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0.11.7)，字少荃，安徽合肥人，清朝著名的军事将领。
1823年(道光三年)出生于安徽合肥一个官僚家庭。1847年中进士，1850年授翰林院编修。
1851年(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政府任命大批官僚在籍创办团练，以抵御太平军。李鸿章于1853年2月随同工部侍郎吕贤基回皖襄办团练。因作战有功，至1856年，先后赏加知府衔，记名道员和按察使衔。同年底，以安葬父茔服丧守制，结束了办团练的生涯。
1859年1月，李鸿章为驻师江西建昌的曾国藩襄办军务，成为曾国藩得力的助手。同时，曾国藩选将练兵的艰苦实践，对他也有很大影响。
1861年9月5日，湘军攻陷太平天国上游重镇安庆后，曾国藩即著手筹划进军天京(今南京)，著李鸿章到皖北募勇。两个月内，他在合肥、六安一带召募团练武装数营，于1862年(同治元年)2月带至安庆，曾国藩为定营制，悉仿湘军章程，又拨给湘军数营，混编成了一支新的封建军队，号称“淮军”。
曾国藩原拟令李鸿章率淮军由陆路先至镇江驻扎，然后再向下游推进。后因上海情势紧急，遂从安庆乘外轮直赴上海，于5月二日全部抵沪，共13营6500人，
李鸿章到达上海后，清廷任命他署理江苏巡抚，其时，正是太平军二攻上海之际，李鸿章遂派程学启、刘铭传等部入浦东、南汇一带作战。5月17日，忠王李秀成率大军自苏州援上海，大破李庆琛所部清军于板桥，连败英法侵略军和常胜军，收复嘉定、青浦，并分军围攻松江。李鸿章急调程学启等部淮军由浦东到新桥，牵制围攻松江之太平军。17日，李秀成率军直逼上海，围攻新桥程学启营。次日，李鸿章率张遇春等部淮军三路驰援，与太平军战于虹桥，太平军不支退回测泾。时，湘军曾国荃部已进围天京。李秀成奉洪秀全回援诏令，将进攻上海军务交与慕王谭绍光，自率大军回援天京。李鸿章乘机组织反攻。7月，淮军在英法军、常胜军配合下，攻占浦东。8月陷青浦。10月陷嘉定。11月大败谭绍光部于四江口。至此，上海周围基本肃清，清廷实授李鸿章为江苏巡抚，旋又兼署五口通商大臣。
李鸿章赴沪半载，淮军迅速扩充到2万多人，同时购置洋枪，洋炮武装淮军。初时，各军仅编组洋枪小队，随著洋枪洋炮数量的增加，即改各营之小枪队为洋枪队，每哨并添劈山炮二队，首先改编的是程学启部。1863年初，张遇春所部编有炮队200名。这是中国近代炮兵之发轫。当戈登接管常胜军后，李鸿章借戈登之助，淮军各营普遍雇用洋将，教练西式操典及演枪炮各法。淮军是中国军队中最早开始西化的，李鸿章可谓是“开风气之先”。
原来，曾国藩命李鸿章援沪，本为权宜之计，拟待沪事稍定，仍让他移师镇江，以便向下游进军，取高屋建瓴之势。初时，李鸿章亦持此主张。但援沪半载，战事顺手，饷源充足，又有洋人的支持，遂改变初意，决心全师留沪，逆取上游。曾国藩也因淮军在上海已站稳脚跟，并能掣动苏，常，遥为曾国荃金陵围师助声势，也同意了李鸿章的主张。
1863年1月17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叛变，给了李鸿章逆取上游以可乘之机。4月5日，常胜军，淮阳水师及部分陆师与常熟叛军会合。5月2日，淮军攻陷太仓，6月1日又陷昆山。真信李鸿章遂决定采取“规取远势，以翦苏州枝叶，而后图其根本”(《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3卷第54页)的作战方针，三路进攻苏州：中路由昆山直趋苏州，由程学启部担任，北路由常熟进攻江阴、无锡，由李鹤童、刘铭传部担任；南路由泖定湖攻吴江，平望，以切断浙江太平军进援之路，由李朝斌太湖水师担任。此外，由黄翼升督淮扬水师相辅并进，戈登常胜军驻昆山备各路应援，潘鼎新、刘秉璋、杨鼎勋各部则分扎金山卫，泗泾、张堰，以卫松沪。
7月29日，中路淮军会同常胜军首先攻占吴江，切断了浙江太平军援苏州之路。9月13日，北路淮军攻陷江阴，兵锋指向无锡。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北路淮军与李秀成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结果太平军失利，苏州后路受到威胁。是时，苏州城内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8人发生动摇，私下与围城的程学启，戈登议降。12月4日，郜永宽等将慕王谭绍光杀害，开城降敌，淮军即占领了苏州。12月12日，淮军又攻陷无锡。李鸿章令淮军分兵两路：南路由程学启部会同原后路之潘鼎新、杨鼎勋等部，进窥浙江嘉兴，以接应左宗棠军，西路由李鹤章、刘铭传等部进取常州，以援围攻天京之曾国荃军。1864年3月25日，南路军攻占嘉兴。5月11日，西路淮军会同常胜军攻陷常州。这时，淮军已发展到水陆7万人，多改用洋枪洋炮，并有开花炮队6营，成为清军中装备最好的一支军队。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陷金陵，标帜著太平天国的灭亡。清廷封李鸿章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湘军攻占金陵后，曾国藩因湘军“暮气已深”，又怕自己功高震主，决定将他直接统属的大部分湘军遣撤，并主张保留淮军，用以镇压捻军。清廷亦因捻军及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起义尚未平息，同意保留淮军。
太平天国失败后，原西北太平军余部赖文光等与张宗禹等部捻军合并，组成新捻军，并于1865年5月18日在山东菏泽击毙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参清廷改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赴山东剿捻，由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并负责饷械供应。曾国藩受命剿捻一年多，师久无功，清廷不得不于1866年12月7日改任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赴山东督办剿捻军务，令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
12月29日，李鸿章抵徐州接任。时捻军已一分为二：赖文光、任化邦等仍留中原地区作战，称东捻军，张宗禹、张禹爵等西进陕西，联络西北回民起义军，称西捻军。李鸿章当时面临的作战对象为东捻军。他的剿捻方略是在曾国藩。以静制动。的基础—七修改为“扼地兜剿”，把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周世澄：《淮军平捻记》，《捻军》资料丛刊第1册，第141页)李鸿章抵山东后，东捻军突由山东折而西进，于年底到达湖北德安、安陆间，拟由安陆臼口镇一带渡汉水入川，会合西捻军和回民军。李鸿章率部跟追到湖北，调湘系鲍超“霆军”驻守汉水东岸襄、樊地区，以阻东捻军进入川陕，命李昭庆部淮军驻扎河南信阳，扼东捻军北上通道，调新任皖抚英翰皖军分驻鄂、皖边界六安、霍山一带，以防东捻军回皖北故乡，南部则有湖广总督官文驻守武昌、彭玉麟水师驻守黄州(今湖北黄冈)，以阻扼东捻军南下。此外，又命刘铭传、刘秉璋、周盛波、张树珊等部淮军由豫东南分道入鄂，和新任鄂抚曾国荃统领的郭松林、彭毓桔、伍维寿、熊登武等部湘军，组成“兜击之师”。总计各路清军不下10万人，妄图一举将东捻军消灭在鄂东北地区。但是，这时东捻军正在全盘时期，拥有10余万久经战阵的战士。1867年1月，罗家集一仗，大败郭松林军，杨家河—仗，又大败淮军张树珊部，并将张树珊击毙。
李鸿章急命各路清军压缩包围圈，分别向臼口方向集中。2月19日，淮军刘铭传部提前由下洋港向尹隆河(今永隆河)发起进攻，反被东捻军层层包围，其部将唐殿魁，田履安等被击毙，刘铭传与其幕僚“俱脱冠服坐地等死”；这时，鲍超霆军，猛攻东捻军之背，致东捻军反胜为败，损失惨重，而铭军得以绝处逢生。
东捻军在尹隆河败后，冲出敌人的包围圈，于3月23日在蕲水六神港又大败曾国荃湘军。6月，东捻军放弃入川计划，经河南中部突破清军运河防线，进入山东半岛就食。李鸿章跟在东捻军后面返回山东，决定采取“倒守运河，进扼胶莱，将其蹙之海隅”(《李鸿章家书》第33页)的作战计划。其具体部署是：(1)以运河为外围防线，命淮军周盛波、刘秉璋、杨鼎勋、李昭庆等会同豫军、皖军分段驻守，以防东捻军渡过运河西岸；(2)以胶莱河为内围防线，命淮军刘铭传，潘鼎新会同东军、豫军分段防守，以阻东捻军越过胶莱河以西；(3)以黄河为北面防线，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直隶总督刘长佑派洋枪队守住北岸；(4)以六塘河为南面防线，由漕运总督张之万率部把守；(5)调淮军一部为游击之师，入胶莱以东追击东捻军。7月中旬，东捻军闻知敌军正在胶莱河修墙筑垒，急忙率军西走。8月19日，在海神庙以北扑渡潍河，渡过胶莱河，进入潍县(今潍坊市)、昌乐地区，使李鸿章的“扼守胶莱之策竟成画饼”。
胶莱防线既破，李鸿章急忙加强运河西岸的布防，并命黄河、胶莱，六塘驻军严密防守，同时调刘铭传，郭松林、杨鼎勋三军在包围圈内寻机作战，以达到在外圈消灭东捻军的目的。东捻军突破胶莱防线后，多次猛攻运河防线，均未成功。时值大雨连绵，骑兵不能发挥其所长，加以军队乏粮，军心自乱。11月12日，在潍县松树山，淮军刘铭传部一日三败东捻军，捻军人马武器损失很大。19日，在江苏赣榆，任化邦被叛徒出卖殉难，东捻军的主力被消灭。12月24日，在寿光南北洋河与弥河之间进行最后决战，东捻军精锐丧失殆尽。1868年1月2日，赖文光率残部突破清军六塘河防线，沿运河东岸南下，到达江苏扬州瓦窑铺，又被淮军吴毓兰部击溃，赖文光被俘，后英勇就义于扬州。东捻军覆灭后，清廷赏加李鸿章骑都尉世职。
当东捻军在山东被围之际，赖文光等派人间道向正在陕西活动的西捻军求救。张宗禹等闻讯，立即由绥德率军东下，经山西、河南北进冀中，准备直捣北京，以“围魏救赵”之策谋解东捻军之围。1868年2月，西捻军挺进到保定，满城一带(尚不知东捻军已经失败)。清廷大震，急命剿捻钦差大臣李鸿章和专办陕甘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及各地将领北上“勤王”。
1868年3月10日，李鸿章抵直隶景州，所统各部淮军也相继进至冀中前线，和先已到达的各省“勤王”部队不下10万之众。3月中旬，西捻军为了摆脱各路清军的包围，由冀中南返，行至饶阳，遭清军袭击，邱远才、张禹爵两员大将同时牺牲，士气受到很大影响。张宗禹率军继续南走，渡滹沱河入河南，拟入晋东南以甩开清军。但淮军接踵而至。捻军在清化镇稍事休整后，立即折而东行，出延津平原，于4月17日由山东东昌府李海务渡过运河，进到直、鲁边区。
清廷以西捻军入山东，命李鸿章总统山东前敌各军。4月下旬，西捻军出德州，经沧州，进逼天津。5月21日，李鸿章与左宗棠会于德州桑园，决定实行“就地圈围”之策。其部署是：在北面，掘开沧州以南的捷地坝，引运河水入减河，命崇厚洋枪队和潘鼎新部防守，阻扼西捻军北上；在西面，于张秋一带引黄河水入运河，命淮军、东军、皖军分段驻守，在南面，封锁黄河各渡口，将船只一律调至南岸，由山东地方宫带队把守；在东面，严禁渔船下海，防止西捻军渡海他走。与此同时，调战斗力较强的湘淮军为“游击之师”，跟踪追击。5月下旬至6月中旬，西捻军在包围圈内，忽而北上，忽而南下，几次抢渡运河均遭失败。李鸿章为了尽快地消灭西捻军，遂决定“乘黄河伏汛，缩地圈扎”，即以运河为外围，以马颊河为里圈，将西捻军压缩在马颊河以南、徒骇河以北的狭长地带，并在圈内实行坚壁清野，使西捻军无所就食。7月中下旬，西捻军与跟踪追击的湘淮军数次接仕，连遭惨败，张宗禹也中弹受伤。8月上旬，张宗禹率余部突围抢渡运河，北上直隶盐山，均为清军所阻。转趋山东高唐、博平，适黄河、运河，徒骇河河水交涨，无法突围。8月15日，由博平退至茌平广平镇。16日，在向东北方向转移途中，与湘淮军主力刘铭传、郭松林等部遭遇，经激战，数千将士壮烈牺牲，张宗禹仅带28骑突围而出，走到陡骇河边，“穿秫凫水，不知所终”。西捻军覆灭，清廷赏加李鸿章太子太保衔，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
捻军被镇压之后，李鸿章赴湖广总督任。1870年8月，调任直隶总督。11月，兼任北洋通商事务下臣。1872年，授武英殿大学士。
李鸿章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除了最早用西式武器装备淮军外，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兴起，也主要是由李鸿章首开其端的。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奕沂、文祥等人，出于对内镇压和对外御侮的双重目的，积极提倡以“练兵”、“制器”为主要内容的所谓“自强之道”。在地方上积极倡导这一主张的则有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其中，以最早使用洋枪洋炮的李鸿章倡导最力，动手最早。经办最多。
1863年，李鸿章雇用英人马戈里会同直隶州知州刘佐禹，首先在松江办了一个洋炮局，制造炮弹铜帽等军品。此后，李鸿章又命副将韩殿甲，苏松太道丁日昌，在上海办了两个洋炮局。1864年，松江局迁到苏州。购买新机器，改为苏州机器局。以上几个洋炮局，除造炮弹铜帽外，还能制造短炸炮、前膛枪等军械，产品全部供应淮军，实等于淮军附属的兵工厂。
1865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他在曾国藩的支持下，购得上海美人旗记铁厂一座，与原来的两个洋炮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同年，曾国藩派容阂到外国购置的新机器也运到上海，归并到该局。与此同时，将苏州机器局迁到南京，改为金陵机器局。他把制造局称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天津机器局也由他接办，并进一步扩大了生产规模。
以上几个制造局，以江南制造局的规模最大。至1867年中，每天能生产毛瑟枪15支，12磅开花弹100发，每月平均生产发射12磅炮弹的开花炮18门。从1868年起至1885年(光绪十一年)止，还制造了8艘轮船。金陵机器局，主要生产枪、炮、子弹、火药，并在1875年试制成发射68磅炮弹的大炮7门。这些军火，绝大部分供应淮军。天津机器局经李鸿章接办和改组后，决定集中力量制造林明敦枪和克虏伯炮所用的子弹、炮弹及火药。
此外，李鸿章还兴办了一些为军事服务的铁路、电报等。1880年，创办了天津电报总局。他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说：“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璐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38卷第16页)次年，即建成津沪陆线，使南北洋讯息相通，“调兵馈饷”大为便捷。至甲午战争前，除沿海各要地之间以外，内地各主要城市之间也陆续建立了电报联系。此外，他还主张修建铁路。到甲午战争爆发时，修通了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并向关外延伸了64公里，尽管为数甚少，但多少增强了沿海军事运输的能力。
李鸿章所办的这些军事工业和为军事服务的企事业，在技术和生产资料方面，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国。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李鸿章也曾做过一些努力。
首先，在技术人才培养上，他在1870年改组天津机器局时强调说：“制器与练兵相为表里，练兵而不得其器，则兵为无用，制器而不得其人，制器必无成。……士大夫留心经世者，皆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庶几学者众，而有一二杰出，足以强国而瞻军。”(《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17卷第16页)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他会同曾国藩奏请朝廷批准，从1872年起派了几批幼童赴美国学习技艺。1876年，又派了几名淮军武弁到德国学习水陆军械制造。这是中国向欧美派遣留学生的开端。
其次，在生产资料上，李鸿章也曾多次奏请开煤铁各矿。1877年，李鸿章经朝廷批准，创办了开平矿务局，成为我国最早用机器开采的一个大型煤矿。
尽管李鸿章在这两方面都做过很多的努力和倡导，但在当时腐朽的封建制度统治下，他的这些努力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他办的这批军事工业，始终也未能摆脱半殖民地工业的处境。虽说如此，这批军事工业毕竟是中国国防近代化的开端，它不仅培养了我国第一代技术人才，而且也多少改变了清军武器装备的落后状况。此外，既然引进了现代机器工业这个新的生产力，它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能不起到刺激和推动作用。
建立海军，加强海防，是洋务派为实现军事“自强”的一项重要内容。
1874年春，日本派兵突然在台湾南部登陆。清政府因海防空虚，不敢抵抗，只好接受西方列强的“调停”，赔银50万两以换取日本撤兵。由于这一可耻的妥协，引起全国上下对海防的关注。与此同时，沙俄正加紧对新疆的侵略，海防与塞防同时发生了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将总理衙门提出的六条“紧急机宜”，并附原江苏巡抚丁日昌的《拟海洋水师章程》，交付沿江，沿海地方大吏讨论。因左宗棠“留心洋务”，清廷亦命他参加讨论。在讨论中，“主东南海防者则谓宜缓西北，主西北塞防者则谓宜缓东南。”(《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1册，第140页)于是，引起了一场海防与塞防之争。在这场争论中，李鸿章从“筹饷”的角度出发，主张牺牲新疆，片面强调海防，左宗棠则主张海防与塞防“二者并重”。最后，清廷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1875年(光绪元年)5月7日，清廷命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速筹进兵。30日，命李鸿章和沈葆校(两江总督)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
李鸿章筹办海防，首重沿海陆防。他说：“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惟各国皆系岛夷，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水师所能骤及。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船进口时，尚可拒守。”(《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卷第13页)据此，他认为要使陆防可恃，必须做到：(1)各海口仿照洋式修筑沙土炮台，所用炮位“务在及远，愈远愈妙；务在能中，不中不发”(《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卷第14页)，并分布水雷、早雷制其冲突，(2)守口营兵不必甚多，但以坚守炮台为主，炮台后路，必须屯扎大枝劲旅，以备游击，而固前敌军心；(3)沿海各防营化散为整，改用新式后膛枪炮。北洋各口，陆续添置海口炮台和后路炮台，派淮军分别驻守。
李鸿章还认为，沿海设防“必须水陆相依，船舰与陆军实为表里”(《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72卷第38页)，以新式枪炮安定陆地，用铁甲船，水炮台保护水面，兼顾陆海两方面的防务，才是“强兵之要务，立国之根基。”(《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2卷第49页)他还进一步提出沿海重点设防之法。认为中国兵船甚少，沿海袤延万里，“欲求自守”，只能择“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师门户”，“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但能守此两处“最要次要地方”，即使他处有失，“于大局尚无甚碍”(《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卷第16、17页)。
第三，李鸿章筹办海防的目标，并不止于“自守口岸”，还想进一步扩大对外海的纵深防御，他说：“京师以天津为门户，天津以旅顺、烟台为锁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50卷第6页)，如“津沽”得此“锁钥”，渤海即可形成“重门叠户之势”，而“津沽。便可“隐然在堂奥之中”(《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50卷第30页)。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他认为：烟台与旅顺“中隔海面尚有二百四十余里之遥”，其中岛屿星罗棋布，敌船处处皆可闯入，筹防之法，“但当以战为防，不能以守为防”，具体办法是“以铁舰御敌之铁舰，以快船御敌之快船，再以鱼雷艇数十艘，密布各岛，伺便狙击，方可制胜。”(《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52卷第29、30页)这里，李鸿章为了扩大对外海的纵深防御，“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主张采取“以战为防”的攻势防御，显然，在海防战略思想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无论李鸿章的哪一种海防设想，尽快建立一文近代化的海军，都是必须解决的中心问题。
1875年，清政府根据丁日昌的建议，拟建立北洋、东洋(指苏浙洋面)、南洋(指闽粤洋面)三支海军，后因财力不足，又决定“先于北洋创办水师一军，俟力渐充，由一化三。”(《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2册、第387页)1879年11月至1881年9、10月，李鸿章从英国订购的6艘炮舰和2艘巡洋舰，先后驶回；加上原有的练船，运输等船，北洋已拥有14艘舰只，李鸿章便奏请以提督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
1894年，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反对在完成海军建设和沿海防务计划以前同法国开战。他认为“彼之军械强于我，技术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卷第13页)因此，他在中法正式宣战以前就竭力主张以谈判促解决。同年5月，他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趁越南前线稍有失利，即在天津同法国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引起举国上下强烈的反对。8月23日，法国海军舰队突然向停泊在马尾港内的福建海军发动攻击，击沈11艘兵船，并击毁了马尾造船厂。26日，清廷被迫同法国正式宣战。法国虽然海战获胜，但陆战却接连失败。1885年3月，又在镇南关(今友谊关)被冯子材打得大败，清军接连收复凉山等重镇。但清军陆战的胜利，却成了慈禧进行乞和活动的资本，她密令总税务司赫德的代理人金登干在巴黎同法国进行和谈。这时，李鸿章也迫不及待地提出：“当凉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要求。”(《中法战争》资料丛刊，第1册，第26页)于是，金登干就以清政府的名义同法国政府签订了停战草约。6月9日，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在天津订立正式条约，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给法国在广西、云南通商以特殊权益，以后中国如在这两省修造铁路，要同法国人商办。
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主要是慈禧和李鸿章的妥协政策造成的。战后，清廷于6月21日发布谕旨：“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2册，第565页)清廷要“大治水师刀，就当时财力而言，只能是使北洋海军尽快成军，这当然是李鸿章所期望的。所以，他立即表示赞同，并誉之“洵为救时急务”。10月，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以醇亲王奕澴总理海军事务，庆郡王奕匡及李鸿章为会办。李鸿章利用海军衙门整顿海防的名义，把北洋海军的建设推进到成军的阶段。
北洋海军在成军阶段，主要是增加质量较高的新舰。自1885年以后，北洋舰队共购进新舰艇13只，其中包括在此以前订造，于1885年驶括中国的定远、镇远、济远(巡洋舰)3铁舰，以及新订造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4艘巡洋舰和6艘鱼雷艇。至1888年9月，北洋舰队共拥有大小军舰25艘，终于正式成军了。
李鸿章筹组舰队的同时，对海军基址曾进行过多次勘察，最后选定了旅顺和威海卫。他说：“综览北洋海岸，水师扼要之所，惟旅顺口，威海卫两处，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第1卷，第16页)但因威海卫工巨费繁，故决定先经营旅顺，建设船坞及海岸炮台，作为战舰收宿之地，并兼蔽奉省和保卫京畿。旅顺基地工程从1880年开始，先后在海岸修筑炮台，同时疏溶口门，船澳以浚深海港，进而修筑船坞，到1890年10月全部竣工，成为当时远东一流的近代海军基地。
威海卫基地工程从1887年才全面展开，其设计建造更具近代化、大型化的特点。整个威海炮台群，共配置大小炮位127门，各炮台相互依托，火力交叉，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刘公岛，日岛还分别建造了地阱炮，敌至则升炮击之，燃炮之后炮身即徐徐而降，复还阱中。
旅顺、威海基地相继建成，威海卫即为北洋舰队的永久驻泊地，旅顺则为北洋舰队修治舰只之所。威海、旅顺基地的建成，李鸿章所谓天津以旅顺、烟台(后改为威海)为“锁钥”的海防设想，终于得到实现。
在海军和海军基地建立的同时，海军的各种后勤保障机构也相应地建立起来。另外，李鸿章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他说：“水师为海防急务，人才为水师根本，而学生又为人才之所自出”，“查泰西各国水师强盛，皆以学堂为根基。”(《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52卷第7页)继1880年创办天津水师学堂之后，1890年又在刘公岛成立威海水师学堂。为了培养急需的水雷、驾驶、管轮、枪炮等专门人才，还先后办有大沽水雷学堂、旅顺鱼雷驾驶学堂、管轮学堂、水雷学堂、威海枪炮学堂、水雷学堂、山海关武备公所等。此外，于1885年还办了一所天津武备学堂，培养能通晓西法的淮军中下级军官。所有这些学堂，不仅为海陆军培养了一批近代军事人才和技术人才，而且也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从1875年至1894年，李鸿章花了近20年时间筹办海防和组建海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今之所以创办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2册，第338页)日本是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侵略性。1885年，日本制订的10年扩军计划于1892年提前完成。1893年成立战时大本营，做好了武力吞并朝鲜进而同中国作战的准备。
1894年4月，朝鲜南部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6月4日，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统兵5营2500人进驻牙山，会同朝鲜政府镇压“东学党”起义。这时，日本政府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命第五师团进入朝鲜，占领汉城。李鸿章以“韩乱”已乎息，向日本提出中日共同撤兵。日本非但不允，反而继续增兵。李鸿章无法，只好一面电告中国驻朝军队：“日内外俱备，我备未齐，不宜先露兵机”(《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16卷第7页)；一面紧张地进行外交活动，幻想依靠俄，美等国出面“调停”，促日本撤兵，结果宣告失败。
中日军队在朝鲜对峙，战争一触即发。7月10日，叶志超向李鸿章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增援备战，中策自动撤兵，下策坐守绝地。7月12日，李鸿章建议清廷采取叶志超的中策，拟自动撤兵。但“亲政"不久的光绪帝不同意李的建议，决定采取叶志超的上策，并于7月14日谕令李鸿章速派大军入朝备战。李鸿章奉旨后，感到真i有将无帅，恐致偾事”(《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16卷第19页)，态度十分犹豫。光绪帝对此十分恼火，于7月16日下谕责令李鸿章“断不可意存畏葸”，“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4卷第35页)李鸿章只好匆忙部署进军朝鲜，由天津、旅顺、奉天等地调兵1.4万余人，取道辽东过鸭绿江进军平壤，另由天津抽调2000余人，取海道进援牙山。7月25日，日舰在丰岛附近海面偷袭中国护航的海军舰只，不宣而战。8月1日，中日两国政府正式宣战，甲午战争遂全面爆发。
早在宣战之前，日本战时大本营已制定好侵略中国的战略方针：即以主力在渤海湾登陆，于直隶平原同清军主力决战，夺取北京。其具体作战计划，拟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令第五师团侵入朝鲜牵制清军，派日本联合舰队寻机与北洋海军决战，以获得黄海及渤海的制海权，如上述目的达到，即将主力渡至渤海湾一带登陆，实施第二期在直隶平原决战，夺取北京。
清军方面，事先并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直到正式宣战时，清廷才在宣战诏书中提出了一个海守陆攻的战略方针：“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6卷第2—3页)根据这一方针，决定再增调陆军赴朝，在乎壤集中后南下，驱逐在朝日军，海军各舰队则分守各自防区内的海口，北洋舰队即游弋于黄海北部，扼守渤海门户，并策应入朝清军。
不久，日军得知大批清军将于平壤集中南下，决定命第三师团赴朝，与已陆续进入朝鲜的第五师团合编为第一军，北攻平壤，先占领朝鲜全境，作为进攻中国的桥头堡，令日本联合舰队“从海上应援陆军，使其完成进击平壤之功。”(《中日战争》资料丛刊，第1册，第239页)
丰岛海战以前，李鸿章对仁川，大同江口十分重视，他曾批评丁汝昌说：“诸舰派仁、牙两旬，竟不敢分一船往大同江”，“大同江是我将来进兵要口，既往巡，即须在彼妥酌布置，备护陆军。”(《中日战争》资料丛刊，第四册，第260页)在往牙山运兵时，李鸿章又电令丁汝昌：“必须兵船五只护送，即留该兵船守江口，以便盛军续往。”(《中日战争》资料丛刊，第四册，第262页)但在丰岛海战以后，李鸿章慑于日本舰队的威力，却主动将舰船撤回，即使丁汝昌率舰队往巡，也总要告诫他“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中日战争》资料丛刊，第四册，第265页)8月6日，清廷因牙山清军已经溃退，预料日军必将北攻平壤，电谕李鸿章：“大同江口为平壤运路，关系紧要，应令海军各艘梭巡固守，遇有倭船前来，即行奋击，不得稍有疏失。”(《中日战争》资料丛刊，第三册，第23页)李鸿章只好令丁汝昌率舰队往巡，但要求他：“兵船赴大同江，遇敌船势将接仗，无论胜负，不必再往鸭绿江口，恐日本大队船尾追入北洋，妥慎防之。”(《中日战争》资料丛刊，第4册第269页)8月10日，日本海军驶至威海、旅顺港口外佯动。清廷大为惊骇，于8月23日电谕丁汝昌：“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闯入，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中日战争》资料丛刊，第3册，第51页)此后，北洋舰队再未远巡，拱手将仁川、大同江口的制海权让给了日本。
丁汝昌受李鸿章“保全坚船”的束缚，多次出巡无功，受到朝野的攻击。光绪帝遂于8月26日将丁汝昌革职，但仍“戴罪自效"。为此，李鸿章上奏为丁汝昌辩护，并乘机正式提出“保船制敌”的作战方针。他认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是以“不得不求保船制敌之方”，即“不必定与拚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78卷第52页)
由于北洋海军退守“北洋各口”，不出渤海一步，日本海军遂得以从海上顺利地应援侵朝陆军，并寻机与北洋海军决战。9月2日，日军第五师团及第三师团之一部约1．5万人，分兵四路向平壤进军。9月15日晨，日军发动总攻，尽管有左宝贵等少数爱国将士拼死拒敌，但叶志超贪生怕死，一经接仗，就想弃城逃跑，致使军心大乱。当晚平壤即为日军攻占。之后，清军退过鸭绿江，日军遂占领了朝鲜全境。
在平壤战争前夕，李鸿章为了及时增援平壤，决定将驻大连一带的淮军8营4000人由海道运至大东沟，再由陆路赴朝，并命丁汝昌率舰队护航。9月15日夜半，丁汝昌率大小舰艇18艘护送5艘运兵船，从大连出发(时尚不知平壤已陷)，于16日中午抵达大东沟。土7日近中午时，北洋舰队准备起锚返航，突见日本舰队从西南海面迎面驶来。丁汝昌立即下令迎战。日舰利用其速率快，炮位多的优点，避开北洋舰队定远，镇远两主力舰，绕向其侧后，以左右舷炮轰击北洋舰队两侧小舰，而以首炮狂轰定远、镇远两舰之背，致使北洋舰队队形大乱，陷于被动。在混战中，济远、广甲两舰相继脱逃，其余各舰仍奋勇还击。志远号和经远号受重创后在管带邓世昌和林永升指挥下，奋力冲向敌舰，直至中鱼雷沉没。双方接仗5小时，日本舰队首先撤离(参见黄海海战)。是役，北洋舰队致远、经远、超勇被击沈，扬威、广甲自毁，另有6艘受伤，死伤官兵千余人。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号等5艘受重创，死伤官兵600余人。
在黄海大战中，北洋舰队的损失虽大于日方，但仍拥有一定的实力。李鸿章因战舰受到损失，大发牢骚，说“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并再次强调“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78卷，第61、62页)李鸿章的情绪自然要影响到丁汝昌，嗣后丁汝昌不敢再战，致使日本海军基本上掌握了黄海制海权。
黄海战后，日本战时大本营为了首先侵入辽东半岛，夺取旅顺、大连，便令第一军打过鸭绿江，入侵辽宁，威胁“陵寝”(指沈阳。沈阳是清入关前的旧京，为努尔哈赤、皇太极陵墓所在)，以牵制正面清军，掩护第二军于辽东半岛进行登陆作战。
在清军方面，为了阻遏日军向中国本土进攻，已由海守陆攻转变为全面防御。但即使进行单纯防御，清廷也未能把敌人的主攻方向弄清楚，对敌人重点进攻的辽东半岛的防御力量，非但未予加强，反而不断把守军调赴他处，这就给日军在这里进行登陆作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0月24日，日第一军首先在鸭绿江发起进攻。同一天，第二军在日本海军护航下，也开始在花园口登陆。10月底，当登陆日军缓慢向前推进之际，丁汝昌率舰队由威海抵达旅顺，但未敢前往日军登陆地点进行任何必要的袭击。11月7日，登陆日军分路进攻大连，由于驻守大连炮台的清军先一日已经溃逃，日军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大连湾。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大连失守的当天，慈禧竟不顾前线军情紧急，若无其事地在北京颐和园庆祝她的60大寿。而丁汝昌也在这一天，借口“旅顺后路警急，各船在口内，水道狭隘，不能展动为力，有损无益”(《中日战争》，第3册，第195—196页)，率舰队返回威海。这时，李鸿章却十分著急，其原因有二：一是在大连失守的前一天，光绪帝曾要他命北洋舰队“往皮子窝雕剿”，而丁汝昌反“仓皇出走，恐干重咎”(《中日战争》，第4册，第296页)，二是旅顺毕竟是战略要地，耽
心“若旅失，则大局危”(《中日战争》，第4册，第295页)。正是基于这样的心情，他严斥丁汝昌说：“寇在门庭，汝岂能避处威海，坐视溃裂?速带六船来沽，面商往旅拚战，渡兵、运粮械接济，成败利钝，姑不暇计，尽力为之而已。”(《中日战争》，第4册，第297页)11月11日，丁汝昌奉命率舰队到天津会见李鸿章后，于11月12日下午率舰队开赴旅顺，稍事游弋，13日晚即离旅折回威海。22日，旅顺即为日军攻占。在日军进攻旅大的同时，业已突破鸭绿江防线的日第二军继续向纵深发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两路日军即攻占了辽东半岛的大部分要地。
日军攻占旅大之后，随即任命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统第二师团及第六师团之第十一旅团准备进行威海之战，并决定选择在清军防御薄弱的荣成湾登陆，从侧后夺取威海卫。
在清军方面，因辽东半岛溃败，清廷责怪李鸿章“调度乖方，救援不力”，下诏“革职留任”，并令其亲赴大沽、北塘等处“周历巡阅，严密布置”，(《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24卷，第31页)以防日军直逼京畿。与此同时，“调兵多往顾辽沈”。(《中日战争》第1册，第157页)原来，清廷判断，日军攻占旅大之后，必并力攻取奉天，进逼山海关，并从渤海湾登陆，会攻北京。所以，兵力部署仍专注北京、沈阳。结果，敌人兵锋未到的京畿大兵云集，近10万之众，而敌人重点进攻的山东半岛的兵力却严重不足，不到2万人。
鉴于威海后路空虚，威海守将戴宗骞请求李鸿章采取“虽布近局，仍扼外险，宁力战图存，勿坐以待困”(《中日战争》第4册，第304、305页)的战守之策。但李鸿章仍坚持单纯防御方针，责令陆军“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海军“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中日战争》第4册，第303页)这一来，陆岸守军只好坐等敌人来攻，海军舰只则被降为要塞的活动炮台或辅助炮台，完全失去了舰队所具有的机动性能。
1895年1月20日，日军2万多人于成山角登陆，防守荣成的4营清军一触即溃。23日，李鸿章见事不妙，指示丁汝昌“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持，不如出海拼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往烟台。”(《中日战争》第4册，第316页)但丁汝昌却回电说：“海军如败，万无退烟台之理，唯有船没人尽而已。”(《中日战争》第4册，第316页)30日，敌海陆军会攻南帮炮台，守将刘超佩畏敌败逃，士兵各自为战，最后仅剩七、八百人突出重围。南帮炮台失守，北帮炮台守军一哄而散。丁汝昌见状，急命舰队将炮台轰毁，以免资敌。2月1日，北帮炮台为日军所占，威海陆上据点尽失。日军既占南帮炮台，就用炮台大炮对停泊港内的北洋舰队终日轰击，日海军则在口外实行封锁。
5日、6日，日鱼雷艇趁夜黑偷入东口，定远、来远、威远、宝筏等舰相继被攻毁。7日，北洋12艘鱼雷艇溃逃，遭日舰追击，全部被俘。是时，在北洋舰队服务的洋员马格禄、浩威之流，唆使清军部分民族败类鸣枪过市，公开要求投降。9日，靖远舰又被敌军击沈。10日，丁汝昌下令沉船，由于洋员的反对，无人执行。11日，丁汝昌得知陆援已绝，随即召集诸将开会，研究突围，但各将反抗命令，自行散去，并唆使弁兵迫丁汝昌投降。丁汝昌服毒自杀。12日，洋员浩威假托丁汝昌名义起草降书，送交日军统帅乞降。于是，北洋舰队尚存的10艘舰船及刘公岛各炮台军资器械，全部为日军所掳。李鸿章经营十几年的北洋海军，就这样全军覆没了。
威海卫失陷和北洋舰队覆没后，慈禧决心议和投降。2月13日，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同日商订“和约”。李鸿章奉命自津赴京请训，由于同朝廷磋商日本提出的割地问题，以致迁延未果成行。日本政府见李鸿章姗姗其行，又发动了辽河攻势，连陷牛庄、营口、田庄台等辽河两岸重地，关内震动，京津告急。慈禧决定给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令其斟酌重轻，与倭磋商定议。”(王芸芝：《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259页)3月13日，李鸿章赴日本议和，4月13日，在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上签了字。条约规定：中国承认日本控制朝鲜，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赔偿军费2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建立工厂，装运进口机器，其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享受与进口货物一样优待的权利。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举国上下纷纷谴责李鸿章的卖国罪行。这时，“帝党”也乘机把战败乞和的责任都推到李鸿章的身上，并要求改议。但他们并不比李鸿章“高明”多少，只不过是想用“重酬”英、俄的办法，以阻遏日本而已。
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被解除了担任长达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8月，清廷命他留京入阁办事。
这个时候，中国已面临著被世界列强肢解和瓜分的严重危机。对中国下手最快的是沙皇俄国。俄国因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割取了辽东半岛，触犯了它准备要抢占的地方，便联合法国、德国出面干涉。日本不敢与俄、法、德相抗，只好同意让出已经到了嘴边的肥肉，但从中国获得了3000万两“赎回”辽东半岛的银子。这样，在清政府的眼中，俄国简直成了“救星”。为了报答这个“救星”，清廷决定派李鸿章为头等专使到俄国参加俄皇的加冕典礼，同时派他赴英、法、德、美等国进行访问。1896年3月，李鸿章奉命赴俄，5月参加俄皇加冕典礼，沙俄就利用这个机会与李鸿章商谈两国定约之事。6月初，李鸿章获得清廷许可，与俄国签订了一个密约，同意俄国修筑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岁。10月，李鸿章访问欧美几国回来后，清廷即命他同奕诉、张荫桓一起负责总理衙门事务。1898年3月，李鸿章，张荫桓又与俄国签定了一个《旅大租地条约》，使俄国不仅霸占了旅大，而且还获得了修筑“南满铁路”的权力。这样，清政府花了巨额银子赎回的辽东半岛，很快就落到了俄国的控制之下。
俄国控制了中国东北地区后，又想把它的一只脚伸到长江流域。同年6月，在李鸿章的主持下，把芦汉铁路(从芦沟桥至汉口)的建造权交给了俄法集团。结果触犯了英国在华中的势力范围，英国公使窦纳乐到总理衙门大吵大闹，要索山海关——牛庄等五条铁路的建造权，以对抗俄法集团控制芦汉铁路。为此，英国还调动丁军舰到大沽口进行军事威胁。“慈禧太后闻有英师，大惧，即日逐李鸿章出总署，悉许窦纳乐所请，英人始欲兵退。”(胡思敬：《戊戌履霜录》第2卷，第16页)9月7日李鸿章被调离总理衙门，正是光绪帝进行“百日维新”的时候。但这次变法运动，很快就被慈禧发动政变镇压下去。1899年底，慈禧命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目的是要他到广东充当镇压维新派首领康、梁余党的工具。
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借口清政府“排外”，又发动了一场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八国联合侵华的战争(参这次战争中，首当其冲的仍为李鸿章所部淮军。甲午战争以后，淮军经过裁汰，至八国联军之役前，驻防北洋者尚有50营，其中聂士成所部30营(已编为武卫前军)为防守天津正面之师，其余20营为左右两翼，左翼10营分守山海关，北塘等地，右翼10营分守大沽炮台及天津沿海。6月中旬，大沽之战，右翼统将罗荣光及韩照琦败溃。7月上旬，防守天津正面的武卫前军统领聂士成阵亡，天津不守，联军遂得以长驱直入。8月17日，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城。这次战役，淮军精锐丧失殆尽，余者已无足轻重。
先是，在大沽陷落的时候，清廷即命李鸿章迅速从广州赴京，目的是想靠他联络各国，以缓和局势。李鸿章因当时清廷对义和团采取“招抚”政策，恐北上事不可为，遂借故留在广州，并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搞“东南互保”。7月8日，清廷命李鸿章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催促他迅速北上。7月16日，李鸿章离开广州，先到上海，等待北方局势的变化。当侵略军由天津向北京推进的时候，清廷于8月7日即正式任命他为“全权议和大臣”。北京陷落以后，正在向山西太原逃亡的朝廷又下令，“全权大臣李鸿章，著准其便宜行事，将应办事宜，迅速办理，朕不为遥制”。(《义和团运动》资料丛刊，第4册，第43页)这样，向占领首都的侵略者们求情乞和的任务又落到了李鸿章的肩上。
9月18日，李鸿章到达天津北洋大臣任所，10月11日到达北京，随即会同庆亲王奕匡向联军卑屈求和。12月24日，各列强向清政府提出了“议和大纲十二条”，李鸿章等即将侵略者所拟“条款”电告业已逃至西安的慈禧。慈禧见条款上没有把她做为祸首惩办，如获大赦，随即电复李鸿章等，表示“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53页)1901年9月7日，李鸿章等代表清政府同11国在北京正式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在政治上，清政府负责惩办主张抵抗的大臣与官吏，并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会社，“违者皆斩”，官吏对此镇压不力者，“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在军事上，清政府允许各国在使馆区驻军，由各国自行防守管理，从北京到山海关沿铁路线重要地区亦由外国派兵驻守，并拆毁大沽炮台，在经济上，清政府赔偿军费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分29年还清，连本带息共九亿五千万两。这个条约，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国家主权几丧失殆尽，清朝统治者已成为列强各国统治中国人民的驯服工具。李鸿章在签署了这个条约后两个月(11月7日)病死，结束了他的一生 |
