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晚年，诸皇子为夺取太子之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废太子允礻乃谋求复位，皇八子允（礻四共）野心勃勃，皇十四子允礻题和皇三子允祉也在觊觎，但是都枉费心机。工于心计的皇四子允诺礻真用两面派的手法麻痹对手，取悦父皇，暗中培植势力，收买人心，终于挫败诸兄弟，于欢圣祖宾天后登上了帝座。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用人重吏才，轻文士，行政以革除积弊、整顿吏治为首务，大权独揽，事必躬亲，刑法严峻，心谋刻深，其人其治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

在文字狱方面，雍正帝的指导思想是借助文字狱整肃朝廷风纪，戒毖风俗人心。雍正一朝历时虽短，文字狱却很频繁，重大案件前后相望。雍正帝以其特有的敏感和深刻的用心，几乎对每一宗案件前后都极尽必踪指示、别出心裁之能事，从而在文祸历史上创造了为可磨灭的“业绩”。

（一） 与惩戒朋党有关的案件

1、 汪景祺与钱名世案

汪景祺、钱名世是雍正文字狱卒的第一批受害者。他们的是得祸出于同一原因，即投献文字攀附年羹尧。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征点战四川、青海、西藏等到地（当时川藏一带有叛乱），功勋卓著，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他一向依附雍亲王允礻真，妹妹是允礻真的侧福晋（副王妃）。允礻真继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终因恃功骄纵、目无王法而失宠。雍正帝觉得留下他是条祸根，决计杀一儆百，于是一连串的打击相继出台。

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天象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奇观，臣僚上表称贺。身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也依例献表。雍帝从他的表文中找出两条毛病：一、字体潦草；二、成语“朝干夕惕”写作“夕惕朝干”①。“朝干夕惕”出自《易经·乾卦》卦词：“君子终日干干，夕惕若厉，无咎。”意思是终日勒慎，写作“夕惕朝干”意思不变。年羹尧贺表用这们变换词序的成语颂扬皇帝，雍正帝却认为“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三月二十三日甚一日谕）。群臣闻风而动，发起了对年羹尧的围攻。同年四月，年羹尧调为杭州将军；六月，削太保，剥夺一等公；七月，黜为闲散旗员；九月，下刑部狱；十二月，议政王大臣劾年羹尧犯九十二条大罪，雍正帝令年羹尧自裁，家产籍没，亲族、同党或斩或流或贬，一大批人受到清洗、处罚。这就是著名的年羹尧案。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 祺斩首示众。

汪景祺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原名日祺，字无已，号星堂。他潦倒文场近四十年，虽然中了举人，总与富贵无缘。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同年羹尧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年羹尧得罪抄家，《随笔》被缴进宫中。雍正帝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读书堂西征随笔》原本久佚。据民国间故宫博物院刊印的残本，内有《上抚远大将军年公书》一篇，文内极尽谀颂，至称年羹尧为“宇宙第一伟人”。又有《功臣不可为》一条，把历史上“狡兔死，走狗烹”的现象归罪于最高统治者。作者写道：

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复怯。当贼寇昌炽时，望烽火则魂惊，见军书则股栗。忽有奇才异能这臣起而戡定群凶，宁谧四海，捷书一奏，喜出非常，七宝庄严之殊礼宠遇之。迟之既久，则转念曰：敌人如此其横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翦灭之，万一晋阳之甲兴，谁复能捍御者？于是而疑心生矣；

既而阅所上纪功册，某处斩首几十万，某处拓地几千里，某处招抚若干，某处虏获若干，心胆震惊，魂魄荡慑，于是南是畏心生焉矣；

既建奇功，复膺异数，位崇五等，礼绝百僚，内外臣工以其为朝廷之所重也，无不敬而奉之。谄佞小人趋承恐后，长跪叩首，待之逾于常礼。而且题官则嫌其专擅，奏销则防其冒滥，叙功则憾其诈伪，卤获则谓其私藏，触处挂碍，争宠者又从而构之，于是而怒心行焉矣；

彼自谓受恩既深，以忠荩为报国，怀光欲去卢杞，李（日成）思慕魏片。而爱昵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无礼于君，恃功骄横，于是而厌焉矣。

疑也，畏也，怒也，厌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终而隙末者乎？……虽由臣节之未纯，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

这些文字似乎是向年羹尧敲警钟。

《随笔》有些条目对当时的官吏选拔制度和官场风气表示不满，据说还有诗讥讪圣祖“皇帝挥毫为值钱”②。又非议圣祖谥号及雍年号，所作《历代年号论》说“正”字拆开为“一止”，是不祥之兆，历史上凡以“正”字为年号的都没有好下场，如金海陵王（年号“正隆”），金哀宗（年号“正大”），元顺帝（年号“至正”），明英宗（年号“正统”），明武宗（年号“正德”）等。

雍正帝批评所云“悖谬狂乱”，大概就指以上内容，但对汪景祺处罪的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后经地方官晓谕才安定下来。

钱名世处罪在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他虽然没有杀头，但遭遇不比杀头好受。

钱名世字亮工，号 庵，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人，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授翰林编修，升侍读。他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两人都江堰市是康熙三十八年中举，一在南闱，一在北闱），大概因此而有交谊。雍正二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折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到句。康熙末年，皇十四子允礻题授定定远大将军，出征青海、西藏，圣祖曾为他立碑褒扬。允礻题曾是争夺太子位的重要角色，雍正帝即位后立即解除仓皇兵权（后来又加以禁锢），本是最不该提起有人物，钱名世竟不知回避。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雍正帝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诗语悖逆“。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一说大门上）。赐字题匾本是康熙帝宠异臣僚的惯用手段，如为范文程祠堂题“元辅高风”，为李光地题“方重醇深”等。雍正帝也偶而彷效，如为杨名时题“清操夙著”，为田从典题“清谨公方”等。雍正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主是能变其意而用之，易褒为贬。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本人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雍正帝还命在旦夕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警、抚奏明治罪。

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帝又命京官自大京官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雍正帝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集名就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给全国的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③，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学夸奖，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干塔给披甲人为奴了。他的同僚陈邦彦、陈邦直也因诗句“乖误”而革职。武英殿篡修方苞的讽刺诗是这样写的：

名教贻羞世共嗤，此生空负圣明时。

行邪惯履欹危径，记丑偏工谀佞词。

宵枕惭多惟觉梦，夏畦劳甚独心知。

人间无地堪容立，老去翻然悔已迟。

这应是《名教罪人诗》中的标准小说诗歌文学作品。

古人云：“士可杀不可辱”，人生至此，钱名世真不如索性吃一刀，可是“圣主”偏要拿他寻开心，辱而不杀。他不知哪一年死的，据说他为人“非端士”，参与修《明史》曾把万斯同写的几篇传稿攘为己作。身为翰林清望官，作诗讨好跋扈的边将，也的确有失身份。但不管怎样说，雍正帝也做得太过分了，他在谕旨中解释说：“伊既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之炯戒。”

然而没有“以文词谄媚奸恶有恶报”的，雍正帝同样“以文词为国法”。康熙末年，工部侍郎揆叙附允（礻田共），为其争太子这位效劳，死后谥“文端”。雍正帝继位后削夺揆叙谥号，把他的墓碑文字磨去，改刻为“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允（礻田共）的另一党羽阿灵阿的墓碑也被改刻为“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雍正帝还把允（礻田共）改名为“阿其那”，允礻唐改名为“ 塞思黑”。二名均为满语，意思据说是畜牲、猪狗。

这类刻薄的恶作剧只有清世宗一人想得出来，做得出来！

2、  查嗣庭案

雍正帝继位之初，有两个最受亲重的人物，一个是年羹尧，一个是隆科多。隆科多是康熙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和年羹尧相似，隆科多也是个“招权纳贿，擅作威福”的人物，引起雍正帝注意。办理年羹尧的案时，雍正帝处处把他与年羹尧相提并论，逐步贬削他的恩荣与官爵。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第二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被人告发试题“怨望、讽刺”。这年九月，查嗣庭刚从江西返抵京师就被捕入狱。案件尚未了结，查嗣庭病死狱中。

所谓试题“怨望、讽刺”，指《论语》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孟子》题：“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心矣。”但猜忌的雍正帝进一步怀疑查嗣庭所出的《易经》第二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第三题：“其旨远，其辞文”及《传经》第四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包含更隐秘的讽刺。照他的理解，是咒骂“雍正”年号的；“其旨远，其辞文”二句是暗示两道题中的“正”“止”二字有呼应关系。真是了不起的附会。

后来民间也有附会，说查嗣庭所也题中“维民所止”一句（语出《礼记·大学》），“维”“止”二字是把“雍”“正”砍去了头。这大约是因为查嗣庭著过一部《维止录》，后世附会从这部书名产生。

案发后，查嗣庭赴赣行李、在京寓所和浙江老家都被彻底搜查。雍正帝从搜得的日记（似即《维止录》）中找出许多“极意谤讪”康熙政治的言论。如认为裁减闲散京官是翰林院的一大灾难；认为戴名世狱及康熙五十年科场案是因语言文字而杀人（按：清朝统治者从来不承认自己以语言文字杀人，即不承认有文字狱）；认为引见百官罢黜不合格者有失作贤之道；认为九卿会议是做样子，钦赐进士是例行公事，不能识拔奇才；认为殿试不完卷者黜退不取是杀一儆、无罪而罚，等等。日记“谤讪”前朝，试题“谤讪”当今，这就是清廷所宣布的查嗣庭的两大罪状。

此外，据说《维止录》首页有这样一条记载：“康熙六十一年某月日，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以即位，奇哉！”被认为是借灾异咒谤雍正帝即位，雍正帝深信天命，求“祥瑞”唯恐不多，查嗣庭竟取唱反调，有人认为这是他得祸的真正原因之一。

雍正五处（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有关人犯作如下处置：

查嗣庭戮尸、枭首，子查氵云（一作查潭）斩监候（另一子查克上先已病死狱中）。幼子查长棒头三人和侄子查开等二人流放三千里外；家产抄没，折银充浙江海塘工程费用；兄查嗣王栗（官翰林侍讲）流放陕西，后来死于戌地，另一兄查慎行（官翰林编修）特许释归，不久病死。

其他牵连得罪的有：江西乡试副主考俞鸿图革职；江西巡抚汪氵隆降四级调用；布政使丁士一革职发往福建工程上效力。传说浙东诸家桥镇（所属府县不详）关帝庙中有当地某学究题的一幅门联：“荒村古庙犹留汉，野店浮桥独姓诸”，被查嗣庭采入《维止录》中，案发后殃及该学究。

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帝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恨浙江士风不正。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著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作为处罚，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吏部侍郎、钱塘人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帝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雍正六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帝才解除了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又撤消了观风整俗使。

每办一案都尽量有所创造，尽量在整治风俗人心方面做文章，以扩大“战果”，这是雍正文字狱的一大特点，是世宗操纵文字狱的“高明”之处。

查嗣庭结案后数月，隆科多得祸，四十一条大罪中有一条是“保奏大逆之查嗣庭”，查嗣庭的罪状中也有“趋附隆科多”一条，这说明查嗣庭狱与隆科多有直接关系。但作为文字狱，查嗣庭狱基本上是独立的事件，不像汪景祺、钱名世二狱那样紧紧依附于惩戒朋党的政治斗争。

3、  谢济世、陆生楠案

谢济生、陆生楠安是一对孪生案件，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但胎育期长短不齐。先述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

雍正帝用人的特点是倚重实心办事的吏才，不喜欢徒逞笔舌的文化之士。他的心腹干吏中有一个叫田文镜，此人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擢受河南巡抚。田文镜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科甲人私结朋党。不久，李绂入京觐见，向雍正帝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雍正帝先已得到田文镜的密疏，胸有成见，对李绂的话置之不理。李绂接著上疏参田文镜。雍正帝虽然不高兴，还是派人去河南调查，果然发现田文镜的一些劣迹，但不尽如李绂所参。根据一些迹象，雍正帝越发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因而对田文镜愈益信任，宠益有加。

同年冬天，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根据从刑部外郎陈学海那里听来的材料（陈学海曾赴河南调查田文镜事迹），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雍正帝不悦，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却坚持要上疏。雍正帝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帝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作如下处置：谢济世减死发配阿尔泰（今新疆阿尔泰）军前效力；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调为工部待郎（后因别的事革职）。

雍正七年（1729年），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上奏，说谢济世已招供他参劾田文镜是受李绂、蔡王廷指使（谢济世可能被迫说了违心话）。雍正帝得奏，命斩黄振国，把李绂、蔡王廷投入监狱。李绂论罪当斩，雍正帝特予赦免，让他戴罪篡修《八旗通志》。蔡王廷判斩监候。直到乾隆帝退位后，李绂才恢复官职，蔡王廷也获释。

在李绂等人遭罪的同时，田文镜连连升官受褒奖，隶籍也由正蓝旗抬升为正黄旗。

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终于以李绂等人惨败、田文镜获胜而告终。因这场事件而引出谢济世、陆生楠两起同时发生的文字狱。

谢济世字石霖，广西全州人，康熙末年进士，因疏劾田文镜而得祸已见上文。此人颇有读书人的迂气，审问中，刑部尚书励廷仪问他受何人指使。他回答说：“是孔、孟指使。我自幼读圣贤书，只知道事上忠荩。见奸不攻，不是忠臣。”到阿尔泰后，他受到平郡王福彭的敬重和优待，得以从空讲学、著，著有《古本大学注》、《中庸疏》。后来锡保率军进驻阿尔泰，奉命监视充军的士大夫，谢济世等人的日子渐不好过。

和谢济世同时充军阿尔泰的还有陆生楠。陆生楠也是广西人，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引见时雍正帝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见时，雍正帝见他傲慢不恭的神态，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到话，觉得是讽刺自己。雍正帝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就凭这毫无根据的猜疑推断，命把陆生楠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陆生楠著有《通鉴论》十七篇（似是在阿尔泰所著），谁知这十七篇史论竟害了他的生命。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锡保疏劾陆生楠小字书写《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雍正帝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双方观点大致如下：

一、论封建（分封制）。陆生楠主张恢复封建制，说：“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盲，皆郡县之故。”雍正帝追溯秦汉以来郡县制、封建制的沿革与变迁，说如今天下大一统，有何祸害，“陆生楠能明指乎”？斥陆生楠“狂肆逆恶”，“实天下所不容”。

陆生楠又说后世政治昏昧，是由于“天下统于一。相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的缘故。雍正帝认为有贤君就有良相，隐隐以“知人之主”自居，斥陆生楠“肆意妄言，支离缪戾至于如此。”

二、论建储（立太子）。陆生楠就汉武帝戾太子事件发论认为“储贰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又说“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本之治治之”。雍正帝驳斥说，太子应该博通古今，体察民情物理；不立太子是本朝规矩，本朝国本“至深至厚”，“愚人固不能知”，斥陆生楠借古讽今，“实为弥天不可赦之罪人”。

三、论府兵制。陆生楠赞美唐府兵制，认为应当实行于今，使“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雍正帝斥陆生楠“怀蓄逆乱之心，郁不得逞，故以‘无养兵之费’摇动人听，冀或更制以紊乱军政，所谓‘执左道以乱政，言伪学以疑众’者，王法之所以不宥”。

四、论隋朝君臣。陆论云：“后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雍正帝指出文帝与炀帝的区别，说炀帝自取灭亡，不关天命。

五、论人主威权。陆论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雍正帝自辩称：“朕临御以来，日理万机，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尝以已意生杀人、赏罚人。”斥陆生楠自蓄逆志，“狂悖恶乱，”“肆为咒诅”。

六、论宰相。陆生楠认为：“当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谄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又说：“为君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无术相防。”雍正帝予以驳后表白云：“朕于人言，必决之以理，揆之以情，未尝拒人之言，亦未尝轻听人言。”

七、论王安石。陆论大意批评王安石刚愎自用，不信天命。雍正帝抓住个别字句故作异论,以显示高明，斥陆生楠“文词议论险怪背谬，无理之甚。”

八、论无为之治。陆生楠主张君主“不人人而有察”，“不事事而理”。雍正帝主张以汉宣帝、光武帝和唐太宗为，“勤劳自励”，对陆论加以驳斥。

以上是雍正帝在《上谕》中批驳《通鉴论》的大要。虽然陆生楠的观点不尽正确，雍正帝的批驳也有合理之处，但作为最高统治者而与一小臣争是非、论长短，未免显得胸怀不广。至于说陆生楠借古谤今，或许多少有一点，但也并非罪大恶极，非诛不可。

雍正帝先诛心，后诛人，对《通鉴论》批驳后，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一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雍正帝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疑心极重的雍正帝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雍正帝却玩了个花招“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装作要杀的样子，最后宣布谢济世免死。谢济世被玩弄假斩把戏后终于不死。

谢济世在阿尔泰充军九年，乾隆初释归复职。他仍然不忘自己的著作，将《古本大学注》和《中庸疏》献进，请求颁行天下。并说明已把《注》中被指为谤讪的几句话删除了，分章释义依据古本（即《礼记》本），不遵朱熹的“四书”本。当时学者鄙薄宋儒，所以谢济世敢明目张胆排斥程朱，但官方仍扶植程朱学说，尊为正统。乾隆帝把书退还，传旨严斥。

谢济世后来改任湖南粮储道，继续注释儒经，陆续刻印成书。乾隆帝闻知，于乾隆六年（1714年）九月传谕湖广总督孙嘉淦，指出谢济世标新立异，“足为人心学术之害”，命查明谢济世所著书中违背程朱、标榜他人之处，然后烧毁其书并印板。孙嘉淦遵旨输完毕，回奏说谢济世所注书有“四书”“五经”等多种，已印一百五十四本，刻板二百三十七块，已全部烧毁；注中虽有违背程朱学说之处，但立说浅陋，不足以惑世盗名，似不必逐条指谪。至此，谢济世注书案方告结束。他没有死于文字狱，一是情罪较轻，二是居官尽责，两朝君主对他的为人印象都不算坏。雍正、乾隆二帝处罪人往往凭个人印象和一时爱憎。陆生楠的得祸，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雍正帝对他的印象不好，两次引见都引起憎恶。

               以上四五起文字狱或多或少都有惩戒朋党的用意，戒除朋党是雍正帝整饬风纪的主要目标，他即位之初就以《御制朋党论》颁示臣僚，要诸臣“洗心涤虑，详玩熟体”。《御制朋党论》驳斥欧阳修《朋党论》“君子以同道为朋”的说法，认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雍正帝把宋代以下的朋党之风归咎于欧阳修的“邪说”。经过雍正帝的严厉整饬，顺治、康熙以来的朋党现象大为减少，文字狱从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也是“以毒攻毒”的一例罢。
 
 

（二）   曾静、吕留良之狱

1、  曾静投书始末

在文字狱的历史上，最善于作“奇文”的无过于清世宗；在清世宗的文字狱“奇文”中，规模最巨的无过于曾静、吕留良之狱。

这场大狱是从曾静投策反书开始的。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在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个男子拦轿投书。岳钟琪在轿中接过书函，见封面所写收件人名号是“天吏元帅”，不由十分诧异，当即把投书人带进署中交巡捕看守，自己连忙拆读书函。原来“天吏元帅”是写信人对岳钟琪的敬称，写信人自称“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信中对雍正帝极尽指斥、责骂之词，认岳钟琪为岳飞后裔，以岳飞抗金的事迹激励岳钟琪，对岳钟琪掉转枪头指向金人的后裔满洲人，为宋、明二朝复仇。

岳钟琪是四川成都人，康熙末年以军功累官四川提督，雍正初年随年羹尧平定青海立大功，封三等公，授川陕总督，握三省重兵。这个重要职位向来由满洲人担任，雍正帝破例授予岳钟琪，说明他对岳钟琪的格外信任。赤心事清的岳钟琪感恩图报，恨不得肝脑涂地。而当时朝野都传说他是岳飞的后代，臣僚中尤其是满洲贵族中的许多人对岳钟琪怀有忌恨和猜疑，诬谄他、说他靠不住的密疏有一大堆，雍正帝一概置之不理。岳钟琪本人也听到一些风声，心中惴惴不安，曾上疏辞职，雍正帝特予勉慰。如今竟有人上门投书策反，通天大案，非同小可。

岳钟琪即时派人密邀陕西巡抚、满人西琳来署会审。西琳因事未到，岳钟琪等不及，便单独接见“张倬”，不动声色地询问他师徒情况，想套取口供，而让按察使、满人硕色在隔壁密室监听，以作证见。“张倬”心存警戒，不肯说实话。问到谋反动机，只说：“百姓贫穷，只为救民起见。”傍晚时分，西琳也来了，询问变成审问，还动了大刑，“张倬”宁死不招。岳钟琪改变主意，与西琳商定明日由他设法骗取口供，而让西琳在密室监听。

次日依计行事，岳钟琪单独见“张倬”。“张倬”仍不吐实情，只说湖广、江西、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六省他“一呼可定”。于是岳钟琪使出了最后一招——假意与“张倬”盟誓，表示愿意聘请“夏靓”同谋举事。“张倬”见岳钟琪情词慷慨激昂，受感动信以为真，终于说出了写信人和自己的真实姓名及乡贯住址，第二天又说出了“同谋”者的情况。

原来，“江南无主游民夏靓”的真姓名叫曾静，是湖南永兴人；“张倬”真名叫张熙，湖南安仁人，是曾静的学生。曾静原是县学生员，因考试劣等被革退，于是放弃学业在本地教书，人称蒲潭先生。曾静空增贫寒，失意无聊之中常杂记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和读书心得，以抒发愤懑，所著《知己录》、《知新录》中多有“悖逆”文字。如《知新论》称：“华夷之分大于群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义”，“夷狄侵陵中国，在圣人所必诛而不宥者，只有杀而已矣，砍而已矣”；“先明君丧其德，臣失其守，中原陆沈，夷狄乘虚窃其神器，乾坤反覆，地塌天荒。八十余年天运衰歇，天震地怒，鬼哭神号”（《大义觉迷录》卷一）。诸如此类，都是对满清统治极端仇恨的言论。他的“悖逆”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清初一个学者的影响，这个问题学者便是吕留良。

吕留良字庄生，又名光纶，字有晦，号晚村，浙江崇德人（康熙元年崇德改名石门，故又称石门人，其地即今浙江桐乡县西南部）。此人先曾参加抗清斗争，顺治量应试为诸生，后来懊悔，抛弃科举，隐居著书。康熙博学宏词科吕留良被荐举，他誓死不赴，乃至削发为僧（法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康熙二十二年卒。吕留良平生抱守程朱性理之学，尤重“华夷之辩”，宣称“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著作中处处表露憎恨满、思念明朝的思想感情。他的高卧事迹和所著《四书讲义》、《语录》、所评选的八股文等，广为流传，在士人中影响很大，人胶尊称他为“东海夫子”，死后立祠祭祀，连浙江总督李卫上任之初也前往瞻仰，题匾颂扬。

曾静读过吕留良的著作，对吕留良深为仰慕，受其思想影响，对清王朝的不满日益强烈。所谓“江南无主游民”，就是表示抗满清统治。出于对吕留良及其学说的崇拜和信仰，案发前一年，曾静特派张熙到吕留良的家乡去访书。张熙在吕家抄录了吕留良的一些诗文，拜访了吕留良的几个门人，沿路又听到贬毁雍正帝的一些传闻。雍正帝自即位以来一直受谣言攻击（可能是争位失败的政敌暗中活动所致），遇上天灾人祸，民困人怨，谣传更多，曾静在老家也听过不少。张熙浙江之行的所见所闻使希望“变天”的曾静产生一种将要“变天”的感觉。当时民间传说岳钟琪上书指责雍正帝（实无其事），曾静于是选定岳钟琪为策反对象。他与张熙商拟了策反信，派张熙前往投呈，嘱咐张熙见机行事，路上倘若感觉时局不利就返回。张熙由川入陕，路上呼人议论都说皇上是好皇帝，不由心中发怵，本该返回，转而想既然来了一趟，索性豁出去，没想到中了岳钟琪的圈套。张熙上路后，曾静预料凶多吉少，便在衣服的底面写了几句话和“蒲潭先生卒于此”字样，准备一旦发生意外好让别人认尸。

以上是曾静使张熙投书策反的由来。张熙向岳钟琪所提供的情况当然没有这样详尽。他所交代的“同谋”，实际上仅仅是他和曾静平时所认识或听说过的一些人，这些人与策反活动毫无关系。所谓六省“一呼可定”，完全是张熙说大话。岳钟琪一时也难辩真假，六天内他连上三道密折详细汇报案情。雍正帝震惊之余，怀著庆幸和感激的心情作朱批赞扬岳钟琪，指授办案机宜。他在岳钟琪折叙及盟誓的一节文字旁边加批语云：

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此等誓盟，再无不消灾来罪、赐福延生之理。朕嘉悦处实难笔谕。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朕实嘉悦之至。（《清代文字狱档》第九辑）

岳钟琪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所谓“君臣之情”，如此而已。

2、  雍正的“出奇料理”

案情线索基本摸清后，雍正帝传谕浙江总督李卫捉拿吕留良亲族、门生，搜缴其书籍著作；派副都统海兰到长沙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捉拿曾静、诸“同谋”及各家亲属。十月，除已经去世的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及吕氏弟子严鸿逵（名赓臣）之外，其余数十名重要人犯全部捕到。主要有：曾静及其门人廖易；曾静熟识的刘之珩及其门人陈立安；刘之珩的老友谯中翼；张熙父张新华、兄张照、堂叔张勘；吕留良之子吕毅中；严鸿逵的门人沈在宽；为吕留良师徒刊刻著作的车鼎丰、车鼎贲兄弟；为吕留良编过文集的孙学颜等。搜得的书籍主要有：曾静家中“大逆之书”三册（似即《知己录》、《知新录》）；张熙家中“逆书”二册及策反信原稿（张熙随身携带的《拟生员应诏书》、《吕留良诗钞》及刘之珩刻印的《握机图》等，先已被岳钟琪搜缴而去）；吕留良及其弟子的所有著作，有讲义、语录、诗文集、日记等。

十一月，雍正帝派刑部侍郎杭奕禄到长沙审问曾静等人。杭奕禄遵照旨意,向曾静等人宣讲清朝列祖列宗的“深仁厚泽”,及雍正帝的“天地之量，尧舜之仁“。经过一番攻心战，曾静当场痛哭流涕，俯首认罪，后来照清廷的安排定了悔罪颂圣的《归仁录》，颂扬雍正帝得位之正和勤政爱民的圣德。

第二年（雍正七年），两省所有在押人犯解到京师对质定罪，等待最后处置。成竹在胸的雍正帝在朱批中向宠臣田文镜、鄂尔泰“吹风”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倾耳以听可也。”（《朱批谕·鄂尔泰》七年四月十五日朱批）

雍正帝的“出奇料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归纳起来，大致为两项摆布。

一项摆布是对曾静、张熙从宽发落，利用他们作宣传。发案之初，雍正帝对张熙的自投罗网就深感庆幸，说是“上天神明之德，非人力之所能者”。读过“逆书”（即策反信）后，雍正帝自称先是“惊讶堕泪，梦中亦未料天下有如此论朕也”，接著故作大度，自诩“朕从来秉性，‘卒然临之不惊，无故加之不怒’二句实能之”（《清代文字狱档》第九辑）。他明白，“逆书”中的“诬谤”别有来源，不是曾、张二人凭空捏造的，因此一再指示岳钟琪好生开导张熙，心中已拟定对张的基本策略——利用。利用的前提是感化，没有骨头的曾、张果然被感化。于是，七年（1729年）十月，雍正帝命免罪释放曾静、张熙，同时宣布：将来继位的子孙也不得诛杀他们。他解释这样做的理由是：岳钟琪已与张熙吸盟过誓，岳是股肱大臣，不能使他失信，此其一；因曾静遣徒投书，朝廷得以顺藤摸瓜，查出谤言的制造者，这样说来曾静还有功，此其二。当然，这过是托辞，不杀曾、张的真正原因是要留下他俩现身说法，为雍正帝作宣传。

曾、张案件中牵涉到大量的“反面教材”，最触目的如曾静列举雍正帝十大罪状：谋父；*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具体事实如写雍正帝与父皇“为仇为敌”；说仁寿太后之死是被迫自杀；说允礻乃、允（礻田共）、允礻唐之死是被杀害；说年羹尧、隆科多二案是“诛忠”；说雍正帝收纳了废太子的妃嫔，常带著大臣在圆明园饮酒作乐；说雍正帝私下派人从四川贩米到苏州发卖等，都是从道听途说得来的。按理说，这类材料谰言严格保密，防止扩散，可是雍正帝却有意公开，经加工后大作宣传。他下令编辑两年中关于此案的《上谕》，附以曾静口供及其《归仁录》，合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大量“反而材料”充斥其中（当然都经过《上谕》批驳），堪称古今一绝。

《大奖觉迷录》经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宣讲这部奇书，尔后把曾静交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听候使用；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尔后把他送回原籍候旨。雍正帝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显示自己光明正大，问心无愧，不怕人们对他的种种贬毁，使谤言不禁而止。对于谤言的制造者，他下令彻底追查。地方官秉承他的意旨节节追踪，最后追查到已经败亡的允（礻田共）集团，据说是允(礻田共)身边的几名太监在流放广西、云南途中散播的。这样，雍正帝打击残余政敌又有新的借口。

“出奇料理”的第二项摆布是对吕留良、严鸿逵等人从严处罪，为风俗人心立戒。吕留良继承先儒“华夷大防”的思想，在其著作中宣扬“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把元灭宋、清灭明看作历史上的大灾难。他记述南明永历帝在缅甸被俘递解回国时，满、汉官兵都倾心下跪；处死时“天地阴霾，日月无光”，百里以内的关帝庙都遭雷击。他的笔下称清朝为“清”、“北”、“燕”、“彼中”等，而不依功令称“大清”、“圣清”、“国朝”等。此外，他还对康熙时政表示不满，如文集内称：“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大义觉迷录》及《清代文字狱档》）

受吕留良思想的影响，严鸿逵等人仇视满清一如其师。严鸿逵在基日记中别有用心地记载灾异，曾怀著几分幸灾乐祸的心情记索伦（今内蒙古海拉尔市）地震；记热河（今河北承德市）大水，说淹死满洲人二万多。大学士朱轼推荐严鸿逵修《明史》，严鸿逵以死相拒。沈在宽则作诗云：“陆沈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又云：“更无地著避秦人”（据《清代文字狱档》），又抄录吕留良私淑弟子黄补庵诗：“闻说深山无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蒋良骥《东华录》卷三十）

雍正帝在连篇累牍的《上谕》中狠狠批驳了吕留良、严鸿逵等人的上述思想言论，斥为“悍戾凶顽，好乱乐祸”；“丧心病狂，肆无忌惮”。他认为：“吕留良生于浙江省人文之乡，读书学问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且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诚有较曾静为倍甚者也。”（五月二十一日《上谕》；据《清代文字狱档》）他把吕留良视为“教唆犯”，认为浙江之所以“风俗浇漓，人怀不逞，”之所以出现汪景祺、查嗣庭等“悖逆”之徒，都是吕留良流毒作怪。为浙江一省的“风俗人心”著想，雍正帝示意要对“名教中之罪魁”吕留良处以极刑。有司秉承他的意旨，比照“大逆”律论拟吕留良身后之刑。

这时雍正帝又来了一招“出奇料理”，他命令各省学臣就吕留良该不该照“大逆”律治罪这一问题，向所有生员征求意见。生员必须就这一问题明确表态，向学臣出具结状，再由学臣汇总上报。同时规定：如果生员还有别的话要说，可以自行出具呈文独抒已见，交学臣转奏，这样做，名义上是说要听取天下公论，犹如孟子所云：“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孟子·梁惠王下》）以显示“大公至正”，其实是一种恐吓性的宣传。征求公意的结果可想而知：全国的读书人都一致拥护照“大逆”律治罪，没有一人有异词（的异词也无人敢转呈）。既然“国人皆曰可杀”，雍正帝于是名正言顺一就诸臣所拟裁决如下：

吕留良、吕葆中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折银充本省工程费用；

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及崇拜吕留良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一人受杖责，四人免刑释放。

对吕留良的文字著作，诸臣提议禁毁。礼部待郎钱以垲甚至提议禁毁天下所有私蓄家刻之书。雍正帝一概不同意。他认为书是禁毁不尽的，不如留给后世辨别是非真伪。“理学名臣”朱轼等人先已对吕留良的《四书讲义》和《语录》作过逐条指驳，请求印发学校，雍正帝应允了。

至此，雍正帝的“出奇料理”可用一总结。计有三奇：谋反重犯免罪，思想“教唆犯”处重罪，一奇；“反面教材”印发全国大作宣传，二奇；定罪量刑之先广泛征求士人意见，三奇。此外，案发之初，审问官与犯人盟誓，也堪称一奇。

最后还有一奇：老子定案，儿子翻案。

雍正帝于十三年（1735年）八月驾崩。十月，已经继位尚未改元的乾隆帝违背父训，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他所持理由很简单：“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屏弃法外者，以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愤。（十月初八日（上谕）；据《清代文字狱档》）同时，乾隆帝还下令收回《大义觉迷录》，严禁臣民收藏。吕留良的著作也遭禁毁。在宁古塔的吕留良的后代后来有开面铺的，有开药铺的，有行医的，有的还捐了监生。乾隆帝把他们流放到更荒远的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三）   其他文字狱

雍正一朝的文字狱重点打击两类人，第一类是标榜“华夷之辨”，宣扬反清排满思想的人；第二类是攻击雍正帝本人或其父祖，或依草附木妨碍他独裁的人。第一类人中吕留良、严鸿逵最典型，但有的案件事主未必有反清思想。

徐骏诗案  徐骏是雍正初年任过刑部尚书的徐干学的儿子，江苏昆山人，康熙末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此人自幼佻达、狂躁，业师周云陔督责严厉，竟被他毒死，因而得“药师佛”之号。他做官后来本性不改，到处结怨，因作诗有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怨家指控为思念明朝，毁谤本朝。执法官比照“大不敬”律将徐骏处斩，诗稿焚毁。时为雍正八年（1730年）。其实，徐骏并无反清思明的意念，“清风”“明月”不过是套用诗家陈词。

吴茂育著书案  吴茂育是浙江淳安人，官宛平县丞，著有《求志编》，大约雍正十一年或十二年，被族弟吴（雨分）告发。浙江总督程元章审问后上奏清廷，认为该书评古论今，“语言感慨，词气不平，肆口妄谈，毫无忌惮”；李沛霖所题序用干支纪年，不写雍正年号，更属“狂悖”。雍正帝朱批命他严加审究，认为这种思想犯比“盗贼”危害更大，更难破除（此案对局未详）。

沈伦诗案  雍正十二年（1734年），江苏崇明人施天一因与同乡沈伦争田产结仇，遂提高控告沈伦所著《大樵山人诗集》有“狂悖”字句。两江总督赵弘恩查也沈伦列名沈在宽案，便逮捕了沈伦嗣孙沈自耕及收藏诗板的沈苍林（沈伦先已病故）。雍正帝在赵弘恩的奏折上批道：“凡似此狂妄之徒，自应彻底严惩，以靖悖逆风习。”（十二月初九日朱批）

在这以前，赵弘恩任湖南巡抚，曾发现浏阳县朱姓所编《朱氏家规》有“侏亻离左衽，可变华夏”等句，认为朱姓之人是曾静同党，严审而无结果。雍正帝指示他不必深究，但要严加训诲。时为雍正七年十二月。

在《大义觉迷录》的宣讲过程中，还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件。

范时杰呈文案  福建上杭县童生范时杰读过《大义觉迷录》，便向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上呈文斥责曾静，颂扬雍正帝，想以此作进身之阶，果然得到刘师恕的表扬。当福建学政戴瀚按临汀州考试学子时，范时杰又上呈文驳斥曾静的“悖逆”言论，为雍正帝辩护说：皇上的帝位是三兄（诚亲王允祉）遵父命让给他的，皇上得位正当，没能杀兄屠弟的事。戴瀚当即拘审范时杰，追问“三兄让位”之说从何得来？范时杰答称汀洲城里人人都这样说。戴瀚上奏清廷，雍正帝命他会同总督、巡抚进一步审究。范时杰最后供称是自己想当然说的。雍正九年六月，经戴瀚等人奏准，范时杰交原籍地方官严格管束，令他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宣读〈〈大义觉迷录〉〉。这个拍马屁的小人没有想到拍马屁也会出差错，弄巧成拙，自寻烦恼。

屈大均诗文案  署理广东巡抚傅泰阅读〈〈大义觉迷录〉〉，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雍正帝念屈明洪自首，免戮尸，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戌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

裘琏戏笔之祸  裘琏是浙江慈溪人，他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康熙末年，七十岁的裘琏中进十，后来致仕归乡。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允礻乃出谋划策。次年六月，裘琏卒于京师狱 。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④。

再如僧人木陈(文心)生前受世祖礼敬,所著《北游集》记载他供奉内廷受恩宠及对世祖施加影响的一些事。雍正帝读后认为木陈（文心）“私乱记载，以无为有，恣意矜夸”，将影响世祖名誉，斥之为无知妄人，下令焚毁其书。僧人玉琳王秀弟子骨岩所著《侍香纪略》也以同样的原因被焚毁。

雍正帝崇信佛、道二教，但不许佛徒、道士干政，对他们防范很严。僧人迦陵性间曾是雍正帝旧友，死后褒荣显耀，但后来却说他“好干世法”，剥夺褒荣，并下令严格约束其徒子徒孙，不许保留迦陵性音的笔记文字。道士贾士芳经常入宫为雍正帝驱邪治病，据说一次因咒语中有“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归我驱使”之语，被雍正帝处死。

雍正帝是个迷信很深的人，他笃信天命，笃信“天人感应”之说，即位后大讲祥瑞。臣僚投其所好，所谓凤凰、甘露、卿云、灵芝、瑞麦、瑞谷、五星联珠、黄河水清之类，争相奏陈颂贺。雍正帝乘兴赏赐，上下皆欢喜。但也有过不愉快的场合。

邹汝鲁《河清颂》事件  雍正四年（1726年）十二月，河道总督齐苏勒、漕运总督张大有及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省巡抚相继奏报黄河水清。向来传说黄河清是圣人出世、圣人在位的瑞应，雍正帝喜不自胜。于是“皇恩浩荡”，给知县、参将、主事以上的文武官员每人秩加一级。太常寺卿邹汝鲁想乘机表忠扬名，便效法刘宋时的鲍照作了一篇《河清颂》献上去。内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这句，原不过是套语，意思是说皇帝衽新政，天下风俗都变好了，所以有河清之瑞。没想到雍正帝阅罢大怒，说他是即位以来，事事效法皇考，恪守旧章，没有做丝毫改弦更张之事。责问邹汝鲁所谓“旧染维新，风移俗易”，“所移者何风？所易者何俗？旧染者何事？维新者何政？”邹汝鲁当然答不上来，于是革职，发往湖北荆州沿江堤岸工程处效力。邹汝鲁一心贡谀，没有注意回避雍正帝的大忌，即“不孝”之名。谤议都说雍正帝用不正当的手段袭位，甚至说他毒死圣祖。雍正帝为了洗刷恶名，用尽百计千方。邹汝鲁谄迷心窍，文字失于推敲，活该倒霉。

李凤翥《贺表》事件  李凤翥官工部待郎，建昌（今江西永修）人。这年他奏上《贺瑞芝表》，自称“蓬荜陋儒”。另表又称“掷地才疏，敢含毫而赋五色”。雍正帝读后挑剔了一大堆不是，说李凤翥既然以儒者自居，就应另倍敬慎，怎能信口开河。没有作赋而称“赋五色”；如果真的作了赋，为何又不献进？说李凤翥从前听“啊其那”（允礻田共）指挥，还能以儒者自命吗？说李凤翥在贴黄（奏折内容提要，用小纸条写出贴在奏折上）内把“赉”字写成“赍”字，莫不是讥笑他滥行行赏赉？如此轻慢疏忽，还象“儒者”的样子吗？于是命李凤翥明白回奏，最后处分想必不会轻。

雍正帝以全部身心听政理事，目光敏锐，事事精明，留给后世数百卷《朱批谕旨》等，令人惊叹。其训斥臣下、咄咄*人之词，使人不寒而栗。在他的独裁下，朝政、吏治的确得到整饬，但文风士气却被摧折殆尽。雍正十一年下诏征举士人，想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以吏为治”和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雍正帝虽然放宽言路，但大家都无话可说。监察御史李元直不识时务，上任才半年就上了数十道奏章，指责大臣唯唯诺诺无所建树，说朝廷“有尧舜，无皋夔“。雍正帝责问他说：”有其君必有其臣，如果象你说的朝列没有皋、夔，我又怎能做尧、舜呢？“李元直抗辩不屈，眼看就要得祸。不料雍正帝却把他看作“诤臣”，召他入宫中当面奖励。李元直化险为夷，比谢济世、李绂幸运多多。

注释：①此据《清史稿·世宗本纪》及年羹尧传。据《清世宗实录》，年《表》把这句字成语颠倒误写为“夕阳朝干”。

②全诗为：“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诏赐绫笺。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轻近午天。”咏的是圣祖赐诗杜诏（内有“云淡轻近近午天”之句），据《柳南随笔》等书记载，此诗是杜诏的诗友查慎行赠给杜诏的，第二句为“紫纶新诏赐绫笔”，或许是汪景祺抄录查慎行所作。新刊《读书堂西征随笔》残本内无此诗。③上句后一“名世”指戴名世；下句后一“亮工”是指周亮工。周亮工字元亮，号栎园，河南祥符人，明末进士历官至监察御史。入清历官至户部右侍郎，顺治、康熙间两次被劾入狱皆遇赦，康熙十一年卒。也有人认为后一“亮工”是年羹尧，因为年羹尧字亮工。④也有人说裘琏得祸的原因是交结徐干学、高士奇等人，雍正即位后，徐、高等人失宠获罪，裘受连累。可参读《清稗类钞·狱讼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