在此汇合，北流至黄河。
1870年2月12日，起义军从河西履水过河，夺回峡口，并打败前来进攻的清军。与此同时，回民起义军在永宁洞方向也发动进攻。
1870年2月9日晚，起义军千余人从金积堡东南突然进至秦渠南，占领石家庄和马五寨几个村堡，抢修防御工事。石家庄扼秦渠之要。刘松山得知石家庄被占，连夜率部来攻。起义军退至马五寨继续抗击。2月14日，刘松山在进攻马五寨时中弹而死。清军进攻连连受挫，士气日低，起义军乘机发动反攻。起义军一部由马正纲率领由宁州、正宁进入陕西三水，马朝元也率部由金积堡出宁条梁（今陕西靖边西），两支队伍在甘泉会合，东攻韩城、郃阳。与马化龙有联系的河州、狄道回民军也攻占渭源，直逼巩昌，使甘肃战局为之一变。形势对起义军十分有利。
但是，由于起义军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各自行动，不能有效地协同配合，所以有利形势逐渐丧失。进入陕西的起义军在清军的追堵下，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只得退回甘肃。在金积堡地区，马化龙对清政府抱有幻想，几次向清军“求抚”，遭到拒绝后，又分兵四出，没有集中兵力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对永宁洞水口的几次进攻也未得手。起义军的失策，给了清军调整部署的时间。左宗棠一面调兵截击入陕起义军，并奏调郭宝昌进攻花马池、定边，以打通金积堡东路粮道，一面命刘松山的侄子刘锦棠接统老湘军，重新组织对金积堡的进攻。刘锦棠一面加强对永宁洞的防守，一面在黄河两岸夹河筑垒，保护河西通道，并将灵州至吴忠堡之间堡寨逐一攻占。
为从南面进攻金积堡，左宗棠命令黄鼎、雷正绾率中路军夺取峡口，并攻占金积堡西面汉渠内外20余座起义军营垒，直逼金积堡西南的洪乐堡。
在清军的大举进攻面前，起义军毫不畏惧，顽强抵抗。清军付出了沉重代价，才攻下金积堡周围各堡寨。清军在金积堡四周挖掘长壕两道，壕深几米，宽十几米，壕边筑墙，高达丈余，两壕一防堡内起义军突围，一防堡外义军救援。清军沿壕分段驻守，金运昌部驻北面，刘锦棠部驻东、南两面，雷正绾部驻西南，黄鼎部驻西面，徐文秀部驻西北面。
在清军的严密包围下，河州回民起义军派出的两支援军被阻截，金积堡防御形势日趋恶化。
1870年12月31日，起义军粮尽援绝，陈林率部分起义军向黄鼎、雷正绾“求抚”。6天之后，马化龙亲赴刘锦棠营中请降，表示愿以一人“抵罪”。马化龙及其子马耀邦向清军交出各种火炮56门、各种枪千余杆，并写信向王家疃庄的回民起义军劝降。1871年3月2日，清军攻入王家疃庄。刘锦棠以马化龙藏匿枪支为借口，将马化龙父子杀害，金积堡之战遂以起义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金积堡是陕甘回民起义的核心堡垒。金积堡之战的失败，使整个西北地区的反清形势受到极大影响，清军从此掌握了西北地区的主动权。金积堡之战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起义领袖马化龙出身于回族上层，他的反清主要是为了保持和加强其原来的宗教、政治特权和经济地位，并不是要推翻清朝统治，因而没有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更没有斗争到底的决心，时时想“求抚”，最终还是请降，这是金积堡之战失败的根本原因。二是起义军没有统一领导，力量分散，形不成强大、集中的打击力量，各部之间的协同也不好。所以往往是各自为战，被敌各个击破。当然，作战指挥上也有原因可找，没有抓住有利战机适时集中兵力夺回永宁洞水口就是一大失策。
清军方面则比较成功。左宗棠针对西北地区的地理特点，制定了正确的作战方针。完成对金积堡的包围后，又成功地使用深沟高垒阻断了起义军的内突外援，迫使处在绝境中的起义军“求抚”。但是，清军的胜利也是付出了代价的。在这次作战中，清军“死伤山积，屡失大将”，仅刘松山部老湘军，就损失了4A10的营官，官兵死伤千余人，因伤致残两千余人。
左宗棠承认十多年来“剿发平捻”，所部伤亡之多也没有超过这次作战的，可见清军损失之重。
左宗棠
（1812～1885） 晚清军政重臣，湘军统帅之一，洋务派重要首领。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1832年（道光十二年）中举。后屡次会试不第，遂绝意仕进，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
1851年（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起义后，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为抗拒太平军多所筹划。1856年，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之功，命以兵部郎中用，后又加四品卿衔。
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在湖南招募五千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1862年（同治元年），以衢州（今浙江衢县）为基地进攻浙地。同时，联络入浙外国侵略军，组成中法混合军，称“常捷军”，并扩充中英混合军。次年，命为闽浙总督，仍兼巡抚事。1864年3月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论功，封一等恪靖伯。旋奉命率军入江西、福建追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至1866年2月攻灭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县）。
镇压太平天国后，倡议减兵并饷，加给练兵，尤以为海禁开，非制备船械不能图自强。1864年，在浙江仿造小轮船。1866年上疏奏请设局监造轮船，获准试行，即于福州马尾择址办船厂，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派员出国购买机器、船槽，并创办求是堂艺局（亦称船政学堂），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旋改任陕甘总督，推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一年后，福州船政局（亦称马尾船政局）正式开工，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1867年，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军入陕西攻剿西捻军和西北反清回民军。次年，追击西捻军至直隶（约今河北）、山东，会同李鸿章军全部平灭之。后再返西北，五年间先后攻破宁州（今甘肃宁县）董志原、灵州（今宁夏灵武）金积堡、河州（今甘肃临夏东北）、肃州（今甘肃酒泉）等回军重要据点，残酷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1873年，命以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晋东阁大学士。陕甘任间，继续从事洋务，创办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甘肃织呢总局（亦称兰州机器织呢局），后者为我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1875年（光绪元年），清政府内部发生“海防”和“塞防”的争论。时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侵占新疆大部分地区，俄国占据伊犁地区，日本派兵窥伺台湾，西北边塞和东南沿海防务均告危急；李鸿章等认为两者“力难兼顾”，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力表异议，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是年5月，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76年，驻肃州指挥多路军讨伐阿古柏，确定“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作战方针。7月克乌鲁木齐，次年1月占和阗（今和田），收复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部领土。因功晋封二等侯。随即上疏建议新疆改设行省，以收长治久安之效。1879年中俄伊犁交涉时，抨击崇厚一任俄国要求，轻率定议约章，丧权失地，主张“先之以议论”，“决之于战阵”。1880年春，在新疆部署兵事，出肃州抵哈密。1881年初，中俄《伊犁条约》签定，应诏至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同年夏，调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1884年3月，因目疾辞免两江总督职。6月，奉召入京，再任军机大臣。时值中法战争，法国舰队在福州马尾击溃福建水师，遂奉命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11月抵福州后，积极布防，并组成“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1885年病故于福州，赠太傅，谥文襄。著有《楚军营制》（附条规），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